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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网头条推荐戴旭文章:美对华攻心战思想总纲曝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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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2 15:24:10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戴旭

中国军网头条:戴旭:美对华攻心战思想总纲曝光 不少国人被洗脑


[p=28, null, center]美国中情局操纵的新型“第五纵队”是怎样在全球策动“颜色革命”的?[/p][p=28, null, center]——全面梳理和剖析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侵略史(下)[/p]
[p=28, null, center]美国对华网络舆论战的指挥体系[/p][p=28, null, left]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外,美国还对中国军队实施了“猎鹰计划”,目的在于让中国军内的杰出战略家“停止思考”,对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中国“鹰派”,运用“离间计”借刀杀人、逐个清除。原因很简单,这些“鹰派”不仅是战场上的“战鹰”,更是思想界的“猫头鹰”,既反美又警惕“第五纵队”,是围剿和歼灭“第五纵队”的核心力量。这就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军方人士屡遭网络围攻的根本原因。[/p][p=28, null, left]美国进行对华攻心战的思想总纲,可以用一名网络“第五纵队”成员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其战略是:以互联网为颠覆、肢解中国的主战场,将“第五纵队”作为攻陷中国人心的主力军(洪博培在发表演讲时已流露出美国的战略动机),以舆论思想战为主战样式,以常规空海一体战和C形地缘包围为辅助。其战术是:通过丑化毛泽东,以此否定和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现行体制,煽动社会动乱,继而摧毁中国政治体系,颠覆中国政权。[/p][p=28, null, left]美国对华攻心战的组织体系是很完备的,其总指挥是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年1月21日,美国在原先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之后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谎言工具:萨达姆的假情报和宣传1990-2003》。在伊拉克战争中,该办公室煽动了一场媒体战,统一协调了从白宫、政府各部门到军方的消息发布口径,将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行为一致定义为“解放战争”,并且保证政府和军方系统能对“全球24小时的新闻播送”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给予最及时的回应。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管控媒体;二是为了在国外发动舆论战,确保美国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p][p=28, null, left]协助全球传播办公室实施文化战略和舆论作战的是美军网络战司令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驻外使领馆、各类基金会,以及各大网络公司,等等。[/p][p=28, null, left]在具体对华舆论战役的组织指挥方面,则是由外资控制的几大门户网站,及已被西方思想盟军所控制的中国部分传统媒体担负。一些接受了美国和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则发挥了“固定炮台”的作用,在网站提供的“阵地”上,对着新中国的历史,对着现实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对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楷模,夜以继日地“炮轰”。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还可以借机攻击政府,这些人通过网络串联,异口同声地发难,各网站则趁机推波助澜,沆瀣一气,制造事端。[/p][p=28, null, left]为了持久地影响中国青年,美国还派出一些美籍华人,如“空降兵”般潜入我国,组成对华“战略文攻队”。美国为这些华人精心设计如“企业高管”“经济学家”“教授”等身份,又利用外资控制的网站把他们打造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意见领袖”“青年导师”,以影响中国青年的思想。这些“空降兵”,由于有美籍华人的身份作掩护,平时以此“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一旦有事便会迅速脱身。[/p]
[p=28, null, left]“第五纵队”甚至利用“网络推手”公司,雇佣“秦火火”这样的信息暴恐分子,制造海量的谣言,采取大“V”转发、门户网站策应、国外媒体跟进等联合手段,形成强大的舆论“龙卷风”,以此围攻中国政府部门、爱国人士,丑化、抹黑中国形象,目的就是让全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一代仇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失去信心和希望。[/p]

美国中央情报局标志和训练办公大楼



[p=28, null, left]近年来,亚太一些国家针对中国不断挑起事端,美国更是接二连三、别有用心地“指责”中国。而就在这些外部事件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同时,“第五纵队”的网络进攻也一刻都没有停歇。最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的“吴英案”。这本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吴英非法集资达7.7亿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了3000余万用于吃喝玩乐和赌博。由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法院依法判其死刑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审。但逢共、逢政府必反的一些所谓“公知”、大“V”,一起发声称是中国融资制度和法律存在问题,进而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门户网站为他们“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最后,在舆论压力和政治干预下,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将最初的死刑改判为死缓。这个事件,使网络“公知”们深受鼓舞,认为依靠集体发难和网络助推,可以操控舆论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由此,中国网络上开始出现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围攻事件。[/p][p=28, null, left]2013年元旦,发生了“南周”事件,在“吴英案”中利用网络兴风作浪并尝到甜头的那批人,这次居然妄图借助舆论“绑架”中央大政方针。之后,还是这批掌握了网络舆论话语权的人,又将攻击目标锁定到经批准后上网的中国军人代表,采取造谣抹黑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恶毒攻击。随后则是“红十字会”事件再度发酵、被炒作,在中国国家级慈善机构被妖魔化的同时,一些背景复杂的基金会借机“登堂入室”,个别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甚至与达赖集团有关。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这本是一个铁路交通运营中的偶发事件,与高铁技术、项目质量无关,然而,网络“第五纵队”却借机向高铁乃至整个铁道部发起舆论攻击,全力鼓噪中国高铁项目下马。而借此事件煽动舆论围攻背后的战略动机,一是破坏中国通过高铁布局的西进战略;二是为国外航空集团的现实经济利益服务。这和《新快报》事件中,境外机构出资雇佣中国无良记者抹黑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用意如出一辙。[/p][p=28, null, left]由于掌控着传播迅速、动员力巨大的网络媒体,同样的一批人按照操纵“吴英案”舆论的手法,又制造了“陈宝成事件”。2013年8月11日,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任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在家乡平度为拆迁维权,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随后,大批网络“公知”掀起了声讨平度政府的声浪,一些接受西方资助的法律学者也倾巢出动,借法律名义给青岛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海外“金主”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挥下,出巨资资助大批律师、记者进驻平度,鼓动当地村民反抗政府,试图将平度事件搞成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网络“第五纵队”已经具备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特点,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借助网络直接向中国法律体系和政府发起攻击。[/p][p=28, null, left]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分析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言论之后提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和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主要渠道,这一平台上所提供的言论与意见,与任何传统媒体相比,都具有更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在微博特定议题的讨论中,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群体的讨论中;这一群体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着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利用网络空间主动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加拿大西蒙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对此评论说: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宣称下,我们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阶级性”。这应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的一句话:“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赵月枝指出,今天我们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是不是不能抛开阶级性来谈公共性?[/p][p=28, null, left]在国内一小部分反动学者,利用网络掀起反共、反政府乃至反华舆论狂潮的时候,十四世达赖集团、热比娅、疆独、藏独等邪教组织是“第五纵队”的盟军,不失时机地予以配合,妄图内外联手、里应外合地颠覆社会主义中国。[/p]


通过网络串联,围攻、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


[p=28, null, center]隐形外资军团以网权力为抓手,隐秘地控制网上思想舆论阵地[/p][p=28, null, left]2013年初,在一些所谓“公知”针对经批准后上网发言的中国军人代表的围攻中,这些披着“微博知识分子”的人与美欧等西方世界的远程舆论配合更是“默契”。境外反华网站还发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文章,攻击中国军队是“中共独裁专制的堡垒”。他们认为,利用网络舆论的动员、围攻,通过“一个个看似小,却意义十分深远的战役,步步为营”,不断拱卒,再持续10年左右,中国便可“颜色革命”成功,“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西方“带路党”,大概把中国当成了尚未垮塌的苏联。美欧各类媒体对中国“公知”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及时鼓励,但对于中国爱国网民迎头痛击这些为虎作伥的“公知”,中国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狠狠打击,并将其中上蹿下跳的带头者一举抓获时,美欧媒体却装聋作哑不发一声。[/p][p=28, null, left]最后是豢养一批网络“打手”,以被判刑法办的“秦火火”等人为代表,持续制造各种谣言,以此搅乱网络舆论环境。他们采用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的舆论战术,围攻那些为党、国家、民族仗义执言的爱国人士,抹黑、颠覆传统道德楷模和标准,攻击国家机关,损毁政府形象,手段恶毒、态度嚣张。[/p][p=28, null, left]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一项划时代技术,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这个新生事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震动,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技术发明:互联网引入中国仅仅10多年时间,就几乎蔓延到中国所有角落。[/p][p=28, null, left]在中国忽视这一新媒体革命浪潮的时候,美国却抓住机会,入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然后,又帮助这些有着“中国肤色”的网站在中国“攻城略地”,等中国官方恍然大悟也着手建立网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型门户网站,都已经被外资所控制。[/p][p=28, null, left]与此同时,美国还对网络新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政治甄别、思想培训和资本绑定。美国派出在“微软”“谷歌”任职的美籍华人,对各大门户网站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控制网站内容制造团队、技术团队人员的任用、提拔。通过这种思想上、资本上的双重控制,美国彻底地把这些掌握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培养成了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和美国战略的全力推行者。体现在行动上,这些由外资控制的中国门户网站,不断推荐、发布那些追捧西方价值观念、贬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和新闻,而对广大爱国民众、学者和言论观点则进行压制和屏蔽。这就是近年来,丑化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政府、抨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污蔑道德楷模、贬损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充斥此类门户网站的根本原因。[/p][p=28, null, left]在中国党和政府的宣传系统中,媒体坚持正确、客观的舆论导向和把关标准,是极其严肃、十分明确的。但在外资控制的各大中国门户网站,利用其网络新闻自主权,有意选取具有反共、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各类学者、作者,作为特定版块的信息内容制造者,同时,又利用技术手段,将这些言论和观点强行推介给广大网民,扩大负面影响。通过开设微博,将特定人员轻易打造成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些人大量吸引网民、败坏舆论风气,形成对抗政府和传统媒体宣传力量的新平台,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武器库”中的“重型武器”。[/p]

已被法办的网络暴恐分子“秦火火”,曾在短期内制造海量谣言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



[p=28, null, left]除了微博、微信和论坛之外,搜索引擎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网络传播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已使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加尖锐和复杂。一大批工作在电视媒体、杂志报纸、影视界、音乐界、出版界,以及教学科研岗位的人,像被“僵尸”病毒控制的电脑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意识操纵”,从而将自己被网络舆论洗脑后的思想和言论,通过自己所能掌握的电视节目、教学内容、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向粉丝、观众、读者、学生传播,进而扩散、形成了一种反党、反社会、反国家体制的不良舆论风气。[/p][p=28, null, left]美国深知,信息不仅是舆论话语权,也是一种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的网络政策和网络战部队,就是要把这种世界新的权力形态变成美国特权。为此,伴随着战略东移围堵中国,美国正在通过网络对中国发动一场信息思想战。[/p][p=28, null, left]美国此次战略东移的如意算盘主要有两点:一是保持强大的随时可对中国实施快速军事干预的能力,保持对中国的军事高压态势,以压促变、以压促乱;二是一旦时机成熟则快速出手,与在中国内部培植的“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扳倒中国”,除掉未来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战略对手。[/p][p=28, null, left]结语: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管理、思想引导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p][p=28, null, left]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技术兴起带来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归根结底,还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的。最为直接的证明是,一些高校的教授公然发表违反党纪国法的文章和言论,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散布反动言论的教授、学者们,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行政处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党纪处分,所在单位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乃至负有责任的教育部门、司法部门集体“失聪”“失明”“失语”,奇之怪哉!这种不作为也在当今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p][p=28, null, left]此外,由于各主要门户网站均被外资控制,其内容制造团队也是由外方选配,因此,管理层甚至整个工作团队都由亲西方人员担任。国家虽然限制了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采编资质,但这些网站通过篡改标题、转载博客文章、选择并加工亲西方的传统媒体文章等手法,非常巧妙地绕过限制,担负起西方文化“战略炮台”的使命。它们将那些反毛、反共、反政府人士,通过技术手段打造成“意见领袖”,再由他们煽动和制造社会舆论事件,在网络上兴风作浪。而传统媒体在此类意识形态斗争中,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况。[/p][p=28, null, left]可以说,在美国实现网络化社会转型的10年间,是中国受到网络威胁和舆论攻击最为严重的10年,也是我们政治安全状况最差的10年。由于职能部门对网络管控不力,造成了今天网络上反党、反政府、反华负面舆论横行泛滥的局面,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和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灵,给党的形象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p][p=28, null, left]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中被美国所传播的“普世价值”洗脑的中国人已不在少数。而美国正是看到这样一支力量在成长壮大,在深入中国的各个阶层,所以采取接触与遏制的战略,外压与促内变相结合的战术,一边从国家层面上试图把控中国,一边又在中国内部大力培植“第五纵队”,平时用以牵制中国,关键时刻则发挥内部瓦解和颠覆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何从社会规律上研究经济改革和政治安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也是决策和操作层面的问题。[/p][p=28, null, left]习主席之所以强调指出,“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正是看到了当前中国思想和舆论领域的严峻现实。中国改革开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根本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也恰恰在这方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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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幕开启


\2014-06-22 18:29:08  来源:南风窗  作者:记者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幕开启

新一轮改革涵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体制、军官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几乎所有领域,核心指向则是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作者:特约记者 王国乡 本刊记者 覃爱玲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6-19 浏览:1293
  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列一部分写进全会决议,社会各界就非常关注。今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3月19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后勤政策制度和保障力量改革专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式步入实施阶段。
  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中,官方媒体一再强调,这一轮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由“习主席亲自运筹、亲自指挥”,改革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展开。正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都认为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引自《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同。)
  有军内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刚成立几个改革小组,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从最高领导层的决心,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已经具有的共识,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来看,新一轮改革涵盖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体制、军官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几乎所有领域,核心指向则是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
  领导指挥体制是此轮改革的重点,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重中之重。2013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时任常务副组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领导管理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作战效能,这两方面改革密切相关,是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在世界大国中,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发展较为成熟,俄罗斯曾长期深受大陆军思维困扰,联合作战能力不强,但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在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战时,各种兵种间的协调工作极为重要,指挥权限的纠葛不清将严重影响作战效率,是导致战争失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军队各军兵种,特别是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建设,取得很大成果。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需要解决。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搞不好,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对此,“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现在中央显然已经下决心着手解决相关问题。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
  针对陆军转型,2013年11月28日,在听取济南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深化军区部队改革要放在陆军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在信息化时代,陆军在战争舞台的地位作用、陆军建设模式和运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要摒弃那种认为‘陆军过时’、‘陆军无用’的思想,又要摒弃‘大陆军’思维,搞清陆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使命任务,找准陆军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定位,加快推进陆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他要求军委“加强对陆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搞好陆军转型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另外,今年5月初,据媒体报道,中国最高军事院校国防大学正加强与国际名校的战略合作,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后勤保障改革
  装备后勤体系改革被认为是此轮改革迫切需要进行的。
  军队的后勤部门目前分属总政、总后和总装三大部门。油料、弹药、工程、医疗卫勤等,物料数十万种类,一次战役规模的联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零备件可能就达到上千种,门类庞杂。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结束三军后勤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仅可以精简机构、节约军费开支,更是提高后勤效率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坚持需求引导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把军费投向投量搞得更加科学,千万不能让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近年来出现的军队后勤部门的腐败案件,则反映了加强后勤经费运用监督的重要性。习近平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中央军委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要求》,对纪检监察工作作出了新的要求,军队纪检监察系统得到了加强,全军审计领导小组升级。
  此次军内反腐被认为是非运动式反腐,将常态化。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监督审计,控制腐败和浪费,有效遏制在营房基建和住房领域所存在的浪费和腐败问题。全军基本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将领导军产普查工作并建设数据库。以往军中查处的腐败案件,多数与营房和机场、港口等基本建设有关,接下来,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领导将是重点监督对象。
  装备采购体制改革方面,将会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由过去军工行业内部招投标改为更为广泛深入地引入竞争机制,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包括军工产品在内的更多领域,提高军费使用效率。
  技术上,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将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高科技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强大动力。美军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投入商用后每年就产生高达1000亿美元左右的产值。
  以中国的北斗系统为例,目前产值仅为4亿元左右,提升空间巨大。而目前以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所提供的一大批新装备不仅装备了中国一线战斗部队,用于维和、护航在内的海外军事行动,还大量外销给联合国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成为军事贸易的亮点。
  长期深受全军诟病、引起社会不良观感的文艺团体、体育团体,以及与地方通用性强的单位将可能被精简裁撤。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有办文体活动的传统,在战争年代等特定历史时空下,可以起到教育军民、争取民众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环境下,除了各大军区、军兵种、武警均拥有自己专业的文工团以外,很多军级单位甚至军级以下单位也都存在着文体单位。
  这一方面消耗了本不充裕的国防经费,更重要的是,文艺界的个别军人一方面享有较好的待遇,另一方面为自己赚取大量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个别军龄短、军衔职务却过高的军队文体工作者的存在,对无论是在边疆海岛高辐射艰苦环境下劳苦功高的干部战士,还是随时在对敌斗争前沿的战斗部队高价值军事人才,也是一种不公平。

  改革的现实需要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现实的需要。国际上,被称为“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即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而中国军队目前尚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上升以及与全球交往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态势对军事斗争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出来;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也要求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
  截至2014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3。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
  中国海外投资传统上集中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行业,从地域分布上,也多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地区,特别是能源矿产开发领域,不少集中在政局动荡、营商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是海外投资的后来者,资源能源丰富、投资环境稳定可持续的市场早已被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或老牌殖民国家的竞争公司所占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在利润和“走出去”的发展压力下选择高风险地区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一些走出去的企业不乏盲目逐利的心态,一味追求高利润,无视风险,期待在社会不稳定、政治风险高的地区捞金。
  除矿产能源投资外,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有上千家海外工程承包企业。他们在全世界承担工程建设工作,工程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承包项目对政治环境、地区风险非常敏感。例如,在利比亚危机中,遭受惨重损失的中国企业就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等承包了政府住宅、铁路建设等工程项目的企业。当时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多个,涉及合同额达188亿美元以上。
  另外,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随着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也要承担日益增加的国际义务,包括护航反海盗,搜救,维和,救灾,反恐怖,反核扩散等多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任务。这也要求中国海外军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
  改革不单是一种行动,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即军队要顺应现实随时进行调整的理念。事实上,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发现了自己与现代战争的差距,一直在推进现代化改革。
  多位军内人士表示,在军队内部中,深化改革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国防和军队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也较为清楚,难在和其他改革一样,需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体上都会赞成改革,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部门或个人,就等于是要“啃硬骨头”。
  比如军队优化结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调整官兵比例、调整军种结构等等,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势必将涉及近乎全军每个团体和个人。所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确需要“敢涉险滩”。
  另一方面,常规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要经过院校建设、基础科研、型号预研、工程型号攻坚、试制定型、装备试训部队、形成试训手册、装备战斗部队等一系列长达20年左右的长周期,而解放军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是随时准备打仗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新装备的服役还是新体系的建设,成功的改革虽然会换来整体的战斗力跃升,但客观上肯定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统帅机关和智囊单位对于敌情我情的深入认识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
  无论如何,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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