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陆军监狱内的红色斗争史 （下）
牢笼里闪烁革命火花 浙江陆军监狱内的红色斗争史 （下）
（上接第11版）
档案时空
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栏目
牢笼里闪烁革命火花
浙江陆军监狱内的红色斗争史 （下）
狱中党组织
尽管有大批共产党人被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但在一段时间内，狱中的党员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主要是因为领导人都是在关押几个星期后就壮烈牺牲，还来不及建立狱中党组织。这个时期，党的活动主要是党员各自找自己信得过的同志互相谈心，并在生活上互相照顾。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特别反省院的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以谢芬（注：即华白沙）、徐天仁、邹子侃等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
后因全省各地许多党、团组织又陆续遭到破坏，徐英、裘古怀、徐迈进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大监，而特别反省院的数十名活动分子如杨晟、徐梅君、邹子侃等也相继被移囚大监，这样，狱中斗争中心逐渐转移到大监。经过秘密串联和酝酿，1930年春，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建立，书记徐迈进、宣传委员裘古怀、组织委员邹子侃（注：也有资料称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建立于1929年6月）。
特别支部组织极为严密，并非所有党员和团员都是支部成员，被吸收参加的成员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和介绍手续。
这里也是战场
浙江陆军监狱中被囚者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一天两餐，吃的饭是发了霉的仓底米，里头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囚犯都叫它“五子饭”。吃的菜不但没有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的或者没人要的发臭的黄叶烂菜。在狱中的党员、团员为了争取狱中最低生活条件，维护生命与健康，先后发动过多次斗争。
绝食是狱内斗争运用最多的形式。第一次绝食斗争是1928年下半年，狱中党组织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全监难友一致行动，在家属探监那天大绝食，向狱方提出立即公开刑期、有病保外治疗、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此次绝食持续了三天，由于家属从外面送进来的东西不接受，都哭着回去，狱外影响很大，故获得舆论支持，取得很大胜利。狱方不得不给生脚气病的病人打针，狱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此后，狱中党组织抓住狱方无故拷打、虐待囚犯、无故克扣伙食等事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多次发动绝食斗争，保护自己生存权利，并取得了胜利。
“牢监大学”
监狱中的学习气氛很浓，早期的党员骨干和狱中特支领导难友们学政治、学文化，把监狱当作学校，不断吸收精神食粮。
根据幸存者回忆，狱中的共产党员最爱看的书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辛克莱的《石炭王》等。
幸存者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1904-2005）将浙江陆军监狱称为“牢监大学”。
据薛暮桥回忆，浙江陆军监狱规定囚犯购买书籍必须由典狱长亲自审批并加盖公章。为了能弄到书，狱中的共产党人通常会收买或是糊弄看守。比如先设法写一半书名“叛徒考茨基”，经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革命与”几个字。
张秋人前后才做了两天浙江省委书记就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即被宣判为死刑。但他在狱中仍每天坚持五六小时看书学习，并且还动员难友和他一起学习。
同牢笼的薛暮桥曾问他：“你既然自知必死无疑，为什么还要每天读书呢？”
张秋人说：“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牢里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岂可坐以待毙？”
这一席话使薛感动不已。从此他以张秋人为榜样，在狱三年半中天天坚持学习，后来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为了能扩大宣传，狱中党员还利用在监视室写信时偷偷咬下的墨块化成墨水，将筷子磨削成竹笔，用看病时要来的包药纸编辑了手抄的《伊斯库拉》（注：俄文，即“火花”的意思）和《洋铁碗》两种秘密刊物。前者主要供政治犯学习，后者供普通犯阅读。这两种刊物对传达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的意图、沟通难友思想，组织学习和开展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便于交流学习心得，还发明了盆报，将学习心得抄在脸盆上，大家传看，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可擦掉。
特别支部发挥大家的智慧来同艰苦的环境作斗争。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他们藐视困难，克服困难。
“8·27”大屠杀
1930年春夏之交，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红色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重新得到恢复。而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也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尤其是1930年7月底，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并占领了10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战果非常辉煌的一次进攻战，连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
这次战役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调集重兵反击和镇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押政治犯实施集体枪决，进行政治报复。
1930年8月27日8时，浙江陆军监狱内岗哨林立，监区布满武装。当时监狱长亲自带人到各牢笼分批提人，19名政治犯接连被押往刑场，连续的口号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监狱内外。许多同志一跨出牢门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狱内各笼难友满腔义愤，《国际歌》声震耳欲聋，情景十分悲壮，看守们看了都心惊胆战。这次惨遭杀害的同志有：詹梓祥、李海炽、石天柱、杨晟、边世民、罗学瓒、陈金立、王屏周、叶自然、吴云、余亦民、裘古怀、曹素民、李临光、陈敬森、徐英、贾南坡、赵刚、郑和斋。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陆军监狱中制造的震惊一时的“8·27”血案。
这天晚上到次日拂晓，“甲监和丙监各笼的全体难友们都在惊梦中发出震耳的笼啸声”。
转移和解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13”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机场。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狱中共产党员发动了向狱方写呈文、要求共同抗日的斗争。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下，不少政治犯陆续出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纷纷投入了抗日战争。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分路由浙西和上海两个方向向杭州进攻。12月16日起，国民政府浙江省和杭州市各级党政军机关和许多抗日团体陆续撤离杭州。23日，余杭县陷落，24日，日军由杭州城北武林门、城东清泰门、城南凤山门3个方向攻入市区，杭州陷落，浙江陆军监狱所有人员被迫迁往富阳，之后又转移到桐庐，最后所剩犯人被转至金华第五监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浙江省迅速恢复了各级法院、监狱、看守所。这其中就包括了浙江陆军监狱。1949年1月，中央军人监狱从南京迁往杭州，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合并。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根据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的第一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派出刘文山为军代表，接管了浙江陆军监狱。接管时，狱中还有18名政治犯。军管会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被捕同志出狱，并由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分配工作。
解放初期，在浙江陆军监狱的原址设立了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审讯科，随后又组建了警卫连，此后为省劳改局所在地，其监狱建筑一直保持原貌。
张崇文的心愿
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委制订过一个杭州城市发展规划，总体战略是要把杭州建成“东方日内瓦”。为此，西湖四围一律不准建造高层建筑。
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离西湖之景近在咫尺，为了发展杭州的旅游事业，浙江省劳改局搬往天目山路。原监狱旧建筑陆续被拆除——这块地方成了今天的望湖宾馆的地基。
浙江陆军监狱旧址拆迁之前，包括薛暮桥、宋侃夫、张崇文、骆耕漠、徐雪寒等在内的十几位当年陆军监狱幸存者曾联名上书，希望保留陆军监狱故址，把这里建设成对青少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的场所。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监狱旧址还是被拆除了。
站在今天的望湖宾馆楼上，客人们能远眺保俶塔，近望风波亭（风波桥），西子湖畔那道绚丽多彩的风景一览无余。而在望湖宾馆紧靠庆春路院墙外的人行道边，现竖立着一块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段断裂的锁链的雕塑，表达了革命者砸断锁链，争取自由解放的心情。
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198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建造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1990年3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同年9月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主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在主馆以南约200米处的一座小山坡上，修有浙江陆军监狱牺牲革命烈士纪念亭。
1993年，曾撰写共产党人在浙江陆军监狱艰苦斗争的长篇报告文学《陆军监狱》的作者黄仁柯去看望陆军监狱的幸存者、原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时，老人家当时已经身患重病，却很平静地告诉黄仁柯，“希望自己百年之后，骨灰的大部分撒在北京的公园以利绿化，小部分撒在陆军监狱烈士纪念碑旁，永远陪伴在陆军监狱牺牲了的战友们”。
1995年9月，张崇文去世，其家人将其骨灰的一部分撒在了纪念碑旁，完成了他的心愿。
2005年4月，原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徐雪寒去世，他是最后一位曾在浙江陆军监狱服刑的中共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