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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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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05-22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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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2 08:46: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张勤德 为什么要把“队伍建设”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上) 一一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七) 张勤德 党内外、体制内外的马列毛派即真共产党人的队伍建设，涉及多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要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铁的亊实告诉我们，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在一旦发生大危机时救中国。所以，马列毛派只能高举这面旗帜而不应跟着別人举别的旗帜，因为在旗帜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和动摇都会造成混乱。与此相联系，我们在奋斗目标即回归毛泽东路线，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即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等问题上也必须形成共识。这就是说，只有举旗抓纲，才谈得上建设好一支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队伍。 中国当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路线为什么能够决定一切?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正确分清敌我友、正确判断大是大非、正确认定方向道路、正确树立目标任务、正确认识发展动力等等重大问题。可见，能不能坚持正确路线，即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路线，是做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派还是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问题;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代表极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问题，所以，它必然决定我们的胜败、命运、前途即决定一切。 不破不立。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标志的中国当代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不仅补资本主义的课，而且使中国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已达30多年，至今还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不少人，不对它进一步展开大批判、大清算、大消毒，是根本谈不上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紧抓住毛泽东路线这个纲的。所以，必须下定决心，集中力量进一步抓好对这条路线的揭露和批判。 这里，联系30多年来的实际，对中国当代修正主义路线所涉及的最基本、最有欺骗性、影响面最广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方针举措等等的危害性，归纳概括为以下九条(简称“九大罪状”)： 一是通过鼓吹“猫论”，逐步推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 几十年来，资改派正是利用这一谬论，不断打开思想上的突破口，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步演变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 从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上(1997年7月12日)公开宣传“‘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再加上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以及后来在列举现阶段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看出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西化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这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为这种“四个不问”式思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谬论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猫论”。 正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导致了“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即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等等把追求私欲私利不仅作为人生价值，而且作为企业经营甚至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标准的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泛滥成灾。 红色中国网编辑柳实写道，这个“猫论”，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深刻地表现为发展道路上的不择手段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利己主义。由于后来者的发展，“猫论”已经由最初的选择有用的“猫”而不论颜色，变成根据需要而随意地变换“猫”的颜色，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连历史事实、社会道德、人类理想、宪法法律、民族利益、人民福祉，统统都可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篡改、破坏和损害。张宏良说：“30多年来国家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极端实用主义原则，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强迫人民和社会接受。对于商人来讲，只有造假才能降低成本，更多获利，避免被淘汰，这就迫使中国商人只能抓住‘造假’这只好猫。……特别是三大伦理产品——假种子假奶粉假药品的造假使毒，把中华民族变成了当今世界最没有天良的民族。”(本人博客，2014-3-9) 难怪许多老百姓说，千假万假，最大的假是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这信仰，那信仰，金钱万能成了他们最大的信仰;这上帝，那上帝，资本成了他们真正的上帝。 二是通过制造“先富带后富”的骗局，推出私有化的“大政策”。 谁都知道，剥削制度就是一部分人先富的制度。正因为这样，他们便结合大造“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以“先富带后富”为幌子，采取在税收上“三减两免”等等多种优惠手段，利用“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口号，直至后来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来掩护“补课式改革”，从而使改革一方面逐步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使私有制(包括外资)五分天下有其四;一方面逐步培植出新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即附庸资本主义。所以，魏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一部分人先富”，看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口号。 多年来，用“先富带后富”作幌子，以“部分人先富论”指导改革，并宣扬“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实质上否定和取代了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经济领域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足以证明他们主张的实质上是补课式改革。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包含所有问题的，例如，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强调用补课式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台湾学者李敖先生说得好：“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屌样的富豪们。”(华岳论坛，2013-9-22)寒江钓雪网友说：“很早以前，一个叫做改革的词语风行中国大地。由于统治者的一己所欲、一己所好，依靠了公权力的推动，当然还有无耻的御用文人作蛊惑，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了演绎。结果是，三十多年下来，土地的产出并没有成倍或是数倍增加，但土地价格却是以N倍之价格增加。无数多的农民被迫离开了生身养身的土地，去往一个永远没有休止符号的看不见尽头的打工路上。于是，中国的乡村凋零了。城市工厂呢?随着一连串的改革举措，已分明到了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穷途末路。于是，仍是以出卖、贱卖、甩卖为手段的弄鬼，却还包装以所谓‘混改’的名目。几亿农村劳动力被赶出土地，几千万工人被赶出安身立命的工厂，他们皆沦为两手空空的赤贫。于是，资本与强权力联姻，忽悠与维稳河蟹并举，终于不大费力就完成了对一个社会的最成功颠覆。”(红歌会网，2015-2-25)顽石网友指出：“如果继续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国企化公为私，如果城镇化后失地的农民没有长远的保障，如果多数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如果再不将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老百姓，如果财富还是源源不断地往极少数人和国外输送，如果基尼系数仍旧维持在高位甚至持续升高，如果还坚持“杀开一条血路”，如果再不问姓资姓社……请问诸位顶层设计师，这样的改革还能维持多久?是到了对30多年的改革再改革的时候了，再不改革原来的改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乌有之乡，2015-1-24) 再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造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槽了的舆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不就是妄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合法化吗?对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行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着干，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这种观点为什么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表面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25页)之所以敢说现阶段是假搞社会主义真搞补课，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初级阶段论”提出不久，群众中就流行起一句话：“‘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显然，坚持补资本主义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假共产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者，才是真共产党人。 三是通过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颠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大是大非。 人所共知，邓小平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在于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还能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从制度所起的作用，从目标任务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坚持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资改派坚持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单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如果按照他们的定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确实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产阶级10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以往任何时期的总和还要大，那岂不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吗?可就是这个极端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成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和判断理论和实践的是非是一致的;政策、路线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范畴之中，所以毛主席实质上强调检验路线正确与否，最根本的是看坚持什么道路，即强调实质上要坚持道路标准。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重要论断，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的。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 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 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首先指出它就是不断革命，而决不片面地只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确实包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前提和关键是什么?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是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接着便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文化。唯其如此，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突出强调消灭“四个一切”，而决不片面、单纯的只讲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鞍钢宪法》中，他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他审改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以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决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其二，是以肯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制度为前提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其三，这里是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正因为这样，文革的任务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其四，区分规章制度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或者说确定改革对象的标准，是适应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隔着生产关系直接讲适应生产力。这样，就明确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的性质、目的、任务、标准。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科学改革观，以它为指导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 四是通过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修正主义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目标和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社会主义为纲是根本一致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为纲的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实质上是作为目即放在不仅服务而且服从的地位，必然导致以GDP为纲、金钱挂帅;导致“不问姓社姓资”。 实际上，这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得以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改革，基本原因也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了冷淡态度;资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大王牌。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的最大悲剧之一。所以，不解决两条基本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路线，就谈不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坚“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郝贵生指出:“‘中心’和‘纲’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人们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的工作。在这些具体工作中，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定范围内必定有一个主要的工作要抓，去带动其它工作，不可能所有工作都要抓。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中心’工作。如我们党民主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夺取政权，因此进行军事斗争就是中心工作。但夺取政权之后，中心工作就应该转移。……而‘为纲’是比中心或非中心的具体工作更高一层的含义，它是指具体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路线问题。……把“为纲”看作“中心”的同志实际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混为一谈。肯定“中心”，就是肯定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是经济，那么经济为中心就应该是“纲”，经济就应该统帅政治，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就应该服从经济建设这个总纲。如果承认“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把阶级斗争不仅作为具体工作，更作为全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根本任务，甚至唯一任务，必然冲击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然要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但如果我们把无论是中心工作，还是非中心工作都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工作，而“纲”是发展的灵魂，是各项具体工作的生命线，是个别中的一般，是总的指导思想，是政治，那么就不会把二者等同或绝对对立起来 ”(红歌会网，2015-3-5)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还用生产和需要这个一般性矛盾，否定并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及财富如何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人民(当然不同的阶级对人民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一般性矛盾，因此不管二者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自然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仅单纯、始终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如前面说过的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为荒谬，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 “阶级”这个概念确实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列宁的定义大家都清楚。但阶级产生之后，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两个彻底决裂”这个革命时期，阶级队伍就不能仅仅从经济上划分，还要看政治特征、意识形态特征。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便消灭了并且不会再产生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北京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2015-1-23)上指出：“毛泽东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也就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一)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二)不光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中也有顽固不化地为恢复前辈失去的天堂而一直拼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三)小生产中自发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以资产阶级法权为经济基础，以反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为思想、政治特征的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五)走资派篡党夺权后培植的新生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六)依附于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文人如茅于轼等。 就拿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来说，早已成为绝大多数人承认的客观事实。据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连极右派也不得不承认，如茅于轼就公开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12-6)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得逞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晨明指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核心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理论依据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168页)，‘现实’依据是:‘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两个‘依据’后来都被邓小平自己推翻了。1987年邓小平又说：‘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同上，198页)。胡耀邦和赵紫阳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打倒，就宣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核心内容错误和八十年代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失败。共产党内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歌会网，2014- 12-1) 五是通过提出“法比天大”，妄图否定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首先要肯定的是，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甚至为了个人、本地、本单位的利益，而干涉正常司法行为的以权压法，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极力宣扬这一论点，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妄图通过推行“法比天大”、“法比权大”，防止“以权压法”，来逐步削弱直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通过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来逐步抬高其他党派领导人的地位，使之和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处于“依法平等竞选”的地位;妄图通过推行“司法独立”、强调“专制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衡才有利于防止腐败”，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以“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公民社会、宪政国家。王伟光在四中全会之前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大讲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强调法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手段之一，处于服从和服务的地位，自然是对他们的沉重打击，引起他们“要处以绞刑”之类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扑。 当前要真正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正确回答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提出的“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处理好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以防止他们打着“宪法至上”的幌子，搞“三权分离”、多党制之类西方式宪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正是这样以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受法律约束为旗号，大放獗词的。他说：“现在《决定》当中珍重生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人与人之间法律不再划分阶级。……其实专政变为通用词语，就是武器。作为过时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人们真正获得主人翁地位的国家，国家机器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就是调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可以调和得到解决就不需要国家，……我们建国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句实话，是无谓的，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风吹了吗?真正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公民大众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民范围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都受法律保护。”(凤凰网，2014-11-12)这就是说，由于不再划分阶级，所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自然不应当存在了;由于不需要国家机器了，并且阶级斗争是无谓的，专政的职能自然也应当取消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都受法律保护，那末法制的主要矛头自然主要是对着“极左派”了。可见，这是彻底否定和背叛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实际上，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协制等等则属于政体，而政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所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是领导一切即领导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国务院、执法机关公检法的。 从权力范围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当然包括行政权、法治权、德治权等等进行统治和管理的一切权力。马克思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法治，自然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从职能作用角度来看，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列宁说过，政权在谁的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我赞成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巩献田的说法：“社会治理的规范和规则，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政治是关键，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本质特征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治国之道，是依民治国。“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走资派)不听”。毛主席这些论述和对群防群治经验的肯定，都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民治国这一最基本特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里还强调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更不用说由于他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的大民主方式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他的依民治国思想。可见这里所说的“依民治国”，特指的是依靠人民民主监督和管理、依靠以群防群治为重要方式的人民对敌对势力的专政，来治理、“统治”(马恩和毛主席都有这个提法)。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揭露、驳倒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利用“依法治国”的口号，搞乱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削弱、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地位和作用。胡德平最近关于四中全会精神的言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人民治国之权自然高于包括德治、法治等等工具和手段的具体权力，因此我们对领导干部利用个人权力干涉正常司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法治凌驾于社会主义民治之上。离开社会主义民治这个基本治国之道单纯强调法治，无疑是本末倒置。 从实践检验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铁的事实证明，法制和其他制度都会随着不同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决不是万能的。例如，毛主席领导时，1975年的宪法极其突出地强调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进行斗争的民主权力，特色派掌权后，领导人一句话就取消了。从表面和一定角度来看，他们讲的这种取消是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使人民群众失去运用大民主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力，则给人民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造成了极其險恶的环境，危害性太大了。而且，法律制度甚至会随着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有的人在不掌权时支持运用了“五大自由”的运动，掌握领导权后搞的便是另一套了。资改派为什么特别怕人民民主专政呢?简要说来，一是在于怕讲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使他们处于同人民相立面的剥削者、反动派的地位;二是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他们不能继续作威作福;三是怕在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的大民主中挨斗;四是怕将来被全面清算。 由此可见，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关系的角度去讲道理和解决问题，才更有利于从根本地讲清政体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法治作为工具和手段之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即讲清法治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阶级性。张全景、王伟光、刘润为等站出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正在于立足这一点。这也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万万不可丢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加强法治的目的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权大于法治的。明确这一点在当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务必要充分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资改派把依法治国，引向治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而掩盖、保护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胡德平最近所说的把政治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处理“很恐怖”，就反映了这种动向。既然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那末把反对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化定性为“左”，并且强调“主要是防止‘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站在“补资本主义课”即右的立场上的，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把真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看作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更危险的对立面的。正如逄先知所说：“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红色文化网，2014-11-7)将女民工周秀云在大街上活活拧断脖子致死，无人干预，只有配合，证明不是王文军个人作案，在场的几个警察都有责任。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把这些农民工抓到派出所，暴打、虐待、威吓。这就是周秀云被虐致死的大环境和必然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却对占总人口1%的“资本精英”极力奉迎，例如对于把毛主席咒骂为“人渣”的茅于轼，对于把天安门广场纪念的人民英雄诬陷为杀人犯的袁腾飞等极右派却很“包容”，甚至包装成“大红人”到处演讲，就证明了这一点。 六是通过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有句名言：“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野蛮的畜生，市场规律造成了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实践反复证明，这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一个美国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说：“市场经济是架绞肉机，你们掉到了绞肉机里还自以为控制了绞肉机。”(见多家网站)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象绞肉机一样会把社会绞得稀巴烂，在于它会使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思想道德甚至政治领域，在于它实质上是推行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老百姓说：“教育，就是把娃围起来，一期一期地收钱;医疗，就是把命围起来，一天一天地收钱;交通，就是把路围起来，一段一段地收钱;旅游，就是把景围起来，一块一块地收钱;房产，就是把地围起来，一米一米地收钱。” 因此，楼继伟等人正是妄图利用市场经济由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极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说穿了，他们就是要让资本起决定作用，让资本家进一步说了算。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地会要求与私有制相结合，所以强调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由高层决定的出席去年四月博鳌论坛的张维迎公开在会上大讲：“实行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彻底私有化”。 古今中外，人人皆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实用主义等等的配合，正是两极分化、腐败严重、治安恶化等问题30多年从总趋势上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正如两江居士所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品尝到了哪些‘红利’呢?不仅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几亿农民失地了，众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了，几千万妇女成为性工作者了，牛奶中有了三聚氰胺，饮用水中有了68种抗生素，13亿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不让官员吃、也不让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老百姓成了患上精神病的‘刁民’。在这些‘红利’的滋润下，四项基本原则被抛弃了，市场经济涂上社会主义颜色了，毛泽东思想被特色理论取代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坠落了，社会风气变坏了，资产阶级壮大了，国有企业瓦解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家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了，贪官污吏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了，一批由美国培育、资助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蛭、精蝇成为某些执政者依靠的中坚力量了，‘藏独’、‘疆独’与各类黑社会等恐怖、邪恶势力形成气候了;让中国人更‘尊严’的是，美国敢轰炸我驻南使馆了，敢撞我飞机了，敢在我领海、领空示霸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敢时不时对我发出威胁信号了，就连越南、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敢对中国狠下杀手了……。”(大地微微，2014-5-20)何新说：“执政者天天讲政府放弃职能不要介入市场，而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统统交给市场——市场能解决吗?解决得了吗?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败，两极分化;唯金钱至上，利润第一，所以才发生这些问题。让市场发展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饮鸩止渴吗?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决策者世局判断有误，对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有误的问题。继续这样走下去，必将把中国引向一条危乱之路。”(红歌会网，2015-3-21)张宏良最近在《“四化”改革是当今中国最致命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写道：：“习总系列讲话中曾深刻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而当今如火如荼的‘四化’改革，就属于这种颠覆性错误。这‘四化’改革就是：国企私有化，公共资源(包括媒体)市场化，自贸区扩大化，金融自由化。这四个方面改革不终止，将从根本上颠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复兴网，2015-3-13)顽石网友提出：“王宝强、朱之文的成功就好比买彩票，彩票的中奖机制决定了只有极个别人才有机会获奖，却诱惑得亿万人趋之若鹜，不停地掏钱，沉醉在那个发财梦中不能自拔，彩民的普遍共识是：中不了奖不是机制问题而是自己运气不好。”(红歌会网2015-3-31)河南铜豌豆网友说：“请看看你的身边——最近十年左右，几个被提拔起来的没有爹妈当官的背景?几匹大富起来的‘马’没有吃几口不该吃的夜草?几次公务员的招聘没有猫腻?上学读书还能改变底层人的命运吗?小民百姓的自主创业有几个大获成功的?活着，越来越艰难。当严酷的现实促使很多底层百姓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的时候，精英们鞋子里面长茅草——慌(荒)了脚了。毕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谎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再也骗不了人了。在‘马太效应’、‘赢家通吃’的规则下，被精英们改开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呈固化态势。更由于精英们这几十年中得到的财富是不义之财，不明之财，他们生怕那些被压榨者、被欺骗者醒过神来跟他们算账、血拼。“(同上) 就连曾身居高位的孔丹都说：“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地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参阅文稿，2014-3-14) 七是妄图通过推行“三个代表”，改变共产党的性质。 人们从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好：“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一些人之所以赞同“三个代表论”，深层原因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进一步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解决让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难道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吗?正如晨明所说：“背叛工人阶级的党的领导人，不能代表共产党;他们的领导，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违背宪法基本精神。共产党如果不代表工人阶级，就不具有领导这个国家的合法资格。共产党如果既代表工人阶级同时又代表其他阶级甚至代表资产阶级，或者说代表全民族，那也不合法，而且很可笑。因为共产党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何新指出：“有人说中共现在只是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命题，是偷换概念，但是被津津乐道。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是执政党，它们随时可以下台。但是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开国的党，建国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的。执政党可以轮换，可以随时下台，不会导致国体的改变，不会发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那意味着国体的改变，宪法的改变，国家全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会发生天下大乱的变动。”(红歌会网，2013-3-15)金一南将军指出：“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海军网，2014-10-11) 八是妄图通过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这些年讲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由于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指的是政治统帅业务，所以既要求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又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会保证我们在发展中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 这是因为我们讲发展，指的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或者说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金一南，海军网，2014-10-11)一位网友强调，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为了使自己这一代人有吃有喝还有玩乐，断了子孙之路的挖掘和贱卖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稀矿、林木、水源等，现在基本近于枯竭，换取了所谓的一叠叠的钞票，并朝人炫示终于成了有钱人了。我们的农业又回到了几千年来的个体农业状态，靠天吃饭。个体农业不能发家致富，农民只能外出打工，拿到钞票，也成有钞票的人了。我们的土地，一片片的盖起高楼大厦，城市美了，也阔气了，可是这些高楼大厦却是榨取了人民多少的血汗!楼不能无休止地盖下去。房地产经济总有不景气的时候，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支撑?我们的制造业，多是外资联合内资，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使用中国的人力，贴上外国的标签，高价卖给中国人，而外资赚走高额的利润，一些人不感到羞愧，反而自以为光荣地向外资奉献殷勤。 九是妄图通过推行“中美合作共赢”，使中国进一步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近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和美国政府谈判时公开宣布“中美是夫妻关系”即中国是人家的小老婆，说穿了是之前正式公布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近来确定的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形象说法。 美帝国主义者所讲的“中美国”，含义则是美国为宗主国，中国为附庸;“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言行，表现的则是奴才救主子的丑态。有的网友说，四万亿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用中国人民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取美元纸币，再把纸币以债券的方式交还给西方国家使用，如此白白输送财富还不算，还要增发与四万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也就是近三十万亿人民币，把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稀释，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老百姓近三十万亿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四万亿美元外储形成的过程。如果撇开这个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障眼法，就其实质而言，完全是西方国家借助中国政府之手，白白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四万亿美元财富。给中国留下的所谓信用，不过是一张根本无法兑现的白条。 戴旭尖锐指出：“外国人在忽悠欺骗中国人把我们捧上了天：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似乎挺光荣其实现在是在给他们当奴隶而且要长期当光荣的奴隶。有一些国内外的人，在说着很多的漂亮话，把我们捧上了天，其实是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这里我就要说到第一个演讲的门蒂斯先生。因为他发明的一个中美国的G2概念，让不少中国人听了很受用，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平等的哥们了，至少是承认中国的实力了。前几年佐利克说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不少人就很感动。可是，听了门蒂斯先生关于G2的解释，我总是感到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就这个模式，这根本就是让中国当奴隶，让美国当老爷的模式嘛!凭什么中国人天生就要为美国人打工?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中国人真的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还要端给美国人喝?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世界上有富人向穷人借钱的道理吗?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给我讲了他的导师索罗斯的故事。他说这个70 多岁的美国大富豪，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就是每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发生一次恋爱，一年换一个。有协议，很合法。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他这种消费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今天美国糟蹋世界的缩影。它通过美元霸权，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就这样玩钱。这就是美国人借了中国钱的用法。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每年的矿难，环境污染，辛苦的打工者，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但是，美国‘借’走就像索罗斯这样玩。”(生活百态，2014-7-24) 相反，他们对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国家，却不积极支持。这都让人看到了赫鲁晓夫当年搞“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和“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要少的影子。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一些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遭受的损失怎能不特别惨重?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在于否定了我们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时代这一客观实际，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了时代主题。于是强调“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直到现在仍大讲“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怂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按这个要求，我们在对中国当代修正主义批透批臭上，还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坚信，这个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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