为浙江省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复制链接]

12次见到毛主席的老一辈---贺修贤---中共中央九大代表，忠诚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安羽同志和朱之光同志，都是浙江省的老革命。是左旋的老上级，好朋友，好同志。只是左旋比较保守，不愿意由于左字连累老一辈，而一直低调，不去打扰老一辈，没有寻找老一辈任何帮助。
1990年时，夏天，浙江省政协开会，浙江省教委的石梅同志，由于帮助左旋做了一点小事情，被检察院和审计局叫去训话，以为她经济上不干净。
石梅也急了，快件
电话、电报，叫左旋的人赶快回来。
于是，盛夏，左旋的人赶回杭州，直奔省体委、教委、法院、税务局、卫生局、公安、科委等十大部门，声明，石梅没有事情，资金是我们资金劳动创造的，我们叫石梅存入一个账户，她没有占一分钱，与她无关。
法院等，承认，不存在任何问题。
为此，左旋的人寻找了司法厅刘乃雄厅长（原杭州大学老师），浙江省检察院吴检察长和耿小平，是左旋的朋友，也是石梅的朋友，但是，决不连累他们，就是不找熟人。


当时，浙江省政协在杭州西子饭店（宾馆）开会，左旋的人直奔西子宾馆，找到朱之光政协副主席，汇报了工作。
朱之光老前辈，很一正义感，还表扬了左旋的人，敢于主持公道，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劳动创造。“你们真不容易，不要国家一分钱，还不断创造发展。”


后来，张震寰同志到杭州时，也表扬了左旋事业。
左旋至始至终，没有找老一辈去赚钱，去谋求私利，当时，北京的张岫同志，当时，国家人大、一批部长，老同志，都是左旋的好朋友，老上级。张岫同志，还专门介绍了北京的部长们，并告知左旋，从李鹏到65个部长，（还有一个部长稍微不熟悉），只要有需要的事情，他都可以帮助获得支持。因为，当时左旋事业是海南省海宇研究院成员。


但是，左旋不指望外力帮助，只是认真科研、不断深入、勇往直前，去探索研究，去开拓新的科技领域。


（注：不要小看了左旋的科研成果，当世界，当人类处于危险时刻，人类就会真正认识左旋，才会觉悟左旋对好人有多重要，才会认识到左旋是什么样的科学？！）

--------
陈安羽，1922年3月出生于浙江定海。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4月后，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机关党组书记，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4年1月离休。

2015年1月7日，陈安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陈安羽

出生日期1922年3月

逝世日期2015年1月 籍贯浙江定海(今舟山)

人物生平
1922年3月12日出生于浙江定海。

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任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员、政治教育干事、宣教干事。

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被俘，1941年1月至12月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当年12月越狱。

1942年10月回到苏北新四军后，历任抗大华中总分校、九分校政治教育干事、干部教员，中共苏中区东台县委敌工站站长、兴化县委敌工部部长，苏中区委敌工委秘书，党校一队学员、组长，城工部秘书，武工大队大队长兼南通城工委政委、书记，独立一旅三团营教导员、政治部科长;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秘书、后方留守机关秘书兼组织科长。

1947年10月起，历任华东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教导员、大队党委书记，三野先遣纵队干部队支委，合肥军管会社会部部务委员兼侦察科长。1949年5月起，历任杭州军管会政务部办公室主任、杭州电气公司军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巡视组组长;9月后，历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宁波地委委员兼秘书长、城工委书记。

1952年1月起，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和迫害。

1972年7月起，历任中共浙江省委杭钢工作组组长，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5月起，历任省计委副书记、副主任。

1978年1月起，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先后兼省计委主任、书记和杭州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1981年6月，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政协主席。1982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83年4月后，历任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机关党组书记，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4年2月离职休养。

2015年1月7日下午16时5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1]

2015年1月11日，陈安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举行。[2]

(党的十二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五、六、七、八、九、十届省人大代表。)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陈安羽同志青少年时期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后，在军教导总队刻苦学习政治党建理论和军事战术，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突围中，陈安羽同志粮尽弹绝，右肩受伤骨折被俘。在狱中，他信念坚定，组织战友开展公开或秘密的斗争，巧妙同敌人进行周旋，后成功越狱。越狱后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辗转，在十分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积极寻找党组织，后通过党的秘密交通关系，于1942年10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在苏中区、苏皖边区工作期间，先后在东台、兴化、南通等地从事抗战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政策，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培养干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入伍，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对敌斗争成绩显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安羽同志留守苏皖边区，认真开展部队的组织、宣传、保卫等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深入了解敌情，宣传党的政策，很快适应新的工作任务，为苏皖边区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浙江解放后，陈安羽同志先在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巡视组工作，后奉调到余姚县、宁波地委工作，他一方面组织领导当地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稳定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恢复工农业生产，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1月调到省级机关，主持省委办公厅日常工作，作风深入，办事严谨，重视调研，为省委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安羽同志因反对造反夺权，被批斗挨打，受迫害较深，后被诬陷为"叛徒"，受非法审查。虽然两次被打倒，但他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说违心话，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1972年7月恢复工作后，在省计委、省革委会和杭州市担任领导期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工作精力，围绕省委中心工作，着手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落实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全省和杭州市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3年4月起，先后主持和负责六、七两届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与全面工作，着重抓好地方立法工作，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牵头制订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对加强我省的民主法制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动普法教育，主抓县以上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培训，组织代表视察，使宪法、法律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在全省得到较好实施;推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讨论重要议题，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报告，作出决议决定，大胆监督，在发挥人大作用方面勇于实践和探索。积极开展议会外交，接待多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和多批国外友好人士来访，增进了与外国议会和人民的交往和友谊。

陈安羽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思想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机智果敢，不畏艰险。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任劳任怨。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公道正派，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淡泊名利，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地位，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操。

陈安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坚强党性、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与敬重。

江华
开饭了：舌尖下的革命中国，1950-1960

2017-01-24 09:33 | 界面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 [url=]扫描到手机[/url]
分享

缩小
放大



核心提示：猪，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这种动物慵懒、肥胖，只会在泥淖中蠢笨蠕动，它最可爱的形象就是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盘子里。但几乎没有那种动物比猪更为和人亲近。[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p][p=null, 2, left]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p][p=null, 2, left]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p][p=null, 2, left]鹅养养了，就变成了羊，[/p][p=null, 2, left]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p][p=null, 2, left]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啦，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啦。[/p][p=null, 2, left]——活着[/p][p=null, 2, left]慈祥顺着她的花白的头发一直梳进她的皱纹里。但当她拈起筷子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额头上刹那间沟渠纵横，蛇一般的青筋蜿蜒在太阳穴的两侧，鼻翕耸动，仿佛周围的空气都难以填满一般。筷子像鹭鸶的长嘴一样一次次的伸进她面前快要溢出来的肉碗里，将沐浴在肥油中的五花肉迅速叼起来，精准地填进嘴里。坐在她的对面，目光追随着这块巨大的五花肉通过她残缺不全的门牙，一直深入黑洞洞的喉咙里，你似乎能够看到她的小舌在愉悦的抖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肉食心奋不已。[/p][p=null, 2, left]吃饭，对王桂珍来说，更像是一种虔诚的信仰，或是一种神秘的仪式，用来激起她年近七十的身体里涌动的那些许的活力。当你看着她枯瘠的喉咙随着食物的下咽而欢快的上下起伏时，当你看着她眼中那种夹杂着专注和欣喜的难以言喻的光芒，当你听着咀嚼食物的声音如此刺耳地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老城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传出来时，你很难不相信这是一种神迹。[/p][p=null, 2, left]在这间小屋子里，神迹处处闪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画像一起被悬挂在一面墙壁上，共同接受冉冉升起的檀香和供盘里点心瓜果的供奉。而在它的对面，一幅巨大的年画占据了墙壁的三分之二。画面上，一个看起来不足三岁的胖娃娃在咧嘴微笑，而他微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奇珍异宝聚拢在他的身旁——除了珍珠、元宝等等千年以来就惹人垂涎的珍宝外，在一个古雅的香炉中，还盛放着一叠叠印着毛泽东头像的百元大钞，而被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的，是一条大得令人吃惊的红色鲤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象征着永不匮乏的食物（连年有余）。[/p][p=null, 2, left]如果不是王桂珍身边环绕着几位穿着入时的孙辈，置身其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之感。其中一个年轻人在吃饭时将一块肉掉在了桌上，这一不经意的举动深深的冒犯了王桂珍的时空，她将筷子从肉碗里战略性地撤退出来，将桌上的肉夹起，戳进表情错愕的年轻人的碗里：[/p][p=null, 2, left]“把它吃了！”[/p][p=null, 2, left]1、活着[/p][p=null, 2, left]愤怒与错愕的表情在饭桌上凝成了一种沉寂的气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王桂珍愤怒的原因，在当代中国年轻的一代看来，王桂珍的行为不过是重复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古老道德训诫——珍惜粮食。食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物质资料。当然，通过请客的排场和付账时的大方来夸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又另当别论。[/p][p=null, 2, left]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食物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众多观众的口涎中迅速蹿红，年轻一代正是热捧这部纪录片的主力军。在年轻人看来，《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道华丽的视觉盛宴，全国各地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轮番让眼睛品尝，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秀色可餐。当然，它也是一个丰饶的寓言，无论是陕西黄土坡上的农民，还是云南深林中的山民，每一个脸上都显露出饱足的神色，似乎食物总是俯拾皆是，取之不尽。[/p][p=null, 2, left]王桂珍也看过这部纪录片，但和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很难引起她的共鸣。[/p][p=null, 2, left]“里面那些吃食，除了那个黄馍馍，简直想都不敢想。”“不就是个蘑菇吗？一下雨树底下一大片，怎么卖得这么贵？”“为了个吃，折腾这么半天……”[/p][p=null, 2, left]王桂珍的“批判”，与其说是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不如说是对食物的一种固执的情感。吃饭，对王桂珍和她们那一代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活着”。[/p][p=null, 2, left]“活着”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情感的主题，对王桂珍和她的同龄人来说，尤为如此。王桂珍出生于1945年，这是一个推断出的年份，按照王桂珍自己的表述，她是“抗战胜利”的那年（有时也被表述为“打跑日本鬼子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然时间似乎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流放了，留下的真空被一系列的“政治时间”所填补。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被用作时间的刻度。就像1945年被替换为“抗战胜利”的那年一样，“解放”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1949年10月1日之前和之后被简单的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从1950-1960年被划分为“刚解放那会儿（解放初）”、“镇反”、“反右”、“大跃进”和“节粮度荒”时期。国、家、人就以这种微妙的方式被联接在了一起，政治形势的每一次变动都嵌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p][p=null, 2, left]只有理解了这种时间观念，才能理解王桂珍们的“活着”的意义。“解放前”是一段艰难活着的岁月，被称为“旧社会”，很多时候还要加上“万恶的”这三个字来进行修饰。在“万恶的旧社会”，贫苦大众饱受资本家、地主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无翻身之日，唯一的光明和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王桂珍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1949年时她不过四岁，但少小年纪已经体会到黎明前黑暗的时刻。王桂珍清晰地记得在解放军攻进北京前的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亲开门时是如何被一具“倒伏”吓到，急急忙忙地捂住王桂珍的眼睛，将她领进屋子，但是透过母亲的指缝，她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灰色、臃肿的怪物趴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从一个勉强可以称作袖子的窟窿里伸出几根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这个说不上骇人的景象永远的刻在了王桂珍的脑子里，以致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发现吃的杂合面馒头中夹着灰色的败絮时，她把嘴里的食物全吐了出来，当然也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p][p=null, 2, left]在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平面粉价格上涨了4500倍。货币变得一钱不值。已有五十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或是去了解放区，或是到北方避难。工业生产已经基本停顿。基本原因是由于围困造成的粮食短缺，一个工人每月配给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天。许多人不得不吃过去用作家畜饲料或肥料的豆饼充饥。可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最终使成年人患上夜盲症，孩子永久的失明，有时甚至导致眼球破裂。[/p][p=null, 2, left]北平最终和平解放，但在上海的张璧如却从食物中嗅到了迫近的战火气息。她那年已经十岁，却像成人一般学会了同飞速上涨的米价进行赛跑。同时还要躲避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在弄堂里大肆劫掠。“我父母之所以让我去抢购，是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身体小，很容易从人堆里钻过去。”但她的父母显然没有想到，人小也意味着力气小，同样也容易被周围的大人挤出来。有一次，她终于抢到了半袋面，兴冲冲地跑回家，却发现袋子不知何时被人捅了一个窟窿。当她沿着路回去找时，发现已经有好几个乞丐在争抢她洒在地上的米，其中一个最多只有五六岁大，但已经敢于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撕打。他一面扯着另一个乞丐的头发，一面将混着泥水的生米连续不断地揉进嘴里。[/p][p=null, 2, left]“饿得半死的市民爬行穿过围城的铁丝网为了得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一辆装有一些小市民囤积的五袋米的卡车，还没来得及启动，蜂拥而上的乞丐就已经把每个米袋子都捅漏，并用他们的帽子、口袋和双手把米抢走了。”这样的消息每天都充斥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邪恶的罪行随着肚子的空虚感节节上升，饥饿正在将整座城市赶往地狱的前栈，而从农村逃难的人群仍在络绎不绝的涌入城市寻找活路。[/p][p=null, 2, left]人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忠顺被饥饿完全榨干了，在荒凉年景和炮火声中怀着恐惧和企盼期待着救星的到来。1949年5月25日早晨，上海，多日以来的枪炮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军队行进的步伐和街头大喇叭里响起的欢乐的歌声，饱受军队惊吓的上海市民以为这将又是一群粗暴、疲惫、一触即怒的士兵，胯间晃着手枪，腰间悬着手雷，就像连日来广播中所反复宣讲的那样，将会抢走并杀害所有的富人并实行屠城。但实际上，他们见到的是一群整齐挺拔的年轻共产党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抢劫、掠夺食物，甚至不会从居民手里接过一杯水。[/p][p=null, 2, left]人们起先认为这些共产党人难以接触，但很快发现他们平易近人。而最令人感动的则是他们的简朴的生活和他们粗糙的饮食：[/p][p=null, 2, left]他很俭省的生活，在食堂吃饭，依级别分为低、中、高三种伙食标准，其中最好的仅比其他两种不那么艰苦些，主要由米饭、一点蔬菜、面条，偶尔有一点儿肉。他是一个由党供应衣食住行的穷人。[/p][p=null, 2, left]没有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来治理他们，规划他们的未来和生活。“解放初”的那些日子是王桂珍最兴奋的日子，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游行仪式在北京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者举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巨幅肖像，扭着秧歌——这一传统中国用以祈福丰收的舞蹈，穿过长安左门，进入空旷宁静的天安门广场，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欢腾和红色的海洋。[/p][p=null, 2, left]红色，这也是王桂珍印象中最深的颜色。而上海的张璧如则在观看了盛大的游行队伍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包括母亲最拿手的红烧肉。当她用筷子夹起这块淌着油的红色美味时，对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丝毫没有任何怀疑。[/p][p=null, 2, left]2、猪的寓言[/p][p=null, 2, left]“那些年，一年有几个日子一定要吃肉的。阳历年、春节、五一、十一、还有12月26日，你们小年轻的怕是都不知道了，这是主席的生日。”[/p][p=null, 2, left]王桂珍一面数一面屈下一个手指头。这里的肉，当然指的是猪肉。[/p][p=null, 2, left]很难说幸还是不幸——这要看对象是谁。猪，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这种动物慵懒、肥胖，只会在泥淖中蠢笨蠕动，它最可爱的形象就是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盘子里。但几乎没有那种动物比猪更为和人亲近。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最基本单位的家，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就是屋顶下（宀）养着一只猪（豕）。[/p][p=null, 2, left]猪也与国家兴亡和天下安危联系在一起，在君主用以治世的儒家典籍中，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准就是五十岁的人可以吃上猪肉——当然，同样也是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述，达官显贵们是无论何时都有资格享受各种肉食的，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肉食者”。如果一位“肉食者”愿意将自己对肉食的嗜好与平民百姓共同分享，那么他就是一位贤君明臣；反之，那些只顾自己享受块肉大餐而不恤民众生计的统治者则是昏庸之辈。[/p][p=null, 2, left]“肉票”，这种方不盈寸、印刷粗糙的纸片，连同一起发行的米票、粮票、布票、油票等等生活资料的票证共同展示了共产党与民同乐的决心和信心。共产主义的理论认为，正是因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地主资本家多吃多占，才使贫苦大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p][p=null, 2, left]这一点在1951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九课中《谁造成贫困与灾难？》中进行了生动的叙述。课文的作者力文、方堤以沉痛控诉的方式向学生描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而沅江王一华则“酒海肉山地尽情挥霍”甚至“连豢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与之相对的，是农民“终日辛勤劳动在土地上却得不到温饱，成年不断地吃碎米和野草。”强烈的对比很容易培养学生对这种不公不义的行为的仇恨，为了强化这一点，这一段内容还出现在1952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p][p=null, 2, left]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就是将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统规划一，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只有平均分配，才能避免旧社会多寡不均的现象再次出现，也只有平均分配，才会召唤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早日降临人间。[/p][p=null, 2, left]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个新乐园的最大特征，应该就是永不匮乏的食物。包括肥腴的猪肉。就像流行一时的歌谣所传唱的那样：[/p][p=null, 2, left]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p][p=null, 2, left]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p][p=null, 2, left]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农服穿不完；[/p][p=null, 2, left]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p][p=null, 2, left]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的主席钟德清对来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阐述了卫星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具体理想，这个公社因1958年的一个夏天收获四千多万斤粮食而蜚声全国：“说粮食，公社打的粮食自给吃不清；说猪肉，每人一年平均二百斤，怎么也吃不完。”欢乐的气氛像投入水池的石头一样激起一圈圈涟漪，向全国扩散。人民公社如雨后的蘑菇一样迅速生长起来，而公社的核心就是许诺将永远散发着肉香的公共食堂。每到吃饭时间，这些公共食堂的锅碗瓢盆便一齐奏响共产主义的颂歌。[/p][p=null, 2, left]“那时候，就连北京的胡同里都成立了公共食堂，一个月有好几次吃红烧肉”王桂珍很有些兴奋的说：“食堂大师傅会变着法的做，就像竞赛一样。没有人想过哪儿来的这么多肉。”[/p][p=null, 2, left]肉当然来自猪身上。1959年，这种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的动物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表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在这一年10月31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中将猪升为六畜之首，“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p][p=null, 2, left]此时的猪，已经被塑造为近乎神话般的形象，它既然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那么它的形象也应当在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中占据一席之地。人们用“肥猪拱门”来形容福气降临，用“肥猪满圈”来表示丰饶富足。民众对丰饶和幸福的想象创造出五十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山一样大的猪。为了加强效果，还会让一个绿豆大的人骑在它的背上。[/p][p=null, 2, left]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p][p=null, 2, left]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p][p=null, 2, left]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p][p=null, 2, left]就像歌谣里所传唱的那样，为了使美好的理想能够走下年画，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就必须像弗兰肯斯坦医生一样，敢于进行各式各样激进的实验。[/p][p=null, 2, left]其中一项实验得力于伟大的中苏友谊之下的文化交流。古怪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生，他不承认遗传学，而相信遗传特性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像水稻通过杂交培育优良品种一样，牲畜自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增产的需要。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建议农民将母猪与公牛杂交，以期宣传画中像牛一样大的猪可以变为现实。这个建议虽然充满善意的理想主义，但显然没有考虑到牛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猪的感情，许多牲畜因此致残。[/p][p=null, 2, left]最具黑色幽默效果也实行最广的计划可能就是“牛奶注射猪”这个古怪的实验。它诞生于“赶英超美”这个充满悖论的口号最流行的1958年。而这项计划的来源正是脱胎于报纸上刊载的一则美国奇闻：一个美国人，因为小时喝牛奶太急，冲进食管，导致甲状腺破裂，所以生长失控，年方三十，体重就已超过1400磅。吉林省的一位叫王德山的兽医这则奇闻启发下开始了他伟大的实验——往猪的甲状腺里注射牛奶。根据他的实验数据，这样处理的猪每天至少多长二斤肉。[/p][p=null, 2, left]在《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下，这个方法迅速在辽宁、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乃至四川、云南实施。捷报频传，猪增肥的斤数，从最初的二斤，到河北的二斤半，再到浙江的三斤，一路飙升到四川的四斤，而在有些公社里则报告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十斤。[/p][p=null, 2, left]理想的激情过后，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牛奶注射猪的实验在湖南仅仅实行两年，就成功地将60万头猪提前送入了天堂——当然，这还包括其它各种各样荒唐的原因。大规模的实验工程最终都如荒谬的黑色喜剧般草草收场。当帷幕落下，观众们惊讶的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残破萧索的舞台。无论是作为居于食物链高端的人，还是处在食物链低端的猪，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困难的现实。[/p][p=null, 2, left]尽管从生物学上讲，猪没有任何社会组织，但在恶劣的条件下，一种尊卑秩序还是被这些牲畜自发的建立起来。弱小者必须牺牲自己为强大的同类让道。猪在饿死前会展现出自然界最残忍的一面——同类相食，北京红星公社的牲畜死亡率达到45%，其中占死亡绝大多数的是那些羸弱的小猪，它们的死亡原因是成为了那些强大同类口中的食物。[/p][p=null, 2, left]弱肉强食这种动物的蛮性，再一次上升为人类的公理，这条公理最先侵蚀的就是家庭结构。当年只有八岁的丁巧儿因为母亲患了肾结石，而父亲病重在床，不得不代替家长去食堂打饭。没有人因为她仅仅是个孩子而对她有所怜惜。刘巧儿在大人的队伍里被推来搡去一个小时，才能打到一碗照得见人影的薄粥，作为全家的口粮。尽管为全家领饭的是巧儿，但她的父母还是会把她和妹妹的食物拿走给她的兄弟吃。在她的父母看来，女孩儿是可以舍弃的累赘，她们不能干活补贴家计、挣得工分又少，只能浪费家中口粮。[/p][p=null, 2, left]弱小者已经成为了家庭的负担，没有必要让他们继续浪费他人活下去的希望。在江浦，一个八岁的哑巴孩子因为总是偷吃父母和乡邻的东西而被家人活活扼死，而另一个叫王久常的人，则毫不犹豫地将分配给他八岁女儿的口粮夺走吃掉，导致他的亲身女儿活活饿毙。在湖南衡阳的一家敬老院，本应分配给老人的鸡蛋、药品和粮食克扣下来，敬老院的厨师冷漠对索要粮食的老人说：“给你们吃干什么？给猪吃还长块肉！”[/p][p=null, 2, left]而此时，猪已经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退回了年画当中，重新成为一个令人垂涎的神话形象。肉票仍然在按时发放，但票面上的面额却越来越小，从一市斤，下降到半市斤，再到二两，一两，甚至是半两。在上海，1953年平均每人消费肉20公斤，而1960年每人只发了4.5公斤肉票。即使如此，排在副食店门口购物大军队尾的人得到猪肉的机会仍然相当渺茫。猪肉偶尔在柜台上的现身成为了轰动全城的新闻，但鲜有人能一睹它诱人的芳颜。[/p][p=null, 2, left]张璧如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在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亲是如何弄来了这么大一块肉。“有巴掌那么大！”她苍老干瘦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她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肉，只记得母亲脸色灰白地让她和兄弟们把门关起来，拉上窗帘。红色的火焰不疾不徐地舔着砂锅的底部——家里的铁锅已经在大炼钢铁时上交充公了。随着酱色的汤开始翻滚起来，一股沁人心脾的肉香猛地掀开水面，像锥子一样刺进围在锅边儿的每个人的鼻腔里。端上桌的砂锅成了一个冒着热气的战场，五双筷子疯狂的地在里面扫荡，每一块肉都会引起一场筷子大战。[/p][p=null, 2, left]尽管喉舌慷慨悦纳了这丰腴的肉宴，但习惯了粗粝待遇的肠胃却难以招架这突如其来的华丽排场，呕吐声此起彼伏，屋子里一时弥漫着油腻的酸味，但没有人敢把门儿打开，把味道散出去。张璧如的母亲默默将将他们呕吐的秽物用碗盛了起来。那天的后半夜，从饥饿中醒来的张璧如看见母亲躲在厨房里，正在干呕，而那只盛着秽物的碗已经空了。[/p][p=null, 2, left]“从那以后，我的母亲再没吃过肉。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喝了‘戒肉汤’。”[/p][p=null, 2, left]第二天上学时，张璧如从她周围那些面露菜色的同事脸上察觉出一种奇怪的神色——每个人都像行注目礼一样死死盯着她嘴边那一层薄薄的油光。[/p][p=null, 2, left]“他们的样子就像是要把我吃了！”[/p][p=null, 2, left]3、吃相凶恶[/p][p=null, 2, left]“我回想三十多年的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莫言在他的自传性散文《吃相凶恶》中调侃的写道。将“吃相”和“凶恶”联接在一起，会使人莫名的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像面对一条豺狼一面讲述自己撕扯猎物的故事，一面炫耀自己的牙齿的硕大和锋利一样。[/p][p=null, 2, left]“因为生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在接下来，莫言回忆了他四五岁时，与全家十几口人一起开饭的情景。那是在1959年，每顿饭只有奶奶分给他和姐姐的一片发霉的薯干。每逢开饭，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就要“哭一场”，因为他总认为负责分配食物的奶奶偏心，将大一点的薯干给了姐姐。[/p][p=null, 2, left]（我）伸手把姐姐那片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夫人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一抢再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是双泪长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p][p=null, 2, left]一个母亲诅咒自己儿子的出生，一个孩子如饿狼般抢劫他人的食物。但没有人会苛责这一切。在饥饿的人中寻找家庭的辑睦和社会的和谐毫无疑问是徒劳的。没有人能够要求一个“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面也蠢蠢欲动”的饥饿儿童在面对大碗野菜汤的时候能保持一种文雅的吃相。[/p][p=null, 2, left]这种因为饥饿而产生的凶恶吃相甚至传染到了高级机关的大楼里，在外交部工作的资中筠在那些年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和自己的眼皮作斗争，长期的营养不良已经使她难以指挥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而她的脸上、腿上则因为浮肿一摁一个坑。饥饿使得这些对外代表国家形象的人在食物面前完全投降，参加对外招待会成了一项人人趋之若鹜的肥差，每当“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时，大家便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资中筠曾亲眼见到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p][p=null, 2, left]人们在获得食物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将自己完全交给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这种丛林法则从餐桌上一直蔓延到大街上，对食物地渴求使人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王桂珍第一次听到“节粮度荒”这个词是1960年，这年她十四岁，这个词给她带来的不是忧虑，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她把“节粮”听成了“劫粮”，而周遭的一切似乎又坐实了这种恐惧。那天，她仔仔细细地将从粮店抢购的半袋米藏在怀里，急急地往家走。路上每个人的眼睛都似乎在不怀好意地盯着她隆起的腹部，她越是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就越是感到如芒在背。[/p][p=null, 2, left]“真跟群狼似的。”王桂珍抬起头来，“当我快走到家门时，一个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儿，当时我也不回头看是谁，而是像我母亲告诉我的那样，用脚狠狠的向后踹了他一脚，然后头也不回的逃进家里。刚坐下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p][p=null, 2, left]抱着你死我活决心的王桂珍举着半把笤帚开了门，准备一开门就狠狠砸下去。但结果却发现是她倒霉的同班同学，捂着肚子站在门口。[/p][p=null, 2, left]这个喜剧般的结局却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笑出来：“我不得不将带回来的米分了一点给他赔不是，我想要是我不给，他一定会抢的。”[/p][p=null, 2, left]但对一个人来说，在那时，确实没有什么比怀揣着食物站在大街上更危险的事了。王桂珍的遭遇不过是个略带紧张的间奏，真正的狂奏曲几乎每天都在街头发生。那些街头上卖食物的小贩成了高危行业，他们时刻要守护自己手中比生命还要珍贵的粮食免受像苍蝇一样聚拢过来的饿鬼的骚扰。在无锡，上街卖油饼的小贩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盒子来保护他的油饼，这种盒子只有一个容两根手指伸进去的小口，只有小贩确定站在面前的是真正的买主，并且已经确凿无疑地将粮票和钱款握在手里时，才会将手指伸进去夹一片出来，而买主则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整张油饼填进嘴里，晚一步就有被抢走之虞。即使如此，有饿红眼的人还是会趁着小贩不注意抱起盒子就跑，全然不顾盒子的带子还缠着那个可怜小贩的脖子。[/p][p=null, 2, left]最具创造性的抢劫行为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切糕摊前。“一层粘面，一层芸豆，一层枣，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格外诱人”收藏家陆克勤如此回忆这种令他回味无穷的童年美味，但二两粮票只给一小片切糕，“吃了犹如茉莉花喂牛”。这种美食自然引来的不光是口水，还有觊觎的目光。当那名穿着背心和补丁裤子的小伙子过来声称要买四两粮票的切糕时，摊主几乎不假思索就切给了他，丝毫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么薄薄的一小片切糕，对方还要求切成两块。而小伙子接下来的行为解释了原因：[/p][p=null, 2, left]小伙子双手拿着两块切糕掂了掂，突然像贴膏药似的将两块切糕分别贴在了摊主的两只眼上，这黏糊糊又略带温度的年糕弄得摊主睁不开眼睛直乱叫唤，小伙子趁机将案上的切糕用屉布兜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走了。[/p][p=null, 2, left]追究食物的来源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只有将它结结实实的填进自己的肚子才是对生命价值真正的确认，以及对生活继续的信心。充实肠胃的欲望已经战胜了所有的极限，感官也随之退化。舌头不再听从大脑的安排，而完全服从于肠胃的需要。为了配合这种需要，一种叫做“代食品”的庞大食品家族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的灶台和锅碗里占据了煊赫的位置。这个号称营养高、味道好的庞大家族包括除去块茎以外红薯的所有部分、玉米、高粱、小麦以及其它农作物的茎叶、粮糠、各种野菜和野瓜、各种昆虫以及任何一种能够从中榨取出一点点延续生命的营养的东西。很多人只有在事后才会回忆起当时食物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味道，而在当时无论是任何东西端到面前都能毫不犹豫的扫荡一空。[/p][p=null, 2, left]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名为“小球藻”的代食品。你可以在任何死水和粪坑里见到它令人不安的灰绿色形象，实际上，当北大荒一个农村公社的社员阎德喜将这种绿色的液体送入自己嘴边时，连他的肠胃都开始这种浓烈的尿骚味，但是他还是喝了下去，周围的每个社员都装作喝得津津有味，直到村支书带头将这种骚臭的液体吐了出来，才带动起一股争先恐后的呕吐浪潮。而因病住院的北京人黄新原则发现医院病房的活动室里就放有这样一个培养小球藻的巨大的玻璃罐子，不久以后，他就在发给病号的菜汤里见识了这种东西的味道。[/p][p=null, 2, left]“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莫言如此回忆那段岁月。他点数了他在那个年代所吃过的各种食物，并像美食家一样对它们进行等级评定：“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而一些特殊的美食更是使他惊为尤物，“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还有一种豆虫，在中秋节之后下蛰，“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全是高蛋白”。[/p][p=null, 2, left]但无论如何，米、面、豆、麦，这些长达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的粮食，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渴望。对莫言来说，拯救似乎在1961年到来，政府配给每个人半斤豆饼，“那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莫言的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配给全家的豆饼吃光了。[/p][p=null, 2, left]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是个来不及哀悼的时代，留下的只是关于吃的记忆。“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莫言在《吃相凶恶》的最后如此写道，这自然是谦虚之辞——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还在等着他去享受。[/p][p=null, 2, left]张璧如则习惯和她的老伴每天中午在上海徐汇区的同一家面馆点同一道红烧肉，就着宽汤的面条，坐观窗外日移影斜。她总是吃得很慢，似乎要从里面咂出另一种味道来。红烧肉的碟子越发的小巧了，价格也涨到了四十元，而且菜单上开始用港台腔的“一例”来修饰这道菜。[/p][p=null, 2, left]“这群年轻人啊，真是养在蜜罐里，忘了苦！”王桂珍坐在楼群空地的长椅上不长不短地和几个老人抱怨：“那年，我叔带着他俩孩子从大兴村里讨饭一路讨到我们家门口儿，我娘给了俩白面馒头，救活了仨人。前天他孙子过来看我，就给我带来点儿这个！”[/p][p=null, 2, left]说着，她从稻香村的纸袋子里，拈出块儿一字酥，用手托着塞进嘴里，恶狠狠地嚼了起来。[/p][p=null, 2, left]一点儿渣子也没剩。[/p]

情倾山东 功著人民——纪念谭启龙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3年01月03日10:13   来源：大众日报
        
【字号 大中小】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1月3日,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诞辰100周年。谭启龙同志在山东战斗、工作了19年,为山东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为山东解放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弘扬和学习他坚定信念、奉献人民的崇高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谭启龙同志1913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黄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领导永新县、湘赣省少先队,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斗争,并参与领导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确保了湘鄂赣苏区红旗不倒,为新四军的创建保留了一支骨干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转战赣东北、苏皖、皖南、浙东地区,领导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渡江先遣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等职,率部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鲁西南、豫东等重大战役,并为渡江作战、解放浙江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为这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他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受到党中央“高风亮节、见高识远”的高度评价。谭启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一生两度到山东工作,并于退休后选择到山东定居,直到2003年1月逝世。

一、驰骋齐鲁 投身人民解放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谭启龙同志历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他率部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鲁西南等重大战役,为山东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194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北撤至苏北涟水的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即谭启龙领导的浙东纵队)、第四纵队和苏中军区教导旅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划归山东野战军建制。叶飞任纵队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纵组建后,即奉命北上山东。纵队指战员初到山东,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形势任务,思想上存在诸多不适应,政治思想工作亟需加强,如:纵队指战员都是南方人,在饮食生活上不习惯；一纵由三支兄弟部队合编而成,存在加强团结、相互协调的问题；从抗战胜利后一度短暂和平时期转向全面内战进行自卫战争,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转向大兵团运动战,需要做思想转变工作；部队初到山东阶段打了几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又得不到补充,部队情绪波动较大；等等。在这些转折或关键时刻,作为纵队政治工作干部,谭启龙能够清醒地掌握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脉搏,及时进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坚强的战斗力。

1946年2月下旬至5月底,山东解放区各部队掀起了“百日练兵”运动。运动以政治练兵为主,谭启龙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一纵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并在干部中重点解决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由敌后抗战到对付国民党的内战,由小规模作战到大兵团作战三个战略思想的转变问题。通过“百日练兵”,部队砥砺了革命斗志,提高了军事技术、战术水平,加强了组织纪律性,为自卫战争做好了准备。

1946年9月,中共中央调赖传珠到东北工作,叶飞兼任政治委员,谭启龙成为叶飞全面领导的第一助手。叶飞雷厉风行、令人敬畏,谭启龙则谦虚谨慎、稳重敦厚,二人配合默契,使全纵上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士气高昂,在重大战役中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险的作战任务。

宿北战役是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会合后迎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运用大兵团运动战成熟的标志。叶飞、谭启龙率领一纵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以局部服从整体、敢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打出了风格,作出了表率,同时也磨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鲁南战役中,一纵与陶勇指挥的第一师组成左纵队,胜利完成了歼灭敌第一六九旅及第一快速纵队的任务,并攻克齐村、枣庄,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莱芜战役中,一纵(此时已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英勇奋战两昼夜,单独把李仙洲集团两个军钳制在莱芜,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后来粟裕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各纵的配合上说,一纵打的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孟良崮战役中,一纵出色完成了穿插分割以及围歼、阻援等艰巨的作战任务,对整个战役获取全胜起了重要作用。谭启龙亲率一纵主力在敌整编二十五师与整编七十四师结合部楔入敌纵深,完成了对敌军的分割围歼任务。这次战役的胜利,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军内部,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鲁西南战役中,一纵与四纵配合,先后攻克费县城,收复峄县、枣庄,并进攻滕县、邹县,完成了牵制敌人、策应刘邓大军进军中原的任务。每次战役任务确定后,谭启龙都要根据纵队担负任务的困难程度、敌人特点、敌人战斗力以及纵队具体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进行宣传鼓动和战前动员。一旦战役打响,他即领导电台人员集中精力掌握战役进展情况,实时监听敌人动向,并及时向叶飞报告,协助其研究决策,指挥作战。

1947年7月,一、四纵队遭敌重兵包围,在粉碎敌军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谭启龙注重团结兄弟纵队,积极支持和配合叶飞进行军事指挥,并协助叶飞领导全纵政工干部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稳定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最终胜利突围,进至鲁西南。1947年9月初,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六、十纵队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与先期到达的一、三、四、八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叶飞担任兵团副司令员,谭启龙升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外线兵团成立后,即发起沙土集战役,扭转了解放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其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通路。1947年9月下旬,谭启龙率部挺进豫皖苏地区,离开山东。1949年4月,谭启龙奉华东局命令,在安徽接受山东南下干部8000余人,并率领前往开辟浙江新区,于浙江解放第三天即到达杭州,旋即展开工作。这些南下干部成为全面接管、建立浙江省县以上党政机构的重要骨干力量。

[p=null, 2, left]二、探索奋斗 全力发展农业生产[/p][p=null, 2, left]1954年到山东工作后,谭启龙同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他顾大局,求团结,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为山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p][p=null, 2, left]1954年5月,谭启龙同志由浙江省委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并主持分局工作,直到8月舒同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书记。195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改为中共山东省委。同月,谭启龙被选为第一届山东省政协主席。195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委书记处,由舒同、谭启龙和赵健民组成。根据分工,谭启龙主要负责农村、财贸、计划、党群、宣传、省委办公厅和军区等工作,而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协助舒同抓农村工作。[/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注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初到山东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蓬勃开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急躁冒进、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等问题。谭启龙根据中央“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切实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在积极发展的同时,先后对农业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使少数地方出现的一些偏差得到及时纠正,保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随着1955年夏季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掀起,山东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加快,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始终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在他的领导下,全省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推行有规划的水利建设,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和化肥等,使农业得到较为稳定的增长。全省还通过宣传普及科技知识、改进耕作方法、推广新式农机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农作物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56年,山东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和主要农作物产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将其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来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集中民力、财力、物力,对沂河、沭河、打渔张、卫运河、徒骇河、万福河、四女寺减河等进行了疏导和治理,新打水井74万眼,修建小型水库2704座,使全省农田灌溉面积大为增加,达到1157万亩,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关心群众疾苦,时刻将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1957年下半年,山东连续遭遇特大涝灾、洪灾、旱灾,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心急如焚,全力投入救灾工作,多次亲临灾区前线,与干部群众共同战斗,并积极组织粮食购销、生产自救,使人民群众逐步脱离困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不辞辛苦地奔波在灾区,走村串户,察看灾情,曾于1959年春三去鲁西南,跑遍了那里的10多个县和一部分社队。为了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他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提出了城乡兼顾、通盘安排,低标准、瓜菜代,多劳多得、口粮一次到户,搞活市场,搞好副业生产等措施,终于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困难,渡过了难关。[/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典范。在山东,从鲁西、鲁北平原到沂蒙山区、胶东半岛,他的足迹踏遍了全省各地市县,每年都要到一些区乡社队进行走访调研,同许多劳动模范、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统计,1959年2月至7月的半年中,他下乡、下厂达到78天,占整个活动时间的40%还多。他曾说:“人不可能总是正确的,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就能及早地发现问题,甚至错误,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具有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和胆略。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期,他两次上书中央,实事求是地反映浮夸风在山东造成的危害。这两份报告被说成“为彭德怀提供了炮弹”,他也因此受到了“反右倾”的冲击。正是在这次调研中,谭启龙发现了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党总支书记段清华,这个坚持实事求是、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将“大跃进”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基层典型。后来,国务院领导人称赞其为“乌云笼罩下的一颗明星。”[/p][p=null, 2, left]
[/p][p=null, 2, left]
[/p][p=null, 2, left]三、执政为民 全面主持山东工作[/p][p=null, 2, left]1961年4月,谭启龙同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山东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的错误,在农业、工业、商贸等领域全面进行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p][p=null, 2, left]进入上世纪60年代,全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山东是“大跃进”造成的“重灾区”之一,国民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谭启龙同志担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勇敢地承担起领导全省人民调整整顿、发展生产的重任。在继续做好生产救灾的同时,他认真研究分析山东历次党内斗争的复杂情况,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甄别平反的指示,实事求是地为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各级领导要加强自身修养,转变作风,带头消除隔阂,从而理顺了党内外关系,团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p][p=null, 2, left]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是农业。谭启龙同志首先把调整和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作为首要目标。在生产管理体制上,继1959年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下放至生产队(原高级社)之后,1961年经过全面调查研究,他率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随之全部下放至生产小队；在生活管理体制上,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原主,解散公共食堂,实行按工分分配,同时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谭启龙还着重在纠正大计划和高产风方面进行了努力。他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多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强调一定要摸清真实情况,把虚假的数字指标降下来；打破原来高产指标的框框,实事求是地核定粮食产量,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自然条件制定计划。为加强农业,减轻供养负担,谭启龙还领导进行了精简非农业人口工作,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这些措施,有力纠正和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农业生产力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p][p=null, 2, left]在工业调整方面,谭启龙同志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一是把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二是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缩小基建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合理调整布局,改善内部结构,减少浪费亏损,精简职工；三是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行扭亏增盈。1963年以后,工业调整的重点转向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填平补齐等措施,完成了城市工业调整任务,使之有了较快发展。[/p][p=null, 2, left]在谭启龙同志的领导下,商业和财贸战线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围绕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了改善经营管理活动,先后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改进了购销工作,整顿了集市贸易,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稳定了物价,使全省城乡初步呈现出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的可喜景象。[/p][p=null, 2, left]1963年以后,农业领域继续调整,谭启龙同志将重点转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行南稻北移、南茶北移、南竹北移、植树造林等,使山东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到1965年,山东粮食产量达到266.4亿斤,比1962年增长5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集体经济和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社员人均收入达到45元,比1962年提高27.1%。[/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多年深入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设想,根据山区、丘陵、平原、涝洼、沙丘、沿海等不同地区的特点,先后总结了一批成功的典型经验,进行插标布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并有计划地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在治山治水、改造自然运动中,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树立了厉家寨、下丁家、南郭大队等一批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兴建了大批骨干工程,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p][p=null, 2, left]
[/p][p=null, 2, left]三、执政为民 全面主持山东工作[/p][p=null, 2, left]1961年4月,谭启龙同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山东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的错误,在农业、工业、商贸等领域全面进行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p][p=null, 2, left]进入上世纪60年代,全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山东是“大跃进”造成的“重灾区”之一,国民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谭启龙同志担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勇敢地承担起领导全省人民调整整顿、发展生产的重任。在继续做好生产救灾的同时,他认真研究分析山东历次党内斗争的复杂情况,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甄别平反的指示,实事求是地为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各级领导要加强自身修养,转变作风,带头消除隔阂,从而理顺了党内外关系,团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p][p=null, 2, left]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是农业。谭启龙同志首先把调整和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作为首要目标。在生产管理体制上,继1959年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下放至生产队(原高级社)之后,1961年经过全面调查研究,他率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随之全部下放至生产小队；在生活管理体制上,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原主,解散公共食堂,实行按工分分配,同时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谭启龙还着重在纠正大计划和高产风方面进行了努力。他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多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强调一定要摸清真实情况,把虚假的数字指标降下来；打破原来高产指标的框框,实事求是地核定粮食产量,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自然条件制定计划。为加强农业,减轻供养负担,谭启龙还领导进行了精简非农业人口工作,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这些措施,有力纠正和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农业生产力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p][p=null, 2, left]在工业调整方面,谭启龙同志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一是把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二是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缩小基建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合理调整布局,改善内部结构,减少浪费亏损,精简职工；三是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行扭亏增盈。1963年以后,工业调整的重点转向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填平补齐等措施,完成了城市工业调整任务,使之有了较快发展。[/p][p=null, 2, left]在谭启龙同志的领导下,商业和财贸战线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围绕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了改善经营管理活动,先后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改进了购销工作,整顿了集市贸易,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稳定了物价,使全省城乡初步呈现出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的可喜景象。[/p][p=null, 2, left]1963年以后,农业领域继续调整,谭启龙同志将重点转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行南稻北移、南茶北移、南竹北移、植树造林等,使山东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到1965年,山东粮食产量达到266.4亿斤,比1962年增长5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集体经济和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社员人均收入达到45元,比1962年提高27.1%。[/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多年深入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设想,根据山区、丘陵、平原、涝洼、沙丘、沿海等不同地区的特点,先后总结了一批成功的典型经验,进行插标布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并有计划地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在治山治水、改造自然运动中,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树立了厉家寨、下丁家、南郭大队等一批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兴建了大批骨干工程,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p][p=null, 2, left]
[/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注重实际,反对说空话,搞形式主义。他说:“为人民服务是个大题目,要具体化。”1965年春,为最后确定全年农业生产计划,围绕努力搞好农业生产、促进和发展农村各项建设、不断改善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主题,谭启龙赴昌潍、烟台两地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期间陆续提出了“吃、穿、住、用、行、学、医、文”八个方面的问题,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目标,成为全省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这个“八字方针”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加赞赏。[/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主张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秋,山东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第一阶段,谭启龙强调社教运动应坚持四个原则,即: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检查,不追不逼的方针,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社教、生产两不误；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干部参加劳动,健全财务、生产、劳动、管理等各项制度；坚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干部,检查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由于坚持了正确原则,这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纠正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打击了贪污盗窃活动,刹住了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但却被批评为“不得其要,没有抓住重点”,致使运动第二阶段出现过“左”倾向,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军队建设。在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凡是军区的重要会议,他都积极参加,并很重视军队同志的意见。他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为军队建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p][p=null, 2, left]“文化大革命”初期,谭启龙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无论在态度、工作,还是措施上,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青岛发生学生揪斗青岛市领导人并与工人冲突的事件,谭启龙两次去青岛,做了大量的工作,暂时缓和了局势。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启龙据实直言“大串连”严重冲击了工农业生产,提出了限制地区之间的串连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建议。然而到年底已“炮轰”、“揪斗”成风,省委瘫痪,谭启龙遭到了造反派残酷的迫害。“二三夺权”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被送到北京保护起来。但王效禹一伙将他骗回济南,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肉体、精神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在漫长苦难的日子里,谭启龙始终表现出高贵的共产党人的气节。他据理力争,悲愤之极时竟将挂在脖子上的牌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以示抗议。这招致了更加残忍的折磨,以致被打成重伤,长期趴在床上呕吐。残酷的折磨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谭启龙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群众,坚持决不低头、决不丧失原则、决不诿过推脱、决不伤及同志的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1969年4月,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谭启龙继续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终得解脱。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锻炼,1970年3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p][p=null, 2, left]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谭启龙同志与齐鲁大地和山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经中央批准,他选择了回山东定居。他说:“我在山东战斗、工作了19年,我热爱山东,山东的老百姓好。”定居山东后,他坚持学习,关心全国尤其是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党中央、中顾委和山东省委写出调查报告,就经济发展、农村问题及三峡工程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力所能及地承担起山东关心下一代和残疾人事业等社会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是一个孤儿、放牛娃、红小鬼出身的党的领导干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政治敏锐、党性强、觉悟高,坚持原则、顾大局、讲团结；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工作严谨,处事稳重,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p][p=null, 2, left]谭启龙同志在一生的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激励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道路上奋勇前进。[/p][p=null, 2, left]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