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攻击王院长其实是在挑战宪法 [复制链接]

2014-09-27 15:21:1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骥
老骥：攻击王院长其实是在挑战宪法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撰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文章中王院长强调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左派和广大网民一致叫好，右派和无良精英大肆拍砖，眼下两军对垒，刀光剑影，正斗得不可开交。笔者认为，这场斗争意义非同寻常，凡是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都不能等闲视之，而是要挺身而出支持王院长，坚决击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反扑，彻底揭穿右派和无良精英的丑恶嘴脸，通过这场斗争，灭一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一长无产阶级的志气。那么，王院长为何能发表这篇文章?有些人为什么要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究竟该不该提?对此笔者谈谈看法：
　　一、党内健康力量在行动
　　王院长文章中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王院长这段话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个观点也正是文章的中心思想。
　　按说王院长的这个观点其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ABC，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即便是这么普通的道理也已经变成了久违的东西，所以作为体制内的精英，特别是作为中央委员、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敢于将它理直气壮的表达出来，着实让人有点意外，也格外令人敬佩。记得曾在2012年的12月，还是社科院副院长的王伟光在参加起草18大政治报告时，与邓小平理论权威，南巡讲话撰稿人郑必坚的一次交锋，王副院长建议将“共同富裕”写入报告，不料却遭到郑必坚的厉声呵斥：“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决不可写进报告!”王副院长为之震惊，但更令他悲哀的是在场几十位写作班子成员都噤若寒蝉，竟无一人表示异议。他在记叙这件事时忧心忡忡地写道：究竟会怎么样呢?看来只有等18大政治报告时才能见分晓了。由此可以看出王院长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也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一份子。
　　关于党内究竟有没有健康力量这个问题，一些左派曾有过质疑，现在看答案是肯定的。早在去年反对宪政民主的斗争中就表现了出来，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春女士发表了《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文章，自由撰稿人王小石发表了《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和中科院研究员马钟成发表了《“宪政“本质是一种舆论武器》的文章等，这些文章都被各大网站置顶，社会影响巨大，也让宪政派气急败坏。正是因为有王伟光、杨晓春这些无产阶级的精英的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才有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也正是因为有党内健康力量给他们做后盾，才有了马列主义话语权的极限放大。
　　二、王院长捅了谁的马蜂无窝
　　王院长的文章虽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ABC，但并非无的放矢的普及教育，而是针对性极强的战斗檄文。正如他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条道路斗争没有停止，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人民民主专政万万不可取消，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加强。我认为这是写在18届4中全会之前，对全党的一个提醒和忠告，表现了党内健康力量的意志和决心，意义十分重大。今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分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以及为达此目的进行的军事围堵;另一个是国内宪政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野心。而宪政派和美国又是互为表里、沆瀣一气的。王院长的战斗檄文无疑是捅了宪政派的马蜂窝，宪政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他们一哄而起，大打出手，对王院长极尽攻击之能事。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宪政派的急先锋赵士林就是他们的代表，他骂道：王伟光惟恐天下不乱，煽动阶级斗争，鼓噪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文革复辟，重祭阶级斗争为纲;这是直接否定党在11届3中全会指定的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鼓噪复辟毛的极左路线;强烈要求中央追究他的政治责任。
　　与极少数宪政派和无良精英相反的是，广大网民却在跟帖中表达了对王院长的坚决支持和对宪政派的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支持和反对的点击率让王院长成了英雄，让宪政派成了狗熊。一些有良知的公知也纷纷表态，力挺王院长，崔永元在微博中写到：“长久以来社科院研究西方所谓思想理论，已沦为资产阶级死人院疯人院。近日王院长一篇猛文唤醒了民众，提醒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由资产阶级统治社科院的局面该结束了，工农兵和红小兵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并且占领大专院校的讲台，否则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贫下中农不答应。”
　　三、攻击王院长其实是在挑战宪法
　　宪政派和无良精英攻击王院长的焦点就是：“重提阶级斗争，令人毛骨悚然”(李银河);“煽动阶级斗争，鼓噪无产阶级专政“(赵士林);“公开宣扬阶级斗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张鹤慈)。他们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谴责王院长，似乎王院长讲阶级斗争，讲人民民主专政是大逆不道，是天方夜谭。殊不知他们自己在犯一个低级错误也是颠覆性的错误——反对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挑战宪法。宪法序言明确写道：“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宪法第一章第一条也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王院长的文章完全符合宪法条款，相反，宪政派和无良精英对王院长的攻击完全违背了宪法精神。这究竟是对宪法的无知还是无视宪法?虽然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知的很，但再怎么无知也不至于连宪法的基本精神都不知道，重要条款没看过吧。显然他们是在藐视宪法，挑战宪法，真是狗胆包天。当然也不能排除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多年来国务院某些官员就不把宪法放在眼里，譬如搞私有化，动摇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有我们党多年来不抓阶级斗争甚至不提阶级斗争，也是原因。结果在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是非颠倒，竟然发生了劣币驱赶良币的奇特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及其深刻而又沉重的教训。
　　今天，我们欣喜的看到事情已经在起变化，王院长的战斗檄文让国内外敌对势力感到了恐慌，让工农大众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的党更加清醒。于是，联想到王院长那次与郑必坚的博弈，终以“共同富裕”写进党的18大报告而收官，王院长此次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将会有什么结局，是否在4中全会举行的时候，不忘阶级斗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声音将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上空响起，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4年9月27日


　　(新浪博客提示：此博文已经过自动调整，以便在移动设备上查看)

2014-09-27 10:19:43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温碧书
要将王伟光"处以绞刑"的人用心何在?　　右翼学者公知跳出来搞转移斗争方向、“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借此来制造混乱并进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是为了巩固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推动这股反动势力日后对广大人民进行专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文章甫一公开，便引爆舆论。一贯口头主张“自由”、“民主”的右翼公知纷纷跳出来对王伟光进行围剿，在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对王伟光院长的断章取义、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学者、公知们诸如孙立平、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纷纷斥责王伟光为“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鼓动底层造反”、“奇葩”、“幽灵”、“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威胁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这些话说的惊心动魄，咋一看让人脊背发凉。

　　

　　江荣生微博截图

　　混淆概念 曲解原意 帽子满天


　　其中，跳得最高的当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王占阳坚持认为，“王伟光把阶级斗争说成‘主线索’，这就是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疾呼“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邓论、基本路线被否定”、“请中纪委严查”、“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其所产生的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公开、严厉处分不足以平息事态、安定人心、明确方向的程度了。”
　　

　　王占阳微博截图

　　王占阳大呼公开处理、严肃查处王伟光，所依据的竟然是对王伟光原意的肆意歪曲。
　　被王占阳等右翼公知反复炒作的那句话原文是：“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句话，任何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够理解，是涉及认识论，不涉及方法论的说辞，即是王伟光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描述与判定，并不涉及如何应对这个时代(即以什么为纲)，随后，王伟光得出结论：“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也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结论。
　　不过王占阳却得出了方法论上的的结论：“这就是公然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在让人大跌眼镜。王伟光原文明确说到：“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王伟光完全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论，而王占阳却下死力攻击王伟光的方法论，那么王占阳们到底在攻击什么?这就有必要了解王伟光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方法论。
　　在这篇文章中，王伟光所反复强调的方法论，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阶级斗争”。王伟光称，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国内外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行专政。
　　此处粘贴王伟光原文段落：“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王伟光认为，在“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阶级工具的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是哪些“特殊情况下”呢?王伟光谈到，“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当下，如果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
　　讲到这里，其实就非常清楚了，原来王伟光的中心意思是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抵御国内外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而加强这种专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来自于对时代的判断：我们时代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
　　换句话说，王伟光认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现实下，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论，专政对象是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
　　王伟光不是讲的不清楚，相反，正是讲得太清楚了，矛头对的太准了，便把那群主张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群体给惹怒了。
　　而作为这个群体的当然代表之一王占阳，跳出来疯狂攻击、污蔑王伟光的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想必王伟光自己也能够意料得到，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王占阳搬出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来攻击王伟光，真不知王占阳搬的是哪国的宪法，哪个党的基本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而在党的基本路线里，明确提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而邓小平理论，也反复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本主义、加强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
　　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社会主义，出自党章宪法，出自党的基本路线，也出自邓小平理论，王占阳之所以要对我国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些内容进行攻击，扣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进行污名化，恐怕是自己在我国长期从事西化、资本主义化的工作，担心专政力量专政了自己吧!
　　为了对付王伟光，王占阳硬生生将认识论混淆成方法论，实质上是为了攻击王伟光所重点提出的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维护“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
　　公知围剿 转移斗争大方向
　　与王占阳的“混淆概念、乱扣帽子”的手段不同，孙立平及其他一批学者公知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斗争策略：转移斗争大方向。
　　我们通过读王伟光的文章可知，王伟光所阐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是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体、是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群体，是勾结国外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常年来，由于“阶级分析”(习近平语)视野的缺乏，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式微，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不断坐大，他们不断蚕食和占领我国各大高校、学术机构和传媒机构，推销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同时，他们也不断推进我国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试图将我国推入殖民化深渊;更有甚者，还不断地煽动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分裂，同情恐怖分子，极力美化神化美国，为美国扶持疆独藏独打掩护，误导我国外交。这些人，正是王伟光所提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公知们看到了王伟光言论的定向杀伤力，急急忙忙地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对准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王伟光，大家请看：
　　公知@徐昕称：“请王伟光公布财产，让大家看看你是啥阶级”、 “王院长只要公开资产，就能定你个阶级了”;
　　公知@刘耘也附和道，“公布财产，看看你属于什么阶级”;
　　@张鸣称：“王院长起码会有自有住房吧，按现在北京的估价，怎么说也超过1千万了。”;
　　袁裕来转：@李宇晖_Huey称，“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号召阶级斗争。在大家拿起红缨枪之前，是否应该先搞清楚王院长是哪个阶级的，以免斗错了人?当然，实在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根据社科院的最新精神，属于探索性错误。”
　　@老榕则直接判定：“哼，我看象走资派、反动权威、总之，地富反坏右那种”
　　@吴稼祥称：“应该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
　　@何三畏则直接出来威胁到:“如果是这样，王院长伟光先生应该第一批或是第二批进去?”
　　@五岳散人更是恐吓王伟光要“死在断头台上”：“很遗憾的是，往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断头台的发明者死在了断头台上。这是历史规律，王院长三思。”
　　@张雪忠高呼王伟光“一定会死得很惨”：“王伟光身为社科院长，再怎么不学无术，也知道：要像文革那样搞阶段斗争，他自己一定会死得很惨。“
　　@江荣生给了一个主意：“应该绞刑!”
　　……
　　公知们不断地为“斗”王伟光出谋划策，可谓是花样百出，但就是坚决不与王伟光的原文原意沾边，坚决不讲“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这样的标准。因为一讲这个标准，便没理由专王伟光的政了。这样混淆是非+人格侮辱+人身恐吓的阶级斗争方法，是右翼公知们的阶级斗争方法，不是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方法，更何况，王伟光从头到尾就没讲过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
　　公知们对王伟光群起而攻之，只是为了“斗”王伟光一个人吗?不是的，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群众宣告：所有有财产的人都将会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从而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合法性与正义性。
　　这次围剿，事关维护西化派、分化派、私有化派、资本主义化派的重大利益，清华教授孙立平亲自披挂上阵，通过设问的方式对王伟光进行栽赃。前面已经反复强调，面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王伟光提出的方法论是“人民民主专政”，从没有提出过“阶级斗争”的方法论，但孙立平一上来就斩钉截铁地说“请王伟光院长给出搞阶级斗争的方案和方法”。这要是让王伟光院长看到了，肯定哭笑不得：三个字，莫须有。
　　而后，孙立平开始给王伟光出“阶级斗争”的主意，他称，“第一，先得划分阶级吧。怎么划?公布财产?”孙立平延续了公知们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思路。王伟光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划分方法非常清晰—“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分子，怎么孙立平就视而不见呢?
　　“怎么划?”
　　凡是在我国鼓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的人，推动我国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人，搞民族分裂的人，均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怎么到孙立平那里，就成了“公布财产”了?这里，孙立平是故意暗示王伟光要打倒所有有财产的人，误导公众的认识，这就不仅仅是转移斗争方向了，而是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从而把王伟光推到许多人的对立面去，剥夺其斗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随后，孙立平继续给王伟光出主意：“第二，阶级斗争怎么斗?需要戴高帽吗?需要游街吗?第三，无产阶级要成立战斗队吗?”其实，后面这两种提法，在第一条即斗争方向、斗争对象被转移并扩大化之后，就显得荒谬可笑了。但倘若是按照王伟光所界定的专政标准，难道广大人民就不应该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进行有理有节的“战斗”?难道广大人民就任由“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剥削压迫?当然了，“戴高帽”、“游街”等说辞，无非是流露出孙立平们对广大人民战斗素质的鄙夷。
　　

　　孙立平微博截图

　　王伟光的文章不难理解，矛头所向也十分清晰，学者公知们却大张旗鼓地进行斗争方向的转移，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博弈策略选择。如此混淆之后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被王伟光矛头对准的那一小撮人，即“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
　　只许资本专政 不许人民专政
　　孙立平是何许人也?在周永康案发前后，孙立平配合一干法律党和公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宣称必须要通过“宪政”才能够解决周永康这样的腐败问题。这严重违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1989年就明确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而所谓的“宪政”，就是认为法律和国家是超阶级的，是代表全民利益的，从而掩盖国家与法律的阶级本质，维护在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孙立平与王占阳在我国鼓吹宪政，就是为了在我国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实实在在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如邓小平所言，这只会进一步加深我国的腐败。
　　美国的宪政民主实践证明，宪政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原则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最近热销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及其伙伴用资本主义数百年经济发展的详实数据证明了：资本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必然趋势。也就是说，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是同步进行的。西方的宪政维护了资本对人民的掠夺性优势，形成对广大人民的专政。
　　除了孙立平与王占阳，此次跳出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无一例外均是在我国鼓吹资产阶级专政(宪政、新自由主义)，如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人，其中刘胜军甚至向党中央高呼选择性反腐，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官员，其腐败问题一律暂缓或者不予追究，这个行为倒是很好地注释了“资产阶级宪政”对人民的专政本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站在最广大人民对立面的一小撮反动势力一旦受到人民专政力量的威胁时，总是要搞转移斗争方向、“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借此来制造混乱并进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是为了巩固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推动这股反动势力日后对广大人民进行专政。此次跳出来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倒一切的王占阳、孙立平、刘胜军、孙立平、张鸣、老榕等人，就是这股“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试图在我国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势力的乏走狗、急先锋。

2014-09-28 08:43:4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

有关阶级斗争——请不要把“斗争”扩大为“战争”　　说老实话，本人一直以来对中国社科院都不太感冒，多次在微博中批评某些“专家”的谬论，甚至曾经提出过“社科院应当废掉”的观点。然而，这一次，我选择认同王伟光院长的观点。
　　王院长有关阶级斗争的文章不作转述，中心意思是承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这么一个事实，并估计阶级斗争仍将是一个长期存在，人民民主专政仍然适合中国。这里不深究文章的内涵，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去查阅。无论从宪法看，还是从党章看，王院长站在社科院职能的角度写这篇文章是无可非议的，没有违背任何原则及法律。
　　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出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竟因此文要求中纪委对王伟光院长进行治罪。起初，我以为王占阳掌握了王伟光院长的犯罪事实，若真犯罪了，中纪委当然应该介入，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纯粹是因文生恨和情绪发泄，中纪委若真规办了王伟光，那不就是因言获罪吗?
　　阶级斗争到底存在否?我看是存在的，资本家不遵守劳动法、不尊重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普遍存在，这就是阶级斗争，1%的人拥有整个国家40%的财富，这就表明存在阶级斗争，中底层人士占各级各类“代表”比例极底，就表明存在阶级斗争，相当数量的底层人再度赤贫化，就表明存在真真实实的阶级斗争，如果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快加大，这些阶级斗争将不可能避免地长期存在并且呈扩大化趋势，谁也否认不了，王伟光没说错。
　　据说王占阳教授长期以“民主人士”自居，一篇文章能把他激动成这样，我认为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嘴巴民主先生”，就这么个涵养和水平，能做民主人士吗?动则对不同观点者高呼处以罪罚，那是民主人士的固有原则和思维方式吗?若是，民主不就是害人的东西吗?
　　说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它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总归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只是工农阶级、资本家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可以在斗争中得到缓和和化解，都不属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斗争的存在不妨碍现实的合作，斗争中既有对立又有妥协，既有不同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相互排斥又有相互包容，总之，内部矛盾不需要以战争方式解决，没有战争的对抗性。不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想麻痹底层劳动阶级，是想掩盖社会深层次矛盾，是想长期掌握欺压剥削劳苦大众的主动权。
　　如果公知们习惯于用“绞刑”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设计，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大众，你可以置异见者于死地，其它阶级也可以置你们于死地，相互往死里整，那就是战争，那就是暴力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灾难和国家灾难，这肯定不符合全体中国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按理说，王占阳是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应该是懂法的，是理性的，应该熟悉共产党的党章，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教授未必不懂?我私下在想：社会主义学院为什么可以存在?应该研究什么?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和什么样的立场?社会主义学院中还养着多少吃社会主义饭当资本主义狗的教授?执政者还准备继续养育着这群废物吗?难道还准备养育着这群挖墙脚的内奸吗?应该要深思一下!
　　再看看网络，几乎所有的资本媒体都开足了马力讨伐王伟光，几乎所有的网络大V全发微博攻击王伟光，几乎所有上得台面的公知都写文章丑化王伟光，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将王伟光处以绞刑。这是多么狠毒而又可怕的叫嚣啊!一篇只讲事实而非方法论的文章居然就能引起如此凶险的威胁，不正说明王光伟院长的文章十分正确吗?如果阶级斗争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用得着如此气急败坏地要置人于死地吗?
　　“民主”公知们说：提阶级斗争就是法西斯，就是反人类，就是反民主，就要被处以绞刑。说这些话的人都是高知识的人，很多还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甚至还是党政部门的贵客。然而，我想说的是：人家写篇文章都要被处以绞刑，那要民主干吗?你若不同意王伟光的文章观点，你就拿出自己的本领写文章批驳他嘛，你就动员自己队伍中的笔杆子搞文战嘛，何必要以性命相威胁呢?这跟公知们过去常说的“民主之后杀全家”果真一脉相承啊!莫非高喊民主的斗士们不喜欢斗智商，只喜欢杀人?
　　过去，我写过多篇有关民主的文章，我甚至公开写过民主选举的改革建议，遭遇过有关方面的直接打压，但是，我坚定地反对“杀人民主”，要搞民主，必须先培育理性的民主文化，通过理性斗争建立民主制度，然后逐步推行理性的民主程序，任何假借民主口号置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投机分子、暴力分子都是民主公敌，都不配喊出“民主”这个圣洁的词语。

　　民主很好，我很爱，但是，民主若被刽子利用，那就是屠刀!!!

2014-09-28 14:48:1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张嘉国
王伟光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不输理》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文革余蘖”、“应该绞杀”充斥于网上，可以想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氛围里，提出和坚持一点真正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是多么的困难。　　什么人在反对王伟光的观点呢?不妨从历史上来看，首先国民党反动派是被毛主席阶级斗争思想打败了的，其次党内的走资派是被阶级斗争思想打垮了的。阶级斗争思想，说到底，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提供了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那怕是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也是如此，只要你违背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人民就有权利打倒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最厉害的地方，也是全世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地方，也是美国法律严禁宣传共产主义并发誓要消灭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所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并不是一个新思想，而是一个旧思潮。
　　人民民主专政，从毛主席一提出来，就遭到了一些人的责难，什么“一党专政”啊，“独裁”啊，都出来了，现在那些批评和责难，都不过是拾60多年前人的牙慧而已。毛主席回答他们：独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独裁，如蒋介石那种，一种是人民独裁，就是共产党组织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当自己的家，这种独裁有什么不好呢，所以邓小平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输理!
　　重提阶级斗争，也是被人逼出来。美国重返亚太，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和冲突?非要跑到中国大门口来耀武扬威?非也，乃美国大资产阶级依然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为最大的，可以毁灭他们的敌人。或曰：我们改革开放，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在国际上我们不再支持各国共产党，在国内把公有制经济越搞越少，把国内的矛盾搞得越来越多，甚至搞出了分裂主义，为什么美国还不高兴呢?原因在于你仍然举着社会主义旗帜，尽管你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还是叫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又分裂成七大块、八大块，真正臣服于国际大资产阶级，为他们进贡纳贿，说不定美国大资产阶级会高兴一下，赏给有关人士一颗糖吃。可中国人民会答应吗?于是，斗争就出来了。
　　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人民民主专政仍然必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2014-09-28 19:34: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宪之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在网上瞥见标题时一闪而过，并未打开细读。觉得，从标题看，文章虽然倾向明朗，但不够鲜明有力，气势不足，与“不改旗易帜”，与被美国人扇耳光后“斗则两伤，合则双赢”的提醒和表白一样，属自我表白性的、辩解型的，是退让型的，气势不够，底气不足。与毛泽东主席当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与尼克松纡尊降贵访华，中美发表震动世界的公报依然旗帜鲜明坚持反帝立场，真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了。“‘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那是何等的自信啊!曾几何时，“普世”成为霸权话语，阶级和阶级斗争居然变成了敏感禁区!“不改旗易帜”，软绵绵的，有气无力。对这类文章，一直没有拜读的兴趣。　　然而，王伟光这篇标准的体制文章，居然遭到了声势浩大的围剿，黑云压城全国共讨，世人皆越杀，简直非吊死不足以谢天下了。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现状。

　　司马南写文章论这一现象，说的很清楚：

　　向来行事低调的学者型干部， 即使做到社科院院长也很少被媒体关注的王伟光先生两天来爆得大名。
　　网上热词搜索中预先嵌入了王伟光，与安徽女大学生裸体测体能，与刘铁男家某人失去自由，与平定县委书记被双开……花里胡哨的新闻排在一起。
　　不知道王伟光先生是感到庆幸，还是有些委屈，或者莫名其妙 。

　　司马的文章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论辩，很有说服力。
　　但屁股决定脑袋，右翼公知是理性的问题吗?
　　这里想补充几点，说说王伟光遭围剿现象的启示。

　　一，右翼围剿王伟光是买办阶级自觉组织的争夺舆论阵地行动。

　　王伟光是体制人物，文章未约体制雷池一步，为什么会遭到右翼的声势浩大的围剿呢?
　　网络上，比王伟光尖锐百倍的多的是，他们为什么未能享受这一待遇呢?
　　就因为王伟光是社科院长!
　　舆论阵地，是阶级斗争的主阵地，经过30多年的经营，他们早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领地，他们有自己的布局，自己的底线。
　　根据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理论阵地他们还不能一元独霸，体制、右翼与左翼三股力量并存，但不是鼎立。体制代表现在时，他们代表未来时，或打左灯向右转，或不打灯、打右灯向右转，掌控话语权。左翼，封杀不了，也不必完全封杀，网络上给留一隅，就像个喘气孔，让他们能够呼吸宣泄，做做“伟大复兴”梦，有比无好。但他们是有底线的，重庆事件时乌有和旗帜太猖獗，就必须斩钉截铁封掉，毫不犹豫。
　　但纸质官媒则必须是一家之言，《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是眼里的沙子，“言论自由”得毫不容情地给剥夺掉。与《炎黄》和《南方》不同，一家子与两家人，是两回事嘛。
　　意识形态要津，决不允许左翼插手，那是底线。《读书》是精英的传统阵地，有段时间表现出新左倾向，尽管汪辉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左，但也不能容忍。倾向为何?用钱理群的话说，也不过是“《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不过如此而已。但因为与右翼主流未能 “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所以非得换帅不可。“中流”“旗帜”虽然可恶，但那是室外飞尘;而《读书》，却是眼里的沙子，好像自家营垒的反叛，不能容忍。

　　读书换帅是右翼高层的自觉策划的，王伟光的围剿更是如此。
　　在他们的布局中，炎黄、南方这些滩头阵地必须固守，中央党校、社科院、央视这些要津不能大权旁落，社科院，一个陈奎元应就够他们恼火的，毕竟是副职，一个“唱红打黑”的院长，自然超过了他们的容忍限度，必须抓住时机给点颜色看看。

　　二，围剿事件显示了右翼买办势力左右舆论的能力。意识形态全面失陷，拨乱反正必须下决心从根本处着手。

　　80年代右翼买办一元独霸的时代宣告结束。毛泽东热持续升温，泛左力量不断扩大。左右平衡额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平衡云云，并非左右对等。在“姓资”与“跟着美国走”方面，五十步与一百步、现在时与未来时方面是大同，而姓社姓资的区别绝不是小异。《中流》与《炎黄》的不同命运，根子就在这里。纪念毛泽东与纪念邓小平，怎么能一视同仁。
　　30多年来，右翼买办始终掌控着中国的话语权，引领着改开前进的方向。与体制闹闹别扭，踩踩红线走走钢丝，玩玩妇姑勃溪打情骂俏都无大碍，南方系倚仗奥巴马的腰子公然藐视体制，不也如此吗?并非胆大妄为，是在根基深厚。美国大老板、体制内极右势力和买办阶级雄厚阶级基础，有这三股势力做后盾，尽可以藐视一切为所欲为，谁也奈何不得。
　　对他们的“不保持一致”，体制时想约束，但收效甚微。不敢发动群众、发展左翼力量，单靠管理，是苍白无力的，改变不了他们越来越猖獗的态势。
　　先是居高临下地扶持，后来则彼此彼此，再后来则客主易位——这早已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后体制与自由派关系变化的普世规律。中国决心“断腕”，在向这条道上疾驶。
　　右翼掌控着舆论，网路搞谁不搞谁与怎么搞，买办势力随时可以可以兴风作浪。这次围剿王伟光的风浪，就是明证。改开深化到叶利钦上台和齐奥塞斯库倒霉之际的火候，那时候，一个狂涛巨浪，就能够颠覆整个国家了。
　　意识形态全面陷落，买办势力主导舆论。这一现状严峻可拍。有赖毛泽东的遗泽，靠着左翼和大众在重重压抑下自发的抗争，买办势力才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颜色革命，大卸八块中国。
　　草根与精英意识形态的对峙，是时下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生死斗争的主要形式。

　　二，围剿事件是阻击战，也是杀鸡给猴看。

　　十八大以来，经济上以“混改”为标志持续向右，以断腕决心坚持走私有化殖民化道路不动摇。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整肃乱象之势。对此，右翼很不爽，耿耿于怀，高度警惕拭目以待，一面也不失时机地给造点麻烦，在有利方面积极进攻，比如配合混改变本加厉推销新自由主义，有些方面则以攻为守。围剿王伟光，就是显示力量的一场战役。
　　什么“原则”之类，大家都心知肚明，需要的时候讲讲而已，黑猫白猫策略需要，无需也不必认真。草民左翼，嚷嚷让他们嚷嚷好了，如果要津位置有谁书生气了，给你棒槌你当作针了，那就超出他们的容忍界限了。
　　社科院院长认真讲人民民主专政，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事固不能容忍，其苗头，尤其值得警惕，必须给胡大大一点那颜色看看，使他知难而退。使体制约束约束，使彼等知道好歹，知道讲话的分寸。以往整治网路大V，也都从刑事角度入手，不都是蓄意回避政治吗?犯糊涂，就得不换思想就换人。如果高层执迷不悟，他们也好与美国主子商量，有个战略准备。



　　附
　　《读书》的“毛”与“皮”
　　来自: ΙδεΠÐ(Know Your Enemy) 2007-08-16 06:52:16
　　宪之：《读书》的“毛”与“皮”
　　作者：宪之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7-8-14

　　《读书》的“毛”与“皮”

　　《读书》换首，左右关注。奇怪的是，被斩之“首”却不承认自己“新左”。这一事件本身与当事者的态度，都颇有意味，值得一读。
　　知识阶层的身份有一种天生的暧昧。自己是阶级的“一翼”，是“毛”，总是依附一定的“皮”，但他们又总是不愿承认，爱标榜“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即如“一部分”云云，早已随着“老板”的占尽风光和“领导阶级”被“买断工龄”而露尽尴尬。“贵族”、“中产阶级”、“小资白领”、“体面”、“上流社会” 等等，早已成了他们新身份的标志，连博导都已“老板”了，谁还愿意甘居“包身工”“窑奴”的“一部分”!昔日的面纱与时俱进，如今早就成妨碍显示身份的障碍了。至于“主流经济学家”，则毫不掩饰地为暴发户“帮忙”“帮闲”，同时自己也变成暴发户的“一部分”——“图穷匕见”之后， “自由知识分子”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折：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拯民的道路，从五四到直到“专制集权”时期，他们总的趋势是向左，革命，“与工农相结合”，皈依大众。“转型”之后， “告别革命”， 向右，皈依强势阶级，则成了总的倾向。
　　遗憾的是，历史永远不会按照权势者的意愿“终结”，随着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知识阶层也不会老是附在暴发户一张“皮”上。“新左”话语的出现，就标志着右翼一元独霸的局面结束了，“铁三角”不允许别人做任何反思争论的时代，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老左”或是和“新左” ，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的“启蒙”下反思，越来越多的人走近马克思和毛泽东。
　　越来越多的“老家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知识精英不断有人拍案而起;“毛左”对资改的质疑，获得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理解和支持; 越来越多的“白领”和“海龟”，从“主流”遮蔽蒙昧中清醒过来，质疑反思资改，开始关注大众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铁三角依然主流，垄断着话语霸权;不过他们控制不了网络，这个无法扼杀的“四大”，令他们苦恼头疼。“郎旋风”“物权法争论”等，都使他们耿耿于怀。久盛不衰的“毛泽东热”更是让他们恼火，他们对毛泽东的妖魔化越是升级，大众中的毛泽东热则越是升温。人民是不能永久蒙蔽的。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他们的 “主流”地位，经济上一路“公退私进”“中退外进”，意识形态方面几次受挫，但总体上还是 “与时俱进”，“冰点”之类小挫似乎更提高了他们在跨国老板方面的声价，增强了他们永不动摇的信心。或全面“走向共和”，或异峰“崛起”;“冰点”未化， “新编历史教科书”峥嵘兀出;“拐点”还在深化，“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早又高张……如此辗转推进一路凯歌，他们怎能容忍本该属于“自由主义”领地的不谐和音!什么拉美道路、亚洲金融危机、三农问题、效益公平之类，实在刺耳。“中流”“旗帜”虽然可恶，但那是室外飞尘;而《读书》，却是眼里的沙子，好像自家营垒的反叛——怎能容忍!加之，指掌之内，力所能及，足可翻云覆雨。于是，“改制换首”，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说，《中流》的“改制”，出自宏观大“体制”;那么，《读书》之“改制”，似乎更是出自知识精英霸权小“体制”的“民主”霸道运作。
　　霸权多年，天之骄子，暴发户的特色就是霸道小器。他们只允许自己“吐痰”、“冰棍”、“快卖卖光”、MBO，允许暴发户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最疯狂最卑鄙的掠夺，只允许大众老老实实地“付出改革成本”，不容许别人半点争论。否则，就是就是极左，就是破坏改革。相形之下， “新左”则显得天真软弱。
　　与“体制”保持“完全一致”，却为“主流”不容，“一致”却未“和谐”，亦复可叹!

　　可汪晖不承认自己“新左”：“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 “ 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
　　右翼的代表人物的借口则十分虚伪。袁伟时说：“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你们垄断着话语霸权，什么时候让别人“发出声音”了!《读书》不就是因为发了不多几分之一的“新左”声音，你们就不能容忍了吗?
　　钱理群将《读书》换帅与《冰点》事件相提并论，它可惜：“《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老先生也与时俱进地观察思考，诚恳与天真兼具。一个霸权垄断，气壮如牛，高歌猛进;一个叨陪末座，趔趄嗫嚅，还不够 “一元”——左右开弓不妥。

　　一位自称“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的网友的看法倒是意味深长，虽然不赞同他的立场。他说：“ 所以我认为，新左派在市场经济的批判方面，歪打正着，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左派下降到匍匐到血染的土地上，以帝王师或者幕僚的姿态，冒充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右派，对于历史大潮可出可入，而新左派为了批判市场经济推动改革，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了，结果被现实政治所俘获。应该说自由右派下半身陷入历史泥潭，上半身还是自由的。而新左派相反，下半身自由的，而上半身全部陷入历史泥潭。在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幸婚姻方面”，新左派构成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我站在比较政治成熟的新左派，很遗憾地看到市场乌托邦空想主义与中国的一次失之交臂。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现在有了卖淫的经济自由，却没有投票的政治自由。”这位“自由右派”比袁伟时坦诚。(《<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读书》定位的暧昧耐人寻味。

　　见“新自由”行情看跌，《大国崛起》就摸起了罗斯福和凯恩斯的“石头”，而《炎黄春秋》则竖起“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看到如此这般不动摇，马克思笑了——
　　哈耶克与凯恩斯，看不见的手与政府干预，自由与垄断，先富起来与公平市场，戈尔巴乔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叶利钦“休克”暴政与普京“新政”，工党与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克林顿与布什父子……我不看招牌，只看根本：只要你维持雇佣劳动制度，那都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就是血汗工厂、包身工和黑窑奴工，就是权钱联姻，“转型”成跨国垄断不过是妄想，还是先补补“奴隶贸易”的课吧!

　　中国已经有了30年的社会主义积累，更有毛泽东后半生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的探索努力，想彻底颠覆转型，离开了对跨国垄断资本的依傍，离开他们的呵护，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一刻也离不开权力的保驾护航。从硬件到软件，无不靠引进贩卖，他们从头到脚，买办意识直深入骨髓，这是先天注定了的。——即使是完成“转型”的俄罗斯的寡头，富可敌国，依然侨居伦敦深化“开放”。
　　不懂得历史会怎样“补课”，如果幻想取“主流”而代之，未免天真。

　　民主革命年代，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邹韬奋为代表，“三联”《读书》曾经书写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辉煌。
　　1956年随着“对私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化，《读书》也慢慢淡出。
　　新时期以来，随着资本的重振雄风，《读书》也又迎来了新的辉煌。
　　“《读书》十年”，这本有着文化符号意义的名刊又走过了一段之字形路，经历了两个“拐点”——以后的走向，国人在拭目以待。
　　“读书”的变化，折射了中国民资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
　　民主革命时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分析最为权威：两面性，它既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妥协软弱的一面。它只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最后胜利。
　　“转型”“接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具有两面性。
　　时下，“民资”或者说“民营企业家”还不能简单地称作民族资产阶级。经过30年的“先富起来”，在中国，资本或者说“生产要素”已经取得全面统治地位——话语的暧昧时代也将随着霸权者“到达天津”而行将结束不必隐讳——现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以“铁三角”为标志、以官僚买办资产为主体的紧密联盟，“民企” 紧紧地依傍他们生存着，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还算不上一个“独联体”。这一阶层的主流，依傍跨国垄断资本，依恃权力的保驾护航，靠剥夺工农和血汗劳动，靠破坏性掠夺自然资源发展;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中，他们只是“分一杯羹”，其大头，则流向海外和充实了官僚阶层的宦囊助长了官僚买办阶级势力的膨胀 ——作为这一阶级的附庸，他们在现阶段的历史作用谈不上“先进生产力”。所以，还不宜以带有国家民族意识的 “民资资产阶级”来称谓“民资”。
　　工人阶级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的觉醒与重组有待于生活自身的“启蒙”与锻造，其多数经过主流精英的当年洗脑已基本市民化。集体农民经历了小生产化之后，在权钱的剥夺下越来越多的流入城市以“民工”的形式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他们时下不过是遭受同情救济甚至“解救”的苦难阶层，处于“羊吃人”时代和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代。
　　随着整个资本力量的增长，民资的自身发展会越来越感受到跨国垄断资本与腐败官僚对自己发展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威胁——比如“反倾销”就会给一头一脑的“全球化”情结泼上一瓢冷水——从而萌生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保护意识，从而，“民族资产阶级”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慢慢壮大。 “自主创新型”问世，其中就有他们一份功劳。
　　有掠夺、有压迫剥削就一定有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反左”就能消弭的。精英的“启蒙”取代不了生活自身的“启蒙”，“主流经济学家”的“冰棍论”说教，一遇上黑窑奴工和包身工的“启蒙”，就会冰消瓦解。在俄国，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官僚买办势力——美国学者多称为“权贵资本或裙带资本”——达到顶峰，而同时，他们祸国殃民的面目充分暴露之后天怒人怨，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复苏，为华籍精英大骂的普京新政就是标志。这时，民族资产阶级才走上社会舞台。
　　“新左还处于整合思想资源、想像未来道路的阶段”，黄纪苏说的较为实际。恩格斯当年说过：“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现在面临的话语环境，是由霸权精英以全球化的资本话语霸权为依托打造出来的。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持续妖魔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粗暴颠覆，对一切剥削制度的极端美化，经过对大众重新接受奴役的洗脑，一个中国特色的、可以让暴发户和跨国老板如鱼得水恣意潇洒的“投资环境”早已“大国崛起”。所以，思想理论上，只要能揭露批判资本斗士的骗局，有助于人们反思清醒，无论“新”“老”，无论是为大众还是为国家民族，都是进步的先进的，都应该携手共进。
　　在对中青年知识阶层包括海龟的影响方面，在与既定的霸权话语的反差方面，在影响高层决策方面，“新左”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在与长期居于霸权势位的买办文化的斗争中，在高张国家民族与大众旗帜的泛左先进文化的乐队合奏中，“新左”担当的是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红目 2014-09-28 17:17:18

    有些“人”看到“阶级斗争”四个字便开始抽筋了，因为它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全体工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众做了大量的缺德事，它们罪大恶极、罪恶满天，非常害怕全国劳动人民来清算它们的罪恶。江荣生、叶檀、王占阳、孙立平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汉奸走狗跳出来了是件好事，这就是中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生动表现，对这些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反分子应该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手软。记住这些公开跳出来的资产阶级坏分子，就是要让这些祸国殃民的资产阶级汉奸走狗流氓文痞不得好死！真正的共产党人与广大的工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消灭这些三十年来与中国工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为敌的代表反动的剥削阶级利益的阶级敌人与流氓文痞！一旦把这些毒蛇猛兽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才能照遍全球。让我们高举“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旗，让那些豺狼猛兽颤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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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9 16:05:14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王璇玑
官僚买办特权阶级不会承认阶级斗争，因为这等于自掘坟墓。王伟光文章发表后，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即公知)纷纷讨伐。但他们智识水平远低于王伟光，不仅无法与王伟光形成学理上的对话，自身逻辑也难以自圆其说。

　　从美国的情况看，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等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瓜分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垄断资本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全部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越是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越有可能是官僚买办特权阶层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真正的官僚买办特权阶级是不会承认阶级斗争理论的，因为这等于自掘坟墓。王伟光文章发表后，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即公知)纷纷讨伐。然而，他们智识水平远远低于王伟光，不仅仅无法与王伟光形成学理上的对话，自身的逻辑也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宪政民主狂热鼓动家、华东政法教授童之伟先后发了两条微博，其一发表时间是2014年9月24日 17:20，他认为：“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斗争之火永不会熄灭!王院长属于统治阶级的高层，他实际上是强调要与被统治的普通公民阶级斗争和争夺利益。”仅仅五分钟后，在2014年09月24日 17:25，童之伟又发表了第二条微博，他认为：“王院长此说必然导致吉拉斯《新阶级》一书的同样结论。所以，他的阶级分析观很可能正在危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后一条认为王伟光鼓动底层造反，是在危害执政党的利益，站在执政党一边，呼吁执政党处理王伟光;而前一条言论则认定执政党是剥削阶级和富人统治阶级，认为王伟光在代表执政党富人统治阶级，对穷人阶级进行压迫、斗争和争夺利益，鼓动穷人阶级反抗王伟光和执政党。同样一个童之伟，前后两条微博，左也是他，右也是他，自相矛盾地顾头不顾腚地恶毒攻击执政党，挑拨人民、党、及王伟光之间关系，可谓用心极其险恶。

　　http://weibo.com/1837869620/BouEN5fri

　　https://freeweibo.com/weibo/3758378604520743

　　大概童之伟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太恶毒、太无耻、太露骨、太脑残和自相矛盾了，删掉了后一条微博了。但网络是有留存的。
　　其他公知的招数大同小异。人大教授张鸣称，“现在还讲阶级斗争，等于是鼓动底层造反。这种言论，出自国家社科院院长之口，不止是愚不可及，而且用心险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称：“今日中国，存不存在阶级?当然存在。……谁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红色家族、官僚家族、富豪家族构成的权贵集团还有依附于他们的文人(如王伟光等)。谁是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下岗工人、农民工、小商小贩等，还有捍卫他们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如维权律师)。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特权的泛滥，阶级的紧张、对抗和冲突愈演愈烈。但是尽管如此，我不主张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阶级的紧张对抗冲突应该通过阶级妥协来解决，在今天，也就是通过权贵向百姓让利来解决，通过民主化改革来解决。”
　　这些言论的主要观点，包含以下要点：1、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执政党，定性成剥削阶级、富人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从而使之与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相对立。2、他们又将王伟光定位成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的文人。这两个逻辑起点都是明显错误的。按照基本常识就可以判定，如果整个执政党都是剥削阶级，如果习近平本身也是剥削阶级的重要成员，如果王伟光是依附于他们的文人，他们是不会突出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因为这等于自掘坟墓。剥削阶级的一贯做法，就是在剥削压迫人民的同时，否认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呼吁阶级调和。
　　但是，毫无疑问，那部分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官员，属于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恰恰是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现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例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特权阶层及苏联解体后侵吞人民财富的前苏共团中央的寡头们，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何曾坚持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王伟光强调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又毫无证据地认定王伟光是剥削阶级(即他们认定的执政党)的代言人。剥削阶级的代言人怎么会鼓动阶级斗争和底层造反来反对剥削阶级呢?这些逻辑是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他们只能说王伟光“愚不可及”。在他们看来，王伟光的言论等于鼓动底层造反，危害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危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即危害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呼吁执政党即他们所认定的剥削阶级来处理王伟光，以维护和稳定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承认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便是承认存在剥削阶级，承认存在剥削阶级和人民之间的阶级紧张、斗争和冲突，但也不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剥削阶级，而是主张平民百姓向腐败的权贵阶层、剥削阶级做出妥协，让剥削阶级权贵向平民百姓让出一丁点非法利益来解决问题。那么，究竟谁是依附于剥削阶级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文人和代言人，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可以说，无论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还是王伟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高层智囊，还是底层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主张对勾结西方敌对势力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进行斗争并彻底清除之，恢复共产党的人民本色、革命本色和红色本色，在坚持和回归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而只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们反对这种斗争，反对这种恢复和回归。而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们所传播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恰恰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些理论，他们得以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也只有依靠这些理论，他们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性并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可以说，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和网络公知，都是依附在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身上的文人。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公知只是认识问题。
　　反对王伟光文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大部分缺乏最基本的学理常识。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代主线索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王伟光违反政治纪律，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他公开发文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主线索’，就是纲。请中纪委严查”。似乎这些公知一夜间都成了党中央的支持者。
　　王占阳将王伟光的文章解读成“阶级斗争为纲”，明显是不实事求是地。王伟光文章明确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主张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国内阶级斗争当做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如经济建设等都是次要矛盾。而王伟光文章明确指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总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激化时，例如外敌大规模入侵、敌对势力即将颠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阶级斗争肯定在这些特殊时段成为主要矛盾，例如处理八九动乱时期。
　　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被颠覆的亡党亡国的边缘时刻，显然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只能以国家安全以阶级斗争为工作中心，但这只是在特别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应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本质含义。没有毛时代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两次打败美国、没有毛时代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在一起的，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如果割裂基本路线，单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方向道路走偏了，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乃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被颠覆了，经济建设也必然失败。
　　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建设本身，就是在增强社会主义这一力量，其本身也正是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但是此时由于我们拥有强大国防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外部资本主义无法对我产生根本的威胁，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和敌对势力也相对弱小，因此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本身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本身就处在两大力量博弈的主线索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时代大背景。
　　王伟光文章中提出的“主线索”，是指整个时代的主线索，是就整个世界两大力量格局而言，而并不是指我们国内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指我党中心工作。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和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明显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解放前的28年里，中国当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主要工作及中心工作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英美帝国主义、蒋家王朝及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官僚资本主义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也不是主要矛盾。当时虽然处于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仍然是主线索，但与资产阶级及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我党的中心工作。就当时整个世界和时段来说，虽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大时代，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选择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合作联盟，共同对抗法西斯势力，因此和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当时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矛盾。显而易见，时代的主线索，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后，在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一长期时段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会一直贯穿着整个时代。但是我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身力量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并非在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把阶级斗争当做中心工作。在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敌对势力力量弱小时，当然是不能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这一主线索贯穿的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这里邓小平仍然是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在强调这一阶级斗争是贯彻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并且提高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高度，然而这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之，公知们曲解和混淆“时代主线索”与“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其混为一谈，是没有道理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无法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代主线索，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甚至无法理解“阶级”概念。例如，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攻击王伟光说：“请王伟光公布财产，让大家看看你是啥阶级……王院长只要公开资产，就能定你个阶级了”。人大教授张鸣攻击称：“王院长起码会有自有住房吧，按现在北京的估价，怎么说也超过1千万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表微博称：“公布财产，看看你属于什么阶级……请王伟光院长给出搞阶级斗争的方案和方法。第一，先得划分阶级吧。怎么划?公布财产?第二，阶级斗争怎么斗?需要戴高帽吗?需要游街吗?第三，无产阶级要成立战斗队吗?”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的划分并非是按照财产，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他人的劳动来划分的。因此，资产阶级之“产”，是指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这种权力，而并非指的是简单的财产。因此，没有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价值，就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不占有财产，因为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少量财产的，最起码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资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谓“无产”，指的是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而并非没有财产、财富和生活资料。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他们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为生，受雇佣于资本家阶级并被其剥削，因此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仅仅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表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带来的在生产中及利润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权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户，虽然名义上拥有一点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广大的股民散户是无法组织起来并对企业的经营生产及利润分配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西方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一小撮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他们的所拥有的股份和权力，往往能够完全支配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分配。
　　一些公知将阶级分析理论曲解成按财产划分阶级，如果不是缺乏学理常识的话，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王伟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应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讲话。重新强调要坚持“阶级分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此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例如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的张雪忠就这样指桑骂槐：“王伟光身为社科院长……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显然是在投主政者意识形态之所好，而后者为前三十年正名，则是为了凸显红二代集权图谋的正统性。”其实这些亲西方知识分子们都很清楚，他们名为攻击王伟光，其实是在攻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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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30 10:33: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王社长

　王伟光的文章，右派激动，跳脚擗踊而骂：“你们又要搞斗争，搞专政啦!”
　　其实，不必假装学究式地吵嚷那文章里的什么“阶级斗争”如何界定，干脆把这层纸戳开，明白说了，王伟光文无非是说：“右派要推翻我们共产党政权搞革命，我们共产党政权就不能袖手，就要回击，就要压制，就要反革命”。这，“并不输理”。

　　于是，问题就在，今日的右派，是不是正在斗争，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搞革命”呢?如果不是，那么王某的此文，就应该如30多年前右派包括茅于轼们向共产党“表忠心”的年代一样，被认为是“极左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的(老王我本人那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被否定的，不必要的。

　　但今日的右派，不是天天都在网上网下开明车马鼓吹革命推翻共产党吗?右派中主张“无敌”的，也就是不主张革命的刘晓波都为他们所不容吗?反共革命那么必要，右派又怎么会认为共产党对他们的革命实行反革命，却是不必要的呢?

　　你正在对共产党斗争，革命，却又要共产党不可对你斗争，反革命，不然就要“绞死”人家。你们自己不觉得有点滑稽吗?对王伟光拼命地骂，说穿了，无非一方面要自己放开手脚革命推翻共产党，一方面要竭力缚住共产党手脚不许它反革命罢了。既英雄又安全，“零伤亡”获得右派革命成功。有那么顺当的“革命”?革命越顺当，革命后的“补课”就越动荡。有怎样的果实，就必得有怎样的付出。这是一定的社会规律。


　　老王早在《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一文里说过：
　　“反共革命派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当然有。共产党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权利，反共革命派怎么就会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权利?革命是天赋的人权。问题在，革命是天赋的人权，反革命就不是“天赋的人权”？上帝的设计会不平等？反革命一样是天赋人权。你既然要革命，就不要抱怨人家反革命。因为权利平等，天经地义。”

　　右派说，“啊呀，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机器呀。我们弱势。这怎么公平?”这话真没出息。毛泽东当年革命，国家机器在谁手里?在你们反共右派手里呀!被你们追杀两万五千里，亡命奔北，“招安”改编，不是“弱势”?现在轮到你们革命，怎么不公平?你们把毛泽东骂得一无是处，但这书生两手空空上井冈山为“匪”，20年终于把你们推翻，这个奇迹，总还算他的本事吧?老王一直劝你们，不要“骂倒毛泽东”。你们既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一点毛泽东，连老蒋小蒋到台湾都总结教训虚心学，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老王真不希望看到右派与共产党及左派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搏杀。国之不幸。他希望右派的主流回到刘晓波“无敌”立场，积极地回应习近平谋求“全民意见要求公约数”的政治协商。右派们现在还很不乐意。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夺得政权，政治协商便是“招安”，是“花瓶”。不“招安”不“花瓶”怎么办呢?就要坚持反共革命的立场，将共产党推翻为止。他们至今很有信心。其实他们心中并不认为他们“弱势”，他们的革命必胜信心，并不建立在国内广大民众支持上，而建立在西方联盟国家强势的奥援上。他们坚信，只要有一天闹出什么大的事件，西方盟国的飞机就能呼啸飞来把北京炸平，“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就随这炸弹落下，革命就成功了。他们认定这是“时代潮流”，迷信很难破除。所以现在对他们除了劝说，还需要耐心等待。等到反共右派的主流什么时候感到他们革命的成功真的没有希望了，宪法下的全民政治协商在右派一方的障碍（还有左派一方的障碍，得便再谈），才可能被清除去。
　　王伟光的文章提醒共产党需要对右派的革命作出反革命回应，是有利动摇右派革命必胜的信心的，右派憎恶王某，老王社长则认为戳破那层理论纸，王某的文章有它的积极处。

只能说明资产阶级专政已经达到何等疯狂的地步，只许他们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不许人们有一点相反意见。
它们已经垄断了一切行业，垄断了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