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一个“世纪谎言”——列宁“德国间谍”案演进中的历史虚无...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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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一个“世纪谎言”——列宁“德国间谍”案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音频：

自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学界就开始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相关史实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证。在评价列宁时，他是不是“德国间谍”，作为一个原则性的历史-政治问题经常被提起。从历史事实看，列宁充当“德国间谍”的说法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出现，之后半个多世纪间，为“坐实”列宁的“德国间谍”身份，西方国家先后伪造了“西逊文件”等“证据”，并在各种档案和回忆录中搜集材料，但最终结果却是几乎所有“证据”都被否定。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一些媒体不断追踪甚至“演绎”该“案件”，但除了重复西方说法外，并无新意。到2017年，俄罗斯学界发表权威论断，明确该说法并无依据。从该“案件”演变过程可看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以“叛国罪”为名的法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既有西方国家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意识形态攻击，也反映了苏联解体前后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消极影响。面对林林总总、说法不一的材料，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展开研究分析，得出客观结论。

一、列宁“德国间谍”案的缘起

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党派人士都争取通过各种途径回国。当年3月底4月初，列宁等30余人乘火车经德国返回俄国，并在彼得格勒火车站发表《四月提纲》，公开进行革命活动。7月初，彼得格勒工人举行反战游行示威，临时政府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幕后指使，拟以“叛国罪”等罪名抓捕布尔什维克党领袖。7月初，一家右派小报登出文章，称“列宁通过受托人从德国人手里拿到了一大笔钱”。临时政府发出“通缉令”，追捕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列宁与季诺维也夫被迫避居芬兰边界。尽管受到通缉，列宁还是每天都在《真理报》上发声申辩，揭露临时政府的阴谋，如“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德莱福斯案件重演”、“关于阴谋的谣言”等，指出，“关于列宁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完全是反革命政党蓄意捏造的。”最终，临时政府垮台，该案也随之终止调查。十月革命胜利后，有关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谣言在苏维埃国家逐渐销声匿迹。

不过，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列宁“德国间谍”案的追究，这首先从收集“证据”入手。美国情报部门率先抛出“西逊文件”，之后又有德国外交部档案公开，以及后来的苏共档案解密。只是，当相关档案公布后，先前的全部“证据”都被否定。

1918年10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一组由新闻记者埃德加·西逊提供的、证明布尔什维克与“德国钱”关系的文件，即“西逊文件”，共68份，该文件公布后，列宁“德奸”案似乎有了可靠“证据”。此外，曾任德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爱德华·伯恩施坦也发表文章《黑暗的历史》，称“列宁和他的同事们的确从德意志帝国那里拿过一大笔钱。……这笔款子数目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至少有5000万金马克。”伯恩施坦还宣称，在1921年初的德国国会委员会外交政策会议上，一位委员称“布尔什维克从德国政府拿到了6000万马克”。此外，十月革命后逃亡西方的原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官员，如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等人的回忆录也成为上世纪中期前后西方收集和研究列宁“德国间谍”案的证据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先后被否定了。

首先，“西逊文件”被否定。早在1932年，俄裔英国情报官乔治·希尔在所著《我的间谍生涯》中曝出，“西逊文件”中的俄文字母‘e’都有点缺损，应是出自同一台打字机。后经技术专家断定，几乎所有文件都出自同一台打字机，而全部文件却被认为来自相隔数百英里的不同地方。在确定为假造文件后，英国情报人员查出了伪造者，经审讯其承认了伪造行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外交家、历史学家和苏联学家乔治·凯南从文件的来源、内容、技术性问题、相关人物的身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最终肯定“西逊文件”系伪造。1982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正式承认，其专家1918年认定“西逊文件”时有错误。这是美国官方的最终表态。实际上，从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术著作中已经很少将“西逊文件”作为证据。

其次，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未能找到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证据。二战后期，盟军得到一批一战期间德国外交部秘密档案，并陆续公开。部分英美学者对这些档案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泽曼主编的《德国与俄国革命（1915-1918）·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哈尔维格整理的有关“列宁1917年返回俄国”档案资料等。其中显示，德国在一战时期的确曾投入巨资开展“和平宣传”，但没有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政府“宣传资助”的任何证据，更没有列宁接受“德国钱”的证据。在此情况下，部分西方研究者猜测，德国政府已经“严谨”地销毁了列宁充当“德国间谍”的材料，而真正的“证据”应该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中。

再次，从苏共档案中也没得到新证据。苏联解体后，1993年，苏共中央档案馆十月革命档案解密，列宁“德国间谍”案有望获得“新”材料，这是西方期待多年的“最终”证据。不过，苏共档案库中，用21个文件夹保存着临时政府侦察机构收集的有关“列宁与德国关系”材料，即便在斯大林时期也没被销毁，但其中并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德国事务”的证据。

最后，美国学者梁德列斯得出客观结论。1995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S.梁德列斯发表专著《重新追踪布尔什维克“德国黄金”问题：1917年指控的调查》。书中对1917年临时政府指控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罪”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尽分析，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列宁收取“德国钱”。到这时，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所有可能的法律证据几乎全部被否定。

1990年前后，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的推动下，在苏联有人开始重提列宁“间谍”问题。同时，苏联一些出版社还再版了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方的部分俄国政治家的回忆录，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列宁“德国间谍”案。1993年前后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战时期俄共档案，出现了一些档案研究成果。两相结合，俄罗斯史学界围绕该问题出现了多种说法，且争论不断。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索博列夫认为，以“西逊文件”为代表，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曾用虚假的调查报告严重误导公众舆论，手段令人瞠目。正因此，有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太多谎言被编造出来并添枝加叶地传播。半个多世纪后，当那些谣言和传说在西方几乎被遗忘时，却又在俄罗斯被“我们的记者和政论家当作纯粹的真理”到处散布。这种被西方媒体左右的社会舆论十分反常。

反常现象还体现在影视剧中。2004年俄罗斯电视第1频道播出了电影《谁为列宁付款？世纪之谜》，其中称列宁是“一个精明的双重间谍”，还“披露”了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和加涅茨基等布尔什维克的复杂关系。该片用很多“悬念”勾起观众无限好奇心，同时也令老一辈“苏联人”无比震惊，他们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党曾被德国外交部所操纵的说法。更多的是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列宁回国途中与德国政府合作，收取“德国钱”。还有文章演绎列宁让帕尔乌斯从德国“弄”钱的经过。更有文章猜测，一战时德国因多向进攻，并没有“额外黄金”支持俄国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是通过银行家进行“革命融资”，从而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银行家的组合等。这些描述多为猜测或在西方说法上的演绎，有些连学术成果都不能算，却在网上传播很广。2009-2010年，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祖波夫主编的两卷本《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该书肯定列宁接受了德国资助并充当德国秘密代理人，帮助德国政府从内部瓦解沙俄。德国政府则派特种兵帮助列宁和其他政治流亡者经德境回国，并拨出5000万金马克资助俄国革命者。该书被中国学者称为“颠覆性”著作。的确，它颠覆的不仅是人们对苏联历史的认知，还有历史事实本身。

总体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围绕列宁“德国间谍”案的书籍文章媒体材料不胜枚举。不过，多数并非为呈现历史真相，主要还是因该话题为“空白点”，很抢眼，有“卖点”。

这期间，俄罗斯严肃历史学者一直在为澄清事实而努力。还在1997年，历史学家斯塔尼斯拉夫·塔拉索夫就指出，从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到流亡国外几十年，克伦斯基从未断定列宁是“德国间谍”。索博列夫、罗金诺夫、斯塔里科夫等历史学家也努力澄清史实，反驳谣言。亚历山大·舒宾则著书详细计算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在一战前及战争期间的经费收支，断定，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经费主要来源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捐赠。他强调，不排除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捐赠，不过，在接受捐赠时，必须核查资金来源，一旦发现赠款与德国政府有关联，即马上拒收。他肯定，1917年春夏，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以个人形式捐赠了一些钱，不过金额有限，不超过3万卢布。

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在俄罗斯集中出版了一批与列宁和十月革命相关的著作和文集。如前述，历史学家叶缅里扬诺夫著文披露了“西逊文件”的“出笼”过程，以及乔治·凯南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承认“西逊文件”系伪造的情况。并指出，在美国官方和学界已经承认其错误的情况下，本世纪初，还有俄罗斯学者不顾已有定论，硬说那些文件是真的，其目的就是为否定当时临时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历史学家斯塔里科夫则批评道，苏联时代“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当代历史研究者的任务是全力以赴追踪“德国钱”，忘记了探究历史真相。这一年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科学院院士托尔库诺夫与俄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丘巴里扬院士共同主编，亚历山大·舒宾研究员撰写的《伟大的俄罗斯革命·10个问题》出版，其中指出，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经德境回国，乘坐“密封车厢”是为证明过境时没有与德国当局接触。德国政府允许列宁和其他左翼社会主义者过境回国，是因为这些人主张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但这并不证明列宁等人接受了德国政府的任何指示。列宁奉行的是国际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翻所有欧洲资产阶级政权的主张。1917年“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抛出了“德国间谍”这枚“信息炸弹”，但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根据，随后的调查也未能证实其说法。“西逊文件”纯属编造。书中还谈到加涅茨基与帕尔乌斯的关系，指出，列宁和加涅茨基之间的确存在财务关系，也无需反驳，即便在苏联时期，那些往来信件都是公开的。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对布尔什维克的赞助，是为补充购买《真理报》印刷厂的资金不足，数额并不大。这些论断给了西方和俄罗斯舆论界有关列宁“德国间谍”问题以正面回答，也可看作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权威的官方结论。可见，在当今俄罗斯严肃历史学家眼中，列宁“德国间谍”案事实清楚，除了媒体炒作已无学术价值。

通过梳理西方、俄罗斯学界相关材料，列宁“德国间谍”案的演变过程逐渐清晰：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以“叛国罪”通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开始提出该“案件”，但并没有确凿的法律证据。十月革命后美国抛出“西逊文件”企图将列宁的“德国间谍”身份“坐实”，但该文件从出现就质疑不断，之后更被一再否定。除“西逊文件”外，二战后公开的德国外交档案曾令西方国家备受鼓舞，19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也曾被“寄予厚望”，但这些档案中都没有列宁等充当“德国间谍”的证据。1995年梁德列斯的研究更直接推翻了当年临时政府“通缉令”的证据。实际上，还在上世纪60-80年代，西方国家的“主攻方向”就已经从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悄悄地”转向布尔什维克党收受“德国钱”问题，同时，西方媒体也开始强调帕尔乌斯的“间谍”身份。由此，列宁“德国间谍”案的性质从以“叛国罪”为名的法律案件变成了追究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政府关系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问题。其背后的动因，是西方国家力图用“叛国者”身份否定列宁，抹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从而否定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而在“证据”被否定的情况下，用有关布尔什维克党收受“德国钱”、帕尔乌斯的“间谍”身份等内容混淆大众视线，继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其根本目的是用伪造的历史“证据”破坏人们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历史认知，否定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否定苏联共产党执政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为西方和平演变苏联提供抓手和工具。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舆论界重提列宁“德国间谍”案，其背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从1989年起，苏联各地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或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脏物的等行为。在国外，则迎合西方，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早期编造的“西逊文件”以及原沙皇政府官员克伦斯基等人的回忆录等材料再版或刊出，为当代苏联历史研究者和政论家批判苏共和苏联提供材料。其主要目的是改变苏联时期的历史记忆，直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列宁，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路线最终导致国家整体局面失控，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部分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继续炒作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话题，不过，其内容都是几十年前西方的材料，并没有“新意”。为继续发掘列宁“德国间谍”案的“看点”和“卖点”，一些媒体开始“深挖”列宁—加涅茨基—帕尔乌斯的关系，试图用帕尔乌斯等人的“卖国行为”来“旁证”列宁的“间谍”身份。其内容编造得越来越离谱，不仅承袭了西方编造的故事，还用不断炒作的各种“秘闻”、“传言”取代人们有关列宁、列宁时代乃至苏联的历史记忆，力图达到篡改全部苏共和苏联历史的目的。当然，当代俄罗斯严肃历史学家不断揭露该手段，推动俄罗斯社会重新反思。正因此，近年来在俄罗斯“重评历史”的过程中，才有了对列宁等苏共领导人的客观评价和列宁的“回归”。

完整审视列宁“德国间谍”案在近一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不难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列宁不是叛徒，“德国间谍”说法是一个“世纪谎言”。这是一个从提出就“证据不足”的案件，列宁的申辩文章信件后来都收入《列宁全集》中。尽管西方研究者只相信临时政府的指控，而不看列宁等的申辩，但一个世纪中，该案没有收集到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证据。

第二，西方国家始终操控舆论，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诋毁和诬陷。从列宁“德国间谍”案提出开始，西方国家就参与其中。法国、英国情报部门都有介入，至于美国情报人员编造的“西逊文件”，更是一个人为编造的弥天大谎。

第三，苏联解体前重提列宁“德国间谍”案是在“公开性”和揭示历史“空白点”背景下否定苏共领导人的一部分，是苏联舆论失控、随意表达，肆意诋毁共产党领袖，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部分媒体和个人把完整的历史过程割裂开，把历史事实碎片化，采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演绎法”甚至讳莫如深的“猜测法”，列宁“德国间谍”案从最初的法律案件变成了“戏说历史”。这些情况除了有利于西方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攻击，对澄清历史事实、公平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起不到一点积极作用。

【2017年11月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人们手持列宁和斯大林画像参加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游行活动】

还在苏联解体前，中国学者叶卫平就对西方“列宁学”进行了系统梳理。他指出，列宁既不可能是德国间谍，也没有接受过德国钱，因为临时政府指控列宁的证据，即便经过西方“列宁学”家一再考证，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进入新世纪后，姚海、吕新雨等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专门研究。2016年吴恩远撰文指出，在由著名历史学家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和同名高中历史教材中都已明确，所谓“列宁领取德皇威廉的金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虚构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不过，在中文网站上也有以“列宁是俄奸”、“俄罗斯重编历史教科书彻底否定列宁”“列宁一战当德奸，已编入教材”等为题的内容在传播，且一度在微信群中转发，对中国公众舆论产生一定影响。

从列宁“德国间谍”案在西方与当代俄罗斯的历史演变以及当下个别舆论导向可看出，抹黑共产党、诋毁其领袖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俄罗斯抑或中国，总有其“平台”和“市场”，且在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还可能被所谓反对派重复利用和炒作。对于这股思潮，除了澄清历史事实，还应在辨明实质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第一，主观上，列宁有没有与德国政府合作的意图？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仅从一件事、一个决策下结论，应从其全部活动和思想主张中厘清主线，认识其主要目标和行动方式及逻辑。还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之初，列宁就把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一战爆发不久，列宁就阐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提出“推翻沙皇政府”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丹尼尔斯认为，“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伦纳德·夏皮罗也认为，列宁在一战初期以及1917年回国后，始终主张和平，建立共和国，在全国实行公有化，废除军队和警察等。他断定，“这些观点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是同列宁过去几年的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仅仅从这些西方列宁主义批判者的评论中追踪列宁的思想轨迹，就可看出，列宁在指导建党、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其信仰和主张始终一致。说列宁因为接受了“德国钱”，就在1917年3-7月间改变信仰、主张和行动逻辑，充当德国代理人，这种判断不仅没有事实根据，在思维逻辑上也立不住脚。

第二，客观上，俄国形势的发展已经给各种谣言以有力回击。从社会伦理层面看，有人将十月革命称作一场政变，列宁是得到外来资助从而在俄国成功发动政变的冒险家。不过，历经一个世纪，当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时，人们认识到：假如列宁只是一个疯狂的冒险家或“疯子”、“间谍”，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四分之一的俄国人追随他，而且是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群体？当时除了帝国崩溃和布尔什维主义胜利之外，俄国还有其他路可走吗？从技术层面看，还在1917年春，临时政府就已“发现”列宁接受“德国间谍”帕尔乌斯转来的钱，既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没有马上着手切断其往来？另外，德国政府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供经费资助要经过斯德哥尔摩“中转”，难道英法等国的调查人员没有发现吗？他们的侦察人员不明白其分量吗？还有，既然德国人能在俄国资助反对党，为什么不在英法两国做吗？

第三，分析历史人物活动必须把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考量。一战进行到第四年，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经济问题突出，抗议活动不断。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这场斗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者多处于被监禁或流放状态，布尔什维克党没能把自发的革命洪流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才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几乎在国外所有党派组织的俄国侨民都着手回国，临时政府外交部也面临着将流亡国外侨民接回国的任务。通过协约国英法国境回国是最佳途径，但两国并不允许主张和平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在此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与德国政府谈判，经德境返回，这是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的特殊抉择，他们并没有拿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与德国政府做交易。尽管就此生出无数谣言，但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列宁做了“德国间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一分“德国钱”进入列宁手中。相反，列宁的自我约束、自我检点以及革命警觉性最终使所有谣言不攻自破，这恰恰体现了革命领袖面对历史转折的现实担当和历史担当。

第四，布尔什维克党有没有把接受“德国钱”、与德国政府签订协议作为一个革命策略？“革命策略说”一直是学界默认或公认的说法。伦纳德·夏皮罗、阿夫托尔汉诺夫等都认为，接受“德国钱”，与德国政府合作是列宁等人的“革命策略”，而列宁只是利用德国政府。事实上，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与欧洲左翼运动是一个整体，其目标是“世界革命”，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总体目标上一致。因此，其接受其他左翼政党和个人的资助原本就是共同革命目标下的互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否认接受其他左翼政党或个人的资助。不过，列宁要求严格审核捐赠者的经费来源，当发现有可能与德国政府相关时，则予回绝。正如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回绝帕尔乌斯回国要求时所说的：“革命不能被脏手玷污！”谁都不能否认，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是有明确原则和界限的。

第五，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分析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要求，首先应厘清该“间谍案”的全部过程，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其次，以法律为依据，用合法证据作为基本材料来证实观点。经过一个世纪的“挖掘”，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俄罗斯研究者，都没能举出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证据，这个结果击碎了西方编造的全部谎言。再次，在评判该问题时，不仅依据临时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报道，也应看到列宁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辩护，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断案”，而不是偏向某一方甚至持明显的双重标准。最后，必须明辨是非。对一些歪曲、捏造事实的现象，不仅要弄清真相，还要揭示原因，尤其是及时揭露西方国家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攻击，对共产党领袖的诋毁，使广大民众认清其险恶目的。尤其在当今，更要时刻防范西方媒体以及一些所谓右翼反对派发动的意识形态进攻，防止他们将历史事实娱乐化，为吸引眼球随意演绎和篡改历史，“消费”领袖人物。同时，以事实为依据，强力回击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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