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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变味的大米,消逝的农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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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4 17:53:28  来源:南风窗  作者:土土
以前,进城看孙女,钟兆武总能从家里带些米,但现在只能抓几把青菜了。去年春节后,他就没再种粮了。不过,他仍是南坑村最后的耕种者。多年前,其他村民就不种地,都进城定居了。住在县城的村民,也靠买米度日,耕地则或给外人耕种,或抛荒—有连片的耕地里,长满两三米高的杂草。
  南坑村是安义县新民乡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村里本有32户、共136人,但目前只有钟兆武在无奈坚守。原本喧闹而充满活力的村庄,一夜之间,成了荒郊野外。

  现代化进程,像一台台大型的推土机,横扫中国。在钟兆武面前,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已经历嬗变,并且,正在剧烈嬗变。

  “变味”的大米
  安义是南昌市下辖的一个郊县,距南昌市区65公里。从南昌出发,驱车沿赣西北前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安义县城。这是江西省面积最小的县,只有66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多,全县就32万亩,人均耕地也就1亩多。

  中部很多县域也是这样:一户人家粮食除了够吃,还够喂养十来只家禽和几头猪。平日,偶尔也可拿少许的米去换钱—在安义街头或农贸市场里,农人撂下盛满大米的箩筐,就米质、米价与购买者争论、讨价还价。不过,这是20多年前的场景。

  如今的村庄里。早年盛行的耕牛、“铁牛”、碾米机,相继逝去。那时,碾米机发动,震得满村响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当下,粮食的生产、包装,早已打上深深的工业化烙印。人们从市场买到的米,都是整袋包装好了的。米袋的封面设计,也搞得充满了乡村气息。很多米都是从黑龙江等全国重要产地运来的。安义人吃到的大米,也不再是过去那种纯产自安义的谷物味道了。

  “安义也种些米,但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了。”在钟兆武看来,外地大米的“入侵”是市场化充分的结果,也是供给不足的写照。因为土地的利用率,已比不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那时,一年种两季水稻,冬稻结束后,还种油菜。如今,绝大部分村民的田地,要么荒芜,要么是给别人免费代耕。即使是别人代耕,通常也只耕种一季。

  “大户化”隐忧
  免费代耕,一般出现在那些耕作条件不是太好的区域。安义县28万人中,有12万人常年在外务工—这几乎囊括了全县的青壮年劳动力,剩下在村的,主要是些老弱病残。也正因人力大规模地出走,抛荒的土地才有了被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可能。耕作条件较好,水源充足,便于连片耕种的区域,通常有种粮大户来流转。2012年,安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15.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8%。其中,流转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442户,流转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26户。在鼎湖镇,土地流转率甚至高达80%。

  土地流转在安义渐成风气,是最近三四年的事。10年前,安义的耕地也出现了严重抛荒,粮食产量在2004年以前,出现了“连续减产的局面”。2004年,粮食才有了难得的增产,但总产量就13.3万吨。可惜,这一扭转局势的增产,也不过是昙花一现。2005年,安义粮食产量跌到10.8万吨,同比锐减了18.6%。

  随后减少的,还有耕种面积: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比2006年减少2389亩。改革开放30年后,农民对土地的兴趣越来越淡了。不少种粮大户从2010年起,开始有机会大面积地流转农户的土地。即使这样,2012年,安义县提出的粮食生产任务—“播种面积达57万亩,总产量达5亿斤”,也无法完成—无论是亩数,还是产量。

  这不妨碍人们对安义土地成功流转的赞誉,毕竟散户不种地,大户来种地,不仅解决农田抛荒问题,且规模化经营,可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看起来,这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令人神往的路子。但潜藏在背后的问题一旦爆发,是比散户抛荒更可怕的行为。

  鼎湖镇,随着种粮大户增多,市场的无序竞争不断推高地租。2010年,这里每亩地流转的经营价是200元,但此后每年每亩上涨80元至100元不等,现在这里的地租已涨到460元每亩。有的甚至冲破500元一亩。

  “种粮能有多大利润呢?”安义县农业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谢邦根告诉我们,他们曾做过调研,一般情况下,一亩水稻地就挣400至500元。很好的水田,一亩能挣到600元。“如果租金乱涨,种粮大户无利可图,一旦退出,十几万常年在外的安义人,谁来种田?”谢邦根说,这是他最为焦心的。

  农户不愿和大户一次签几年合同,只希望一年一签。由于有种粮大户的竞争,他们不愁土地没人租了,所以坐地起价。但一年一签,也让大户缺乏持续经营的信心,他们不可能在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投入,因为不清楚,明年这地还是不是他种。他们甚至可能采取掠夺性经营。一旦如此,老百姓也将遭殃。

  大户与农户的博弈如果不能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将两败俱伤:无序竞争导致地租持续上涨,农户会逼走种粮大户。种粮大户减少后,粮食产量降低,供不应求会致粮价上涨,农民买粮的费用增加。当然,粮价上涨,也会逼着农户提高地租,甚至收回土地自己经营。但自传统农业被大资本嵌入的那一刻起,未来农业所呈现的,绝非只有高效,还有诸多不确定风险与隐忧。过去多年里,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召唤现代化,但对现代化的另一面往往反思不足。

  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目前流转了安义县1.8万亩耕地。据他向我们透露,去年,60%~70%的种粮大户都亏钱,特别是流转面积在200亩以下的。“我本人保本也是亏钱”,凌继河说,因投入大,加上机械折旧,对他而言,没有挣到就是亏了。不过,他已经和老婆商量好了,“打算再亏5年,如果继续亏,只好退出了”。

  种粮大户在连片耕作中,已轧平了一些机耕路,并摧毁一块块耕地间用于引水的小沟渠。所以,如果种粮大户退出连片耕地,单家独户要恢复到原先的小农耕种模式,会面临很多困难。仅靠单家独户而不是发动集体力量去修造沟渠,是很难搞好农业生产的。可农户个体此前已被裹挟进现代化的生产关系中,进退维谷,不能自已。

  畸形的消费
  不能自已的,还有这个县城的畸高消费。在安义汽车站下车后,破败与萧条,是安义给外来人的第一印象。穿行在这座县城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有少许的手扶拖拉机和小车。即便它们这样杂乱地奔跑,这座县城也不会塞车。

  这里的公交,开通得也比较晚。南昌至安义的公交车,2011年才开通。城内的无人售票公交车,2009年8月才开通。跨镇的乡村巴士,更是少得可怜。从县城前往新民乡南坑村,就25公里,路面平坦而顺畅,但一天只发两趟车:早7点和下午3点。错过了,通常就只能等第二天再出发了。即便这样,车内依旧没什么人。

  县城主干道两旁,主要是些门面破败的杂货店、快餐店。很多饮食店的门前道路,因常年倾倒潲水油等餐厨垃圾,路面黑乎乎的。踩上去,鞋底与路面发出“咯吱,咯吱”声。

  县城文峰路上,道路两旁的绿化树,已有一段时日没修剪了。晚上7时许,昏黄的路灯开始绽放,但树叶将路灯遮蔽得愈显暗淡。灯光将稀疏的人影,拉得很长很长。

  但这座县城的消费,和它所呈现出的面貌并不一致。这里的房价,一平方米高达5000块钱,而一个约4平方米、只能用来停放摩托车的车库,得花7万元。这里的日常消费也很高,豆芽在春节时,一斤甚至卖到10元。在网吧上网,一个小时5元,春节要10元。无所事事的出租车司机,好不容易才逮到客人。一路上,司机就跟记者抱怨,这里的消费比南昌还高,但服务水准又极低。

  而不塞车的现象,只出现在平时,到了春节,整个县城几乎成了停车场。“除了港澳台的车牌外,全国各地的豪车云集安义!”安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帅如琼告诉记者,这些车都是安义人在外做生意,过年开回来的。那时,即便是村道也塞满车。所以,在县城的人,那星期基本不开车。

  房价及日常消费被推高,和这些外出人的“贡献”有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安义人到发达地区务工,主要从事铝合金门窗生意,且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目前,12万在外务工的安义人中,80%以上从事铝合金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并已从当初的开门店组装铝合金,到现在的代理铝合金、开厂做品牌。一波波先富阶层,先后将家从农村撤离,来到县城定居、生活。2012年,安义县城人口已升至8万人。

  工业的诱惑
  10年前,安义县的GDP只有15.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4.8亿元,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5.1亿元。农业和工业的产值竟相差无几。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是30︰33︰37。安义县统计部门直言,三大产业的结构“不尽如人意”,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大。2005年,安义县统计部门再次提及,“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旧偏大,二产业不突出。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进行快到30年的时候,安义县的三产业结构,才走到了被当地称之为“历史性转变”的时刻:第二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三产业,成为安义经济发展的第一主力。

  工业成为第一推力,是安义县蚀骨渴望和漫长等待的结果。30多年来,安义的劳动力优势,没有内化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源,人们纷纷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出走。2009年,安义县搞了个旨在吸引本地老板返乡创业的“三回”工程,即“人才回归、资金回流、创业回乡”。这年,安义一般预算收入首破2亿元。去年,安义县地方财政收入突破5亿元。

  和稍微发达的县相比,这数据并不引人注目。但对安义而言,其发展已进入了工业化轨道。安义县工业园区是安义工业聚集地,也是该县的主要财源。目前,园区有193家企业落户,其中以铝合金等新型建材的企业居多,有113家—这些企业老板,九成以上是本地老板返乡创业。本地民间的资金优势,开始转化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资本优势。

  只是,劳动力优势并没有彰显。“在工厂打工的,主要来自河南、湖北、贵州等地。”安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熊勇告诉我们,安义人大都去做生意,不打工的。

  从传统农耕,到不打工、不种地,只做生意—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35年的改革变迁光景,就像束一闪而过的闪电!安义人的日子也在这种变迁中,似乎过得越来越安逸了。

  但不是这样的,对现状,他们烦透了,内心焦虑不已。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但不种地的他们,已无力应对。以前,食品生产几乎掌控在自己手中,那会儿,他们从不去关心电视上关于此类的新闻报道。他们开始关心国内国际时事报道了,是因为金融危机、国际形势等任何的风吹草动,总牵扯到他们或他们亲戚生意的好坏。这种焦虑越来越沉重,无法逃脱。

  转自《南风窗》,破土有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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