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01 08:11:2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项镜泉等
国企改革需要防止和反对5种势力的干预、干扰和影响
——深化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与建议之二 项镜泉 李 竞 杨宏清 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之所以被严重削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来自5种势力的干预、干涉和影响。 一、来自哪5种势力的干预、干涉和影响? 尽管我们改革的文件明文写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但在改革的现实中，时刻发生着严重反向力量的干预、干扰和影响。 这种反向力量的干预、干扰和影响，最明显突出的来自五大方面： 1、来自美国政府和政要及其控制的一些机构的施压。 远的不说(如美国前任国务卿、财长、商务部长多次提出要我缩减国有企业的蛮横要求)，最近发生的就有多起： 一是美国政府现任财长雅克布·卢今年2月在《华尔街日报》公开表示：中国自由化改革方向虽然符合美国的要求，但是进展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美国对此非常不满。华盛顿要对北京施压，促其行动更快，目标更明确，措施更直接。(见2014年2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美财长：美国不满，中国应尽快经济自由化》一文。) 接着，今年7月利用中美第6轮战略和经济对话之机，他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一起代表美国政府，果然对我国进行了多方施压，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美国的要求”，“督促中国领导加快对美国开放的步伐，加快汇率制度的改革。”为加快扩大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领域，要我们“迅速开启负面清单谈判”。“希望上海自贸区切实推进改革，向美国金融公司等外资企业扩大开放投资领域。”等等，这些都迫使我方主持对话的国务院领导“不得不选择妥协与合作”。(详见2014年7月9日至14日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的报道。) 二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今年2月在北京参加国际金融论坛领袖对话会时，对我国国企改革表示严重“关注”，对改革的进度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非常不满，质问我国参与对话的有关方面负责人：“10年后，中国国企在经济中的比重是降低还是增加?”待这位中方负责人“保证是降低”后他才较为满意地表示：“10年后再来证实。”(见2014年2月23日《观察者网》所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对赌IPF副总裁》一文。) 三是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特别是不久前卸任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前年与我国政府参谋部门合作主持提交了要我们在2030年前将我国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到10%的改革方案(即《2030年的中国》报告。详见2012年初媒体和世界银行对此的大量报导以及2013年公开出版的《2030年的中国》一书)后，又多次来我国宣传和督促我们实施私有化的《2030年的中国》。 2、来自西方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影响。 这些西方思潮大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信奉“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教条，反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推崇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在中国改革的问题上，他们始终反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坚决主张私有化。 对我国改革发生极大影响的西方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庞杂人群。既有在我国本土从事教学科研和在官场任职的人员，又有长年往返中国(如应邀来中国访问、参会、讲学、合作研究和来中国从事投资、经商、咨询、研究、办学)的国外人士。而且基本都是高知识阶层，具有教授、学者、专家的头衔，有的还是国家领导人的导师、有的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有的是某些经济学科的大师或诺贝尔奖得主。除少数是偏于研究学问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本人或亲属经商和投资，有资本谋利的诉求，有的还在其本国政府及相关机构任职，有政治图谋。 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知识偏见，无视我国国有企业在新中国发展壮大中发挥了经济擎天柱作用的巨大贡献，采取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法，造谣中伤我们的国有企业，作为“改革”国企的理由;同时采用否认剥削、肆意吹嘘、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倒推历史等手法，宣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美化帝国资本和殖民经济。他们利用自己控制或影响的媒体和讲堂大肆宣扬这些货色来绑架舆论的同时，以这些货色为依据提出各种私有化和变相私有化的“改革”主张，通过明线暗线等各种渠道上书决策层，来影响我们的改革抉择。最典型的莫如“管理层收购”(MBO)、“战略投资者并购”等等。由于他们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影响力极强，欺骗性很大，非常险恶，对削弱我国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 3、来自国外和国内资本势力的进攻和影响。 国内外资本势力一直把我们的国企视作“唐僧肉”，要“吃进肚内”。如何实现，就是利用我们的改革。因而对我们的改革“高度关注”，按照他们的要求积极“出谋献策”。 从国际资本来说，主要是帝国资本的跨国公司。他们对已经夺得的我国市场和资源不满足，还要完全独占我国市场，因而对我们的国企百般攻击，如攻击我们国企“效益低”，“管理落后”，“只要有国企就不可能公平竞争”，等等，同时通过他们的代言人，采用多种身份(如公司总裁、亚洲地区或中国地区总代表、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等等)、利用各种机会“献策”，如参会发言，上书政府及其部门，提交“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报告，在我国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在他们特办的刊物上发送专题报告，在网上发博文和微信，等等，千方百计地要减少我们的国有企业，以能取而代之。 从国内资本来说，主要是一些“先富”者们，特别是其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右翼。他们对已经占有的资本和市场尚不满足，要求进一步扩大，因而紧盯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攻击国企“垄断”，“与民争利”，是“权贵资本”等等，另一方面，向政府哭诉他们发展的范围狭小，实力不强，经营困难，竞争不过国企，要求打破国有企业向私有资本开放的“弹簧门”、“玻璃门”，让私人资本进入再进入，还要“动刀”，把国有企业砍掉，以能使私有制万古长存。 4、来自体制内要求复辟资本主义势力对改革的扭曲和影响。 主要是混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的阶级异己份子，或者对共产主义事业失去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人，向往资本主义。其中有的人已经经商入股，有的是亲属、子女、家族经商，有的已经腐败或正在走向腐败。他们为了顺当地实现自己的私利，利用握有的权力和机会，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法，提出瓦解国有经济、实施私有化的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 5、来自明目张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势力攻击和歪曲改革的影响。 最明显的代表性势力有二： 一个是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不需平反的右派”茅于轼。他和美国出钱由他领头的“研究所”制造出必需消灭国有企业的莫须有“数据”和“罪状”。由于他已成为我国政府智囊部门的研究员和座上客，他的这些“数据”和“罪状”已经成为这些部门提出国企“改革”方案的依据。 另一个是接力扛起反对马列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某大学教授辛子陵。此人因在香港出版疯狂反对毛泽东主席的毒著《红太阳的陨落》和发表大量反马列毛言论而名声大臭。最近又打着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幌子，在国外媒体发表文章，公然叫喊要取消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此文已在国内许多网站转载，影响不小。 应当指出，上述五种势力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为共进的，特别在思想意识领域，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扭曲共产党的道路和路线，要共产党作“脱胎换骨”的“真改革”，削解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同曲同功、完全一致的。 二、防止和反对上述5种势力干预、干扰和影响的建议 以上揭露的事实再次充分证明，我们的改革充满着两种改革观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我们稍失警惕，就容易误入他们瓦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圈套。 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在制定国企改革新的方案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宪法确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反对各种削减我国国有企业的主张和图谋。特提如下建议： 1、在政府工作中经常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各项工作必须高举的旗帜和遵循的准则。她既是指路明灯，永不迷失方向;又是思想武器，战胜错误的法宝。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要像对待武器枪支那样，经常亮擦。否则，人们就以为是弃之不用之物了。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具体是由政府主抓的，政府应当经常重申坚持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改变长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象。 2、对美国等国家干预我国改革的行为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对。因为他们要我们缩减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比重，就是要削弱和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变为它的次殖民地。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它的帝国本性要求。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又不欠你美国的，为什么对中国的改革如此指手画脚而未看到我国政府的反对之声，人们对此是不理解的。如果是期望它作“夫妻”(参见2013年7月媒体关于中美第5轮对话的报道)相待，是违背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原理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奥巴马早已公开宣布：美国要领导世界，我们能去服从这种领导吗?显然不能吧!如果是指望它承认我国的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而默从其要求，屈服其压力，则违背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没有你美国承认，我们照样可以发展我国的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只有理直气壮地反对美国要我们缩减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在中国可以自由投资的无理要求才是上策。至于与由美国掌控的世界银行合作设计我国的改革方案，即请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美国政客来帮我们设计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方案，那也是有失立场和原则的，很不应该。 3、应少开那些为西方政要和西派经济学者提供讲坛的所谓高端会议。多年来，这样的会，我国许多部门和机构每年都要召开。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真可谓我国空前，世界仅有。参会的多是旧人旧面孔，内容多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其效应，除了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之外，无非是提供了一个宣扬资本主义和与资本主义接轨、贬损社会主义和削弱公有制的大平台，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事业毫无益处。为了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应当坚决少开、最好不开这样的会议。 4应检查和纠正聘请茅于轼之流作政府研究员和座上宾的错误。人所共知，茅于轼是反马列毛反共产党的死硬派，是为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翻案的急先锋，是到处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扰乱社会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样一个与社会主义作对的人，为什么要聘请他作我们政府的研究员和座上宾?这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检查、并要坚决纠正的。这既是为了消除茅于轼之流的恶劣影响，更是为了端正政府工作的立场和方向。 5、主管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有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去年中央下发了抓好意识形态、反对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文件是很得民心的。因为以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其推崇者们是要我们按照这些货色作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从而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这是同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遗憾的是，对中央这一文件的贯彻还没有听到经济发展和改革领域的声音，既未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也未看到哪一政府部门作过响应。这是人们不理解、不满意的。为了反对上述5种势力的干扰和影响，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该有明确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 6、对于坚持主张搞私有化的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者应该调离他们的工作。因为这些人当权，工农大众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不放心。 7、让广大工农群众成为真正的改革主体。扭转由所谓专家和部门领导说了算的格局。 ( 2014年5月4日第一稿，8月27日第二次补充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