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姜献华同志
邓毅生
蒋介石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不顾全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的形势，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华人的反对，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围歼了新四军军部及其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为了掩盖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实行其向日本投降的罪恶嘴脸，又企图达到消除我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被俘这部分抗日的中坚力量，诬陷新四军违抗军令，必须予以解散并对我们这部分所谓的乌合之众加以整训，命名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总队，总队下设所谓的军官大队、军士大队、步兵大队。后面两个大队设于江西铅山，而对军官大队连同关押叶挺军长等我军高级干部的牢狱包括周田村、李村、石底、茅家岭、葛仙庙、七峰岩等组成了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他们派遣了各色特务担任区队长以上的各种职务，看守的狱卒则由宪兵担任。这群被称为军官大队的我军被俘人员于一九四一年三月末被押解入上饶城南郊，以上下周田村为主体的集中营营地。一个月后军官大队的五个中队（早期为五个中队，以后合并了特训班改编成6个中队）先后便建立了我党的秘密组织，领导着我革命志士对蒋特进行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斗争。蒋特施尽了从所谓的怀柔诱骗和对新四军的种种歪曲的指摘到最后露出凶残的狰狞面貌。我被羁押勇士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对蒋特展开有针对性的斗智斗勇的英勇斗争。这些都已经有很多文章报导了。我现在想介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给以从这人间地狱越狱的同志获得安定和支援。
所谓的军官大队的第二中队（设于上周田村）有个姜献华同志化名为张森，是我军军部教导总队三队（军事队）学员、机枪班班长，皖南事变中弹尽粮绝后被俘的。被囚期间他关心爱护同志、对生病体弱的同志总是做到力所能及的照料，对蒋特斗争坚决。通过铁窗斗争的观察，他结识了同队的马六（即沈滔同志，在1942年6月16日集中营移闽途中于福建崇安县的大安镇被蒋特马刀砍杀）等同志。一批意志坚定，勇于斗争的同志逐渐团聚起来，常常研究形势商讨斗争策略，这个团聚过程起到了集中营各中队、我党秘密组织的催生作用。应该说明：我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军部、各战斗建制、教导总队、文工团、各种训练班，还有东南局以及后方医院、修械所等诸多单位，组织庞大；事变中战斗激烈，原有建制多被打散；加上四散突围，被俘后又经蒋军数次编队，待被关入上饶集中营在同一中队大多数人已互不认识，即使原来认识的也要预防在敌人刺刀面前可能起的变化，因此在监狱里组建一支新的斗争队伍——党的组织，唯一办法就是经与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实践考验。四月间即进入周田村不久，姜献华不堪被俘后受到的折磨而生病了，蒋特为显示优待免于派他去服苦役而被派去伙房帮厨，同在帮厨的还有原已认识的史迪和谢世团。献华和他们二人策划逃跑，因为帮厨有更多的方便和机会，并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他俩。没多久献华被调回班，而史谢二人却得到机会先于献华逃出了集中营，并在姜家住下。
五月，二中队已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马六同志即为二中队党核心领导成员之一，而且是献华的单线领导人。献华邀请他一同逃跑，马六说他还必须留下工作，暂时不能离开。于是献华把他家的地址留给马六，以备日后之用。马六鼓励献华早日逃出并让他留在家里以便接待日后陆续逃离集中营前来求援的同志，献华当作神圣的任务认真执行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间，献华的大哥姜希辉得到新四军被俘人员的行踪后，便派四弟姜献松（那时他是一个中学生）设法跟踪寻找。于是他与侄子姜德安在上周田村我被俘人员篮球比赛的球场外的一座小山山坡上看到了球场上的献华，两人故作嬉戏声响引起献华注意，于是献华以小便为由请假出列，在小山上和弟弟献松接上头，收了大哥给他的五十元钱和少量的药品，献松并告知在上饶城内一家商店的地址。献华将此款大部分交给了马六，留下少许以作逃出后必要的用途。
六月间，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二中队有两个人利用夜间尚有自由解手的机会，他俩翻越了围墙逃跑成功了，这就是姜献华和阮吉昌同志。脱离了罪恶的集中营所获得自由解放，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活力，他俩飞跃在田间小径、在丘陵、在黑暗的原野里，直跑到鸡啼，在一个村子里一个老乡接纳了他们。当时蒋介石靠抓壮丁来补充兵源，在蒋管区，无论何处、大村还是小村、城镇还是农村，都有被派或被抓去当兵的贫穷百姓，同时也常有零星的逃兵过境。由于老百姓相当普遍的遭到这个人祸，推己及人，群众都会像对待自己子弟那样接待逃兵，投以极大的同情并尽所能给予掩护和支援。献华俩就以逃兵身份受到这家老乡的接待同时给调换了便装。经询问此间距周田仅十余华里，想必是夜间逃跑迷失了方向。两人在老乡家吃过早饭，穿着并不太合身的便装头戴斗笠按胞弟献松给的地址直接奔上饶城来。清晨，郊区的老乡有不少，是赶早往城里送蔬菜等农作物出卖。为了进城途中的安全，他们分别帮助推车的老乡用绳索拉起了嘎嘎作响的独轮车。路上虽然碰到过蒋军官兵和宪兵，但安然进了城，按地址与胞弟见了面并不久回到岩山底家见到了父母和大哥嫂妹等家人，也见到早他逃出仍住他家的史迪和谢世团同志。
献华的家，坐落在浙江的江山县和江西的玉山县即浙赣分界线上新塘边乡池头墩村（江山县属），在浙赣铁路南侧距下镇车站约三华里，村子不大只有廿户左右人家，都是姜姓。献华的父亲为了搞些农产品加工，利用距池头墩五里之遥的岩山底溪流的水力，在这里建起了水碓、油榨房而后他们便迁居此地。岩山底当时住有十余户人家，杂姓。一条小溪自东向西在浙赣铁路南侧平行流过，溪水不大但流量比较稳定，这里距下镇铁路只一华里，属玉山县。
姜献华家是个大家庭，父母健在、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姜朝宗（又名尚海）时年已近古稀是个开明的家长，为人豁达开朗、爱国，不满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却是个文盲。经营为数不多的田地，利用田间植树熬制蜡烛，城里有个买蜡烛的商店。此外搞农副产品加工还合股开了个石灰窑，解放后被评为工商业者兼地主。
大哥姜希辉大学生，在国民党当了相当于县长的官，是个清官，不满官场贪腐数度辞职此刻赋闲在家，地方上颇有清名，二哥姜献祥那时已是国民党空军的大队长，远在四川成都。据说国民党玉山县县太爷上任还要到他家拜访的。姜希辉知道献华是共产党员，当献华同志逃出集中营并且还有四位同志住姜家时，姜希辉考虑此后家庭可能遇到难处，也为了他一身“清白”和预留将来出面保家的资本，他决定“抛妻别子”只身跑到重庆去做官。有这样一个政治上比较开明、经济上能供我越狱的同志吃饭穿衣没太大问题的条件的家庭、家长姜朝宗对经济又不太计较，给我越狱同志提供了政治上有一定的庇护作用，经济上能接济等便利条件是相当优越的一个我党秘密组织狱外的红色支点—— 一个地下转运站。
献华同志是1936年的老党员，他从初中到大专一直是参与组织领导和国民党反动政策斗争的学生领袖，政治觉悟高组织能力强。当他家成为红色支点时，常有集中营越狱的同志“来访”。我们从集中营逃出，穿的都是国民党军的军服，而且由于集中营的特务们故意刁难，并没有适时的把换季服装发给我们。比如我是十月下旬逃出的，时已深秋，但我们仍穿短袖的夏季军服；而六月间逃出的献华和张广却穿的棉军服。这些穿着不合时令军装的“军人”经常来访于姜家，日子长了，人数多了，会要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献华对此是有警惕的，他考虑到依靠兄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位客观上提供的掩护条件是万万不够的，也是不可靠的。于是他常把弟妹们和堂侄们以及家中雇佣的长工组织起来学习，讲抗日形势和前途；讲新四军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是我国抗击日寇的中坚力量；讲皖南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讲皖南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寇进攻不堪一击而溃败的情状；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结合当时的抓壮丁和苛捐杂税的黑暗等等，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帮他们分清是非爱憎。不仅热情接待而且对我们很亲切，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共鸣作用，并对地方上的反对势力提高了警惕，对我们这些古怪来客的造访，作出既不失礼貌又有警惕的查问，因为我们是同志是难友，但绝大多数又互不认识，要做到一个不漏地支援前来求助的同志，又要谨防特务假冒，不露破绽。这是一个很需要机警的接待任务。但是对于一个忠心为党的同志，对于一个经献华的启发，上下具有高度民族觉悟正直爱国的家庭，包括他家雇佣的工友们，他（她）们都万无一失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一九四一年十月间，我和黄志刚从上饶集中营四中队逃出来。根据集中营三中队我地下党支部通过陈德荣同志传达给我的指示———姜家地址，越狱后我们经过五天的朝行夕走，到达了玉山县下镇岩山底献华的家。姜家雇佣的长工接待了我。并对我进行一般的询问之后，跑去向献华作了汇报。当时献华在江山县属新塘边乡的池头墩老家，不久他和张广同志来了，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简短介绍了我俩和集中营近来的情况，这中间当然也有主动让献华进一步对我考查的意思。献华同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老人家很高兴和我们打了招呼，这天正好是重阳节，江西人很注重这个登高的节日，老人着大儿媳端着一盘香喷喷的糍粑叫我们吃。我饱尝了一顿美餐，几天来饱一顿饿一顿，加上集中营长期的粗菜霉饭，肚子所受的虐待，此时感到无比满足。
由于我也是找党无门一时又没去处，便在姜家住下来。此时在姜家还有张广同志，他早我三个月从集中营一中队逃出。为免于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按年龄张作为献华的同学，而我作为献松的同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我大片领土，流亡学生很多，所以当时作为同学关系住下来也比较自然。
此时在姜家连献华同志共四人（史迪和谢世团已离开姜家），以献华同志为组长成立党小组，常常购买一些国民党的报刊来学习，从反面理解国民党的一些新闻报导和政策措施，从中也约略知悉我党我军的活动踪迹。同时也研究我们的出路，此期间，我们曾前后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利用姜姓有在上海租界开的商店，我们第一步到上海，再寻找去江北新四军的线索，但由于一时找不到从蒋管区进入日占区必要条件而拖延。不久，日寇实行南进政策，向英美宣战，那么上海的英法租界为日寇占领，因而放弃了此方案。二是玉山广丰间有一股土匪武装通过与姜家有关系的人传来信息欲会见献华，我们判断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考虑了土匪成员应该是不满国民党征兵抓壮丁恶政迫使善良的青年农民上山为匪，因此土匪人员成分不会很差，我们想通过我们做工作可期待改造这股力量成为抗日力量，因而最终带领这股武装回到党的怀抱，于是决定献华和张广同志先头去联络，而后我与黄志刚再去。姜张二人携带姜家仅有的两支驳壳枪前往。结果以失败告终，送了两支枪，幸亏两人平安归来。由于我们回归党的心切，过于乐观估计，失去必要的警惕性，接受了沉痛的教训。三是，我提出建议，我的家乡（福建龙岩）地方党组织，支部领导成员和许多党员我都认识，我先回去找党，找到党则必然会找到当地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个把握性比较大。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并让我先行联系，我于1941年年终离开姜家，以寒假回乡的中学生身份踏上归途。结果又落一场空，因为家乡为新四军二支队的发源地，皖南事变的地震必然波及其发源地，家乡同样遭到国民党的摧残，地方党组织邓厝支部，1938年曾是半公开的，此时支书被捕，党员被迫自转，未公开的党员则转入地下，由于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我少量的游击武装转往邻县。而未公开的党员我不知悉，他们也摸不清我的面目，未敢贸然和我接触。我又是家乡鼎鼎有名的邓子恢的儿子，在家乡也没有公开立足之地，我迅速转赴赣南同乡商店谋生藉作隐蔽，同时去信姜献华通报此情。
十一月份，刘诚同志到了姜家，他早我一个月逃出，却遇国民党征兵，被抓壮丁编入国民党新兵队伍。后又从新兵队伍逃出，到姜家时比我晚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元旦前后，孙克同志来了。献华最后接待的一位同志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著名的茅家岭监狱暴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李胜同志。他到岩山底已是一九四二年初冬。献华他们已经历了组织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最后由于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编，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政治面貌，因而岩山底姜家周围已经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献华已不能公开露面，情况已相当紧张。李胜在岩山底找到献华家，有尚海老先生接待，交谈中献华听清是自己人后出来，接待李胜，为预防万一，他以叔伯弟弟献熊的身份出现，说明情况紧张，无法留他，给了一些路费（120元），李胜不便多留旋即离开了岩山底。由于我们居留姜献华家的孙克同志行动不慎，在上饶城帮助姜献松收蜡烛货款时被特务认出而牵连姜献松一道被捕。孙克、献松被捕后，又来了一个同志，献华已经不能在家住了，形势更加险恶，小妹姜鸠英出面接待，告知来人，哥哥献松已被捕的情况，把来人安顿在亲戚家过夜，并向亲戚借钱给这个同志作路费。
一九四二年夏，由于日军进攻浙赣铁路，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献华的家沦陷并遭到日寇焚烧，姜家作为“红色支点”的任务告一段落。
在我到姜家前后，献华同志已接待过多次从上饶集中营逃出的同志，他们多数家在浙南或另有去路，在得到献华家的资助并换装及取得通行证以后继续前往他处。他们的姓名多无记忆。已知姓名的是在姜家长短居留过的同志，前后有：史迪、谢世团、阮吉昌、姜子华（从铅山逃出）、张广、邓毅生、黄志刚、刘诚、孙克、干戈、蔡子、李胜、季腾等同志。据献华家人估计，他家总共接待我越狱志士达廿余人。
据“上饶集中营”烈士陵园负责人说，集中营迁闽前个别成功越狱的约有七十余人，此中除去“更新”剧团和球队越狱十二人外，还约有六十人。那么献华家接待的数量就占三分之一以上。再除去不少越狱的同志并不知晓献华家的地址，例如我所在的四中队到我越狱为止，共四批八人，其中成功越狱五人，只有我与黄志刚二人知道姜家地址。又如剧团和球队越狱的十二人都不知姜家地址。如此估计，由集中营我党组织授予姜家地址而成功越狱的同志，几乎全部接受了姜家的支援。
应该指出，在蒋介石疯狂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姜家能够秉持大义，毅然接受这个红色支点的任务，是须要有非常的勇气的，这不仅仅是支援我们的同志，散一些钱财问题，因为万一失着，全家人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这不仅仅是姜献华同志一个人的承担，姜家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个风险，而且都欣然接受，尤其是姜父姜尚海老先生。这是一个何等难得的家庭，一个大义凛然的家庭！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集中营进行第二次编队，其目的是把我各中队暴露出来的坚决斗争的同志被集中编到第三中队（蒋特称之为顽固队）以便其重点统治，实行更加露骨的法西斯暴行。当然马六同志也被编入三中队，其他中队我党秘密组织的骨干大都集中于此，那么献华同志家的地址便通过各自渠道加速扩散到各中队的党组织中。我集中营党组织除了告知有越狱计划的同志外，始终严格保密了这个家庭的地址，没有泄露，他们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保护着这个地址的安全，保护着姜献华同志一家的身家性命。这是唯一的一个受上饶集中营我党秘密组织受命的集中营外的红色支点。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饶集中营茅家岭和赤石两次暴动出来的同志，到处寻找我当地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不是都能如愿以偿。李胜同志五月茅家岭暴动出来到同年初冬仍然找到姜家，就是说他花了半年时间在闽浙赣边境游转没有找到我游击队。我弟弟邓复生于1942年初从铅山的“军士大队”逃出也在武夷山麓游转了两个多月，找不到我党，不幸又落入蒋特手中，并被押解入上饶集中营于1942年六月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赤石镇在蒋特对我同志实行大屠杀时牺牲。因此姜家这个红色支点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避免了我成功越狱同志的再遭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