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者幡然悔悟：必须全面肯定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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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面对大好革命形势，毛主席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沾污我们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五卷为什么买不到？请到这里免费领取！
日前，笔者在“昆仑策网”读到一篇文章，题为《胡澄：毛主席晚年论革命“初心”》(系作者为纪念毛主席四十一周年忌日的怀念之作)，读后让人深受感动。
胡澄是党史的权威学者。由他辑录的史料，无疑更具科学性。读了此文，不仅让人深切感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以贯之的革命“初心”;更让人看到一位先蒙政治尘垢、后醒悟了的党史学者的学术良心。
毛主席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创建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革。用主席自己的话评说：对第一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对第二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然而，这两件事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都是毛主席革命的“初心”。
作为党史权威学者，胡氏早在多年前就亮出过自己的观点：认为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功劳很大、“太大”；但发动文革则是个错误。胡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还专门作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里?》，数落毛主席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由令人想起杜甫的名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笔者还就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胡澄，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究竟错在哪儿?〉》(2016年5月10日发表于“乌有网刊”，遗憾的是其后很快被网管所删)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在时间与现实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下，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者，终于通过《胡澄：毛主席晚年论革命“初心”》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他对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评价。
该文以辑录史料、表述观点的方式，对人民领袖毛主席晚年的革命“初心”进行了探索，通过肯定文革的必然性，肯定了毛主席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革命“初心”。
在“辑录者按”中，金氏除了肯定早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工农闹革命的“初心”，主要的更是肯定了他的晚年革命的“初心”：
“┄┄毛主席率领人民军队奋战了二十二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四十一年前，也是在9月9日，毛主席壮志未酬，离我们而去，他是倒在了伟大的征途中。”
一句“倒在了伟大的征途中”，这就肯定了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谁都知道，毛主席离世是在1976年，时正值文革激荡岁月。这句话不仅否定了文革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乱”的政治荒谬;更否定了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低能结论。
紧接着，胡文又明确阐述了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由奴隶的地位变成国家主人之后，毛主席并不满足，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情况，他再一次陷入了对‘人民主权’真实内涵的执着沉思，继续探索着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途径，为此，他贡献了自己最后十年的宝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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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显示出了人民领袖所特有的宏大气度。也更为明显的展示了他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硕硕风采。他晚年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说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
在上述文字中，胡氏一改以往对文革的否定立场，而是转变为对文革的歌颂：毛主席的“政治哲学的思考”，为“人民主权”的真实内涵的追求，从而“贡献了自己最后十年的宝贵时光”;“人民领袖所特有的宏大气度”、“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硕硕风采”;文革已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这些，难道不是在充分肯定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不是在充分肯定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吗?
在“辑录者按”的末了，胡氏更是干脆作了无所顾忌的直白：
“八十年前，毛主席带领工农‘霹雳一声暴动’!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晚年，毛主席带领我们‘长征’也是为永葆中国共产党本色，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新探索。想想现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更加认识到毛主席晚年实践与思索的可贵之处。”
至此，作为历史学家、红色文化学者的胡澄，实际上已在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告：
史实证明，毛主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晚年错误”;他晚年发动的文革，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发动的、一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新“长征”!而这正是“毛主席晚年实践与思索的可贵之处”。
除了上述“辑录者按”中这些表述外，在文章的主体“史料辑录”部分，金氏更是详情地从七个方面，用翔实的史料，具体地论证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笔者不想再在这里重复冗述，谨请读者自行阅读原文(胡文附后)。👉👉《毛选》第五卷为什么买不到？请到这里免费领取！
作为先阅者的读后感，笔者以为，胡文七个方面的史料辑录，论证了有关文革的七个问题：
一是论证主席完全出于公心;二是论证主席对身后资本主义复辟的焦虑;三是论证主席寄望于人民群众;四是论证主席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五是论证主席不背弃先烈遗志;六是论证主席预见走资派要复辟私有制;七是论证主席不忘初心、不忘本——颂扬“井岗山精神”。
龚自珍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愿一切有信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勇做革命战士，不做封建士子!
附：胡澄《毛主席晚年论革命“初心”》
【辑录者按】
八十年前，蒋介石背叛革命。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血腥屠杀，三十万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员倒在屠刀之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36页，1991年6月版)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并豪迈地赋词《西江月》一首：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此后，毛主席率领人民军队奋战了二十二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四十一年前，也是在9月9日，毛主席壮志未酬，离我们而去，他是倒在了伟大的征途中。
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由奴隶的地位变成国家主人之后，毛主席并不满足，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情况，他再一次陷入了对“人民主权”真实内涵的执着沉思，继续探索着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途径，为此，他贡献了自己最后十年的宝贵时光。
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显示出了人民领袖所特有的宏大气度。也更为明显的展示了他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硕硕风采。他晚年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说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中整整十天没有出来，闭关思索着中国的未来。在这期间，毛主席做的一首七律，颇说明老人家这时思绪：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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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在“思”什么?
他在想：“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在想：“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0页)
我想，老人家一定想到了在革命征途中那些牺牲了的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革命“初心”!十天后，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从滴水洞中出来了，在召集湖南省、地、县三级干部开会时，老人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语：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5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19页)
八十年前，毛主席带领工农“霹雳一声暴动”!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晚年，毛主席带领我们“长征”也是为永葆中国共产党本色，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新探索。想想现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更加认识到毛主席晚年实践与思索的可贵之处。
在毛主席四十一年忌日到来之际，特辑录老人家晚年论革命“初心”的部分史料，以为怀念!
我没有私心!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
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
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389-1391页)
毛主席谈对自己身后事的焦虑
(1966年)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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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第1410页)
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
(1967年)上半年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
你总是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第96页)
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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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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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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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54-157页)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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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从反光镜中，我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2005年7月16日赵林雍口述)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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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谈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1965年)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加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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