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共产国际上做的报告【1】1921年
人文历史 2020-02-19 20:3828阅读 · 5喜欢 · 1评论
闻人少正卯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
（1921年6—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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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
（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
这种特殊局面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亿法郎进行的一切军事干涉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资本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风起云涌，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也卷了进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东方被压迫民族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种种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仍在等待时机，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发动这种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普遍涌现出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正在成长壮大，正在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工联旧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蚀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2]为急先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职员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而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愈来愈不稳固了。
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爆发革命后，已经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使这些群众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的恐怖行为愈凶残——他们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大屠杀（如在阿姆利则）[3]和当众拷打等暴行——革命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并没有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流亡的人数大约有150—200万，拥有分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残留了一点军队，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妄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4]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不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发生波动。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伤了元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阶级特性）肩负着一项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为这种动摇所左右，把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这两个现在在国外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的政党，实际上已与整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的领袖们和其中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十分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这种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合力举行的喀琅施塔得暴动[5]时，米留可夫表示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个口号（1921年《真理报》第64号，引自巴黎《最新消息报》[6]）。他发挥这一思想时说：应该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为上宾”，因为他们肩负着第一个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吸取了历次革命的教训，深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证实了1789—1794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话。恩格斯当时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俄译文见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派》一文，载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7]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一书1920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