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毛泽东让发行小册子，结果北京订数五千册，也没有发行。
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姚文发表，北京的报纸就采取对抗态度，拒不转载。
(3)、在学术讨论的名义下转载姚文。
突破口是陈丕显将姚文的内幕告诉罗瑞卿，罗又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回京后要彭真转载。
① 转载姚文的策略选择。
在转载上作了特意安排：北京大报分开转载，《北京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十一月三日，《光明日报》十二月二日;各报加写编者按将姚文作为学术问题处理，回避姚文的政治问题。
《解放军报》编者按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② 以学术讨论的名义批判《海瑞罢官》，扭转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方向。
姚文发表后，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会议，认为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是可以的，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则不能接受。这是与会同志的一致意见。彭真还问吴晗是怎么入党的，与庐山会议有没有联系。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彭真又一次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彭真说，对吴晗肯定要批评，但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市委书记处经研究，不同意姚文元文章最后一部分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观点，认为如果必须转载姚文，则加上按语“表明我们的态度”。
十二月十四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用学术批判来扭转政治批判的方向：
姚文在上海发表后，邓拓就从北大、人大和北京史学会调集人员，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自任组长，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这是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进行的。
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同志商榷》一文，十二月十二日发表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上。报刊还发表了周扬主持写的笔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了一种什么思潮?》，李琪以笔名李东石写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实际上，在中宣部起草的方求的文章中，周扬是看出了罢官问题的。但他说姚文里面没有说，我们在文章中也不必提起。
(4)、在毛泽东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以后，彭真的态度如何?
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进行学术批判以后，毛泽东点名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指出这是一场政治批判。
① 毛泽东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
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点明《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翻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
② 彭真认为对《海瑞罢官》应该进行学术批判。
毛泽东告诉彭真《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但是彭真并不接受这种判断。
十二月二十二日，彭真和康生、杨成武等到达杭州。下午，毛泽东同他们谈话时再次说：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当即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毛泽东说的是思想联系，而彭真却说没有组织联系。这是在转移话题。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批评彭真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说：“修正主义思想，并不要磕头拜把子，很多人不认识赫鲁晓夫，但同赫鲁晓夫有共同的修正主义思想。”
第二天，毛泽东应约与彭真单独谈话。在彭真的坚持下，毛泽东才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毛泽东后来说，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是勿忙做一个结论就能够解决的。彭真这样要求还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思想斗争。
③ 田家英和胡绳封锁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
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掉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胡绳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谈话时，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那段话。
这种动向很值得注意，田家英还适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吗?胡绳为什么要隐匿这段话呢?
(5)、彭真等人继续为吴晗讲情，支持吴晗在学术批判的名义下进行反批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真在上海与张春桥谈话。他说，主席说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吴晗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向阳生的文章经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过。
是啊，过去革命并不等于现在革命。彭真委婉地告诉张春桥，北京市委是支持学术批判的，反对政治批判的。
姚文在北京被转载后，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吴晗对批评表示欢迎并作了一些检讨，然后把他一九六○年、六一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表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文章引用史料同姚文元论争，肯定自己在政治上是站稳了阶级立场的。江青说：这是假检讨、真反攻。姚文元说：他不写这个自我批评还好些，一写激起气愤，这个人跨定了。
(6)、彭真等人开始在反对政治批判的名义下打击左派，被毛泽东所否定。
这种反对和打击表现在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之二、上海也写了不少错误文章和鼓吹《海瑞背纤》、关锋写过错误文章、压制关锋和戚本禹写的批罢官的文章、要对左派进行整风等问题上。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真在上海与张春桥谈话。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要坚持放的方针。上海转载北京各报的按语，把《解放军报》放在第一篇，妨碍了放。
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及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彭真说，现在就是要放，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妨碍了放。现在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解放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应该清理。对他们的错误，中央报刊也可以批评。周扬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陆定一主张争论重点应归纳在思想范畴内，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康生说，吴晗的自我批评是“自我开脱”。现在他自己扯出来了，它的要害是“罢官”。
文化小组内部康生与其他人意见不同。别人是先搞学术问题，后搞政治问题，将矛头指向了上海，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
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通知，布置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海瑞罢官》问题开展的大辩论。八日，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讨论“要害是罢官”问题，在讨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一月中旬，关锋、戚本禹将两篇批判《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要求发表。他们还把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彭真和中宣部实际上把文章压下来了。既然是放，为什么还要压制对罢官的批评呢?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说到关锋写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个把杂文不算问题。对“左”派整风问题，毛泽东说，三年以后再说。
对毛泽东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彭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毛泽东否定了对左派的打击。
2、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二月提纲》和《纪要》。
(1)《二月提纲》宗旨是“收”，是要进行学术批判。是在七个材料的基础上，由文化小组起草，经一线政治局常委通过的。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从文献资料上判断，很可能性是毛泽东没有表态。他们却认为毛泽东同意了。从毛泽东问的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晗当他的副市长就不紧张了、左派整风三年后再说的话里，他是很难赞成提纲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毛泽东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二月提纲》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批判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象学阀一样压人;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是复杂的，一时难以做出结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清;左派要进行整风。
(2)《纪要》宗旨是“放”，是要进行政治批判。十七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提出了黑线专政论。纪要提出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出现新的黑线，还要进行斗争。毛泽东说过去只是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系统的抓起来。纪要在党内流传开来，四月十日发表，表明了党内高层存在的严重分歧。
3、从批判《海瑞罢官》引发出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
① 由杨永直问话引发出彭真对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问《二月提纲》中的学阀是指谁。十一日晚，许立群问彭真如何答复?彭真让许立群转告，那是阿Q头上的疮疤，谁有就是指谁。彭真还反问，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文化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在三月三十日谈话时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
② 北京市委决定批判邓拓。
四月三日至十日，北京市委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批评和吴晗、邓拓的错误。四月十四日，彭真说要经过中央批准才能批判邓拓，多数同志主张赶快公开批判，别再请示。晚上，又召开会议，认为三家村两头反党，邓拓夹在中间，不好不批判了。四月十五日，又召开书记处会议，彭真当着郑天翔、李琪的面给邓拓打电话：我脑子里有一个敌字，难道你脑子里没有吗?郑天翔在一旁说：挥泪斩马谡，真不容易，总算把他拿到报上来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编者按。当天晚上，中央电台和新华社发了，但又撤回，说是因为北京市委没有自我批评，要求各高校和基层单位，不要执行北京市委的指示。北京市委瘫痪了。
③ 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五月中旬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这样批判就进一步扩大了，从《海瑞罢官》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批判中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态度也就暴露出来了。
4、毛泽东提出解散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的警告，撤销《二月提纲》，重新成立文件起草小组。
(1)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如果再不改变态度，就要解散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还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批评彭真沪剧《芦荡火种》只许演三天，多一天都不行。毛泽东的意见由康生回京传达。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批判并撤销这个《二月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常委批准。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作顾问。
(2)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5、关于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
6、斗争小结。
评《海瑞罢官》是文革的导火线。这个时期围绕能不能批判《海瑞罢官》，是否转载姚文，是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回避、阉割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谈话，压制、打击左派，批评上海发表姚文没有打招呼，通过《二月提纲》来扭转批判的方向等几个方面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执行彭真的主张，按学术批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最终导致了彭真、陆定一的垮台。
（二）、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自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一直在南方若干省市徘徊。就是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没有回京主持会议。看来他在观察着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作为，思考着文革的发展大计。
1、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伟蓝图。、
人的全面发展。
2、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六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八日，他回到韶山滴水洞隐居了十一天，而后到了武汉。七月八日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党内左翼领导人之间传阅或通报。拙著《警醒左派的暮鼓震钟》。
3、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首都工作组由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等人领导，一九六六年五月成立，一年后解散。调六十三军一八九师、二十四军七十师进京，归首都工作组指挥。首都工作组共指挥四个师，达十几万人。特殊情况下，一一二师、一九三师、一九六师也可以归首都工作组调动。这是毛泽东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所做出的部署。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成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坚强后盾。
4、文革发动阶段进行斗争的三个回合。
(1)、文革发动阶段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批发第一张大字报和派遣工作组。
①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月一日毛泽东在文革简报十三期上对康生、陈伯达做出指示，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六月一日晚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② 一线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决定派遣工作组，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会后，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而后又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在书面报告里没有写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以后北京市委向各大学派了工作组，团中央向中学派了工作组。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工作组。
第一张大字报是发动文革的，派遣工作组是限制文革的，是为斗争的第一个会合。
(2)、文革发动阶段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围绕撤销还是坚持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中央一线常委主张用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中央文革小组主张撤销工作组。
① 在党委瘫痪的地方派遣工作组，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这样工作组就成为新的“党委”。对于群众运动，是积极引导大力支持，还有压制打击群众，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就成为工作组的首要选择。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等八条规定。同意北京市委向北京市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
六月四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吴冷西职务，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同意。
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揪斗事件。张承先率工作组赶到现场制止，规定：揪斗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工作组将这个事件写成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上报中央，刘少奇、邓小平将简报转发全国。刘批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示实质上就是将运动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在六一八事件上的分歧，实质上就是到底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运动，还是由群众自发来进行运动的问题。这是进行文革的两条路线。如果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运动，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谁又能够保证派出的工作组是正确的呢?
在这个批示的指导下，也由于工作组其他复杂的因素，许多工作组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工作组“枪打出头鸟”，“抓游鱼”，“反干扰”，许多师生被打成右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于是不少大学驱赶工作组。
② 中央文革小组主张撤销工作组，但遭到了主持一线工作常委的反对。
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当日的一份会议记录报中共中央，委婉表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
六月二十一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写了一个纸条提出撤销工作组，邓小平严厉驳斥。陈伯达气愤之极，对穆欣说要辞职。
七月十九日下午，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③ 毛泽东回京后，通过调查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毛泽东听取汇报，了解相关情况。
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并看了一些材料后，批评八条规定，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张春桥把九号简报批语送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原来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阻碍作用。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七日，起草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这个决定。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多次遭到一线常委的否定，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介入，就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运动了。而毛泽东说这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主要的还不是是否派遣工作组这种方式，而是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也就是是支持群众还是压制群众造反的问题。这是在文革路线和方式上的分歧。
(3)、文革发动阶段斗争的第三个回合——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
① 通过“十六条”。这是指导文革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只是要发动文革，但“十六条”则是一个可操作性的文件。原先计划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通过这个文件，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这个文件。会期五天。
② 八月四日会议毛、刘争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的导火线。
原来计划八月四日先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后再开大会。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问题，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问题，当时争论的很激烈，但是公开的文献中却予以了淡化处理。
在刘少奇拒绝接受批评的情况下，毛泽东才说今天不开大会了，开小组会，大家分开传达今天的会议精神。
八月四号以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八月五日，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时，将“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一句删去。
八月五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六日，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交代值班秘书：如果毛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要随时叫醒他。
八月六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八月六日，毛泽东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③ 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
④ 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变动的必然与偶然。
必然性：一九六二年右倾;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毛泽东认为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刘少奇已不适宜于做接班人了;这次工作组问题上又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必然的。
偶然性：虽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做接班人了，但是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也没有立即改变刘少奇的地位，此后的一年半还是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文革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直到文革开始就连张春桥、戚本禹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知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当然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泛称，而不是特称。看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慎重，他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就是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打算立即改变刘少奇的地位。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期上，更表现在除了对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人事变动的追认外，没有将新的人事变动列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议程上。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改变刘少奇的地位极为慎重，为刘少奇留下反思的机会，希望刘少奇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如果不是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不至于在这次全会上被变动。从这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
5、小结。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工作组问题上，实质上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这种斗争终于以中央常委的改组，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毛泽东重返一线而告一段落。这表明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从组织上基本解决了中央领导层的问题了。
（三）、拨乱反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9月—1966年12月）。
毛泽东曾说，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全面夺权，这个阶段是扭转方向阶段。
1、拨乱反正阶段进行的第一次斗争——文革中的洪流和逆流。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联，这是文革中的洪流。但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老红卫兵为代表的保皇派扭转文革方向，破坏文革的行为，是为文革的逆流。这股逆流最后被扫除，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发展壮大。
(1) 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将文革的火种撒向全国各地。
①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提倡大串联。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毛泽东和戚本禹说，我要使广场上的孩子们记住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再了，他们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造反有理。我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造反的火种遍布全国各地。
② 要文斗，不要武斗。
“十六条”中就有这样的条款。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对待过去的工作组长及其成员，不要称保皇派。他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了。我也保过皇，保的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他还说，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③ 对若干人员提供保护措施。
章士钊被抄家后给毛泽东写信。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傅作义、李宗仁等一些民主人士，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进行保护。
④ 无产阶级专政要为红卫兵运动提供坚强后盾。
经毛泽东批准，总参、总政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现在有些人大喊大叫说要防止文革复燃，其实这纯粹是杞人忧天式的梦呓。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文革又怎么能够开展得起来呢?这是为了博得社会舆论支持，维护自身权益，镇压异己力量，转移别人视线的借口。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文革开展的坚强后盾。通过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将文革推向全国，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对若干重人士提供保护，但是文革在开展的时候仍然遇到了强大的制约力量，出现了要扭转文革方向的行动。
(2) 红卫兵的分化，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① 以老红卫兵为核心的保皇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方向。
1)以干部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出现。西纠、东纠、海纠产生。党内干部支持西纠。
2)一司、二司保皇派红卫兵与他们是同盟者。
3)文革的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对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这是扭转革命大方向。
4)划分标准是按出身、血统，而不是讲出身，但重在个人表现。例如红五类、黑五类的划分。
5)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的辩论，陈伯达、江青的批评。谭力夫《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
6)北京的打砸抢，著名人士的迫害致死与这些人密切相关。卞仲耘、老舍、大兴县的滥杀事件。
② 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引导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
造反派红卫兵一开始势单力孤，但是由于他们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北航红旗批斗赵如璋、地院红方红进入地质部批斗。
红卫兵的分化是文革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红卫兵的分化与斗争中，反映了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老红卫兵和保皇派红卫兵的背后，是党内一些干部在活动。毛泽东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在天安门与澳大利亚共产党负责人希尔谈话时说，党内一些干部还调动工农反对学生，保护自己。
文革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在这个时候具体表现为老红卫兵和保皇派红卫兵。毛泽东多次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批斗走资派，他们就是充耳不闻，对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打人成风，酿成严重后果。这是第一次斗争。
2、在拨乱反正阶段进行的第二次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是怎样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到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毛泽东确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毛泽东提出的，首次出现于《红旗》十三期社论。
这条路线指的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压制、打击群众，而不是依靠、支持群众。刘少奇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这条路线还存在。这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枷锁。
这条路线在中央和地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十一中全会的情况来看，不少人对文革想不通。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后，基本上从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这条路线在地方领导同志中的影响更大，这表现在他们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执行“十六条”，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能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的关键。
《红旗》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2)毛泽东希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来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
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
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他讲了一线二线问题。他对与会干部说，不要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要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劝与会干部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3)陶铸为什么后来被打倒?
当时称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的，他要拜邓小平为师，支持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愿意出面批邓，伪造换头术照片，在对待造反派吴传启问题上与江青有分歧，提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口号，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压制群众批评，安亭事件中支持上海市委，反对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和农村，等等。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不思悔改，仍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这种思想工作的成效如何?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成效不大。这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被打倒、一月风暴和随即掀起的全面夺权就可以证明。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被打倒的，也是不会被夺权的。艾跃进与一个天津市级老干部的谈话。陈丕显在回忆录中的谈话。李尔重的谈话。
既然思想工作做不通，没有成效，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陶铸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被冲击或打倒，也就在所难免了。
3、在拨乱反正阶段进行的第三次斗争——依靠党委还是依靠群众进行文革？
这体现在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紧急指示》上，这个指示实质上是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是文革发动阶段依靠党委和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进行运动的斗争的继续。
(1)十月五日林彪提议通过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要废除束缚学生的旧框框，取消在工作组撤走后，由校党委领导文革的决定。文革发动后被打成反党分子的旧材料从档案中抽出。这个指示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
(2)几位老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军委副主席在进京串联的十万军校学生大会上讲话。这个讲话从总体上是限制文化大革命的，用陈毅的话说是泼冷水的。
这次斗争实质上还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这涉及到如何对待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问题。
4、在拨乱反正阶段进行的第四次斗争——文革是局限在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还是发展到工厂和农村？
当时文革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个时候要发展到工农业中去。
(1)文革在开始发动之际，只在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进行。
九月八日周恩来主持制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发，于九月十四日下发。这个时候人民日报还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2)文革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端倪已现。
安亭事件。张春桥打破常规，从文革发展的逻辑出发，和造反派签订了五条协议。这实际上就打破了工矿企业不搞文革的规定。陶铸支持陈丕显和上海市委。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3)在文革向工厂和农村发展方面进行的斗争。
① 这方面的斗争突出表现在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增加了若干限制内容。陶铸反对扩展到工厂和农村。经过激烈斗争，陈伯达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讨论后下发。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四大，实行大民主，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串联，学生可以下乡串联。
这两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工矿企业和农村可以开展文化大革命了。
② 陶铸是反对文革扩展到工厂和农村的。
这在安亭事件和工交座谈会上就表现了出来。这也是他和毛泽东主要分歧之一。
这样我们看到，文革在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扩展的时候遇到重重阻力，在毛泽东和文革阵营的推动下，最终还是冲破阻力，做出了在工农业领域开展文革的决定。
(4)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文革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
这里主要有三点原因：
① 毛泽东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同波兰来访者谈话时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② 在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期，暴露出工农业领域更多的问题。可见陈正人调查报告及毛泽东的批注。如果不搞工农业领域的文革，就不能实现文革的目的，完成文革的任务。
③ 由工农两大阶级在我国政治中的地位及其现实作用决定的。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果这两大阶级不能参加到文革的洪流中去，是完不成文革任务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将文革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排除重重阻力要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
5、在拨乱反正阶段进行的第五次斗争——“十二月黑风”刮起及采取的相应反击措施。
(1)联动的成立及“十二月黑风”。
“十二月黑风”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地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清华“雪莲”印发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批判陈伯达和江青。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批驳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赐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
联动十二月五日成立。联动六冲公安部，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2)反击措施。
中央文革采取措施进行反击，用三司和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来对付联动。公安部门开始采取措施抓捕联动分子。一月十七日，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镇压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联运作为一个组织虽然被解散了，被逮捕的骨干分子后来也释放了。但是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转变过来，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隐现着他们的身影。
6、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谈话。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谈话时说：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表人的全面较量。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较量，现在还在继续。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举杯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将文革进行下去的决心，也说明他对当时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不再抱有希望，要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
7、小结。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兴起，但是也出现了西纠和保皇派红卫兵。鉴于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态度，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正确对待文革，积极参加到文革的斗争中，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十月五日中央转发的紧急指示以及军委四位副主席十一月的讲话表明，在依靠群众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问题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文革是否要扩展到工厂和农村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出现的联动及“十二月黑风”，将矛头对准文革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深入发展的大局出发，不论是在中央工作的陶铸还是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也就难以逃脱被夺权乃至于打倒的命运了。
（四）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
全面夺权阶段，是各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文革期间最为混乱的时期。文革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力，在毛泽东领导下，排除了右和“左”的干扰，先后进行了四次斗争，保证了夺权任务的完成。
1、上海一月风暴引发了全面夺权浪潮。
夺权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在上海夺权的影响下，出现了第一批夺权的省市。
(1)夺权前的较量。
夺权前主要有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机联站的成立、康平路事件。
① 安亭事件。
十一月九日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曹狄秋没有参加九日成立大会。十一月十日凌晨，工总司强行登车北上告状。火车停于安亭车站。中断交通三十一小时。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意见。张春桥与造反派签订五项协议。这是文革突破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意味着工矿企业也可以进行文革。
张春桥这样做，事先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他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事后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认定。
②《解放日报》事件。
十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提出《红卫战报》第9期与《解放日报》一道发行，遭到上海市委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三十日上午，红卫兵进驻报社。工总司予以支持。陶铸支持上海市委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的意见。十二月五日，上海市委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决定。
③ 机联站
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被称为“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④ 康平路事件
十二月六日，由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组成的赤卫队成立。这个组织属于保守派。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要求曹狄秋接见，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工总司调集了十几万造反派，搞垮了赤卫队。
这几个事件标志着文革已经发展到工矿企业中。机联站的成立，标志着造反派已经在上海市委机关内部出现了。康平路事件，又搞垮了支持市委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从这里可以看出，陶铸、上海市委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分歧。这些事件的出现及先后解决，使上海市委遭受了巨大冲击，已难以领导工作，这就为夺权创造了条件。
(2)夺权的预演。
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被夺权。五日，《解放日报》被夺权。毛泽东对两家报纸夺权予以肯定，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上海市委党政权力被夺取。
一月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后，市委、市政府停止办公。
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刊出了毛泽东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夺权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由原来的人搞。
上海夺权后，开始叫上海公社。后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4)夺权的反复。
一月二十八日，上海一些群众组织搞了“炮打张春桥事件”。中央文革出面将这件事平息了下去。
(5)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夺权活动。
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仅不会阻碍夺权活动，反而还为这种夺权行动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是因为党政机关的一些领导权已经被走资派篡夺，工农群众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将这部分被走资派夺取的权力再夺回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有这样的夺权行动的。
① 毛泽东命令军队“三支两军”。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指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军队支持夺权，主要是政治性的。
②《军委八条》和《军委十条》相继制定。
由于在支左中军队受到重大冲击，一月二十八日，制定了《军委八条》。八条中规律要对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分子进行追究责任，因而军队抓人多了一些。不少造反派组织被取缔，造反派被抓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规范军队支左行为，又制定了《军委十条》。
③《公安六条》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公安六条》。谢富治说，六条的实质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
虽然明令军队支左，但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大部分却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使局势更为恶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的军队领导人还以不好辨认左派为由为自己在支左过程中的错误进行辩护。其实，大部分军队支左干部犯错误，用辩认不出左派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这里面主要是对文革的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
(6)第一批夺权的省市。
上海市、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以上海夺权为标志，掀起了全面夺权浪潮。
2、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分析。
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是复杂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是按党内矛盾处理的。刘少奇最后被打倒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刘少奇个人对文革的态度、党内存在的倒刘力量等因素有关。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的变化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这个问题上分析一下。
3、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了反击右倾，推动文革的顺利发展进行的第一次斗争。
这里我们主要从二月逆流、党政干部寻求自保、军队支左干部犯了方向性错误三个方面来分析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情况。
(1)围绕夺权产生的高层分歧——二月逆流与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二月逆流出现后，被毛泽东压下去了。此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活动。
① 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线。
当时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陈伯达、江青就提出了打倒陶铸的口号，并捅到社会上去了。这种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是“独立王国”。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
本来，毛泽东在会议上已经强调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只能在这里谈，不要传出去。但参加会议的李富春，还是在会后告诉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因而他们就趁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东风，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② 二月逆流的概况。
二月逆流包括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两个事件。
1)大闹京西宾馆。
2)大闹怀仁堂。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开会，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李先念否定《红旗》十三期社论，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掉了。他还说，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
十六日晚，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陈毅否定延安整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称江青是武则天，表示自己要坚决斗下去。林彪将信转给了毛泽东。
陈毅从文革又算起了历史旧帐，否定延安整风。谭震林说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否定文革。
③ 毛泽东的反击。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停职检查，召开对他们批评的生活会。
根据毛泽东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
文革小组编印了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毛泽东没有让印发。王力、关锋起草了《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红旗》杂志社论，毛泽东不同意发表。五一节前夕，还将几位招到住地谈话，同意受批判的几位老帅五一节上天安门。
看来，毛泽东对他们几位还是批评与教育相结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还是留有余地的。
④ 并非孤立的事件。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⑤ 结果。
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
二月逆流是在全面夺权开始后出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他们对全面夺权，高级干部受到冲击不满的反映。这个事件反映出他们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他们利用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趁机向小组成员发难，不仅仅是发发牢骚的问题，而是想阻止全面夺权的实行，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
(2)地方党政干部寻求自保和谋取军队干部的支持。
在全面夺权的浪潮冲击下，不少地方党政干部为了转移注意力，组织群众保护自己，操纵保守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还利用以前工作上的联系，寻求军队支左干部的支持。从而使形势更为变幻莫测，动荡不安。
(3)许多军队干部在支左中扭转了文革的方向。
在全面夺权阶段，大部分军队支左干部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性错误。这对全面夺权的顺利进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成为全面夺权阶段局势恶化，革委会难以顺利建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这里有两个突出的事件，我们介绍一下。
① 青海发生赵永夫事件。
1) 西宁市“八一八”造反派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要造反派撤出报社，遭到拒绝，结果赵永夫命令部队开枪镇压造反派，打死多人。中央文革简报刊出红卫兵来信，哭诉他们被赵永夫镇压的经过。
2) 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3)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4) 处理结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三月二十四日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筹备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军管会。赵永夫当场被捕。
可以看出，是赵永夫命令部队先开的枪。而且他这样做受到叶剑英的赞许。这实际上是开了杀戒。这几个驻军领导人被处理是必然的。这表明有的支左部队已经由支左变为镇压左派，而且还得到某些军委领导人的支持。这种动态值得注意。
② 七二○事件。
重点强调这几个问题：
1)七二○事件的基本过程。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大抓造反派。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军委十条》下达后，造反派要粉碎武汉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抓武老谭，矛头对准武汉军区。五月十六日，百万雄师成立。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在肯定支左工作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实现大联合。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研究武汉地区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毛泽东说，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谢富治说湖北问题复杂时，毛泽东说，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论哪一派，都要借用我的招牌。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纳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几个人要放了。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十八日晚，王力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王力发表“四点指示”，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激化了社会矛盾。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些官兵到王力住地，殴打王力，并把王力抓走。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于七月二十一日凌晨离开武汉，飞往上海。
2) 毛泽东要到武汉去的动因。
全面夺权开始后，天下大乱。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尤为严重。在这几个省中，湖北的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江西、湖南、四川闹得更厉害。武汉军区在支左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湖北地控中原，位于九衢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毛泽东到湖北去做军区领导人的工作，使军区领导人承认支左犯了错误，在此基础上使各派联合起来。这样以解决湖北的问题为突破口，促进其他几个省的大联合，建立革委会，从而使局势缓和下来。因而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才要执意到武汉去。他说听说武汉万人游泳，才想到要去横渡长江。他想通过与百万军民在长江游泳的壮举来推动革命的大联合。
3) 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军区支左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
军区要承认支左犯了错误，迅速改正错误，立即释放抓捕的造反派头头，支持左派;
要保陈再道，造反派要拥护陈再道。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还可以保留;
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这个方针已经跟陈再道、钟汉华讲了，毛泽东在做这两个人的工作。
4) 王力、谢富治将中央方针捅了出去。
王力、谢富治到造反派阵地去视察，戴上他们的袖标，王力讲了“四点指示”。造反派将王力的讲话用喇叭放了出来，以鼓舞士气。百万雄师将讨伐王力的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然后到王力住地去揪王力。
当时应该是先做好军队的工作，然后通过军队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促进大联合。虽然王力的“四点指示”是根据中央处理武汉方针做出来的，但是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就抛出“四点指示”，无异于火上浇油，反而会促使矛盾激化。
虽然王力的四点指示是根据中央方针做出的，武汉军区支左也确实犯了错误，但是在武汉两派严重对立，矛盾尖锐，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事件升级，酿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王力竟然置周恩来不要他们公开露面的指示于不顾，到造反派驻地进行活动，发表支持造反派的声明，致使矛盾激化，引发了七二○事件，导致毛泽东通过做工作来处理武汉问题的设想付诸于东流。因而他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5)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消极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玩忽职守，纵容部下，是造成七二○事件的主要原因。
军队支左后，在当地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地方驻军就负责起当地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到达武汉，作为当地驻军就有保卫领袖和中央代表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却对此持观望态度，只是进行冠冕堂皇的劝说，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来防止事态的恶化和升级。这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行为。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当他们被调到北京后，处境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托人给他们捎话，让他们有错误就检讨，注意休息，仍然称陈再道为同志，担心他们的安全。两相比较，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这个事件是由于军区支左犯了错误引起的。在《军委十条》发布后，他们还不及时承认错误，却仍然认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拒不释放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准备着手解决武汉问题的时候，擅自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与他们处理武汉问题的谈话向下传达，从而给中央文革小组造成很大的被动，致使中央文革小组难以继续处理武汉问题。在毛泽东已经把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告诉他们，着手做他们的工作，反复提醒他们要做好部下的工作的情况，他们竟然无动于衷，玩忽职守，致使发生了殴打中央代表，冲击毛泽东住地的严重事件。
当时王力的“四点指示”，是根据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作出的。但是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及独立师官兵却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冲到中央代表住地，殴打王力，把王力抓走，这是严重的骚乱事件。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领导人对准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独立师领导不是根据中央方针，及时纠正支左错误，反而支持群众闹事，冲击中央代表驻地，殴打中央代表，实与叛乱无异。
6) 七二○事件的责任问题。
陈再道、钟汉华两位武汉军区领导人必须对这个事件负首要责任。
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百万雄师负责人对七二○事件负主要责任。
王力的“四点指示”及其活动是引发七二○事件的导火线，因而王力对这个事件也负有直接责任。
7) 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说陈再道同志只要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以后，仍然可以参加革命行列。这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牛怀龙、蔡炳臣等人的职务也被撤销，进行审查;解散独立师;等等。
8)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
七二○事件的发生，是在军区支左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央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支持左派，促进大联合的情况下，他们却消极执行中央的方针，面对形势的发展，无动于衷，玩忽职守，纵容下属的行为造成的。这个事件说明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有一些军队领导人打着支左的旗号，扭转运动的方向，以实际行动来抗衡中央的文革路线。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他们最后被做出处理是必然的。
有人说，七二○事件后文革发生了转向，在右翼的强烈攻势下，毛泽东妥协了，提出了大联合，转入了退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实际上文革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部分改造，当然不会建立清一色的左派政权，而是要建立以左派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权。这就要实行以左派为主体的革命大联合。鉴于当时派性严重，在局部地区发生了内战，因而毛泽东才特别强调要进行革命大联合的。文革的方向没有变，不过是调整了斗争策略，在反右纠“左”中继续前进而已。
(4)小结。
全面夺权开始后，也遇到了强大阻力。这不仅表现在二月逆流事件的发生上，也表现在地方党政干部为了寻求保护和支持，组织群众(保守派)自保和向军队干部寻求支持上，也表现在军队大部分支左干部所犯的错误上(赵永夫事件和七二○事件是其错误的极端表现)。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的这些障碍和阻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严肃批评和耐心疏导教育下，最终排除了这些阻力，使得夺权活动能够继续进行。
4、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了纠正“左”倾，推动文革的顺利发展进行的第二次斗争。
为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在反右的同时，还要纠“左”。
(1)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极“左”行为的重要表现。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极“左”行为出现，派性之间的争斗激烈，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局势失控，严重的武斗。
① 五一六组织炮打周恩来。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潮。二十七日，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不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的提法。毛泽东阅后将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戚本禹对五一六组织成员进行严厉批评。周恩来比较大度。
② 各地武斗升级，局势混乱。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交通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十分紧张。
③ 提出“揪军内一小撮”。
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看后指示：这是大毒草，还我长城。
八月，林彪将《军报宣传方针》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划去里面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句子，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七月二十六日，王力竟然在毛泽东已经批示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后面私自加了“军内”二字。
④ 夺权外交部。
王八七讲话;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控制，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文革夺权的顺利发展，因而就要采取措施来对出现的极“左”行动加以限制。
(2)毛泽东发布重要指示纠正出现的“左”倾错误。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毛泽东在视察期间的谈话中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针对造反派互相争权，自封为核心的情况，毛泽东说，核心不是树起来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3)毛泽东批准发出了一系列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具体规定。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确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4)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
王力：在武汉捅了个马蜂窝，拉响了七二○事件的导火线;王八七讲话，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在中央文件中擅自加入“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
关锋：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社论。
戚本禹：还没有过硬的史料来说明。不过，他与红卫兵联系比较密切，对红卫兵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负有领导责任。
当时先是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也让戚本禹请假检讨了。
(5)清查极“左”分子“五一六”。
这是形“左”而实右的极端分子，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加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段话。
(6)小结。
在全面夺权阶段，当时出现了不少极“左”的现象，局势陷于混乱。一九六七年初林彪在《军报宣传方针》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七二○事件后，未经批准就通过《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就必然使冲击的矛头对准军队，会造成更为混乱的局面。这个时候需要采取措施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左”的错误，使文革沿着预定的轨道发展，王、关、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端出来的”。
5、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了反击右倾，推动文革的顺利发展进行的第三次斗争。
在对王、关、戚隔离审查后，当时震动是很大的。社会上有些人又趁机掀起了右倾翻案活动。从维护文革成果，防止翻案活动，推动文革夺权活动进行的大局出发，就要进行反击。杨余傅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右倾翻案现象。
外交部贴出了有九十一名高级干部签名的、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国防科委发生“多中心”的问题;北京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四川省有些人认为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过时了;北京炮打谢富治;上海市出现了否定江青、张春桥和造反派的情况。在北京、四川、江西、内蒙、河南等地出现右倾翻案现象。
(2)要反对右倾翻案风。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康生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有，有一些人为二月逆流翻案。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
(3)杨余傅事件。
① 杨余傅事件概况。
杨成武当时担任代总长，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月二十二日，突然提出撤销他们三人的职务。对杨成武隔离审查，余立金予以逮捕，傅崇碧立即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而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十四日深夜，召开了驻京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杨余傅事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及几位老帅出席了大会。几位老帅坐在台下。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与会人员。
② 杨余傅事件出现的原因分析。
现在这方面的材料尚未公布。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究里。他们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史料，可能也隐讳了一些东西。
这里有林彪与杨成武之间的恩怨问题，也有杨成武、傅崇碧都是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而余立金是属于新四军的历史源渊问题。从现在公开的史料上看，很难说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个事件的主导原因。
研究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军内元老阵营、林彪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三股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上着眼，才有可能揭示事件的真相。
林彪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属于文革阵营，这个阵营和元老阵营在文革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在文革阵营内部也有着斗争。
杨成武处在这三股力量之间，一般说来，杨成武问题的出现是这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激化，而杨成武在与三股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失衡的结果。
杨余傅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成武，这是因为杨成武当时任代总长，在三人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其他两人受处理与杨成武又存在着关联。如果不是有人揭发出余立金有着“叛变”的嫌疑，他是不至于被逮捕的。因而杨成武问题出来后，再加上他们自己也与文革阵营存在着一些矛盾，就被带出来了。
③ 杨余傅疏远文革阵营，靠近元老阵营。
在罗瑞卿被撤销总长职务后，是叶剑英提名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的。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赵永夫事件后，林彪曾告诉杨成武，不要送文件给叶帅了。杨成武感到为难，没有明确表态，请示周恩来后，只不过是取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林彪很不高兴。
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三个月不向我汇报工作，还对陈士榘表达了对杨成武的不满。
傅崇碧回忆说，他到沈阳后，有人找他谈话，给他出示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他与几位老帅的合影。让他揭发他们的问题。
期间，康生也曾对杨成武说了要他揭发黑后台的话。
杨余傅事件后，四月一日，停发了聂荣臻的文件。四月六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问黑后台是谁?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四月七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历史上与杨成武的关系，还希望与毛泽东谈一次话。四月十日，周恩来秘书来电话，告诉聂荣臻说，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后，毛泽东见到聂荣臻，说道，如果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既没有同意与聂荣臻谈话，也没有将批示的信直接退回聂荣臻，而是周恩来秘书给聂荣臻打了个招呼。这反映出毛泽东对聂荣臻还是有看法的。至于他的批示和见到聂荣臻后讲的第一个后台是我的话，应该说是对聂荣臻的安慰和保护之言。
事后，聂荣臻见到林彪，问为什么打倒杨成武，林彪说他不常来向我汇报工作。其实，林彪这是将话应付了过去。因为杨余傅的问题涉及到几位老帅，他又怎么好回答呢。
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本来，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卫戍区平时就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傅崇碧要到中央文革驻地寻找鲁迅书信手稿的时候，更要非常慎重，待向小组领导人请示批准后再进去。而他却只是给陈伯达秘书打了电话，获得同意后就进去了。这极易造成猜疑和误解。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杨余傅他们是靠近元老阵营，疏远文革阵营的。
这还可以从毛泽东在杨余傅事件后关于军委办事组职权的界定上反映出来。
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与林彪、周恩来、黄永胜等人谈话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
由林彪直接管理军委办事组，停止军委常委会议，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把几位老帅排除在军委日常工作之外了。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过去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是靠近元老阵营的。
④ 毛泽东为什么同意了林彪的主张。
1)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
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告诉杨成武：“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毛泽东后来也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批了杨余傅，并作了自我批评。由此看来，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提出来的。
2)毛泽东为什么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军内元老阵营多是二月逆流的参与者，对文革持敌视或观望态度。杨成武有倒向军内元老阵营的迹象。当时林彪对文革是积极参与和支持的，当杨余傅表现出倒向这个阵营的迹象后，从巩固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在林彪的反复提议下，毛泽东也就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⑤ 关于文革阵营内部的矛盾问题。
这就是林彪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杨成武在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态度呢?从邱会作的回忆录来看，杨成武经常向他们讲述江青对他多么重视，与文革小组靠近，引起林彪的警觉，从而才采取了措施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4)小结。
杨余傅事件是在反击右倾翻案的背景中出现的。从推进文革的大局出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的人民军队，必须掌握在忠实于文革的人手中。在进行文革推行全面夺权与抵制文革反对全面夺权的斗争中，作为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杨余傅等人，却疏远文革阵营，向元老阵营靠近。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展，杨余傅三人的被撤职，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6、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了纠正“左”倾，完成夺权任务，推动文革的顺利发展进行的第四次斗争。
在省市自治区夺权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由过去激烈的斗争，转到恢复秩序的轨道上来了，也就是由过去的砸烂旧世界到现在的建设新世界了。这就是大局。但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武斗，极“左”行为严重，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清除这些行为，恢复正常秩序。
(1)文革大局已定，全面夺权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极“左”行为仍然存在，局部地区武斗严重。
一九六八年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
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烧毁、炸毁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冲击机关部队，杀伤指战员。
(2)毛泽东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武斗，清除极“左”行为。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布告》，以严厉的措词要求结束武斗，恢复秩序。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颁布，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3)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解决大学的武斗，恢复正常秩序。
这既是解决大学武斗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七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非常愤怒。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到八时半，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说，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你们脱离群众，只知道打内战。如果再不改，还这么搞，就要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派兵去围剿。现在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者。
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当天整理印发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4)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两个革委会成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提出运动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7、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小结。
清除了极“左”现象以后，随着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在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纠“左”反右中先后进行了四次严肃的斗争。通过斗争不仅推进了文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保证了夺权任务的完成。
在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以后，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因而夺权任务的完成并不是文革的结束，只不过是完成了文革的第一步，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
第二节：沧桑巨变——在斗、批、改中清除林彪集团（1968年11月—1971年9月）。
这个时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在全面夺权以后，进行斗、批、改;一条是文革阵营出现分裂，林彪集团产生并被清除。
（一）改天换地——认真搞好斗、批、改。
斗、批、改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全面夺权以后成为一个阶段了，这是为什么呢?
1、什么是斗、批、改?
在“十六条”中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为什么要搞斗、批、改?
如果不搞斗、批、改，文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难以建立，以前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会付之于东流。搞好斗、批、改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要条件。斗、批是手段，改才是目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改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当时斗、批、改遇到了重重阻力，不论是批《海瑞罢官》，还是后来的工作组事件，乃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在说服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通过全面夺权来排除障碍。从这个角度上说，解散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全面夺权，不过是为进行斗、批、改扫清道路而已。在夺权任务完成后，就要进行斗、批、改了。
3、斗、批、改内容的具体化。
全面夺权后，当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从斗、批、改的一般要求出发，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要求。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谈话时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区。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4、毛泽东指导斗、批、改。
毛泽东以六厂二校的斗、批、改进行试点，从这些单位斗、批、改的实践中，总结出进行斗、批、改的经验和方法，加以介绍和推广，指导各地斗、批、改的进程。
毛泽东还及时将各地进行的斗、批、改的调研报告，加以修改或撰写编者按，转发全党，以作为开展斗、批、改的借鉴。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以后，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5、斗、批、改的具体实施。
主要表现为：
(1)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要在地、县、公社及各个工厂、学校、商店等基层单位，普遍建立革委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
(2)大批判。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白专道路、黑六论。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对于一些学者，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吴晗，还有某种用处。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
(3)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中央和地方被立案审查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达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4)整党建党。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在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上的指示，即五十字建党大纲：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对党内一批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批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人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5)改革规章制度。精简机构，下放人员。
(6)教育革命。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上指示，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招生制度改革。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一年四至六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7)清查五一六集团。
(8)一打三反。
(9)文艺领域：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八个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6、斗、批、改期限被延长。
原来以为在全面夺权以后，在斗、批、改阶段，随着九大和四届人大的召开，到一九六九年夏后斗、批、改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实际上后来由于紧张的备战，又发生了林彪事件，同时在斗、批、改阶段党内出现了激烈的斗争，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基本上到进入到扫尾时期。随后又因为发生了右倾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直到毛泽东去世，斗、批、改也没有明确宣布结束。
（二）祸起萧墙——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裂，林彪集团被清除。
1、高天流云——文革阵营内部矛盾初见端倪(1968年11月—1969年4月)。
(1)关于文革路线的分歧。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路线上的分歧是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表现出来的。
① 毛、林出现分歧。
毛泽东认为各在省市区革委会建立以后，过去那种狂风暴雨式的夺权斗争结束了，还要进行斗、批、改的工作，因而文革要继续进行下去，以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林彪认为革委会建立以后，权力已经在手，下一阶段就要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了，文革应该结束了，没有必要再进行斗、批、改了。这体现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也在周恩来所作的十大政治报告上表现了出来。
②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的斗争。(两份政治报告)
在政治报告的起草上，毛泽东提议林彪挂帅，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块搞政治报告。动笔前，三人到毛家湾谈报告的起草事宜。谈得比较融洽，出来时，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说一声。
1) 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
体现了林彪的观点。据吴法宪说，当时陈伯达常往毛家湾跑。起草开始后，张、姚给陈伯达打电话，谈报告的起草问题。陈伯达不接电话，几次三番后，张、姚也就不打电话了。陈伯达向北京市委谢富治要材料，谢不给。陈起草的报告的一部分拿出来讨论时，张春桥说那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陈迟迟拿不出报告稿，致使九大延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2) 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政治报告稿，讲了稿子的大体思路。平行作业。张、姚一个礼拜拿出了草稿，讨论时陈伯达讥讽说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康生对报告的起草比较敏感，以生病为由告假，不参加相关活动。张、姚的稿子提交讨论后，康生给林彪打了一个电话，谈了对报告的看法。
③ 毛泽东和林彪对两个政治报告的态度。
毛泽东肯定了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稿，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稿。陈伯达为此大哭了一场。
林彪对否定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是不满意的，他只对毛泽东修改的部分让秘书讲了讲，在正式做报告前没有看过张、姚起草的报告稿。后来印发政治报告时，张春桥让林彪签字，林也拒绝，张不得已将林彪在别处的签名“描”下来。
从九大召开前夕在政治报告的起草上，毛泽东与林彪已经存在严重分歧，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斗争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当时这种分歧还处于认识阶段，同时也由于林彪、陈伯达在文革开始以来做出的重要贡献，因而毛泽东不仅同意了陈伯达继续留在常委，还同意了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提议。虽然最后以林、陈观点的被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写入政治报告而使他们的争论暂时缓和了下来，但是这种分歧并没有消失，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这在后来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九一三事件中表现了出来。
(2)关于九大选举期间产生的分歧。
九大选举期间，文革阵营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显现。陈伯达没有投江青的票。有人在选票上对江青的名字上打“×”号。
从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和选举问题上的分歧中可以看到，毛、林之间在文革路线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了裂痕。
要不要进行斗、批、改，是关系到文革成败的大事。林彪在夺权成功后，就想中断革命，不愿意继续搞斗、批、改了，如果这样的话，文革的目的就难以达到，那不过是一次形式上的“改朝换代”，就难以防止修正主义。因而我们说这个时候林彪的思想已经滑向了修正主义道路。
2、朋党再现——林彪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暗藏玄机(1969年5月—1969年10月)。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领导人从备战和安全计，分别疏期到各地。这个时候，林彪发出了一个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个事件引发了严重的问题，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1)林彪关于战备问题的指示和第一个号令。
这里要分清林彪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和林彪第一个号令，将这个问题搞清了，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就一目了然了。
① 林彪关于战备问题的指示。
林彪到苏州以后，十月十七日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几条指示。秘书张云生建议请示一下毛主席，为防意外，对于二炮发射加一些限制词。林彪同意，由叶群向毛泽东汇报。林彪的战备批示在经林彪同意压了两个小时以后，当晚七时许传到军委办事组。
这里要注意到，林彪是在将战备指示压了两个小时，没有上报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将战备指示下发到军委办事组的。既然是紧急指示，刻不容缓，为什么还要压两个小时?特别是在秘书提醒的情况下，还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向军委办事组下发了紧急战备的指示。
这个指示关系到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从指挥程序上来说，是应该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下发军委办事组的。在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林彪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军委办事组下达了关于全军重大战略行动的指示，这种动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② 林彪第一个号令
军委办事组收到林彪的战备指示后，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于十月十八日晚九时许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立即疏散，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里要注意林彪战备指示和第一个号令之间时间上的差异，中间隔了二十六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内，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及相关人员是完全有时间报经毛泽东批准的。从内容上来看，这不是一般的指示，而是事关全军安危的重大战略行动，在通讯联系畅通，并有足够请示时间的情况下，从指挥程序上来说，军委办事组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尽管有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的背景，但是在长达二十六个小时内却没有报告毛泽东批准，就下达全军执行，这是为什么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2)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态度。
周恩来对第一个号令的传阅件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将传阅件送交毛泽东，毛泽东说：烧掉。他点燃火柴，烧了传阅件。在汪东兴劝说下，才留下了信封。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敏锐和果断，他透过第一个号令看到了里面暗藏的玄机。
(3)第一个号令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令毛泽东警觉的是，第一个号令事关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林彪为什么在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批准就下发这样的指示?而军委办事组在接到林彪的指示后，在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上报批准就向全军下发了第一个号令?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的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呢?因而毛泽东后来在南巡时批评黄永胜政治上不怎么强。再联系到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出自于林彪工作过的四野，他们在执行第一号令上的这种表现，就不能不说这显示出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后来说这是林彪的政变预演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里令人困惑的是，叶群到底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毛泽东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献资料。不过，从逻辑上判断，我们认为叶群还是将林彪的指示报告了毛泽东的。这里很可能是在毛泽东还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他已批示但还没有传到军事办事组的情况下，就收到了第一个号令的传阅件。当然，这是一种推测。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林彪未经批准就下达全军战略行动的指示，军委办事组未经批准就向全军下发了第一个号令。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人离开这个关键而以编号来辩解，实在是偷梁换柱，转移话题。
从林彪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到第一个号令，不论是林彪还是军委办事组，在关于全军重大战略行动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向全军下达了命令。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这显示了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3、针锋相对——文革阵营内部矛盾激化(1969年11月—1970年9月)。
文革阵营内部的矛盾在一九七○年八一社论的讨论中表现出来，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关于八一社论的争论。
一九七○年七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八一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的提法，张春桥反对，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要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行吗?缔造者也不是一个人嘛。但毛泽东还是恢复了过去的提法，让汪东兴圈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
这个争论关系到职权的划分，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这个提法，实际上就对林彪的指挥权限作出了限制。如果没有来由的话，张春桥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去划分统帅和副统帅之间的职权呢?这是文革阵营内部出现矛盾的一个体现。
(2)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争论。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争论，一个是天才问题，一个是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这个争论针锋相对，表明文革阵营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① 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争论。
1)毛、林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出现分歧。
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表明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林彪多次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一九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要汪东兴回京传达他的意见：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三月八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三月九日，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上，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届人大问题。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
在此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让秘书给政治局值班同志打电话，传达三条意见：设立国家主席，毛主席兼任;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林彪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四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引用曹操批孙权的话。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得知有人主张设国家主席，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八月初，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在宪法里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是要坚持。
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争吵。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里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吴法宪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事后，吴法宪告诉了黄永胜和陈伯达，又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从这里可以看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在设立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上，毛、林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在毛、林之间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在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宪法起草小组会议上的争论中。
2)毛泽东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主席。
主要原因有三个：精简机构是文革斗、批、改的任务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说，取消国家主席职位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不会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不仅是由于毛泽东厌烦这种迎来送往的活动，更因为如果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就会使人觉得文革就是一场和刘少奇争夺权力的运动，这不仅会削弱文革的意义，也会对毛泽东的形象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从当时态势下来说，必然是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而当时林彪对文革的态度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不设国家主席有着限制林彪集团势力扩张的意图。
②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全面进攻。
开幕式上林彪下了动员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各小组讨论时四面出击，妄图扭转会议方向，在毛泽东的反击下，他们草草收兵，进攻被打退。
1)林彪亲下动员令。
本来，按预定程度，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和林彪都不讲话，会议安排周恩来和康生讲话。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前，政治局常委在休息室时，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
林彪讲话期间，汪东兴看到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越来越不耐烦。据张玉凤回忆，原来毛泽东去开会时很高兴，认为可以休息一下，可是回来后很生气，饭也不吃，热了又热，让他吃就发脾气。
林彪的讲话为其集团后来的行动起了动员令的作用。
2)林彪集团成员在会议分组讨论时四面出击，响应林彪讲话。
二十三日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吴法宪提议学习林彪讲话。二十四日上午，听林彪讲话录音，下午，讨论林彪讲话。有人提议印发林彪讲话稿，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让人取讲话稿，没有取来。二十四日上午，陈伯达让汪东兴打印五份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同一口径进行的发言，掀起了狂澜，会议的正常议程被打乱。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引起了张春桥、江青的注意。
3)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挫败了林彪集团的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中午，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将这一动向报告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他与常委单独谈话。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小组会议讲话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不要揪人，要在九大的精神上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谈到设国家主席时，他说，反正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谁主张设谁当。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再吵，我就下山，再不然，就辞去中央主席。
八月二十六日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毛泽东点到了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我是一方面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等。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和常委分别找人谈话。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毛泽东还要林彪召开会议，批评吴法宪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争论说明了什么?
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打着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旗号。他们的逻辑是：毛泽东是天才，谁反对称天才，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泽东认为文革开始的时候，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要降温了。可是他们还是置毛泽东的教导于不顾，继续鼓吹个人崇拜。
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但是他们却打着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旗号，主张设国家主席，这显然是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他们的逻辑是：毛主席要当国家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国家主席?谁反对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样他们就取得了在中央全会的话语权。
本来他们自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他们却说张春桥等人是反对毛泽东的，将会议的注意力引到张春桥等人的身上，以达到操纵会议，取得主动权，驾空毛泽东，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指鹿为马式的伎俩迅速被识破。如果说第一个号令是军事上的侦察，这一次则是政治上的试探。这是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4、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走向覆灭(1970年10月—1971年9月)。
对于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毛泽东在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对他们进行着挽救和教育，但是林彪集团成员却回避要害问题，避重就轻，敷衍塞责，致使毛泽东的努力一次次落空。
(1)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限制并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力。
甩石头，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任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策，纪登奎任第二政委;掺沙子，让李先念、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
(2)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批评、教育与斗争。
① 在吴法宪和叶群检查上的斗争。
吴法宪、叶群写出了检查，他们在检查中避重就轻，对自己做了一番批评，强调认识不清，上了陈伯达的当，而对于他们之间的策化及如何在小组会议上同时发言问题讳莫如深，毛泽东在检查上写了措词严厉的批语。
对吴法宪检查的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在叶群的检查上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了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怎么会同他斗争?”“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黄永胜等人一九七一年三月才交出书面检讨，毛泽东三月二十四日批示：黄、邱、李三同志检查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批示：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检查虽然写了，但是并没有交待他们如何密谋策划在全会上协调一致进行共同发言的问题。
② 召开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进行批陈整风。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召开华北会议，集中批判陈伯达。毛泽东要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李作鹏一块参加华北会议。此时，军委召开座谈会，但是开了一个多月，既不批陈，黄、吴、叶、李、邱也不做检讨，于是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多人都参加华北会议。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批陈整风的指示中说，批陈整风，重点是批陈，其次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批示：你们几个同志，为什么在批陈问题上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这个原因，应当研究。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召开会议来进行批陈整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对批陈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了严厉批评。
③ 黄永胜回避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责任并将中央下发的他们的检查予以扣押。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听取基辛格秘密访华汇报时，同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谈话时了解到，黄永胜、吴法宪在总参批陈整风动员会上掩盖庐山会议真相，在总参扣押中央下发的黄、吴、叶、李、邱的检查的事实后，他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还不是阴谋?庐山会议还没有完，他们当中有鬼，还有后台。
本来，有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他们却企图掩盖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能说这是真诚的检查吗?
④ 林彪逃避责任，拒不检查。
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作为，林彪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林彪却没有任何认错的表现。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系统批判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期间的错误。传达了毛泽东在黄、吴、李、邱检讨上的批示，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会议召开前夕，三月下旬，周恩来带着李德生和黄、吴、李、邱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的情况，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希望林彪在批陈整风会上讲几句话。实际上这是给林彪一个转变的机会。林彪对黄、吴、李、邱说，错了就要检讨，不谈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说自己身体不好，明显不愿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回京后，周恩来带着他们一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着黄、吴、李、邱说：你们已到悬涯的边缘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对于毛泽东的期待，林彪仍然采取对抗态度，毛泽东对黄、吴、李、邱发出了严厉警告，这实际上是对他们最后通牒式的批评。
由此我们看到，鉴于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林彪集团的权力。在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对他们充满期待，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没有点林彪的名。但是林彪却始终不愿作自我批评，黄、吴、叶、李、邱在检查中将责任推给了陈伯达，没有交待他们密谋策划的内幕，还企图捂住在庐山会议上的宗派活动。这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他们的错误，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
(3)毛泽东南巡，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集团成员。
南巡前，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在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议还要补选政治局常委。他想通过南巡，给沿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招呼，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跟着林彪跑，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毛泽东还计划南巡回到北京后再找林彪谈谈。
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到南方巡视，发表了重要谈话，在党内对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一路上他要求沿途党政军干部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三要三不要原则，提出十次路线斗争。他说，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五个常委瞒着三个，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不有给我看。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批评叶群当林彪办公室主任，捧林立果为超天才。
林彪获得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消息。
(4)林立果的暗杀行动。
(5)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平安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
(6)毛、林分歧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① 毛、林分歧的原因。
1)关于文革路线的分歧。
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分歧上，要不要进行斗、批、改。
2)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上的分歧。
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罗瑞卿，贺龙，杨余傅事件，杨勇、廖汉生);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
3)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和后来认识不同。
4)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在这些分歧中，是经过了一个量变的过程的。对毛、林之间有实质性影响的分歧开始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经过第一个号令，而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分歧上达到了高潮。这些分歧中充分显示了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② 文革阵营产生分裂的严重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大潮来看，出现林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有着必然性的，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这是因为总有一些人在革命的滚滚洪流面前被掩没和淘汰，甚至背叛革命。比如汪精卫、张国焘问题。有些人故意吵作这件事是别有用心的。至于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更是无稽之谈。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林彪事件的发生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这是因为文革阵营内部还没有出现一个既对文革保持坚定信念，又在党政军中有着权威的领导人。这样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在高层斗争中文革阵营也就难以承担起维护和巩固文革成果的重任。我们可以试想，假如林彪一直是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以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又怎么会发生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怀仁堂事变呢?
这里的问题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已经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思想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上搞了分裂主义，组织上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同时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又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又没有悔改的表现，因而处理他们的问题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选择。这同样是维护和巩固文革成果的必然要求。至于发生九一三事件尚属意外。
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当时首先要处理事关林彪事件的相关问题，四届人大被推迟召开，斗、批、改的期限被拉长。
第三节：风卷残云——为完成斗、批、改进行的斗争（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
这一节我们分为四个时期。九一三事件后，首先是清查林彪集团问题，而后又继续进行斗、批、改。在斗、批、改中完成了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布局，毛泽东希望新(文革阵营)老(元老阵营)干部团结起来，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巩固文革成果。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重整山河——在斗、批、改中谋划十大人事布局（1971年10月—1973年8月）。
九一三事件后，先是要清查林彪集团的活动，同时还要继续进行斗、批、改的活动。
1、清查与处理林彪集团的相关问题。
首先要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问题。
(1)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清查林—陈反党集团问题。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领导批判林—陈反党集团。
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室会议成员，谈了历史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他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2)下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3)清查林彪集团要讲政策。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毛泽东找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找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谈话，表示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2、在对林彪事件的性质和国际形势判断上的争论。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林彪事件性质的争论，另一个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歧。
(1)林彪事件是极“左”还是极右的争论?
① 极“左”极右争论的经过。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想的意见。他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一九七二年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等人组织文章进行反击。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文件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讲到：“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十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② 在林彪事件认识上的分歧反映出什么?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林彪搞修正主义，分裂党，还叛党叛国，投奔苏修，这还不是极右吗?有些时候是形“左”而实右，比如在鼓吹个人崇拜方面。“左”是表象，右才是本质。周恩来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种认识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文革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思想领域，在组织上周恩来始终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虽然周恩来对林彪问题缺乏敏感，但是一当事件发生，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是令人赞赏的。
(2)关于国际形势认识上的分歧。
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他批评说在思想方法上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后来姬鹏飞和周恩来作了检讨。
这涉及到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问题。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是好的，美国的战略重点是西方，可外交部的内部刊物上却说大紧张，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当时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军，采取战略收缩态势，而在欧洲仍然维护强大的军事力量，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风起云涌，日益走向高涨。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判断的分歧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关系到对革命的信心问题。联系到十一月政治局会议对周、叶在中美会谈中的批评，则不是没有理由的了。
在林彪事件性质和国际形势问题上的分歧，从当时来看，还主要是认识上的不同。这种认识上的不同，又不能不反映出他们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和文革的态度。
3、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
文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进行斗、批、改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1)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是林彪事件后进行斗、批、改的新形式。
林彪事件是在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出现的。因而林彪事件后的斗、批、改就要结合批林整风来进行。
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中央下发的文件，强调批林与联系实践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用三个晚上做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报告。
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召开批林整风会议，要求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重点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2)为斗、批、改提供历史背景的谈话——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
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这也是后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先声。
七月四日，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说，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七月十七日，与杨振宁又谈到儒法斗争问题。他表示赞成郭沫若的历史分期，但是不赞成他在《十批判书》中的尊儒反法。八月五日，毛泽东又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情况。十大前夕，江青建议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政治报告，周恩来以消化一段时间为由没有采纳。
这个谈话是为文革辩护的，是为了巩固文革的成果，为斗、批、改提供历史支撑的。
(3)、改造政权机构的重大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接班人。
毛泽东曾说，原来想从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有投机性，真正要完成任务，还是要靠工农两大阶级。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群众放到各级领导机构里面去，对中央机构进行初步改造，建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就成为十大人事布局的重要目标。这就为各级领导机构的改造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在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在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择一批人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李德生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谈到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构成，周恩来说：工农兵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
当然，十大期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许世友的起哄等等。
这是让工农兵直接参加各级党政机构，这是保证党的性质和保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组织保证。这种安排使得后来难以采取开会的方式，而不得不采取抓捕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原因。
(4)、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群众运动一来，许多干部被打倒，有的靠边站，还有不少群众被错误的处理，造成冤假错案，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就要进行甄别平反，落实政策，这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在成都地区座谈会上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掉会。
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在原海军政策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在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作出批示等等。
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劳动。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七月二十一日，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分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邓小平听了并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一九七二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主张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将犯了错误但是确已悔改的干部及时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落实政策后，像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被重新选入十届中央委员会。
林彪事件后，许多文革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干部陆续被解放。其实大批干部被解放，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同意解放这些干部呢?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谋划中是把这些问题放在运动后期来解决的，这是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当然解放干部也不是一风吹，是有条件的，一个是确实搞错了，一个是确实悔改了。
(5)四届人大被推迟。
原先计划十大闭幕，国庆节后就举行四届人大，但是由于在人事安排上的不同意见，也由于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李震自杀等因素，四届人大又一次被推迟。这就使得改造国家机构的任务又推迟了，斗、批、改的时间又被延长。
4、小结。
九一三事件后，首先是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开展批林整风、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十大人事安排、解放干部等问题，就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这个时期出现的关于林彪事件性质和国际形势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认识上，但从深层来看，则是对文革和形势的坚定还是动摇的问题。
（二）、谁主沉浮——围绕四届人大召开进行的斗争（1973年9月—1975年1月）。
一九七四年九月，毛泽东在武汉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就是希望新老干部团结起来，开好四届人大，在斗、批、改的任务完成以后，文革就结束了。
1、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
(1)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曾说，林彪的思想来源于儒家。和蒋介石一样，都是尊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仅是从毛家湾搜出了书写的孔子言论的条幅，而是在全面夺权以后，林彪反对斗、批、改，想复辟倒退，不愿意进行继续革命了。同时，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根深蒂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进行批孔。批就是破，破旧是为了立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这种批判不是对孔子的全盘否定，只是否定他提出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对于其有价值的观点还有要吸取的。
一九七四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泽东批准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清华、北大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单位，以江青名义送有关材料。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发表讲话。
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江青召集梁效写作班子开会时说，要批现代大儒。六月下旬，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讲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要批党内大儒。
党中央经毛泽东批准的下发的关于批林批孔的几个文件指出，批林批孔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清查范围限制在同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江青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信中希望多给些时间。毛泽东回信说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说，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批林批孔是完成第一次文革斗、批、改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而不是第二次文革。
(2)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为什么要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属于上层建筑范筹，为什么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依据?毛泽东引经据典，从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得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个指示，为斗、批、改阶段从理论上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指明了方向。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给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党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话。这就是毛泽东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3)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在全面夺权，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解放军出面进行“三支两军”是必要的，这是稳定局势，促进文革进行的重要保障。在全面夺权已经实现，党政机构业已建立的情况下，权归政，兵归营，军队领导人退出对地方党政的领导，就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为完成这个任务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同意李德生不再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来由张春桥接任。毛泽东还谈到“儿童团”的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而言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毛泽东多次要求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做军队干部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带头对文革中整错了的干部做自我批评。
(4)继续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
这是文革进入收尾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七四年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高级将领，出席国防部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给贺龙平反。一九七四年国庆节，第一批见报的老干部有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等。
(5)在中央领导层形成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候。
① 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和邓小平的批评。
这个时候批评江青等人比较多些，批评他们不是要打倒他们。至于党内有些人利用毛泽东的批评，歪曲毛泽东的本意，作随心所欲的解释，那是另外一回事。批评他们是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发动的时候，处在斗、批、改阶段了，因而要团结更多的同志，稳定大局，巩固文革成果。
一九七二年春，毛泽东表示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来，七三年后，江青打电话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总是推托不见。七四年三月，江青作检查后，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致信江青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保益?批评她，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召开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当然，毛泽东也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跌跤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临别，王洪文提出江青的工作安排。后来，毛泽东的谈话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江青向毛泽东写信，作了自我批评，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来看我。四届人大后，江青对人事安排不满，要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反映她的意见。毛泽东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江青受批评后，一度想请假休息。毛泽东批评她打退堂鼓，说大局不错，勉励她继续工作。
② 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态度软弱了，进行了批评。其目的还是在中美交往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向党内同志敲响的警钟。现在有些党内高级干部不是存在对美恐惧的“软骨病”吗?夫妻论问题。
③ 对邓小平的批评。
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点吧。
这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作为领导，听不进不同意见，自以为是，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今后工作中改正这个缺点。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又提出了这样的批评，说他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毛泽东不论是对文革新生力量和党内老干部的批评，其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起来，改正缺点错误，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6)四届人大为文革成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表现在工农兵代表的参与国家政权、修改宪法等方面。
在四届人大的安排上，工农兵其他及劳动人民的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二。这是工农两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维护阶级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重要组织保证。通过宪法的修改，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继续革命理论，革委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四大”等写入宪法，用根本大法来保障文革的成果。
人事安排上，既有老干部，又有革命群众的代表。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建军副问题的安排上是“三三制”。十二位副总理，一般可以这样来划分，元老阵营四人：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官僚阵营四人：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谷牧;文革阵营四人：张春桥、陈永贵、吴桂贤、孙健。这种安排体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原则，也是党的干部政策和阶级政策的体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斗、批、改，表现在批林批孔运动、对理论问题的指示、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落实政策、高层民主生活的形成和四届人大工农兵参与政权及宪法的制定上，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恢复秩序，完成遗留任务，将文革的成果纳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巩固下来。
2、党内元老阵营与文革阵营进行的政治斗争。
(1)斗争的表现。
① 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对美斗争的软弱问题。
十一月十七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成员开会，提议批评这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说斗争的时候容易“左”，团结的时候容易右。
周恩来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议中做得不够。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说这是“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迫不及待要取代毛泽东。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会议，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
随后，毛泽东将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在信上批示：有些意见是好的，要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提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但是对于江青、姚文元过火的发言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在谈判中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问题，关系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
② 批林批孔与批走后门
周恩来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上旬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只讲到批林整风，没有讲到批林批孔。
批林孔动员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意见。毛泽东回信说，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提议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后来，中央发出通知，走后门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江表向毛泽东写出检讨，说我愚蠢，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干部子弟走后门招工当兵上大学，这是干部特殊化，不正之风，是腐败，是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行为。当然应该反对。但是这件事牵涉的人比较多，在斗、批、改阶段，当时要求团结稳定，进行批林批孔，这是大局。从大局出发，批走后门只能放在运动后期进地处理。这是一个斗争策略问题。
③ 围绕邓小平组团参加六届联大的斗争。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组团参加六届联大，告诉王海容暂不要讲是他的意见。江青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持保留意见。后来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才不再反对。
这次外事活动是重要的。由谁组团出席联大，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也会影响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因而在团长人选上的斗争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
④ 风庆轮事件。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批语：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她建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表个态，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表示完全同意。十月十七日晚，政治局开例会，江青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邓小平说还要调查，最后邓小平离开会场。十月十八日上午，王洪文飞抵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告诉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风庆轮事件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路线和开放路线。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还是买办依附为主的发展路线的斗争。风庆轮事件不过是这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联系到今天中国二十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航空工业、信息工业、汽车工业等部门的窘境，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⑤ 围绕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进行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三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批评一九七二年批评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后来，毛泽东还说，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是叶剑英的意见。王洪文“长沙告状”。
在四届人大的安排上，工农兵其他及劳动人民的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二。这是工农两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维护阶级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重要组织保证。通过宪法的修改，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继续革命理论，革委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四大”等写入宪法，用根本大法来保障文革的成果。
人事安排上，既有老干部，中年干部，又有革命群众的代表。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种安排体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原则，也是党的干部政策和阶级政策的体现。
⑥ 继续进行解放干部，落实政策。
七二、七三年，周恩来让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一个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这两年里，断断续续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仅有路线问题，更重要的是历史问题。叶剑英的牵骡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叶剑英交给纪登奎，纪又念给李先念听，李又给吴德看。
这里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是确有其事，还是别人的造谣中伤?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如何?是真正认识到了文革开展的必要性，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是为了能够解放出来，“违心”地承认错误。
(2)对斗争的分析。
当时为什么要出现这些斗争呢?
这个时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和风庆轮事件，从实质上表明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到底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买办依附的方针的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落实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对文革的认识问题。在出席联大组团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的分歧，关系是由谁来主导国家行政权的问题。这些斗争的核心，仍然是对文革的立场和认识问题。这些斗争的出现不过是对文革认识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3、在斗、批、改中进行的斗争说明了什么？
在这个时期一是继续进行斗、批、改，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通过宪法的修改，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使文革成果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这标志着在斗、批、改阶段已经取得了根本性胜利，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有等于进一步完成。
一个是文革阵营与元老阵营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总的来说，还是对文革的立场和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从当时斗争的情况来看，还处于隐性阶段，尚未发展到对抗性的程度而已。
这里有一个疑问，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往往会涉及到周恩来，那么他到底是属于那个阵营的呢?
周恩来在组织上是站在文革阵营里面的，是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思想上虽然是站在文革阵营里面，却常常表现出动摇。
说周恩来组织上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是因为周恩来从中共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跟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走就会取得胜利。这表现在他与薄一波的谈话上，也表现在文革中他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工作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林彪的问题上，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还表现在直到最后叶剑英也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对文革阵营一些人的是非评论。
说周恩来思想上动摇，也是表现在文革期间的这些事件上：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处理;同意派工作组处理文革问题;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疑问;对文革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顾虑重重;在二月逆流出现时没有及时制止和批评;没有印发毛泽东对戚本禹检查的批示;对林彪集团的活动缺乏警觉;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对批孔态度消极;对整顿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在老干部复出及解放问题上的态度;等等。
正是由于周恩来文革期间在组织上站在文革阵营一边，而在思想上虽然站在文革阵营一边，却又常常表现出动摇，因而他被两个阵营各取所需的同时，又被两个阵营所批评。
文革阵营对他在组织上的行为表示赞赏，对他在思想上的动摇提出批评。这种动摇极易被元老阵营所利用，成为他们攻击文革阵营的利器。
元老阵营对他在组织上站在文革阵营一边表示不满(这表现在他们中有人说的总理肚量大，忍耐到几时的话上。也表现在有人说周恩来不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保不住，似乎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这是对周恩来人格的污辱。)，但是却利用他思想上的动摇来为自己阵营擂鼓助威，就是死了也不放过，还要在清明节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来示威，借此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志。最后，文革阵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个反击将他们击溃了。
对于党内这两股力量的斗争状况，毛泽东是清醒的。文革阵营是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但是毛泽东也常常对他们的错误提出严肃批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文革并非打倒一切老干部，就是被打倒或冲击的老干部，一旦他们认识了错误，获得了群众的谅解，还是要解放他们，用他们的。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认识了错误，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既重用文革阵营力量，也重用元老阵营力量。比如，在党中央，王洪文做了党中央副主席，康生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担任常委，叶剑英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叶剑英担任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兼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张春桥参加军委工作。他还是希望这两股力量能够同舟共济，抛弃前嫌，在巩固文革成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当时存在的这种斗争，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批评、教育、说服而得到解决，而是仍然存在，这预示着今后还会发生更加激烈的斗争，从而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南辕北辙——围绕肯定还是否定文革进行的斗争（1975年2月—1976年4月）。
四届人大后，文革进入到收尾阶段。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在坚持文革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整顿，这是结束文革实现稳定恢复正常秩序的重要步骤。但是邓小平却要通过整顿来扭转文革的方向，于是围绕肯定还是否定文革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1、为完成斗、批、改而斗争。
这个时候，斗、批、改进入到收尾阶段。
(1)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从思想上认识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2)关于文艺政策的调整。
七月初，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七月十四日，与江青谈话时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查一下。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他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七月下旬，毛泽东连续对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
进行文艺革命，调整文艺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是斗、批、改工作的重要任务。
(3)为完成斗、批、改任务而进行的整顿。
七五年三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提出要进行整顿。毛泽东是支持的。七月主持中央工作后，将整顿扩展到各行各业。这个时候邓小平进行的整顿还是为了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恢复正常秩序而进行的工作，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毛泽东支持他工作的主要原因。后来他打着整顿的旗号要扭转文革方向的时候，毛泽东先是提出批评，召开党内政治生活会，在邓小平没有改变态度的情况下，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九月十五日在学大寨会议上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泽东叫调整，实际上也是整顿。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叶剑英担任军委常委会主持人。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
(4)关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问题。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指示加快解决受审查的二、三百干部的问题。后来又在贺诚、傅连暲、林默涵、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指示，加紧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对贺龙的后事妥善处理。对文革中其他受审查人员，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比如林办人员。
(5)评水浒运动。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转来的刘冰给他的信。看后对秘书说，先放着。八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水浒的谈话。
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这是针对共产党内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愿意继续革命了，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投降，搞修正主义而说的。评水浒，就是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斗、批、改的一个具体表现。
2、围绕巩固还是否定文革成果进行的政治斗争。
这种斗争表现批评经验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天安门事件等问题的斗争上。
(1)关于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提出反对经验主义，这是有所指的。批评那些以功臣自居，拒绝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如果不摆脱经验主义的狭隘视野，不从理论上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那么就不能从思想上筑起抵抗修正主义洪流的大坝，迟早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是指那些对文革抱有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的官僚势力。当时复出的党内官僚势力还没有采取否定文革的行动，毛泽东从斗、批、改任务基本完成后，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批评了反对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谈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他说，解放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将反经验主义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批评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
(2)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及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① 邓小平组建工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1)政治研究室主要领导人员：
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2)政治研究室要掌握意识形态。
编辑毛选五卷;代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办一个杂志《思想战线》;要写一批文章;调一批中年人，不要造反派。即使在后来挨批时，邓小平也不让胡乔木调造反派进来。
看来，邓小平组建这个班子，是想为他搞整顿造舆论，与姚文元掌管的宣传阵地分庭抗礼，逐渐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3)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先后草拟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
② 网罗人才，为整顿造势。
对贾启允、赵紫阳说，到地方工作后，不要怕别人说我们是“还乡团”;策反马天水。
③ 以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九日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七月四日，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
三项指示是指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就否定了以阶级斗争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因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采取的是隐晦的方式，避重就轻，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后来他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政治上批评了邓小平以后，还从组织路线上批评邓小平，说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经政治局研究，不在国务院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
④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及江青检查。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江青说这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当向毛泽东汇报时，毛说批评江青这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别人不能批评她。五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主要就三个问题要江青讲清楚：十一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书面检查。
批评江青等人，并不是要打倒他们。他们几个人的作为当时确实有宗派主义作风的迹象，咄咄逼人。从当时团结起来，在高层创造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氛围，巩固文革的大局来说，是必要的。这和后来的批邓一样。当然在批评江青等人的时候，是否也表现出宗派主义迹象呢?值得研究。邓小平是要扭转文革的方向，这是邓和江根本不同的地方。
⑤ 刘冰的第一封信引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转来的刘冰给他的信。看后对秘书说，先放着。八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同意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胡乔木对这个谈话比较敏感，问邓小平这个谈话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说，这是文艺谈话，不是指现实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并非是简单的文艺评论，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具体说来，是针对当时有些人企图否定文革而说的。这是毛泽东对当时这种行动发出的信号。毛泽东对此非常慎重，他还要对这种动向作出进一步的观察，因而后来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谈到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知道后批评道：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⑥ 刘冰的第二封信成为毛泽东批评右倾的导火线。
十月十三日，邓小平又转来刘冰写的第二信。毛泽东将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建议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而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右倾翻案风。
⑦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邓小平及邓小平拒绝作出文革决议。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提议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先在小范围谈一下。几天后毛泽东又建议扩大一点，加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继续讨论。而后，毛泽东又建议扩大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这个时候仍然是邓小平主持会议。毛泽东还告诉毛远新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按“三七开”的尺度对文革作出一个决议。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拒绝做出关于文革的决议。我们要深思为什么呢?
后来，毛泽东又提议扩大打招呼的范围，经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和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打招呼名单，向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自治区第一书记打招呼。
毛泽东是在邓小平承认错误接受文革的基础上，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并对他委以重任的。同时也是在邓小平坚持文革方向的前提下，从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完成斗、批、改的任务的要求出发，来支持邓小平搞整顿的。当毛泽东一旦发现邓小平借整顿为名，扭转文革的方向时，他才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3)天安门事件及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即使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本来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留有余地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行动，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① 毛泽东对邓小平网开一面。
尽管邓小平拒绝做出关于文革的决议。但是毛泽东只是解出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只管外事，他的职务并没有变化。对他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②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名上来说，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第二副总理是张春桥，在国务院代总理的人选上排除了邓小平，按说该是张春桥了。但是毛泽东却选择了华国锋，这是为什么呢?党内两种力量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选择还是从团结稳定、维护文革大局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华国锋是文革期间到中央工作的干部，当时他的面目还没以显露出来。从后来的行为看，他实际上还是党内官僚的一个代表。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张春桥、王洪文谈过，传达了主席对王洪文、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别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毛泽东要求大辩论在党委的领导下，主要在学校及部分机关进行，不搞战斗队。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江青在十二省、区座谈会上讲话并要求印发风庆轮的材料，毛泽东说，江青干涉太多了，不应该印发材料。
③ 天安门事件发生，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是比较激烈的对抗。毛泽东作出强烈反映，认为性质变了，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了邓的党籍。
1)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一系列事件。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以悼念周恩来名义举行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人日报》一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动向，认为应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扩大，扩大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四月四日清明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四月四日这一天，去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记者进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根据会议决定，五日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清理一空，并逮捕了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一些人到广场，烧楼、砸车，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吴德发表广播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进行清场。
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昨晚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要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决定将这次事件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显然，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送去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下午，江青到毛泽东住地，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
2)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措施。提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播送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
决定通过一个多小时后，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形势的决断、信心和控制力。
这里让人疑问的是，邓小平到底与天安门事件有没有关系呢?恽仁祥写的一本书中透露了若干信息。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这个事件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上可以获得某种印证。有些资料显示当年的联动成员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联络的角色。
3、简单的小结。
四届人大召开以后，斗、批、改进入到收尾的时候，文革基本上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实际上就是为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秩序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邓小平却要借整顿来扭转文革的方向。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斗争激化的结果。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反手把他们打败了。但是斗争并未完结。
（四）、卷土重来——怀仁堂事变发生（1976年5月—1976年9月）。
我们主要讲一下毛泽东遗嘱式的指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去世前毛泽东为什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毛泽东去世意味着什么以及怀仁堂事变。
1、毛泽东遗嘱式的指示。
(1)《毛主席重要指示》是如何形成的?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谈话，由毛远新整理而成的。整理稿经过毛泽东批准后，首先于二月下旬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传达，而后中共中央于三月三日正式印发全党。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
(2)指示要点。
① 阐述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以三项指示为纲。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旧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魂吗?
②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③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④ 对文革的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指责。
⑤ 要安定团结。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⑥ 对当前运动的指导。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主义了，现在比较稳妥。
(3)对指示的评析。
这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最后一次发表系统化的指示。这个指示针对当时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有感而发，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论断精辟，是对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他谆谆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对文革要三七开，现在要着重解决好文革的遗留问题，要安定团结，搞好现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巩固文革成果采取的必要措施。这种遗嘱式的指示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念念不忘要教育人民时刻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动写照。
2、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据吴旭君、张玉凤回忆，七二年、七三年毛泽东就谈到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最后一次是七六年六月毛泽东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六月，毛泽东在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年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个谈话来源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尚未发现这个谈话的原始文献资料。华国锋和毛远新都说没有这个谈话。当时毛泽东发音困难，已经难以发表这么长的谈话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说的两件大事是确实的。拙著《画龙点睛的自我总结》曾对此做过详细分析。
毛泽东将文革而不是将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意味深长的。这表明文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是因为文革是三大改造成果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文革，三大改造的成果就会付诸于东流。因而毛泽东是将文革而不是将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作了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3、毛泽东为什么流了那么多的泪？
(1)基本史实。
一九七五年六月，毛泽东在听了工作人员读了贺龙问题的报告后，又戴上眼镜亲自看了一遍，非常难过地将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一九七五年夏，河南省南部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工作人员读内部报道时，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他说，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刚做白内障手术后的第五天，据唐由之回忆，毛泽东在读宋词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时，主席起先静静地看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把书递给我看。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下午，工作人员在为毛泽东念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着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泪水，而他仍一言不发。一月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给他念送审的周恩来追掉大会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苦。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
一九七六年初，毛泽东看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据毛泽东医疗组成员王新德回忆，唐山大地震后，毛主席听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有一次看《红灯记》，当看到李玉和就义的场景时，毛泽东难过地说，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2)对毛泽东眼泪的背后深思。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作为革命领袖，有着超凡意志、顽强毅力的毛泽东，为什么在临终前的一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失声痛苦有时甚至是嚎啕大哭呢?
毛泽东的头脑自始至终都是很清醒的，因而这些眼泪和哭声是他内心悲伤的真情流露。虽然每次流泪都有具体场景的引发，但是透过这些哭声和眼泪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某种隐忧。这是对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预言，也是对工农大众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的悲歌。
当时，四届人大开过后，文革也进入到收尾阶段。在斗、批、改阶段被解放的老干部，虽然他们出来的时候对文革信誓旦旦，表示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但是一旦工作后，却仍然如故，甚至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就要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文革的方向。
虽然文革的成果业已初步制度化、法律化，但是仍然处于草创阶段，有待于巩固和发展。广大工农群众虽然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但是在一旦出现重大事变的情况下，还没有立即行动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文革阵营内部又没有人具有在党政军部门的权威，能够担负起维护文革成果的重任。现在文革还是靠他的声威来维系。因而毛泽东极为担心一旦他去世了，文革的成果就会被否定，他与许多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宏图伟业就会付诸于东流，那么广大工农群众就会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想到此，一种壮志未酬的悲情充溢心间，禁不住潸然泪下。(联系吴旭君回忆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的谈话)
4、毛泽东去世。
中国因毛泽东去世，他的路线方针政策被否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毛泽东的去世，对于中国工农大众，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在他去世十五年之后被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超越了马、恩、列、斯，为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他去世了，但是真理的光芒是泯灭不了的，他的思想如同旭日东升照亮着中国和世界人民为求得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光辉历程。
5、官僚阵营和元老阵营合作，谋划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
这里的元老阵营是指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陈云、王震等老资格领导人;官僚阵营是指文革期间到中央担任重要工作的中年干部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等人。华国锋是党内官僚的一个政治代表。他既不属于文革阵营，也遭到元老阵营的鄙视，被他们视为异己，再说也不够格，在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后，也就难以避免被元老阵营剔除的命运了。
(1)毛泽东去世前有人就谋划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
王震见到叶剑英就提议过，叶剑英打哑谜，说时机还不到，要忍耐。王震说，他和汪东兴还说得上话。王震说忍不住了，要到天安门广场剖腹自杀来抗议文革。还有一些人也有过这样的提议。
(2)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在治丧期间就谋划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
九月十一日，华国锋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到皇城根儿李先念住地，请他找叶剑英商量以什么方式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的问题。十四日，李先念先到北京植物园，发现无人盯梢后直奔西山叶剑英驻地。
在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王、张、江、姚的问题。华国锋问大家，他们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有要区别对待。当时没有深谈。后来，华国锋告诉吴德，当时他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3)华国锋征求部分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华国锋邀李先念和吴德谈话，交换对解决王、张、江、姚的意见。吴德说，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占有绝对多数票，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李先念提醒说，别忘记了赫鲁晓夫是怎么解决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最后确定用隔离审查的方式。华国锋还征求了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6、围绕“按既定方针办”展开的斗争。
(1)文革阵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刊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社论将“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十七日姚文元要求宣传部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2)华国锋打压“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
华国锋在九月十八日举行的毛泽东追悼会悼词中删除“按既定方针办”;十月二日删除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稿中“按既定方针办”的相关内容。
(3)华国锋向耿飙谈为什么反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
耿飙问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这两句话差别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毛主席对我讲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看来，华国锋还是敏感的。他意识到这种宣传会增强文革阵营的力量，威胁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因而才采取了打压措施。
(4)斗争评析。
双方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进行的斗争，是官僚阵营和文革阵营斗争的缩影。象发表“按既定方针办”这样的社论，应该经过中央常委会议讨论才能发表，但是这个时候却率先发表，会打草惊蛇，显然不够策略。王洪文让秘书米士奇设立值班电话也是这样。这会刺激对方提前动手。
7、怀仁堂事变。
当时由中办发出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因而要姚文元出席。
(1)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
(2)对江青隔离审查。
张耀祠带领中央警卫团士兵到江青住地对她进行隔离审查。江青很冷静，连张耀祠事后也说，江青好像早有思想准备，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江青曾对张玉风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准备杀头的，也可能不活不死的养着，这个难些。)江青将档案柜的钥匙放入保密袋密封好，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就跟着张耀祠走了。看来，她没有想到是华国锋决定动的手。
(3)对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采取了措施。
8、连夜召开玉泉山紧急会议。
(1)参加人员。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州、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十一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
(2)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9、解决上海问题。
(1)周启才打电话让马天水进京。
马天水不同意对王、张、江、姚的处理，认为应该按党内问题处理。在做工作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2)让马天水打电话调徐景贤、王秀珍进京。
(3)上海有人主张反抗。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在市委会议上传达了抓捕王、张、江、姚的情况。市委常委、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说，就凭这些，能把他们打倒。于是会议急转直下，纷纷指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主张打，他说像巴黎公社那样，即使坚持一个礼拜也是光荣的。
(4)中央派工作组接管上海。
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10、为了正名而采取的若干措施。
为了说明采取行动的正当性，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1)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将毛泽东对华国锋工作汇报时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说成是指定接班人。
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就用笔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据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遗嘱，“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叶剑英把华国锋作为“后主”辅佐，也撰写文章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曾对此做过检讨式发言。
(2)公布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是执行毛泽东的遗志。
(3)做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说明是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
11、对事变的若干反思。
文革实际上是以怀仁堂事变，文革阵营领导人被抓捕而收场。虽然当时并没有涉及到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评价问题，但这是为后来改变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扫清了道路，为全盘否定文革埋下的奠基石。尽管当时有好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个事变中，华国锋、叶剑英是决策者，汪东兴是具体的执行者。如果华国锋不参加，就不能以中央的名义来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如果叶剑英不参加，即使抓捕了，也很难稳定局面;如果汪东兴不参加，就不会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比较顺利地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李先念虽然是一位老资格的领导人，支持这样做，在其中主要还是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其他的人，如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人是在外围。官僚阵营和元老阵营联手将文革阵营解决了。
当时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开会将他们选下来，一是抓捕。如果开会能够解决的话，他们当然还是希望通过召开会议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将文革阵营领导人选下来的。这样更显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这样做在政治局内部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通过九大、十大大批工农代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把握，最后才不得不放弃这种办法。这显示出虽然毛泽东去世了，但是他通过文革建立的工农参加政权的格局仍然雄风犹在，显示出强大的威慑力。
尽管看起来似乎大功告成了，但是却没有看到得利的渔翁还在后面。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经验教训。
我们先分析文革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然后再总结其经验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1、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巨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壮举。有史以来，还没有那一个领导人敢于引火烧身，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向自己掌握的政权造反。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会这么做，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这么做，只有担心政权变质，工农群众会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领袖，才坚决这么做。
人类的历史是血战前行的历史，往往是以战争、流血、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为了防止干部的蜕变，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就要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形成对干部队伍的强大监督制约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造反运动，不仅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而且还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提高他们的鉴别力，增强他们斗争的自觉性。这就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怪圈。文革的星火传遍了神州大地，震撼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文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今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2、文革是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局部改造，是要建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权机构。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维护切身利益，参与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通过文革，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从工农群众中选拔的接班人，虽然到党和国家机关任职，参与管理，但是他们并不脱离劳动，仍然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文革开创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路。
3、文革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速，三线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十六条”中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文革在建立了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破除了经济基础领域的旧的制度和措施以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风貌，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不必讳言，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六七年、六八年确实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局部现象。由于采取了“三支两军”，就是在这两年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得到了基本保证。
这十年工农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增长2﹒8﹪。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对外技术设备引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项目，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
我们再看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七十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由于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平稳增长。1975年粮食产量比1964年增加1940亿斤，增长51﹒7﹪。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38斤增加到621斤。
这一时期农村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加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说明我们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正确的，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从社队企业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开始蓬勃发展。可惜后来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被扼杀，三农问题才粉墨登场了。
这里我们重点说说三线问题。
当时处于备战的需要，也处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平衡的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从一九六五年起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等于要把东部的工业基础复制一份到三线地区去。三线建设搞了十五年，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文革期间进行的。三线建设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到七十年代末，三线地区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核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湖北等地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四川、陕西、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略导弹、战术导弹、火箭动力系统研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测控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船舶工业在长江中上游的川东、鄂西、广西、云南、江西等地建设了造船、船用设备、水中兵器生产基地和十余个科研设计机构。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级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新增公路里程数22﹒78万公里。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生产的汽车，已占当时全国汽车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襄阳、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盘水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州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水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亿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长到635亿度。原材料工业中，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是钢铁工业。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48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攀枝花、六盘水、绵阳、十堰、西昌等几十个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大大缩小了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
本来，当时制定三五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要搞一个吃、穿、用的计划，侧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酷的战略处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将这个计划最终改变为备战计划。我们要注意到，当时进行的三线建设是在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处于封锁、制裁、包围和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三线地区的投资主要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在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后来有人用投资回报率来估算，说文革损失了5000亿元，这是诡辩，是错误的。轻重工业的资金回报率本来就不同嘛。还要注意到，当时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进行三线建设的资金除了靠以前的积累外，就只能靠压缩消费来筹备，因而那个时候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后来这也成为有人诋毁文革的借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文革期间的对外开放问题。
一九七三年一月，确定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156项重点工程引进高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后来，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这些引进到了一九七八年后逐渐发挥出效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所以有的研究人员(李捷)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始于一九七八年，而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更可笑的是，有人为了诋毁文革，就连事实真相也不顾了，说一九七四年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竟然凑不够代表团的美元费用。那七三年确定的“四三方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文革确实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那种诋毁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是错误的。
4、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无产阶级文艺蔚然成风。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改革文艺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展现他们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表现他们的英勇奋斗精神。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要选准突破口，以点带面，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革新和发展。当时就是选择最难表现当代生活的京剧、芭蕾舞、交响乐作为文艺革命的突破口，在江青的指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一大批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应运而生。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深入生活、艺术采风、集体创作、千锤百炼的结晶。这些文艺作品是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史诗，也是工农大众为了改变自身命运，争取独立和解放，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斗争的宏伟画卷。这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还是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人们精神风貌的有力保证。
5、破除“四旧”，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伦理体系。
“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不仅包括“四旧”的物质载体，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破旧立新，破除旧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建立新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破除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通过文革形成了以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伦理体系建立的根本准则。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和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国家和集体的共产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伦理的集中体现。
6、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防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文革期间是中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的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的发明(屠呦呦2015年获诺贝尔奖)。
7、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初步建立。
在斗、批、改阶段，主要是下放医疗卫生人员的同时，推广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到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赤脚医生13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360多万，70﹪以上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
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和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带去了知识、文化和技术，带去了新的思想和风气，这对于改造边疆和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这些知识青年经受了艰苦的磨炼，思想、品德、意志、心胸、视野、胆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应对任何挑战，更何况艰难险阻的考验?知青点，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
9、外交战线硕果累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是49个，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结束时，中国已同1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届联大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说，这是非洲的穷朋友们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同年九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决顶住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力，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战略思想，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10、文革就像警醒世人的暮鼓晨钟，一直让复辟变天者，心神不定，提心吊胆梦魂惊。
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反修的同时，还在进行防修。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修正主义的伟大举措。为此，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不惜摔得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革期间遇到了重重阻力，也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直到临终前，他还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正是这种告诫，让那些复辟变天者坐立不安，不得不打左灯往右拐，采取渐变的方式，这也算是文革的威力之一吧。
（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切实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就曾经预言这样搞下去资本主义就会在苏联复辟。当时就是投身批判的不少人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还是难以置信。直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到来的时候，人们才相信毛泽东判断的准确性。同样，当时毛泽东反复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反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工农群众就会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当时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投入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的人们，又有多少人能够深刻理解毛泽东谆谆告诫的话语呢?这还是因为没有掌握辩证唯物论，因而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造成的。因而加强理论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
2、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光辉的。
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实践。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当时就以其磅礴的气势震荡了全球，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说作为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还是失败的。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极为令人痛心的。
3、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缺点错误。
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出现缺点错误也是难免的。既不能因为肯定文革，就讳言其缺点错误;也不能因为文革存在缺点错误，就否定文革。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其存在的错误缺点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要将发展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上的失误，与走资派和西纠、联动这些组织的人为破坏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定信心，分清是非，还原历史真相。
4、搞武斗和打砸抢的人是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
毛泽东反复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有人就是搞武斗，甚至还动枪炮。这是为什么?这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西纠和联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底干了些什么?对于北京的红八月他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武斗主要是保守派挑起来的，还是造反派挑起来的?武汉百万雄师的后台是谁?打砸抢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逆流，不能因为文革期间出现了打砸抢和武斗就把它们归罪于文革。这是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
5、用三七开来评价文化大革命。
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打倒一切干部。运动中对干部要进行分类，不要扩大打击面，准确锁定走资派。要清醒认识到派性的危害性，从大局着眼，消除派性，加强团结，搞好大联合。
6、要锁定运动重点，防止转移斗争方向。
文革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虽然也是运动的目标，但却不是运动的重点。走资派或者他们唆使别人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分散了注意力，放过了走资派，转移了运动大方向。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内走资派才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力量。只有把走资派控制住，消灭掉(思想上)，才有可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7、既要剥开走资派的画皮，又要有敢于斗争的精神。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剥开走资派画皮的利器。走资派是党内干部，他们掌握着权力，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有的还德高望重，颇有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单从表面上看，一时还真不好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走资派。这就要运用继续革命的利器，来剥来他的画皮，透视到他的灵魂，抓住问题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断，防止被他们所欺骗。对他们不要抱有幻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要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也要讲究政策，在其悔改的情况下，给他出路。当然，还要防止他们肆意报复，卷土重来。
8、工农群众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谨防被走资派利用，为他们火中取栗。
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同一战壕里的阶级同志。文革期间，走资派用小恩小惠，拉拢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走资派蒙骗，为他们所利用，贪图于眼前利益，而忽视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敌人是走资派，却同室操戈，与自己的阶级兄弟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反而让走资派渔翁得利，最后双双沦落为雇佣劳动者。这种沉痛的教训必须汲取。
9、昨天的文革在今天还会再来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是不可能搞成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从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不得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的规定、“公安六条”的制定、“三支两军”的实行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人一再危言耸听地以防止文革复燃为借口来吓唬人，与其说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还不如说他们是做贼心虚，心怀诡计，转移视线。可以告诉这些人的是，在今天文革是搞不起来的。
10、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网络是宣传的阵地，真正的阵地在田野、地头、工厂、车间、工地，在工农群众中;认识继续革命思想的伟大，认识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光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它作为作为分析当今社会的思想武器;为争取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摆脱雇佣劳动而斗争。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