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考迫害焦裕禄战友看文革开始谁在搞破坏搞迫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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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再求证

在接到新乡朋友电话的同时，兰考的许多老同志也看到了任彦芳的文章，纷纷打电话给我给予支持。为了拿出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任彦芳，我决定再一次去兰考。

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连续两天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在焦裕禄、张钦礼身边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对任彦芳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的伎俩义愤填膺。

本来，我的《张钦礼真相：笔尖上的兰考》（以下简称《真相》）一文，主要是针对杜君立的《焦裕禄的神话和张钦礼的悲剧》（以下简称《神话》）的，由于杜君立在《神话》一文中，大量引用了任彦芳和张申的话，有一些问题不能不展开说，这就自然而然的对任彦芳和张申的一些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以大量的事实根据，对杜君立、任彦芳、张申进行了批驳。

其实，对任彦芳的反击，兰考由来已久，特别是由兰考原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同志执笔、兰考老同志共同参与的文章《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和《千古奇冤冷民心——二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已经把任彦芳批驳的体无完肤，现在一直查不到任彦芳针对以上两篇文章的任何只言片语。不知是由于这两篇文章的事实依据太过于详实，还是任彦芳的黔驴技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任彦芳的哑口无言、无以应对。

跟任彦芳打笔墨官司，用《大通讯》主要作者之一的周原同志的一句话“不值一驳”
就可以说明一切。

在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任彦芳的《招魂》一文所涉及的新的所谓的“事实”，以自己的亲眼所见，逐一进行了说明和批驳。

1966年7、8月份，县级文化大革命尚未批准进行，身为第一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四清分团”改名的“文革小组”，发动机关干部用大字报围剿身为副书记的张钦礼，身为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坐阵兰考主持四清工作的秦一飞，在机关干部“揪黑帮”的动员会上亲自动员说：“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为此，张钦礼无奈拉周化民到地委打官司，周化民受到批评，回县作了检讨。

到同年9月15日，周化民又把批张钦礼的大字报张挂到县委大院，让外地串联学生参观。9月16日，就由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和部分县委干部，同时贴出讨伐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将大通讯定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接着成立了揪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到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使周原东躲西藏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成立了“抓扒手”战斗队，在兰考揪斗张钦礼，给张钦礼染黑手，戴高帽，使他不能工作，处于流亡之中。

    1966年12月25日，兰考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禄所树四面红旗为主体的全县农民、工人，仅仅按照中央的“十六条”，与否定长篇通讯的县委机关干部辩论一个多月，就被地委、县委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1月29日开始，进行了为时近两个月的连续抓捕。镇压机关名义上是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而抓人、捆人的都是周化民所支持的干部。此时，兰考先后被抓进监狱的干部、工农群众、青少年学生，计1260余人，兰考关不下，分押到东明，杞县监狱。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张钦礼一进监狱，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在狱中关押半年之久，捆绑批斗，游街100多场，每场批斗的核心内容，就是让他承认向记者撒谎，写出了长篇通讯。张钦礼不承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绳、紧拷，直至打昏在地。张钦礼的这次灾难持续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从狱中接他进京，才暂告结束。

历史再回忆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这样写到：如果没有张钦礼在1968年4月4日在大会的煽动，如果因此而全县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活活被打死的10人，逼死的54人，打伤致残的413人，这些数字都不存在的话，我当然会支持对张钦礼平反。

那么，我需要问任彦芳的是：1968年4月4日兰考究竟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大会？张钦礼又是怎么煽动的？全县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的数字是怎么来的？活活被打死的10人都是谁？逼死的54人又姓甚名谁？打伤致残的413人举出几个例子来了吗？

据杨捍东《二评》载：问题出在1968年4月初。这年春，县革委正在着手进行精兵简政工作，4月初，中央发动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运动。4月4日县革委、人武部为响应中央号召，举行了县直机关干部、群众游行示威，游行前将周化民、秦一飞及二月逆流中捆人，打人最凶的庞宝继、徐留根等12人作反面教员点名亮相，然后跟随队伍徒手游行。游行中，遭到上年坐监挨打的一些人的拳脚报复。此后，又有此类事件的零星发生。当时的张钦礼和县革委态度很明确，认为在67年春坐监中的少数人擅自采取报复行为，系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为此，张钦礼及其他县革委负责人每会必批评此类事件，甚至破口大骂。当年冬，张钦礼专题为此事办了“拆墙平沟学习班”，让双方各自做自我批评，达成谅解。

杨捍东同志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记述，是多么的高风亮节啊。

任彦芳在《招魂》中继续写到：如果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说的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宣传部部长李林鹤，县直机关秘书李仁德屡遭毒打含冤而死不是和张钦礼有关；如果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县长张维新被毒打骨折，县委副书记刘呈明眼被打瞎肋骨被打骨折等这一切都不存在，都和张钦礼无关，我当然支持给他平反。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得不提：无论是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或者是任彦芳的多篇诽谤文章，从来不提张钦礼从文革开始到1968年以前的事情。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是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为标志的，按照任彦芳自己的说法：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是疯狂的年代，让人疯狂”，而文革开始后的前两年，1966、1967两年又是“最疯狂的”年代。那么，如果是张钦礼在“最疯狂的”年代制造了“全县遭到毒打的四千多人，活活被打死的10人，逼死的54人，打伤致残的413人”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什么此时的张钦礼自己却被关押在兰考的监狱里呢？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任彦芳所列举的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宣传部部长李林鹤的死，是张钦礼在1968年4月4日在大会煽动的结果。问题的关键是谢清渠、李林鹤、李仁德究竟是什么时间死的？

参加座谈会的张明常、申显魁是谢清渠上吊自杀的现场目击者，而张明常又是把已经死亡的谢清渠从上吊的柱子上抱下来的。两个人清楚的记得，谢清渠的死亡时间是1967年7月底。

据任彦芳自己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交代：谢清渠自杀于1967年8月31日。

同样，根据老同志们的共同回忆，李林鹤的死是发生在1968年的2月份。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引述周化民的回忆：李林鹤自杀于1968年初《新篇章》出来之后，也是在2月份。

县直机关秘书李仁德的死，是因为他贪污二百多元党费被揭发以后，县直机关的干部群众对其进行了批判，自己羞愧难当，服药自杀。

问题出来了，既然谢清渠死于1967年7月31日，而张钦礼是1967年7月28日被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从兰考监狱解救出并护送到北京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谢清渠的死跟张钦礼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何来的张钦礼1968年4月4日的“煽动策划”造成谢清渠1967年的自杀呢？张钦礼1968年4月4日的“煽动策划”能造成谢清渠提前于1967年自杀，任彦芳演绎的太“演义”了吧？离谱的有点太“离谱”了。

李林鹤的死，与谢清渠的死如出一辙，只不过李林鹤比谢清渠幸运，任彦芳没有让你提前那么长时间死，仅仅提前了一个多月。

张钦礼的“煽动策划”从任彦芳的笔下流出了一个千古笑谈：演绎观止，也是天方夜谭。

仅仅从上述三人的死就不难看出，任彦芳颠倒黑白的手段实在是太拙劣了，你能不能整点新鲜的？

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吧。

这就是任彦芳自诩的“我的座右铭是我为民众鼓与呼，不说真话不写书”吧。

至于任彦芳的其他几个疑问，包括他在《招魂》中关于张钦礼向省委写的报告，我会在法庭上出示强有力的证据的。

证据再锁定

我在《真相》一文中提到：大通讯发表后，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并且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焦裕禄伟大精神的高潮。一时间，兰考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迅速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然而，在焦裕禄精神发源地的开封和兰考,却是另一番景象，当全国各地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人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开封和兰考竟是死水一潭。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写到：一篇发在红歌会网上，属名第酒仙的几万字的长文，题目是《张钦礼真相：笔尖上的兰考》。一开始便污蔑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在全国学焦裕禄精神时“开封和兰考竟是死水一潭”，说自视自己是焦裕禄老上级的张申以及秦一飞、周化民等，如何风言风语讥笑焦裕禄。

如果按照任彦芳在随后写的：“早在大通讯发表前十个月，就在地委支持下组成了《焦裕禄》电影三结合创作组，这是由地委宣传部长亲自领导的，我当时就知道，地委有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并给省委写了报告。”那么，既然开封地委如此重视学习焦裕禄精神，为什么会出现省委书记刘建勋把张申、周化民“请”到省委呢？

张明常是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去省委汇报兰考学习焦裕禄情况的时候，张申和周化民便带上了张明常，整个汇报过程张明常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座谈会上，张明常再一次向我叙述了整个过程。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任彦芳在他的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算是不打自招吧。

任彦芳的书中关于刘建勋批评张申等人的描写：

刘建勋：叫你们来主要是想和你们谈谈地委和县委对学习焦裕禄的态度问题，你们在这问题上有问题！

张申：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过去我们认识不到，由于认识不高，也学习的不好……。

刘建勋：“你们的认识很差！”

张申：“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吧！”

根据张明常的回忆，刘建勋远不止仅仅说了以上的话，刘建勋还说：学习焦裕禄精神有三种态度，一是认真的学习，积极的宣传；二是河里尿泡随大流；三是说长道短，讥语嘲讽。周化民不服气的说：焦裕禄只是开了一个头。刘建勋说道：这个头开的好。周化民无言以对。张申接过话题说：我们回去以后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号召学习焦裕禄同志。这时，纪登奎问：兰考还有困难没有？要钱要粮没有。张明常说：就是需要打井、架线。纪登奎说：可以。从省委出来以后，快上火车的时候，周化民对张申说：今天的事情不能让明常说出去，必须拿党籍做保证。

任彦芳，是我在污蔑开封地委和兰考县委吗？

《大通讯》发表于1966年2月7日，按照任彦芳的说法，“地委有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并给省委写了报告。”并且是《大通讯》发表的前十个月发的通知，那就应该是1965年的4月份。根据当时的新华社郑州分社副社长张应先回忆：张应先1964年10月新任河南分社副社长，得知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后，当即就赴兰考采访。

这就证明，省委号召向焦裕禄学习的时间是1964年10月。开封地委发通知学习焦裕禄并向省委打报告，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吧？

其实，对任彦芳来说，无论我们拿出多么确实充分的证据，都无法让其对自己的谎话有一丁点羞愧。

事实再证明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浓墨重彩的对张申进行了辩解，极尽溜须拍马之能。殊不知明眼人一看就非常清楚，任彦芳“兰考研究专家”的画皮被撕下来以后，他急需一堵挡风的墙。因为任彦芳自诩为好朋友的周化民、秦一飞死了，他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张申了。

作为焦裕禄的老领导，张申本应该同一切诋毁焦裕禄光辉形象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用任彦芳的原话“张申是最了解焦裕禄的人”，那么，张申作为一个老革命、老干部，和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恶意贬低、质疑焦裕禄精神的任彦芳同流合污，是年老糊涂了还是丧失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了？或者是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发生在1967年1月29日的镇压兰考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的事件，并进行了为时近两个月的连续抓捕。镇压机关名义上是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兰考先后被抓进监狱的干部、工农群众、青少年学生，计1260余人，想必张申不应该忘记吧？

那么，究竟是谁可以调动开封军分区的部队呢？秦一飞、周化民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而张申当时是开封地委书记、开封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没有你张申的同意、授意、默许，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的1260多人会有此劫难吗？

这难道是我的诽谤吗？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这样写到：下面是对张申更恶意的诽谤：张申看不惯焦裕禄这样的官，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机会来了，张申授意，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

我在《真相》一文中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秦一飞、周化民敢于这样做，其实也是得到了张申等人的授意，所以才敢如此明目张胆、胆大妄为。其实，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老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在他们看来，焦裕禄这样的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们看不惯，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此可以新帐旧帐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明眼人可以看出，以上这段话是针对秦一飞、周化民说的，焦裕禄的墓碑是谁推倒的？回忆、纪念焦裕禄十万多册的书籍是谁下令付之一炬的？秦一飞、周化民有这个胆量吗？

说“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也是有根据的，1967年镇压兰考1260多拥护焦裕禄的干部群众，1970年8月以后，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都被关押起来了。

在镇压兰考树焦派问题上，张申即使是没有直接参与，作为地委书记，所应该负的领导责任是推脱不掉的，而秦一飞、周化民向上谎报军情，诬陷、镇压树焦派的干部群众，他们是罪魁祸首。这也可以证明，他们后来挨打受批斗是事出有因的，与张钦礼无关。

这就是铁证。

栽赃陷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任彦芳的一贯做法，而且说谎从不脸红。

角色再起底

任彦芳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究竟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2014年6月18日，《乌有之乡网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南周》吹捧的任彦芳是什么角色？”的文章，对任彦芳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任彦芳此人近年来不竭余力地造谣反毛，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他称三年大饥荒时中国“风调雨顺”，饿死几千万人是毛泽东对人民的犯罪。任彦芳对毛泽东主席可谓痛恨到极点，在多处文章称毛主席为“暴君”。

更为可耻是，任彦芳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是毛泽东对人民的犯罪。他在《对历史负责，不要重复谎言》一文中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三分天灾也不存在”、“风调雨顺”。任彦芳还称，三年自然灾害其间毛泽东没有不吃肉，而是大吃烤鱼、焖虾、小乳猪。任彦芳在另外一篇文章《探求真相，寻求真理》中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是“毛泽东为首的少数操纵人民命运的人”对人民的“犯罪”

同时，任彦芳在海内外多篇文章、多个场合吹捧赵zy、胡耀邦，鼓吹宪政，称自己怀念“敬爱的赵zy总理”，呼唤胡耀邦、赵zy那个“最好的年代”“重新到来”。任彦芳要为89动乱平反，为刘晓波鸣不平，与反党杂志《炎黄春秋》为伍，称杨继绳为“老朋友”，称反毛反共人士李锐为“崇敬的老前辈”。

　　在反毛反共阵营当中，任彦芳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造谣抹黑焦裕禄、张钦礼，借此摧毁共产党干部模范的崇高形象，全盘否定共产党前三十年的奋斗史、建设史，配合反毛反共大本营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目标。在一次海外会议中，任彦芳称，1980年，自己带着专门的任务回到兰考，就是要对穆青的大通讯做“实事求是”的调查，见到了“敬爱的总理赵zy”。由此可见，任彦芳污蔑焦裕禄是赵zy等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给他安排的任务。时至今日，任彦芳已经炮制出许多“求真”焦裕禄、张钦礼的文字，由于带有特有的政治目的，所以这些文字存在大量的造谣污蔑，已经遭到了网友彻底的批驳。

此人出版过多部著作，比如《焦裕禄身后》、《人怨》、《民怨》、《魂怨》等，流毒甚广。今年3月份，习总掀起学习焦裕禄的浪潮，4月份，广东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紧接着在5月份，《南方周末》炮制一篇推介任彦芳新书、抹黑焦裕禄的文章，再次暴露了任彦芳作为反共反党排头兵的政治角色与《南方周末》反毛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政治立场。

1980年，根据任彦芳的“自供状”，是自己带着专门的任务回到兰考，就是要对穆青的大通讯做“实事求是”的调查。善良的兰考人民，起初认为任彦芳是再一次歌颂焦裕禄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任彦芳离开兰考以后，十几条质疑《大通讯》真实的文章便出笼了。可见，任彦芳在1980年，已经加入了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阵营。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任彦芳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要想把焦裕禄精神抹杀掉，就必须把张钦礼打入十八层地狱。

英灵再呼唤

座谈会上，老同志们深情的回忆起焦裕禄、张钦礼同志的光辉业绩，他们为有焦裕禄、张钦礼这样的好书记，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下面我再一次记述一下张钦礼。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杨捍东是张钦礼丧礼主办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 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 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人民呼唤焦裕禄、张钦礼！时代呼唤焦裕禄、张钦礼！！历史呼唤焦裕禄、张钦礼！！！

法庭再相见

说不完的兰考，讲不尽的故事。

笔者实在无法一一批驳任彦芳的谎话了，好在任彦芳和张申除了继续打笔墨官司外，还准备打一场实实在在的官司。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期待，也是兰考人民的期盼。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挑战说：我的座右铭是我为民众鼓与呼，不说真话不写书。我欢迎对我书中不真实地方的揭露，只要你说的是真实的，我便接受并改正。我只是说明，我写的每句话都是有来源的，或文字或口述，我个人没有必要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什么目的胡乱编造。但我绝不容许那些对我人格的辱侮。这点我要保留起诉他们侵犯名誉权的权利。只是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办这事。任何犯罪都要准备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说任彦芳啊，别在干嚎了，还“保留起诉他们侵犯名誉权的权利”干嘛？现在就起诉吧，我已枕戈待旦，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

任彦芳在《招魂》一文中还替张申捎话说：张申老人说：这个化名第酒仙的是何人，说出真实姓名，居住地点，他可以到法院去告我；说给他，让他报出真名实姓和地点，我可以向法院告他诽谤我。不要利用互联网诽谤人，这是法律不容许的，因为这不是你们梦想的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了。

同样，我也非常期待你张申的起诉，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你的精力和身体吃不消，毕竟是一个九十五高龄的人了，再气出什么病来我可担待不起，但是你可以委托任彦芳来打这一场官司。

至于“报出真名实姓和地点”，任彦芳不是“兰考的研究专家”吗？他一个电话打到兰考就知道了，你就不用费力劳神了。

切记！切记！

任彦芳的《谁在为文革招魂，为什么？》，再一次举起“文革余孽”这根大棒：“他们一心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幻想第二次文革的到来。只有第二次文革到来，他们才能把这案翻过来，但这是中国人民不允许的，历史不许倒退，不允许封建法西斯复辟。”

把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斥为“文革余孽”，是任彦芳之流惯用的手法。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冯健、周原，一直是张钦礼坚定的支持者，一直为张钦礼奔走呼吁，但他们在文革中因写了“焦裕禄”而多次受批斗、受迫害。他们能是“文革余孽”吗?

《焦裕禄传》的作者陈新、殷允岭，电视连续剧和小说《焦裕禄》的作者何香久，百家讲坛《焦裕禄》主讲人周文训等都在其作品里替张钦礼说过好话，他们能是“文革余孽”吗?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焦守云，一直为张钦礼冤案奔走呼吁，她们能是“文革余孽”吗？

最近，《炎黄春秋》刊登了陈健的文章《张钦礼案的前前后后》，这么说，陈健和《炎黄春秋》也成了“文革余孽”吗？

以上这些人士，他们的政治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在张钦礼案的问题上，立场却惊人的一致。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是不会为“立场”而罔顾事实的。只有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灵魂的人才歪曲事实，诬陷他人。任彦芳是不是这种人，相信法庭会作出正确的宣判的。

（根据后来查证，任彦芳文章最初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题目是【来函照登】《我要为焦裕禄老领导张申老人说话》（任彦芳），其中【来函照登】是网站编辑所加。《谁在为文革招魂，为什么？》是一位网友在转载是加的。特此说明）

201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