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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率先发声 痛斥"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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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1 11:36:11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昆仑岩
今天的《环球时报》发表知名解放军学者、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昆仑岩重要文章《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率先在主流媒体、党报发出声音驳斥”国企私有化”论调,大胆指出“国企私有化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化、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文章最后痛斥,“有人把国企当作腐败根源,称国企私有化是从体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实,国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所谓腐败,本质就是化公为私,用国企私有化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实质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化、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好端端的国企,资产被低价折股,私分贱卖,造成国资变相流失,而代价是大批国企自毁,大批职工下岗,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让本应惠及广大人民的改革红利变味!”

《环球时报》3月11日发表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昆仑岩文章《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


  以下是文章全文:

  两会期间,总书记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的讲话,令人增添信心;倒是听到有些官员专家的话让人生疑生忧。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和带动一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则,是囯家有效调控宏观经济、纠治巿场失效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决定性条件。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深化改革,既要积极引导各种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起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发展,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保国有经济能够有效控制国防科工、金融、能源、铁路等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在经济私有化、自由化浪潮后的今天,仍保有相当高的国有化程度,国有经济在许多重点经济部门居支配地位,国企投资占国家投资总额的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法国占到27%;而我国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本占比不断下降,目前在全国企业资产中的国资所占比重已降到20%左右。中国是处于后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化国企改革的结果,总体上只宜提高而不可再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
  近年实践证明,我国仅存不多的大型国企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推进改革开放、维系国计民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支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大局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重大作用。深化国企改革,不是要国企简单地退出阵地,出卖产权,而是重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效益,规范行为约束,增强实力、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
  混合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谁控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若以为加入WTO,就只有合作没有较量,我们可以敞开胸怀,拥抱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不需要老想着谁控股,连本国的经济命脉、战略产业都可栓到人家的战车上,恐怕连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做不到。应当严禁以国企改制为名,放弃国资控股权,改变重点国企性质。
  深化国企改革,要求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由实物形态管理为主转变为价值形态管理为主,这不等于说今后可以不重视国企发展,只重视国资运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资本增值数量,更要看资产实际质量,关键和基础还在于实体经济。搞好做强国企,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立于不败的支柱和基石,靠别的是靠不住的。
  有人把国企当作腐败根源,称国企私有化是从体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实,国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所谓腐败,本质就是化公为私,用国企私有化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实质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化、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好端端的国企,资产被低价折股,私分贱卖,造成国资变相流失,而代价是大批国企自毁,大批职工下岗,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让本应惠及广大人民的改革红利变味!民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们的社会需要让这种担心变成放心。▲(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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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2014-03-11 11:23:20  来源:央视网  作者:兰军
央视网(记者 兰军)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习近平的讲话不仅纠正了当前社会上对于国企改革的一些错误论调,而且为新一轮的改革寄予厚望,提出要求。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国企改革着以重墨,通篇报告提及改革一词多达77次,充分显示中央对改革的重视。而其中国企改革是整体改革的重点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是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并在最后一段提到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这给国企改革如何破冰并推动国资民资融合指明了方向。
  从报告看,中央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同时,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不论国企还是民企都要意识到新的阶段强调的是全面改革、配套改革,这些离不开鼓励微观主体和基层开拓创新的新型先试、积极作为。要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不是姓'国'还是姓'民'的问题,是要以最大的包容性,在现代市场体系产权基石上打通融合,不分你进我退还是我进你退,而应该融合共赢,这是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精神。"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主要思路的国企改革就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当前,国务院国资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推进改革。
  "两会"前夕的2月20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将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此举被外界视为开启新一轮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序幕。知名地方国企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也陆续公布了改革方案。
  地方政府方面,广东制定的国资改革目标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80%,其中广州要将130家国企整合为40家。
  四川省的改革方案也极具看点,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唐利民在"两会"期间表示,"向社会释放股份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四川将不设限,所有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
  不难预测,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将引领中国经济转型的浪潮,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整个经济格局的走势。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其实已经在去年得以设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企的发展壮大,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竞争力、创新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在活力五个方面不断提升,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石。
  虽然社会上对于国企的非议很多,认为国企臃肿笨重、僵化守旧,但其实数据说明,国企无论是在经营业绩、利润税收还是在科技创新、海外竞争方面,都有着亮眼的表现。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企业已达89家,其中82家为国有企业。2003-201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43.42万亿元,年均增长16.8%;实现利润从4951.2亿元增长到2.57万亿元,年均增长20.1%;上交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72万亿元,年均增长18%。截至2012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0.2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4.09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5.1倍和4.1倍。
  在科技创新方面,基本上国企囊括了历年国家科技创新一等奖,而家喻户晓的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成功交会对接、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蛟龙号正式应用于深海研究勘探、4G移动通信技术投入商业运用、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等,都是国企带来的荣耀。
  而所谓"国企投资海外多遭亏损"的论调,其实也站不住脚: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和利润总额占比均达10%以上,营业收入占比接近20%。2005-2012年,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资产由7576.6亿元增长到3.7万亿元,年均增长25.3%,占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9.9%;营业收入由7964.6亿元增长到4万亿元,年均增长25.9%,占中央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15.5%;利润总额由846.7亿元增长到1359.1亿元,年均增长7%,占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的11.9%。
  对于国企,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垄断和薪酬。中央也一直在破除垄断、调节薪酬方面作努力,这可以从国企股份制改革和国企职工薪酬调节方面得以印证。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80%,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89.18%。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总企业户数的52%。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共385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6.97%、净资产的75.62%、营业收入的60.56%都已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比例已超过53%。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比例已超过60%。2010年新36条颁布以来至2012年底,民间投资参与各类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受让宗数合计4473宗,占交易总宗数的81%;受让金额合计1749亿元,占交易总额的66%。
  2003-2012年,央企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增幅低于利润平均增幅0.7个百分点;央企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的行业间倍数差距,由2003年的7.12倍缩小至2.12年的2.76倍;2003-2012年资源性企业职工人均工资平均增幅低于全部国有企业3.8个百分点;2004-2012年央企负责人平均年度薪酬水平年均增幅为7.7%,分别低于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幅10.1、11.1、4.9个百分点,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幅5.7个百分点,同期累计有233户(次)央企负责人平均年度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逐年缩小,由2003年的高于14倍缩小至2012年的12倍以下。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薪差远比国有企业要高。欧美国家的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差更是惊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公司CEO与普通员工的薪差达到243:1,而中国的央企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平均薪差为12:1。
  当然,新的经济形势对于国企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和增强竞争力,也要求国企作出变革,尤其要在奢侈腐败、行政垄断、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方面加以改革。
  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已经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亟需改变传统观念,摈弃"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树立国民共进、协调发展、富国强民的新理念,创造有利于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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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抢劫犯、盗窃犯神经错乱丧心病狂,他们除了偷盗抢劫掠夺,还能干什么事情!人类终究要觉悟起来,觉醒起来,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点。

回复: 【黄奇帆炮轰中国富人!】网曝:在昨天的“人大”小组会上,人大代表黄奇帆终于大胆开腔了,而且语出惊人。他严肃指出:我国这三十年来富了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空手套白狼搞来的钱。。

于 2014-3-11 15:45:00 发表在:红旗飘飘论坛

问题更在于这些空手套白狼搞来钱的狼心狗肺们欲望极大,他们把套来的钱又去千方百计封杀养家糊口的劳动人民,不断制造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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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私有化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2014-03-11 20:26:56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夏准 周建军
公共投资在任何扶贫经济战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经济成功,而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国有经济部门非常小。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都非常类似,诸如委托代理、搭便车和软预算约束问题。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不言自明地假设私有企业被他们的所有者很好地控制着,而不讨论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经济部门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讶,前者会优于后者。但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如果政府有能力实施好私有化,政府就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经营好国有企业,政府也不会有能力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
  一、支持国有企业的例子
  尽管有很多流行的认识,被商业媒体和当下庸俗的见解和说法所鼓吹,但国有企业仍旧是有效率且运行很好的。这听起来像是平庸的陈词,但是,考虑到对国有企业偏见之深,用这一点开始我们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航空公司,经常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是一个国有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57%的股份,被新加坡政府的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持有。淡马锡控股是新加坡财政部100%控股的公司。备受尊重的印度交通运输管理局也是一个国有企业。世界级的企业诸如巴西的区域喷气式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和韩国钢铁生产企业浦项钢铁公司最初都是以国有企业取得成功的,国家至今仍旧对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施加着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国家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经济成功。除了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政府不只在电话通讯、电力、交通和港口等“通常”部门拥有企业,而且在半导体、造船、工程、船运和银行拥有企业。新加坡可以说是世界上拥有最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国家之一。中国台湾省凭借其巨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了经济“奇迹”。整个20世纪下半叶,奥地利、法国、挪威和西德也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且运作很好。特别是在法国,国有企业经常被置于产业现代化的最前沿。
  相反,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国有经济部门非常小。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即使在1990年代大规模的私有化之前,阿根廷的国有经济部门比重不到4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在1978到1991年,相比40个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部门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0.7%的平均水平,阿根廷的国有经济部门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韩国是9.9%。菲律宾,另一个被当作“发展失败”的例子,其国有经济部门甚至更小。而同一时期,菲律宾国有经济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9%,仅仅是韩国9.9%的1/5多及4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0.7% 的不足1/5。然而,阿根廷和菲律宾却常常被当作因存在大规模公共部门而失败的典型。
  此外,现实生活的事例也经常与“私有好、公共坏”的传统说法相悖。关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还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论。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自然垄断。这种情况存在于产业的技术要求只有一个供给者能满足的情形。当自然垄断存在的时候,供给方能凭借高价勒索而榨取高额利润。如果遭遇买方垄断市场(单一买方),一个自然垄断者也能通过砍价剥削为其供货的供应商。当垄断企业不能生产(或买)社会所期望的产出时,这样不仅导致经济剩余的不平等分配,而且导致经济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对国有企业的严厉措施和监管去阻止自然垄断的滥用。另一个国有企业的解释是资本市场失灵,私营部门的投资拒绝进入短期之内有风险的金融项目,即使这样的项目在长期有很高的回报。例如,由于私营部门认为钢铁项目的风险太高,韩国政府建立了钢铁制造商浦项钢铁公司。这个风险投资被证明是如此成功,为何私营部门不去投资呢?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有对短期收益的内在偏见、不喜欢风险,大规模项目带有很长的“怀孕期”。资本市场失灵的一个明确做法就是政府建立开发银行来融化风险,进行风险投资,而不是建立和运营生产性国有企业自身。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企业家才能是非常缺乏的。即使存在开发银行,必要的风险投资也没有被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付资本市场失灵,建立国有企业会比建立开发银行更有效。
  浦项钢铁公司的例子能解释国有企业的另一种典型看法,就是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看法。浦项钢铁公司,在政府的干预下,没有滥用它的垄断地位去榨取利润,反而,它把生产获得的利益转移给产品的买方,使整个经济都受益。韩国政府投资浦项钢铁的“社会”回报(或者说对整个经济的回报)远远高于“私人”回报(或者说只给公司的回报)。这种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的差异,经济行话称外部性,是建立国有企业的另一个理由。
  国有企业可能建立起对公平的关切。例如,如果听任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摆布,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许不能享有邮政、用水和交通的基本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可能是确保全体公民普遍享有基本服务的捷径。另一个例子:私营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体系拒绝接受“高风险”的群体,这些人通常是穷人。国有企业运营这样的体系将确保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得到重要的社会保障。理论上,如上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的种种讨论,除了道德关切,在一个能平等分配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且在一个适当管治和税收、补贴机制下,私人企业也能够实现。例如,政府可以补贴从事高外部性活动(诸如研究和开发)的私有企业。 因此,这好像表明国有企业不是必须的。 但是,这忽略了一个要点:管制或税收补贴机制都涉及合同协议(明的直接管治或者暗的税收、补贴机制),管理起来都是需要成本的。
  在经济学教科书的理想世界之外,明确合同内容的所有条款是不可能的。例如,管治的价格上限或者补贴的总额可能需要被修改。这些合同修改通常涉及很多次协商甚至法律调解。所有这些能导致实质成本的东西,经济学行话称之为“交易成本”。
  当然,由国有企业而不是在政府管治和税收、补贴机制下的私有企业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减少,必须抵消国有企业运行的“组织成本”。更重要的,企业层次的低透明度,相比更多的合同安排,使得前者更易受政治和更严重的腐败影响。但是,即使考虑“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建立一个国有企业、通过内部的政府指示处理无法预期的事情,比起通过建立一些基于合同的机制来实现目标,成本通常是更低的。这种事情尤其发生在国有企业通常从事的活动中,比如那些市场价格信号不存在(比如自然垄断)或不可靠(比如外部性)的活动。这对于那些法治能力比行政管理能力更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适用。
  二、反对国有企业的例子及其局限性
  除了支持国有企业的理论解释和众多国有企业运作良好的例子,也有证据表明很多国有企业是运作不良的。为什么?最重要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基于个人追逐利益的假设。
  根据定义,国有企业是被不拥有企业的经理人来运营的。这种论调认为,在人追逐自我利益的条件下,没有国有企业经理人将像作为企业所有者的经理人那样有效率地经营企业。假定个人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委托人),就能很好的监控企业的经理人(它们的代理人),上述问题将不再存在。然而,由于很难证明企业的糟糕业绩是由于经理人的卸责或者超出他们的控制所致,委托人的监控将总是不完美的,最终导致没有效率的管理。这被称作是委托代理问题。
  此外,公民个人也没有激励和手段去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公民个人去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行为是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改进管理的收益却是所有人的。因此,个人没有激励去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这意味着,最后没有人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解释糟糕的国有企业业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理论也适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型私有企业。如果私有企业被它所雇佣的经理人经营,而且企业有数量众多的小股东,那么,经理人将有激励将其努力置于一个次优的水平(从股东的角度看),而个人股东却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监控经理人。换句话说,对经理人的监控是一个“公共品”,而对这个“公共品”的提供既是国有企业也是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监控应该比对所有权分散的私有企业更容易。一方面,如果国有企业被无效运行,公众(包括纳税人)的贡献将会被浪费。公众可能像私有企业的股东一样有巨大的激励去约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管治架构下运作的国有企业,是比较容易被监控的。在国有企业部门,常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机构负责监控国有企业的业绩,例如相关的部、公共控股公司、政府审计署、专门的国有企业监督机构。然而,除非一些股东足够大,从而能够提供监控的“公共品”,否则,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私有企业不可能采取这样的一致行动。的确,我们可能会说政府就是为解决此类“公共品问题”而建立的,对被雇佣的国企经理人的监控只是一个例子。
  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很多公司,尽管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不管国有的还是私有的都运作得很好。这表明,对企业好的管理比给与个人物质激励更重要。个人的自我利益不是人类的惟一追求。在企业工作的人不仅被“利己”的东西(诸如薪水和权力)所激励,还有对企业的忠诚、对同事的责任感、敬业精神、诚实、尊严、工作伦理和其它众多的道理观念。就国有企业而言,有额外的激励需要考虑,诸如爱国主义、对公共服务的献身、对社会正义的关心、为一个“顶尖”企业工作的自豪等等。这些激励问题很重要,我们却对之熟视无睹。
  如果国有企业和那些所有权分散的私有企业的内部运作有一些相对小差别,那么,哪些因素能区分它们呢?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作为公共企业,国有企业通常遇到的所谓“软预算约束”问题。这种论调通常认为,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亏损,国有企业能得到额外的资金,如果有破产的威胁,国有企业可以用公众的钱来拯救自己。这样,国有企业的预算范围似乎是可延展的,或“软的”。“软预算约束”这个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创造的,用以解释中央计划下的社会主义企业行为,但也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有企业。例如,永远不破产的印度“有病企业”,就被当作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例子,经常被提及。
  诚然,政治因素导致的或政治维持所造成的软预算约束鼓励了这种松散的管理,因此预算应该被“强化”。然而,也应该注意到,软预算约束并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所有权产生的后果。如果是政治上足够重要,诸如存在大量就业的企业或是军工、医院等政治上敏感的产业,私有企业也同样有软预算约束问题。尽管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在政治上容易得到更多的支持。有趣的是,很多帮助大量私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政府却被公认为自由市场政府。
  我们承认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但有必要强调软预算约束并不必然造成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懒惰。为什么? 如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不管他经营一个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他都知道糟糕的管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例如,他们的薪水会被削减,甚至会失去工作。因此,他们不会有激励去胡乱经营企业。确实,如果我们相信完全的追逐私利,对经理人来说关心的是他的个人福利,而不是他的公司能否在政府的帮助下存活。如果他们知道糟糕的管理会招致制裁,政府帮助企业脱困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引发管理不善。因此,即使承认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影响的巨大可能性,只要国有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管理负责,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效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削减。这部分的讨论显示,公有制,就其自身而言,不管由于所有权分离还是政治影响,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善是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针对国有企业的关键讨论,如委托代理问题、搭便车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等,都可以适用于所有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
  三、私有化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吗?
  尽管没有妨碍国有企业业绩出色的特别壁垒,但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业绩要逊色于私有企业。出于这个原因,私有化作为一种改善国有企业业绩的手段,一直以来倍受吹捧。不幸地,这种思路表现了一种悖论。本质上,它表明如果政府有能力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政府也有能力运作好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能力运作好国有企业,政府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实施一个好的私有化。
  从1980年代至今,私有化被普遍认为是改善国有企业业绩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援助国政府的经济打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把这种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实施。近年来,随着私有化的被推行,虽然这种信念在减少,但私有化仍旧被认为是解决国有企业相关问题的当然出路。私有化成为了决策者改善国有企业业绩问题的一个明确选项。然而,有很多除私有化之外的方式能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此外,很多人总是错误地假设,要么完全私有化,要么完全国有化,事实上有很多种“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做法。政府可以卖出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但保留大部分的股份或者一个控股的股份。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给私有的“合作社”也有可能,诸如出售机场给航空“合作社”。即使我们对 “第三条道路”不感兴趣,私有化仍涉及影响其效果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它仅仅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才能实施。
  第一,经验显示,对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对业绩没有影响,所以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把那些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幸的是,私有企业并不总是购买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因此,为了使私人部门对业绩糟糕的国有企业有兴趣,政府必须经常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或者重组。这将引发一个困境——如果政府所有制之下的国有企业业绩能被改善,为什么要首当其冲将其私有化呢?的确,通过私有化之前的预先重组,被私有化的企业生产率被提高了。这显示重组比私有化更重要。因此,很多国有企业的问题,可以通过没有私有化的企业重组解决。
  第二,私有化的特别进程涉及财政支出,这将给手头紧缺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带来严重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评估和股票市场上股份的发行,都是要花钱才能运作的,尤其是这些事情由昂贵的国际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来运作更为费钱。但这是发展中国家常常不可避免的事情,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国际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
  第三,在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过程充满腐败,大量潜在的收益最终会流入一些内部人的口袋,而不是政府的金库。这种腐败的转移有时候是非法的,比如通过贿赂;但经常也是合法的,例如,政府“内部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当顾问。这简直是讽刺,一个经常提及的反对国有企业存在的论据就是国有企业充满腐败。然而,一个悲哀的事实是:一个在国有企业中未能控制或者消除腐败的政府,是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突然有能力阻止腐败的。的确,这种腐败激励他们进入私有化的进程,并不惜一切地推动私有化,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必与他们的继承人一道分享腐败,可以将所有未来的腐败梦想“变现”。应该补充,私有化并不必然减少腐败,私有企业也可以腐败。在“喧嚣的九十年代”,即使在管治良好的美国,错误的会计和内部人交易演变成了巨大的问题。
  第四,私有化将对政府的管治能力造成巨大的负担,特别是假如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当国有企业是自然垄断的时候,没有相应管治的私有化将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样,无效率且不受约束的私人垄断将取代无效率、但受约束的公共垄断。地方政府的管治能力是非常糟糕的。在政治分权化和“让服务提供商更贴近人民”的名义下,世界银行和援助国政府近来强迫将国有企业基于地域原则分成若干小单位,并将管治功能甩给了地方政府。这事纸面上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管治能力严重不足的现实,从效果来看,这经常导致管治真空。
  第五,私有化的时机和规模问题也很重要。例如,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尽量出售众多的国有企业(所谓的“大拍卖”办法)弱化了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降低了私有化可能的收益。另一个例子,其他条件不变,当股票市场下跌时,尝试私有化将减少私有化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设置一个私有化的最后期限(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政府愿意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坏主意。因为这将迫使政府不顾市场情况而私有化。如果政府搞错了私有化的时机和规模,出售国有企业的价格将会偏低。
  第六,私有化应该有“正当”的理由。私有化应该是为了改善企业的业绩,而不是搞钱的工具。例如,1990年代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为了在短期之内筹措大量外汇。私有化的收益用于支付对外负债、金融消费的狂欢(主要进口商品)以及支撑起一个不可持续的外汇汇率。此类私有化收益的“滥用”应该被避免。
  第七,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经常被卖给来自外国的国有企业。例如,国有的西班牙航空公司伊比利亚买走了大量的拉丁美洲航空公司,而国有的西班牙电话公司买走了大量的拉丁美洲电话公司。如果公有制和管理是问题,一个国有企业卖给另一个国有企业是相当奇怪的,尽管这个国有企业是外国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政府就不会向这些已归外国所有的公司提供软预算约束了。然而,非常普遍,外国的国有企业,基于自身庞大的规模以及拥有它的本国政府掌控的庞大国际政治影响力,比本国的国有企业有更大的政治能量。
  第八,要注意把私有化的合同搞好。有大量的问题出在这里。这类问题之一是(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买主违反合同。企业(买主)榨取了原国有企业的利润然后一走了之;当利润变负时候,把问题留给政府来处理。私有化合同应该包括,合同违约时对资产重新收回的完备手续条款。一个相关问题是企业的业绩规定。这里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使用正确的业绩指标。例如,在诸如供水之类基本服务的合同里,利润率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业绩指标。另一个挑战是阻止企业(应该是跨国公司),例如利用转移定价,破坏业绩规定(诸如投资规定等)。可见,私有化成功的必需条件非常之多。现实中,许多条件是不能被满足的,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毫不奇怪,许多私有化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如果公有制自身不是国有企业表现不佳的惟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私有化也不可能是国有企业问题的有效解决之道,它涉及很多现实的问题。因此,私有化应当被当作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的最后方法,而不是首选的方法。作为私有化的替代方案,进行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改善管理都是重要的。
  (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韩裔经济学家;译者单位:中国经济时报社)

  *本文2010年第12期发表于《红旗文稿》 2010年第12期,节选于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2007年6月号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建议之“国有企业改革”,原文是应2005年联合国世界峰会所做的“国家发展战略”六个政策建议之一,本刊发表时有所删节,题目为编译者所加。感谢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莫(Jomo.K.S)博士和张夏准教授对本译文的授权、支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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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痛批"国企私有化"引热议 多数网站不转发2014-03-11 21:35: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快讯

《环球时报》今日发表了知名解放军学者、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昆仑岩重要文章《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此文率先在主流媒体、党报发出声音驳斥“国企私有化”论调,大胆指出“国企私有化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化、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红歌会网等红色爱国网站随后作了转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网友赞不绝口:“好文章坚决支持!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国企卖光了,公有制经济也完蛋了。人民共和国名存实亡,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环球时报有进步了,这次登出了有利国家的好文章”“这里首先应该称赞的是环球时报能刊载这篇文章,如果国家主流媒体都能刊登正义爱国之声,那将是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望。但愿广电、网络等各大主流媒体都能发出这铿锵有力的声音。”  不过遗憾的是,此文除了环球网、兰州新闻网、新浪网转载,上海《东方卫视》节目作了评论(央视网、中新网只是转载视频)之外,其他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很少转发。作者在其微博“昆仑的家”中感叹道:“今日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竟连环球网(环球网实际上发表了作者文章——红歌会网注)在内,国内大多网站都不作声。感谢环球时报,感谢东方卫视和兰州晚报,在事关国基存亡的关键时候,不惜羽毛,冲得上去,才是好样的!”看到红歌会网作了重点宣传,作者发微薄表示“欣慰”:“感谢环球时报,感谢红色网站 ,国运关头,义不容辞 !!”

看到红歌会网作了重点宣传,作者发微薄表示“欣慰”:欣慰,还是红网来得快!感谢环球时报,感谢红色网站 ,国运关头,义不容辞 !!


  乌有之乡网站“乌有网刊”在发表昆仑岩《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全文(原题《国企改革的出路不是私有化》)加的按语说:今天《环球时报》以《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为题,发表了著名爱国学者昆仑岩在两会期间写的评论文章。该文在近期一片“国退民进”的舆论喧嚣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国企私有化,支持被主流媒体有意忽略的习近平主席关于“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的讲话精神,但引用宪法条款的一些内容观点都被认为显得尖锐而被删略了,尽管这样,国内大多网站都不转发,可见我国舆论媒体业界生态恶化至何种程度。共产党领导的舆论阵地失守的情况极其严重,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精神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党和人民收复舆论阵地的任务还很艰巨。希望尽力扩大影响,将反对私有化、保卫国企、保卫人民利益、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声音传播出去,欢迎广大爱国人士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电子邮件等一切可能利用的传播手段尽力广发该文,努力打破反动势力的舆论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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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在国企或集体企业故意破坏,弄到搞不下去,然后逼迫改资把财富拢进自己口袋里!

为什么不启用南街村华西村那样的坚持共同富有道路的人当领导呢?
既然没有能力搞好共同富裕的企业,就应该撤换人马,而为什么要砸锅呢?

根子在上面,出了贪污卖国的利益集团!
顽固不化搞私有化的人,就是最大的变相贪污犯罪分子,没有资格代表人民,没有权力代表国家!
一切出卖国家利益、出卖人民利益的团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权力必须回归人民!
http://www.zuoxuan.net/bbs/showtopic-57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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