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11 11:33:01 来源：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作者：陈晓农
迄今为止，涉及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南海日常生活的文字著作并不多，有许多冠以“红墻内外”、“中南海纪实”等等题目的著作，其实都是比较纯粹的政治性著作，其内容无一例外是在为官方的说法做诠释，以浓墨重彩将历史人物进一步脸谱化。有的作者在进行这种诠释和描绘时，为了使他们的书对读者更具吸引力，不惜胡编乱造出一些故事，或者在议论上故作耸人之语，而对于中南海真实的生活情况，他们却并未了解过。
中南海在明清时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于故宫紫禁城西面，属于皇家园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两海。西苑三海又名太液池，为一长条状的湖泊，湖上有两座桥，将湖隔为三部分，按这三部分的位置，分别称为北海、中海、南海。偏北的长桥将西苑三海整体又分成两大部分：北侧的北海，现今已辟为北海公园;南侧的中海和南海，中海为大，南海为小，二者在狭窄的连接处为一小桥隔开，合称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 中南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南海即脱离了清朝皇室的管辖，成为袁世凯的办公处所。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凯死后，中南海曾继续作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北洋政府消亡后，中南海一度改为公园。四十年代国共两党战争时期，傅作义曾在中南海办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曾经在中南海住过15年 笔者1951年随父亲陈伯达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初入中南海时，陈伯达临时住在勤政殿里的两间房子里。勤政殿离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很近，是一所带西式风格的建筑，中华民国初期，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是中共中央的一个会议场所。在笔者的印象里，勤政殿的名称虽然很雅，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建筑，外墙是灰色的，内墙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铺着栗子色的宽木地板，室内沒有任何装饰，反映出盖这所建筑时，中国的财力非常薄弱。 位于勤政殿和丰泽园的南面不远处，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原是一个小岛，四面临水，北侧有桥通岸。岛上有几间黃色琉璃瓦顶、红漆门柱的殿堂建筑。由于瀛台的存在，使得南海的湖面呈现出弯月的形状。 瀛台因在清末关押过光绪皇帝而成为诸多文艺作品描写的对象。笔者小时，曾被大人带着在瀛台玩耍过几次，并由当时专给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师侯波拍过几张照片。现今留下的印象就是：那里极为安静，静到鸦雀无声。 陈伯达在勤政殿住了不长的时间，就搬到中海岸边一组连体四合院内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连体四合院由三个并排的四合院组成，它整个座西朝东，临湖一侧，有一条长廊连通整体，长廊向外的一面被花格木板墙封闭住了，廊上从南至北开有三个门，分别为三个四合院的出口，正中的门上挂着一个匾额，上有“迎春门”三个字，所以有的人就称这里为“迎春堂”，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迎春堂”的匾额。据说，这里在清代是宫中太监们的住所。陈伯达住进这里时，该处院落仍保持着破旧的外貌，门柱的漆皮都已脱落，房顶的瓦上长着青草，只是房间里已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迎春堂的另两个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所。 随着年龄长大，逐渐懂事，我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属于中南海的乙区。不知从何时起，中南海从南至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每个区都在分界处的路口上设立了岗哨，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是不能随便到甲区。从此我再也不可能随便到南海的瀛台等处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的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中宣部搬走以后，原来属于中宣部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的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还有一些领导人，五、六十年代并未住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包括林彪、刘伯承在内，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 中南海内主要有一条沿着湖泊西岸，贯穿南北的柏油马路。这条路在南段伸往毛泽东住处的路口处设置的岗哨，是甲区和乙区间的主要岗哨。白天，岗亭的栏杆经常拦住路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避免车辆行驶声打扰毛泽东睡眠。到了夜间，这里敞开路口，放行车辆。 乙区和丙区间的主要岗哨，设置在同一马路北段的游泳池门口。岗哨以北属于国务院的范围。在南北两个主要岗哨之间，迎春堂和游泳池以东，直到中海岸边，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场地东北角临水处，几株高大古树扶疏枝叶的掩映中，有一座形态奇巧的假山，与国务院那边临水处的紫光阁相对映，形成了湖边最好的景致。然而，每逢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怀仁堂门口的场地不敷停车使用，这片湖边的场地就变成了主要的停车场。 怀仁堂位于中南海西大门(中南海有两个西门，靠北的较小，属于国务院，人们常说的西门或西大门，属于中央办公厅)内广场北侧。五十年代，怀仁堂经过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筑规模依旧，只能容纳1000余人。建国初期，北京沒有什么大型会议场馆，怀仁堂即被用作国家主要的会议礼堂使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怀仁堂里就不再举行大型会议了。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中南海春藕斋舞会上的毛泽东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新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的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为刘少奇的住宅，偏西边的楼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两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三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六十年代以后，不再放映香港片了。 每逢放电影时，餐厅靠南边的位置都树立起一个大屏幕，把靠北边的不多几个餐桌收拾好后，即在屏幕前摆上普通的坐椅，作为观众席使用，坐椅第一排放几个沙发，作为首长席。放映机则安置在紧北边靠近过厅处。一个很简单的电影厅就这样布置好了。 中南海里的人以警卫战士为多，作为居民的人并不多，警卫战士不能参加居民的娱乐活动，所以到西楼餐厅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并不很多。经常去看电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过一百多人。领导人中常看电影的，只有李富春、蔡畅夫妇，杨尚昆、李伯钊夫妇。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偶尔也去看，他们去看的多半是国产新片，属于“审查片”。其他领导人则极少去看电影。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对于孩子来讲，中南海虽然风光美，却是个寂寞的世界。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每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南海的小孩子们都在中午蜂拥而至地进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许多工作人员也可买票进入，常使游泳池人满为患。我的继母刘叔宴想让我和两个妹妹避开拥挤，就设法与游泳池管理人员联系，请他们通融一下，允许我们兄妹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去游泳。因我们家与游泳池可算是邻居，比较好说话，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许。 1961年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北戴河了，从61年至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天上午，除我们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环境幽静、温馨而惬意，任由我们在池水中畅游，这使我轻松地学会了各种姿势的游泳。 当然，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游泳者光临。有一次，罗瑞卿和杨尚昆一起来了。他们两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区游，一边还互相交谈，沒有和我们小孩子接触。罗瑞卿手上还带着一块表，当时国内带防水表游泳的人极少，所以很是显眼。还有一次，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两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了，给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几岁，还要大人陪着。过了一会儿，罗荣桓的儿子也来了，他与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经过联系才进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后期，游泳池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它的室内部分逐渐成为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般的领导人已很少进去了。在室内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也被占用了部分土地，加盖了房子，加盖的部分与室内游泳池联成一体，外墻涂成一样的乳黄色。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第二个住所。1965年夏天，我到内蒙古临河县下乡，中南海游泳池的室外部分是否还对一般人开放过，就不清楚了。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因人们的食品受到严格的定量供应，中南海里的居民们也需要节约自己的体力，冬季的滑冰场也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与滑冰场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个夏季的划船码头，它原来设在中海西岸乙区一侧，大约共有十来条木船，有一个专人管理。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夏季可随时来此处划船兜风。有次刘少奇带全家人分乘两条船在湖上游玩，因他家人多，嬉笑之声在湖面上飘荡，很是惹人注目。后来这个码头不知何故被取消了，直到今天也沒有再恢复。过去，途经北海大桥以及在北海白塔跟前登高游览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瞭望到大桥南侧中海湖面上星星点点的划船者。如今，人们再也看不到这一景致了，抬眼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宁静的湖水。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墻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我们家是极少使用特供证的，陈伯达从来都是烟酒不沾。在困难时期，陈伯达的粮食定量也定得极低。 有一次我和刘叔宴谈到，有个同学说他父亲参加中央的会议或到外地开会时，吃饭不用交粮票，所以他们家的粮票很宽裕，我说我们家粮票可是很紧，他都不相信。 刘叔宴皱着眉头说：“会有这种事?不应该的!你爸爸开什么会都要交粮票的。” “去外地开会也要交粮票吗?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们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时候你爸爸去庐山开中央的会，会议通知上还写着叫带粮票呢。每次开会我们都是按规定交粮票的，没有有过例外。你爸爸粮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们家粮票一直很紧啊!” “爸爸粮食定量怎么那么低呀?” “机关里让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数字，你爸爸报的是21斤，就给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报了3斤，就定了24斤。”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却。 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谈了从同学处听来的情况： “有个同学，初中是在八一学校(北京军区管辖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上的学。他说，最困难的那段时候，八一学校的粮食也不够吃，学校就想办法买了一批不要粮票的高级点心，分给同学们吃。有的同学不愿意吃点心，都给扔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父亲突然愤怒地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 “别这样，听一听他们小孩子讲的，可以了解些情况。”刘叔宴冷静地说了一句。 父亲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饭也不再吃了，起身到书房去了。 “爸爸怎么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举动，他很少这样发脾气的。 “哎，这两年国家遇到经济困难，粮食紧张，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可是竟然还有人这样浪费粮食!你爸爸听不下去这种事。我们有些干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话了。你爸爸现在连规定供应他的鸡蛋都不肯吃，因为他知道国家正在出口鸡蛋，用鸡蛋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前几天办公厅管伙食的人还来劝过你爸爸呢。” 听了刘叔宴的解释，我默默地吃完碗里的饭，沒有再说一句话。 从这件事，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陈伯达对有些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脱离群众讲享受的行为有那么大的反感情绪。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人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有一次，我随李景如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中央的桌子旁坐着等候时，因为到餐厅吃饭的人都还没来，一个厨师就过来和我们闲聊：“你们家的菜好做，一会儿就得。你们家五、六口人吧?一个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时也不过一百零几块(餐厅每月底结帐，收取各家的伙食费)，在这儿是低的啦。林伯渠老俩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块。不过他们老俩挣的多，年纪大了，又没子女在身边，吃好些也是应该的。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 陈伯达吃饭一般是三菜一汤。菜是一荤两素。荤菜多半是溜肝尖、狮子头一类常见菜。遇到家人团聚，他常加点个红烧黄鱼、鱿鱼等，逢年过节，有时点个对虾或海参，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边长大的人，有吃水产的习惯。 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轻时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伙食情况，我未曾耳闻，但我知道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宽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会太高。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除三个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饭外，其余五个孩子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为刘的前妻王前所生，后三人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萧萧)都随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楼餐厅吃饭。当时刘少奇虽然工资高，但王光美参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级干部，月工资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钱太多的事，他们家是难以承受的。这里只讲一下我所熟悉的刘少奇之子刘丁丁(后改名刘允真)的情况，人们即可管中窥豹了。 刘丁丁和我是同岁，1951年我上北海幼儿园，他即和我同班。后来我们又一起于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学上学，仍是同班。 育英小学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子弟小学，它的校舍和设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却比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万寿路附近。孩子们都是住校，可这里却不通公共汽车，每周六、日由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接送孩子们往返。个别高干摆排场，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孩子。刘少奇从来没有用轿车接送过孩子，刘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过中南海北门的中央宣传部的班车。 1957年夏，育英小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所有这类学校都对社会开放，学生费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給制，学生们从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学校包揽，费用由公家拨付。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后，这些费用都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们支付了。 育英小学改制后，规定每个学生除了学杂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这对我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中，每日走读，至少不用花住宿费。 195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位于圆明园遗址的一Ο一中学上初中。刘丁丁也到了该校，但和我不是一个班。一Ο一中名气虽大，但当时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艰苦，学生宿舍连暖气都没有，食堂伙食也极差，因而各项收费都很低廉。学生中，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围几所大学的教师子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干部子弟中，因嫌该校生活艰苦而中途转学者，不乏其人。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结伴同行。我们俩除了在动物园转车时，偶尔在货摊上买包两角钱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枣(当时国家从中东进口了许多这种蜜枣)，填补一下未吃饱的肚子外，从来没有往学校带过食品，可见丁丁家和我家一样，没有多余的食品，不像蒋南翔的儿子蒋延东等个别同学，经常往学校里带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毕业，我考入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绩差，没有考上高中。一Ο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读一年，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后来丁丁被分配到良乡农业机械学校(该校属于中专，录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学校位于房山区，离市里很远。从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触了。 除了刘少奇家经济不宽裕外，困难时期，李富春、蔡畅夫妇一家的粮票也比较紧缺。那时，他们老两口有个外孙，小名叫安德列，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岁，平时与我没有说过话，他的父亲是苏联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罗斯人，而且起了个俄式的小名。 有段时间，不知为何，安德列常单独一人去西楼餐厅吃饭。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调到清河制呢厂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饭，正遇见一位厨师在过厅中央的桌子旁训斥安德列。我们见状只好退坐到摆在东墙根的椅子上。厨房里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淹没了厨师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安德列走了。李玉元问厨师：“什么事呀?”厨师说：“他吃饭有好几天没给粮票，那哪行啊?我在给他上政治课，催他赶紧交粮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净的，但有时清净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范围内串门，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走访过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户。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们偶尔造访过。例如，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登门拜访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刘少奇曾去过宋庆龄和贺龙的家。 凡是来我家串过门的领导人，只要是我在家里遇见或听家里人说起过的，我都留有印象。记得朱德来过一次，是陈伯达刚搬家到迎春堂时来的。彭德怀夫妇来过三次，前文已提到过。陈毅刚搬家到中南海时来过一次，后与周总理共同来过一次。周总理1965年独自来过一次，正巧我住在学校不在家。胡乔木、陆定一来过两次，我也都没在家。彭真来的次数较多，陈伯达也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家，并带我去过一次。康生来过三次，陈伯达也去过康家。陶铸来北京开会时来过三几次。李雪峰夫妇来过一次。周扬来过两三次。王震来过一次。叶飞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带领十几位福建省的干部一起来过一次。薄一波来访的一次，则是1965年陈伯达已将家中书籍等物搬出中南海，在新建胡同原顾维钧旧居进行安顿的时候(1966年底陈家全部搬至此处)，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目睹了薄一波到新建胡同拜访陈的情形。另外，陈伯达与张鼎丞也有来往，曾带我去过一次张鼎丞的家。 还有一些当时不属于领导人的知名干部，如艾思奇、邓力群、田家英、王力、杨波等，也曾多次到过陈伯达的家。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与陈伯达来往频繁，后来就逐渐减少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53年3月5日晚上。虽然当时我年幼，离7周岁还差一个多月，但因事情很特别，所以至今无法忘记。 那天晚上天黑不久，我正在陈伯达办公的房间看画报，田家英来了。他一脸的愁容，坐下后耷拉着脑袋对陈伯达说：“斯大林逝世了，刚才电台已经广播了。”话音刚落，他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陈伯达皱着眉头，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我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奇。 “哎!那么大的人还哭鼻子啊!没出息。”我的话脱口而出。 陈伯达立刻训斥我：“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乱说话!” “我怎么了?” “斯大林，你听说过吗?” “你是说斯大林老公公吧?当然知道了。” 那时斯大林的名字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电台广播的歌曲里，幼儿园阿姨的说话里，到处都能听见“斯大林大元帅”、“斯大林老公公”这类称呼。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斯大林老公公逝世了。”陈伯达仍表情木然地说道。田家英则还在一旁啜泣着。 “逝世了是什么意思呀?” 我第一次听说“逝世”这个词，自然不能理解。 “逝世就是死了。” “噢，斯大林老公公死了呀，干嘛要说逝世呢?” 我嘟囔着。陈伯达没有再理会我，歪过头问田家英：“主席知道了没有?” 田家英搖搖头：“还不知道，还没有告诉他。” 陈伯达对田家英说：“那我们现在一起去他那里吧。”说着就起身与田一起走出了家门。 这件事情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镜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党政机关里的人们对斯大林的情感和态度，反映了中苏两国关系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密切程度。所以，事情虽小，我认为还是值得写出来。 随着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陈伯达与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渐疏远了，但他们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着书客之谊。陈伯达去琉璃厂逛旧书店，仍常约上田家英、陈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泽东亲口告诉陈伯达，田家英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两人的关系才出现了无可挽回的破裂。 与陈伯达在古籍书画上有过交往的，还有几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们当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黄冑等。王襄是中国第一代甲骨文学者、书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馆馆长，阿英和黄冑分别是著名的文人和画家。他们与陈伯达之间时有交往，并且互相赠送过古籍书画等。陈伯达倒台后，他自己购置的书籍连同过去朋友们赠送的书籍全被抄没，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没能看到这些物品。1996年，经笔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收存陈伯达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才发还了很少一部分书籍(前文已提到过)。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陈秉忱赠送的碑帖各两本外，其他人赠送陈伯达的书籍均下落不明。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 大人中，最喜欢小孩的是朱德。小时候，他来我家作客时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渐渐长大后，每次随公务员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等候时，遇到他来吃饭，他从餐厅看见我，总要慢慢走过来，一边笑呵呵地，一边伸出一双手，我就赶紧伸过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说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说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像做功课一样。朱德很喜欢小孩子。他与康克清没有孩子。在与康克清结婚前，他有过一儿一女。儿子很早就参了军，解放后年纪已很大了。女儿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孙，小名沃沃。因嫌家里小孩太少，朱德还把老家的几个侄孙接来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楼吃饭。 陈毅也比较喜欢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动说什么，只是带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挤挤眼。有时他挤完眼也戏称一句：“小鬼!” 刘少奇对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错，对别人的小孩却比较冷漠。我有两次遇见他和家人在中海岸边散步，他对别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顾、表情严肃，从不多说一句话，总是旁若无人地照直向前走去。 杨尚昆见到小孩喜欢说两句，但他总摆大人架子，大摇大摆地边说边走，并不停下步来听小孩回答什么。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少年儿童们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陈伯达在怀仁堂看戏时，远远地看见过他两次。但真正面对面地相见，则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时候。 那年，陈伯达正在天津市搞工业调查，五一节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过。恰逢那几天毛泽东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刘叔宴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了天津。当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是一座宏丽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国人和有钱人聚会娱乐的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俱乐部。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至少中南海里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我们先去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宽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更大，装饰更考究。当时，偌大的游泳池里只见杨尚昆一个人在池水中游泳，显得优哉游哉的样子。我们正观望时，有人告诉说，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乐部，杨尚昆就是陪毛主席来的。 接着我们来到地球室，玩了一会儿滚地球(现在称为保龄球)。刘叔宴心情很高兴，对我们三个小孩说：“今天让你们几个土包子开眼界了。”说实话，我平生只玩过一次这种游戏，以后再没有玩过。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这时，陈伯达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气氛显得十分严肃。 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连一句‘毛主席好!’都没问。” 前两年，看了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书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谈毛泽东接见来客的一些情况：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照李银桥所说的情况，毛泽东接见我们兄妹时，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是破例的举动。因为，虽然当时毛泽东是处在公众场合，但那是一个娱乐的场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礼节，何况我们仅只是他的下属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泽东之所以很郑重地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接见我们三个小孩子，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知道我哥哥陈小达之死的内情。而此时，陈伯达本人却还不知道陈小达之死的事。 毛泽东在天津，是住在马场道5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那里解放前是美国驻天津领事馆，解放后改作招待所。陈伯达则是住在一位资本家的旧宅。该资本家有多处住宅，解放后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给了国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后来几年，陈伯达去天津搞工业调查时，也曾住过马场道5号毛泽东住过的房子。有一回节假日，我们家属也同去那里住过。那所房子结构灵巧，但毕竟年代久了，内部并不显得豪华。天津在1958年还曾专为毛泽东盖过一处平房，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 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尤其是杨尚昆当了国家主席以后，中南海终究没有逃脱大拆大盖的命运。据说，不仅中海西岸的迎春堂一代完全拆光了，而且许多旧院落也被拆掉了，在这些旧院落的旧址上新盖了许多现代样式的二、三层楼房。中南海已失掉了过去皇家园林的旧貌，变得不伦不类了。 陈伯达在中南海居住期间，还遇到过两件不愉快的小事。 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中央警卫局规定中南海的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究竟属于什么级别的干部才得享受敬礼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陈伯达是被列为敬礼的对象之一的。这样，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出入中南海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敬礼!”门柱两边的卫兵立即立正行军礼。陈伯达对这项制度很不习惯，但既然出于中央军委直辖的中央警卫局的规定，他也无可奈何。 不久，有一个情况为难了中南海西门的警卫。陈伯达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领导干部乘坐轿车出入，卫兵行个礼无妨，若徒步出入也行军礼，却十分别扭。因为那样会引起门外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观看。我曾有两次陪陈伯达步行出西门。站在门口内侧的值勤军官早已认得陈伯达，见他走近时，便突如其来地高喊一声：“敬礼!”卫兵们立即举手敬礼。陈伯达也忙不迭地边走边举右手还礼。这种过分严肃的仪式，令我这个少年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门。幸好当时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没有引得人们过来看稀罕。 据闻，后来警卫部门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认为万一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根据是否行礼来判断出入者的身份，跟踪步行出门的领导人，则极易发生安全问题。于是对步行者敬礼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泽东对过分强调正规化提出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中央警卫局为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就完全取消了对领导人敬礼的制度。 虽然陈伯达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门时曾遇到卫兵敬礼的麻烦，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门却遇到过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陈伯达步行出北门到北海大桥东面的团城看工艺美术展览。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出入证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证上的“陈伯达”这个名字显然卫兵很生疏。证上还有两栏，单位一栏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职务一栏却是空着的。当时，居住在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极少有步行出门的，卫兵们没有直接查验过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未见过这种职务栏空缺的出入证。 “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卫兵怀疑地质问。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 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 陈伯达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却传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张兰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该所办公室副主任邹本浩，当年在胡乔木处工作过。一次，他与我妻在闲聊中提及此事，便笑个不止，说是当时听说陈伯达因不修边幅，布衣旧衫，被卫兵当作是盲流市内的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云云。其实事情并没有那样复杂。陈伯达毕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证，该证属于绝密证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须知当年社会上还没有时下那种高超的作伪技术。 无论是受到卫兵的敬礼也罢，还是受到卫兵的阻挡也罢，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样随便行走，过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难的。他们正在被有形的高墙和无形的官场习气包裹起来，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一般的老百姓。陈伯达对这一现象深为反感，他总想在造成官民隔离的有形和无形的墙上开一个缺口，所以他常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然而有些高官却对官民隔离的状态十分习惯，几至一日不可或缺，他们时时刻刻害怕别人把他们当成了一般的老百姓。 1970年陈伯达倒台时，我正在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当工人，组织上规定我不得离开石家庄。1979年冬，禁令被打破，我有了一次与同事一起出差北京的机会。当我坐着无轨电车从北海大桥上驰过时，我看到大桥原来低矮的汉白玉栏杆已被换成了一人多高的栅栏式铁栏杆，不禁心头掠过一丝凄凉。我在石家庄已听说过更换栏杆的事，知道这是为了防备有人越过桥上的栏杆进入中南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现在亲眼见到这种景象，仍不免为之怅惋。想当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与群众是那样的水乳交融。国民党曾以几十万元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周恩来的首级，可毛泽东、周恩来仍安然居住在寻常村落之中，门前仅只有一名哨兵，其情景曾令美国记者斯诺大为感叹。可是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几十年了，领导人的安全反而越发成了问题，甚至连厚实的高墙和成群的卫兵都仍觉得不够保险，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某种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