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中国的奠基者，建国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他待在中南海的日子其实并不多。
除了每年必须要亲自出席的重大庆祝节日之外，毛泽东的其余时间大部分都在他的专列上度过，这辆专列带着他在中国的版图上驰骋。
其实这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深入实地进行考察调研，解剖“麻雀”，点面结合，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依然保持着这种独树一帜的“毛泽东式”调研方式，只是因为身份的特殊，再不能只身前往，必须使用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
毛泽东最早也坐过苏制“里-2”和“伊尔-24”飞机，后来考虑到蒋机频繁来大陆骚扰和飞机的危险性，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泽东改坐安全系数更高的列车。
在五、六十里毛泽东就是乘坐着火车南北往返，实地调研，甚至仅有的两次出国访问都是乘坐的火车，于是“毛泽东专列”的说法也就在民间传起来了。
毛泽东在专列上办公
虽然专列的安全系数更高，但是对它的保卫工作也不能有丝毫差错，因为上面坐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警卫们枕戈待旦，日夜不休，但即便如此，依然是危险重重，在毛泽东首次出国访苏时，台湾保密局毛人凤就曾派出特工进行破坏，幸亏被机敏的中共情报人员提前侦破。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在新中国经历了剿匪平藏，抗美援朝战争后，毛泽东如常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准则坐着火车南巡。
也将在这年，在经过杭州萧山时，毛泽东的专列“遇袭”了，发生震动中共各级领导的“通天刺杀案”。
时间走到1955年6月18日19时10分，一辆外观非常漂亮、设备一流的客运专列缓缓驶出杭州火车站，车上乘坐的正是毛泽东毛主席和前往中国南方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这是毛泽东的习惯，在专列上休息，也在专列上接待地方领导和外宾，既不耽搁考察也不怠慢宾客，一举两个。
在毛泽东会客车厢的隔壁，也就是专列第三节车厢里，坐着的是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王芳，此时他正周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态。
王芳是老保卫出身，在战争年代就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和敌工部长，解放后又干起来老本行，调来浙江担任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曾巡防杭州40余次，王芳直接负责警卫的就有38次，是毛主席当之无愧的“大警卫员”。
那时候的警卫工作很艰苦，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王芳
为此，王芳每次担任护卫都百分警惕，而这一次，王芳的警惕性比以往还要高，因为就在19时，毛泽东突然要求列车提前20分钟出发，并且严令不准通知任何人。
事出寻常，必有缘由，王芳没有多问，只是比以往巡视的次数更多了。
19时40分，专列比原定计划早20分钟到达萧山县城，正在穿越萧山城的西门道口时，突然，车声传来“砰”的一声闷响，王芳闻声本能的起身，习惯性的先看了手表，时间是19时45分，随后他迅速出门挨个查看每节车厢。
走到第六节车厢时，惊愕地发现，列车靠右边的一扇玻璃窗户上出现了一个拇指般大小的洞，这显然是被什么东西击破了。
“有人袭击专列，有反革命分子破坏。”王芳作为一个老保卫，马上把这个事故与“敌特”和“袭击”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
不过好在检查后发现，毛主席所在的厢房安然无恙，王芳紧张的情绪才稍稍有所缓和并加强了巡视与保卫工作。
当列车安全平稳到达诸暨县火车站后，王芳立即跑到车站站长室和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通了电话，告知了专列上发生的事。
很快，萧山县公安局局长潘振铎桌上的电话就响了，是吕剑光打来的；
“你们萧山闯下大祸了，今天中央首长乘坐专列途径萧山时，遇到了袭击，专列玻璃被击破。”
吕剑光在电话里语气严峻，交代了出事地点和时间，并严令萧山公安局24小时内破案；电话还没打完，潘振铎局长手心已经出汗了，中央首长的专列在萧山遇袭，此事非同小可。
吕剑光
潘振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干警安排紧急会议，制定调查方案；随后又去接应连夜赶来萧山的吕剑光，一同前往杭州，向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谭震林汇报情况。
到了杭州江华书记的住处之后，他们俩发现在会客厅里坐着的竟然是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
这许建国是何许人也？他1922年入党，后来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随同周恩来赴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警卫团的上校秘书长；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担任过中央保卫部部长，做事雷厉风行，是一路从保卫和情报战争中拼杀出来的老战士。
许建国
毫不夸张地讲，他是新中国公安系统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巨擘。
这次他是随谭震林一起来杭州做检查工作，正好赶上毛主席专列遇袭，于是便在谭、江两位领导外出工作之际接替他们听取了吕剑光的详细汇报。
汇报完毕，许建国已经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放下手中的笔，郑重地说：
“这件事非常之严重，必须迅速侦破，萧山公安局责任重大，应全力以赴，力量不够，省公安厅要大力协助，这列专车不是一般的专车，车上坐的是毛主席，而且还有苏联老大哥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当时，出于保密，吕剑光并没有告诉潘振铎车上坐的是谁，而是隐晦地告诉他这辆遇袭的专车不是一般的专车，这种专车在我们国家里是不多的。
潘振铎也从事件的紧急性和高层领导的关注程度大致猜出车上坐的应该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但是具体的职务他不清楚。
直到这时，许建国透露出真实情况，藩振铎才知道专列上坐的不是一般的中央首长，而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还有苏联的会议主席。毛泽东的专列遇袭，一旦发生差池会怎样，藩振铎已经不敢想象了。
“目前你们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许建国的询问将藩振铎拉出想象。
“省厅限我们24小时内破案，现在我们全局动员各股所留一个内勤看家，其余全分头下去，而且县委也命令西蜀区委，要他们发动区、乡干部全力配合，查清楚从西门道口起至白鹿塘车站的铁路沿线各村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历史复杂分子在晚19时至20时的行动，凡有可疑的都立即扣押审查。”
这是符合侦查工作快速及时原则的，要想在短时间抓到破坏分子，上述措施是可行的。
“好，”许建国赞同，“你们一有进展立刻向我汇报，我在向谭副总理汇报之后，会立刻赶往萧山，现在你们立刻回去指挥。”
第二天上午，许建国将情况转达给谭副总理后，立即起身赶往诸暨县火车站，专门查看专列玻璃上被击破的洞。
“这个洞显然不是枪击造成的”，这是许建国的结论，因为如果是枪击的话，列车另一侧的玻璃也应该被击破，实情情况却没有；而且若是远距离开枪袭击，子弹应该会因为撞击泄力，击破玻璃后落在车厢里，可是反复搜索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掉落的弹壳；最关键的是，在洞口上看，洞口破裂处并不均匀，洞口旁边的玻璃还有明显的裂痕，这显然不是子弹造成的，而是某种尖状物体撞击而成的。
以军人对枪支弹药的熟悉程度，这个判断不会错，许建国很快给出了最终结论：
“虽然毛主席的专列遭受到袭击，是一起特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首先要往最坏的方面考虑，但是作为公安人员，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更是基本的准则。从这个洞口分析，敌人有意暗杀毛主席和马林科夫的可能性甚微，倒极可能是当地群众丢石子误中列车造成的。”
老公安王芳也赞同这个判断，为了把事情彻底搞清楚，同时也为了避免萧山公安局因压力巨大而可能发生大搞逼供乱抓人的情况，许建国决定亲自往萧山走一趟。
话分两头，因为省厅下达了24小时破案的严令，吕剑光和藩振铎两人从杭州回来后，分秒必争，马上就展开工作。
毛泽东在专列上
根据王芳回忆提供的出事地点，萧山县公安局局长潘振铎带领全局50多名干警，沿着铁路排查各村，集中审查了60多名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其中有40多名已经排除嫌疑，还有20多人尚在核实当夜出事时他们的行动情况。
不过，因为排查范围太大，和公安局兴师动众弄得群众不知所以，心里慌慌的，虽然费了很大的劲，却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24小时的时限将至，进行侦查的工作人员因为压力而紧张不安。
到了20日下午，许建国已经从诸暨县乘坐单厢列车赶来萧山县， 他一路上走走停停观察铁路沿线村庄的情况，到了安桥乡曹家桥的时候，更是开开停停，忽动忽止；当地群众只见过火车往前开，哪里见过还会停车倒车的火车，搞得大家都很好奇，都涌出来看热闹。
许建国勘察完情况直接去了白鹿塘车站，了解案件进展和开会，当时在场的除了萧山县公安局干部，还有省厅的几位处、科长和铁路部门的几位干部。
“同志们辛苦了！”许建国看到大家因为没有破案线索而紧张不安，便主动和大家打招呼，握手。
在县城的30多位干部，除了吕剑光和潘振铎，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保卫战线上的传奇人物，虽然刚刚的开场白让大家的心理放松了一下，但是一想到连公安部副部长都亲自跑到小县城过问案件，心里的大石头始终放不下。
许建国在听取了潘局长的现场汇报后，再加上自己分析了解的实际情况，挥了挥手说：
“同志们，我在这里提三条意见，第一，取消24小时破案的命令；第二，案件的性质，看来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不要眼光只集中在四类分子身上，侦察面要广一些，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是群众丢石子误中专列造成的；第三，侦察地段重点放在安桥乡的曹家桥村，因为我勘察了这一铁路区间，发现此处铁路穿村而过，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副部长的这番话既是一剂强心针也是安慰剂，现场干警不再因为24小时时限焦虑不安，同时对侦查范围、侦察重点也明确了不少。
有了重点排查对象，这案子就好办多了，3天之后，萧山公安局对曹家桥综合侦查，确定村民曹文生为作案重点嫌疑对象，而且正如许建国分析的那样，曹文生并不是一个四类分子，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
他的家里穷得很，家里连油灯也没有一个，深夜里，只能凭借依稀的月光看见他家里的面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破木桌子摆在中央。
而且他哥哥去世后，自己娶不起媳妇，和嫂嫂拼凑成了一个家庭，一起过日子，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抓捕的时候，他妻子惊恐地抱住他的腰身，不让他开门，还放声大哭起来。
潘局长料定这样的人很容易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于是决定立即审问，当夜一点钟，局长办公室外间的小会议室里，已布置好了“三堂会审”的场面，上首坐着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秘书陈如康准备好了做笔录的纸笔，坐在局长一侧。治安股股长陈荣杰、侦察股股长杜永毅坐在两旁。
平时老实巴交的曹文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已吓得冷汗直流，耸拉着脑袋，瑟瑟发抖。
潘局长审问经验丰富，率先发起攻心战，严肃又诚恳地说：“曹文生，我们公安同志知道你是贫农，不是阶级敌人，”
随后语气一硬，道：“你是一个翻身农民，靠共产党才分得田地。贫农做了错事，也要老实交代，争取政府从宽处理。”
这话击中了曹文生的忧虑，嘴里嘟嘟囔囔还不敢开口讲话，其实这也不能怪他胆子小，都是前期太兴师动众，民众听风是雨，说有人犯了大案，连钦差大臣都下来查案了，人人传说，案犯查出来，逃不过一枪两个洞。
这把曹文生吓坏了，毕竟家里还有一口子人，两个小孩子，无依无靠的，如果自己被枪毙，老婆将第二次守寡，两个孩子谁来抚养...
曹文生越想心里越慌，不敢承认，
“曹文生，犯了错误，要有勇气认错。硬着头皮顶，是过不了关的。承认错误，坦白得好，可以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潘局长继续开导他，给他讲明利害关系，苦口婆心教育了一个小时，曹文生才冷静下来，真心诚意地交代了案情：
“18日傍晚，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站在友根家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棱角石头在玩着，这时看到一辆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就随手将玩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掼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打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你说的是真话吗？”五天五夜，侦查人员拧紧的心终于放松了，案子有了着落，但只有口供，有旁证，上级领导会相信吗？
“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不骗政府。请求政府宽大！"
“你为什么要向火车扔石头呢？"
“我是随意掼了出去，闹着玩的。”
"你掼石头时，有人看见吗？"
“我们一起有五六个人，曹培兴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事不宜迟，潘振铎局长问完话后立即吩咐侦察股股长杜永毅即刻起身前往曹家桥找曹培兴谈话，取得旁证。
杜永毅赶到曹家桥敲响曹培兴家门时，时间已经是24日凌晨了，曹培兴睡眼惺忪地开了门，一见是杜股长，二话没说，直接先声夺人：“杜股长，这件事我错了，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你什么事做错了？”杜股长有些诧异，自己还什么都没问呢。
“向专车掷石头的事，是我做的。”曹培兴一本正经地回答。
曹培兴这话把杜股长弄的心里发了楞，查了5天的案子，当初挨个排查，没一个人承认， 现在几个小时之内，呼隆隆冒出两个人出来承认，谁真谁假？他也一时被弄糊涂了。
不过细细分析比较下来，杜永毅觉着曹培兴的话有古怪，此人是党员，又做过多年的乡长，思想觉悟很高，朝专列丢石头的糊涂事不像是一个党员做出来的。
可杜永毅也不敢怠慢，于是拿出纸张，边记录边盘问，二人一问一答，做完询问笔录，随后又叫曹培兴签了名，按了手印，杜股长这才严肃地对他说：
“曹培兴，你做了错事，主动坦白，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但是向专列扔石头，打破玻璃窗子，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法的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政府宽大不是无边的。现在白黑字写在这里，我将案子报上，你再想否认，可不是闹着玩的了，法律是不允许的。老曹呀，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不是自己做的错事，何苦要把别人做的事弄到自己身上来呢？”
一提到法律，曹培兴才恍然回过神，紧张地搓着双手，慌里慌张地说：
“啊呀！我错了，我错了，要犯法受处分，我吃不消的，我讲实话吧！昨天晚上，公安同志把文生带到萧山之后，文生老婆哭哭啼啼到我家来，恳求我，她说，培兴哥，你救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火车路上掼石头的事是文生闯的祸，悔也迟了。他今天晚上被抓到萧山去了，如果勿回来，伤全家要饿煞哉。你是党员，做过多年乡长，你去承担，政府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行行好。
文生老婆一面哭，一面给我跪了下来。我一时糊涂，编造谎话，来认这个罪。其实文生向火车掼石头，我当时是看见的，没想到案子闹到这么大，如果揭发了他，他坐了牢，他家女人孩子都活不成，所以我一直没有对政府讲真话，我错了。”
到现在，事情才算真相大白，既没有冤枉曹培兴，也没有错过曹文生，潘局长久悬的心也放了下来，回过头来将案情整理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迅速向中央、公安部汇报。
因为毛泽东专列遇袭，无论曹文生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6月25日下午，全程关注案件的许建国副部长传来消息，要听人犯口供录音，省厅派技术员到萧山录口供，公安局要做好准备。
果然傍晚时分，省厅首长就带了技术员，和一只笨重的录音机。一切准备就绪，重新提审曹文生，萧山公安局局长潘振铎再次担任主审人，杜永毅担任记录员，厅首长坐在隔壁间静候，技术员打开录音机，专心致志地操作着。
案件溯源，潘局长从头到尾询问了一遍，录音机将全部过程、口供录下；将曹文生押回看守所后，大家又围着录音机试放一遍。厅首长听后，表示可以交差，至此，案件宣布正式终结，所有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长舒一口气。
看到大家为了专车遇袭案忙得焦头烂额，厅首长对着大家微微一下，说：“这件案子总算破了，为什么许部长如此重视，还亲自来勘察现场？！你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也从未遇过吧？你们知道那天专车上坐的是谁？是毛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样的专车，遭到袭击是全国最大的案子了。”
在场的人除了潘振铎，其他人都不知道专车上坐的是毛泽东毛主席，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难怪案件未破时，传言四起：如果案子破不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侦察股长都将被撤职，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了。
案子是破了，可案犯曹文生该如何处置呢？他也不是有意袭击专列的，对于他的刑罚县、省公安厅都没有下结论，而是直接送到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在听取了公安部的汇报后，认为：
“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犯错误，以贯彻教育为主，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
中央批示到省里，王芳副省长在曹文生的案卷上，亲笔批了处理意见。萧山县人民法院于1955年7月16日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
犯下“通天刺杀案”的曹文生原本以为自己肯定逃不过“一枪两个洞”的下场了，家中的妻子也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可是在曹文生蹲了23天班房，提着旧衣物回家后，他和妻子、孩子都呆呆说不出话来，以为一切都是一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