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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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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5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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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5 09:30:41 来源： 民族复兴网 作者：黎阳 http://mzd.szhgh.com/maoshidai/201512/103469.html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网友“一枝清荷”写了《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引来一堆质问。从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这样被灌输给如今的年轻人的： ——像章、毛选、红宝书语录、标语、大字报、讲用会、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这些是什莫?个人迷信、崇拜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发难的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若干历史真相为例： ⑴.个人迷信、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这样说—— 毛泽东：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编造。 ⑵.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当时我朋友的单位先传达了。我听说后就跟自己的领导说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咱们是不是就不“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了。领导说我也听说了，但文件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执行，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跳。于是我们又多跳了三天。这足以证明这个文件当时传达到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回事——否则“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怎么会突然全部自动停止?没这个文件，说不定有人会一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轻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过来人，不可能没听过传达这个文件，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只有制止这一套的文件、没有叫搞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套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明明知道这一历史真相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泽东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人(与今天“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团”是志同道合之辈)故意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周总理当即问：需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文革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是军事大师，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要目标”。既然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是当权派，那怎么可能放弃主要目标而对准党外、对准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呢?别说毛泽东那样善于用兵的统帅，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是犯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逻辑上讲得通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LD：“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LD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xx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xx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LD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xx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LD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是为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武斗盛行时许多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过武斗开过枪，征兵时因此没通过政审——说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才下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象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所做所为要达到的效果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达到同样效果。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LD“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页)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搞打砸抢，有何凭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xx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X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以为文革中的一切恶行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呢? 一是“为权力而‘真理’”当权派的长期以来的大肆宣传，导致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二是毛泽东的党内对手对抗毛泽东的手段极其刁钻。以一言蔽之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毛泽东，用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整毛泽东。不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时就已经如此。 例如，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 ——“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由此可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反毛泽东”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话歪曲成命令指示，从而剥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机会，达到实际封锁毛泽东的效果。二是极“左”极右来回跳。比如那个“学者的良心”吴敬琏，说左就“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连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都不行：“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一说右又右成了“吴市场”，口口声声“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反市场规则”，还一边当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边当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总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说冷就扔进火炉，一说热就丢进冰窖;一说涝就弄成沙漠，一说旱就弄成泽国。拿破仑说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这些人就是用专门走极端的办法把真理落实成谬论，名正言顺地变着方地捣乱，就是不让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把事情弄砸了，还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毛泽东”的说法。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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