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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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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02-12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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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2 06:25:40 来源：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作者：邓力群 ( 摘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1984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P319)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他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处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且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P319-320)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弄得一塌糊涂。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意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P320-323)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P324) 1985年6月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上，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呜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P354-355)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锐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议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态度，本来是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发出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这样，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了送审稿子有“三个不够”，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在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重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的插话，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陆定一说，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苏联提出来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并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确实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P407-410)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不点名的批批判.(P411)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P411-412)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了，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P414-415)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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