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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他说“你管天”——“管天”宗师竺可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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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他说“你管天”——“管天”宗师竺可桢


CCTV.com  2009年06月17日 08:39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人民网  


竺可桢

  “管天”的宗师竺可桢

  毛主席说:你管天

  1964年,毛泽东看到一篇论及气候与粮食生产关系的文章,非常高兴,便将作者请进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作者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这位负责管天的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他自幼在家中读私塾,少时获老师资助到上海求学,后北上进入唐山路矿学堂就读土木工程科。竺可桢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门门功课均名列全班之首。1910年,他到北京考取了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并于同年8月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远洋货轮。

  竺可桢起初就读于伊利斯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学习期间,他除了用心研究书本知识,还经常到美国一些地方的气象台实习,并对中国的一些气象现象和特点进行考察,对诸如台风、暴雨、季风和旱涝成因等问题都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1918年,他完成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并获得学位。同年秋天,竺可桢便带着他对故土的浓浓乡思和扎实的农业气象学知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绘制我国首张天气图

  回国后,竺可桢谢绝了许多待遇优厚职位如海关监督等的延请,专心致志于自己所钟爱的专业,先后应聘执教于武昌高等专科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等高校,并在南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192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主任。在那里,他举办短训班大力培养人才,努力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气象观测和气象系统。1930年,气象所绘制出我国自己的第一张天气图,并开始作每天的天气预报。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5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成为他人生轨迹中的一大亮点。他一改前任校长的专制作风,聘请著名教授,增强学术氛围,体察学生意愿,实行民主办学,使浙大的面貌在短期内焕然一新。抗战时期,浙大内迁贵州,条件艰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全校师生齐心协力,以祠堂、庙宇代替教室、实验室,以炭炉代替酒精灯,以土制瓷杯代替培养皿,无论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至抗战胜利前夕,浙大已拥有6个学院、25个系、4个研究所以及设有8个系的龙泉分校,学生比战前增加了4倍,跻身为国内著名的大学。

  建立全国物候观察网

  物候学是竺可桢致力的另一门学科。归国后,他坚持每天观察、记录物候并将其与天气预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尤其重视物候知识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在1934至1937年间,他组织建立了全国性的物候观察网。

  竺可桢还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内容除地学、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诸多学科,在全国各层面读者群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责编:许桂梅

文章

http://news.cctv.com/history/20090617/1011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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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卧室约见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和竺可桢
2010年12月14日 09:26 来源:文汇报 



 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他们既是“中国科学界的标杆”,又是三位红色科学家。其中,李四光、钱学森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竺可桢则是沧桑鼎革之际毅然留下来的。随后,他们都担任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工作,生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多次接见。

  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对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十分关切。尤其是李四光,他所从事的工作是石油勘探、制造原子弹的铀矿石的勘探、地震预报等,毛泽东称他为“李四老”,还曾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和李四光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天体、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他还说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四光找几本书给他,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当时,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细地整理了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李四光一连写了7本书。李四光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然后呈送给毛泽东。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钱学森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之一。他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贵宾”。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毛泽东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别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十分感兴趣,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给毛泽东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钱学森后来回忆自己和毛泽东的交往时说:“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3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4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

  至于竺可桢,就在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约见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画报》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桢翻阅地图的大照片。《人民画报》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学家,这在当年是非同寻常的。

  无疑,三位科学家的业绩,是中国石油、国防、农业等事业的集中体现,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又正是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毛泽东选定他们并与之会见和会谈,显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竺可桢提出农业生产建议毛泽东阅后激动不已

  这三位科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年,竺可桢生于1890年,两位都是老科学家,钱学森则生于1911年,是后起之秀的科学家。

  他们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特别是李四光、竺可桢两位。李四光曾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位成员,竺可桢曾是厌恶党派政治的纯粹学者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曾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潮,以及传统的“贤人政治”,等等。当然,他们也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抗战胜利不久,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是李四光。1947年,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学潮迭起,“于子三事件”更把浙江大学推到了“东南民主堡垒”的风口浪尖。当时,李四光也正在杭州养病,他曾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

  这三位科学家,也都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集团成员。当年,竺可桢还与吴有训、陶孟和等,致函赵元任、赵忠尧、李方桂、张香桐……动员他们回国,钱学森则是当时众多回国的科学家之一。此后,李四光率先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学森是翌年加入的,竺可桢则是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3卷扉页上表示说,这本书的出版是献给李四光和竺可桢的,由此可见其声誉了。

  1963年1月16日,竺可桢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阐述了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会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在当年8月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的内部刊物上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激动不已,遂拟约见竺可桢,以及李四光和钱学森这三位科学家。

  这就有了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中约见三位科学家一事。之所以是在卧室里约见,是因为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都已是共产党员,也就不必拘束,进而可以畅所欲言了。同时,毛泽东在床上与科学家畅谈,也是他自称其身上固有的“猴气”使然。毛泽东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猴气”,在生活上可以理解为厌恶和极力挣脱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习性,表现为随性和浪漫等。比如这次约见,四位主客,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较李四光、竺可桢都要小,按常理他应该取恭敬之状才是,然而,毛泽东这次却是纵情而谈。也就在这次约见中,毛泽东毫无拘束地向三位科学家了解并与之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也对三位科学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他热忱希望三位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和毛泽东分工管天的科学家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学家被先后邀请到中南海丰泽园。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事后,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这次接见有过一些回忆。

  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他的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钱学森还写了回忆文章,他谈了“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等等。

  他们3人中,只有竺可桢留下了宝贵的当天的日记。他写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1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摆满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3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并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还要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3点告别。”

  翌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毛泽东前日约见有关的内容:

  “7日,裴副院长(即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来谈,询昨日下午毛主席谈话情况。我告以经过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记忆太坏,所以未必全能记得。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次则关于反导弹问题,并盼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其事。”

  “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

  有的文章还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毛泽东和竺可桢的对话,即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则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又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文/散木)

  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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