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3 11:10:3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巩献田
致北京大学党委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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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暨朱善璐同志： 据说，《归来》的编剧严歌苓要来北大演讲，一位反右扩大化受害者的后代认为，《归来》是映射毛泽东时代的，他对此很反感，发来邮件，让我表态。 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不过，去年北大工会组织看的《团圆》的一部政治倾向是很坏的电影。 我想这部电影与其他类似电影一样，恐怕主要涉及反右派斗争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1、当时反击右派对不对？2、究竟是谁制造了反右扩大化？ 我经过研究，初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1、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毛主席在1956年就退居二线，而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周、邓，直接责任不应毛主席负责。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这月的25日，毛主席还说过：“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9页） 2、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反右中的错误，毛主席不仅只负领导责任，不应承担直接责任，而且有证据表明，毛主席对于扩大化是反对的。反右不久，中央就发文对右派分子予以甄别、平反和摘帽。 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同志提供的材料，毛主席听了北京某医院（协和？）院长说了划右派的数量后，感到多了，曾经说要“砍掉一半”！后来，毛主席再见到这位院长时问砍了多少？这位院长说，一个也没有！究其原因，是各个科室把“不听话”的打成右派了！（大意如此）可想而知，当时的反右派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不少人是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而被划为右派的。 毛主席在1959年8月24日，即反右派两年后，就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问题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 ‘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65页）也就是说，这比改开后的1979年（全国除中央级右派五名没有平反的一律平反）的平反还早二十年！ 这说明，反右后不久，中央就及时进行甄别、平凡和摘帽的工作，纠正了不少错划的右派。 茅于轼在前几年曾经说，他自己“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 关于反右，有人造了不少谣言，其中说“按比例”划右派就是一例。我前几年亲自问过原中央委员、北京大学老的党委书记王学珍同志，北京大学当年是“按照比例” 划右派的吗？他说：国家这么大，什么事情都会有的。但他肯定地说,“北京大学没有按照比例划右派！”更有笑话流传，说一位支部书记按照划右派的比例，本单位不够，最后只好给自己划为右派了事！ 为什么起初估计右派分子的6千人后来划到了4、50万？究竟责任在哪里？ 犯反右扩大化错误，绝对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扩大化的！可以查看《毛泽东年谱》和当时毛主席发表的文章和讲话。 3、1957年反击右派是对的。邓小平仅在《邓小平文选》中就有四次提到，那时右派就是“杀气腾腾”。 邓小平在自己的文选中，关于反右问题，一共讲了八次，除一次没有评价外，其余七次，第一句话都是说，反右应该的、没有错的；后边一句是说扩大化了。 邓小平仅在《邓小平文选》中就有四次提到，那时右派就是“杀气腾腾”，其中一次是这样说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其余三次是：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2、《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3、《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反右的文艺、文章和电影，为什么一直回避反右派的这个背景和闭口不谈“杀气腾腾”这一情节？ 当时我在山东上中学，看过学校批判右派的场面，看见过批判右派的大字报。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姓孟的教员，他辩解说，他说共产党“日暮途穷”，是指“太阳快落山了，但是前途无穷”。原来他是国名党军队的一位少校军官。虽然划为右派了，但是，按照当时政策，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给我们上课的女老师，我们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她被划为右派，是直到文革开始有人写大字报，才知道的。那是按照规定内部掌握和不予公开的。 “说的是事实，但是，不是全部事实。”这是西方传播学中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命的一条毒计！ 对于反右运动，是否可以听听经过那个时期的、还健在的老同志的话，让他们客观介绍下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呢？ 4、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我认为，一方面，是可以允许该电影的编剧严歌苓在学校讲演的，应给她这个自由，问题是也要允许对其所持立场、观点的争论和批评，允许编剧严歌苓反批评，万勿不要堵住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嘴！
原创视频：精彩解读《归来》艺术手法，对比讲述真实毛时代
5、我们的文艺还是不是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 文艺所塑造的典型是不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激发和引导人们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使我国社会倒退的罪恶阴谋作斗争和为社会主义前途做贡献的豪情壮志呢？还是罔顾大局，一个劲地引导人们去思考曾经对个人和家庭的“不公”，纠缠于历史的个人恩怨，去发泄自己的不满和牢骚呢？ 6、作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是不是要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中央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主席和文革的评价予以重新审视，对有关人员正确对待。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实践检验，特别是经过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能够辨别原来决议中的缺点、错误了！是仔细研究和真正弄清包括农业合作化、1957年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真相，（说句老实话，对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造谣污蔑，颠倒黑白，张冠李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简直是无以复加的了！知情的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了！）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全面地分析研究过去我党建立的历史功绩和犯过的错误，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能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以此加深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和维护呢？还是固守那个四十多年前的决议，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自由化精英们的破坏活动和我们学校中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个别教员一直散布违背宪法、党章和教师法的行为不管不问呢？ 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反映的问题，自以为是关乎犯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大事。以上意见，请北大党委并朱善璐同志考虑。 法学院 巩献田谨书
2015年5月12日于纽约布法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