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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民告官 系全国首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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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新闻
新京报      贾世煜2016-04-18 03:48

[p=null, 2, left]4月11日,贵阳市中院,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法庭上回答原告及法官提问。图/CF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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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贵州省遵义县泮水镇,原告丁加强站在其苗木被铲平的土地上。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摄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民告官”的新闻,在一夜间传遍网络。

4月11日,贵阳市中院,陈鸣明和农民丁加强面对面坐在法庭上,他们的身份是被告和原告。

这是全国第一个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的案例。消息传出后,网络上的点赞声此起彼伏。同时,也有部分质疑其作秀的声音出现。

是什么原因让陈鸣明坐上了被告席?在这场“庭审大戏”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细节?法庭之上,与陈鸣明对质的农民丁加强,庭审后又是怎样的状态?副省长出庭之后,“告官不见官”的现状是否会有改变?

行政复议引争议 副省长上被告席

4月的贵阳,天气尚未完全回暖。

11日这天,坐在被告席上的陈鸣明穿了件蓝色衬衣,未着正装。他把两条胳膊叠放在一起,坐得端端正正。

与他相对而坐的是原告丁加强,他特意穿了件银灰色西服,因为毕竟是进了城。

陈鸣明今年59岁,贵州土生土长的官员,负责省政府法制等方面工作。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庭审视频显示,开庭后,在法官确认原被告身份环节,陈鸣明放下手中的资料答道,“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鸣明”。

坐在被告席上的陈鸣明面色严肃,声音低沉。旁听此次庭审的一名贵州官方人士说,陈鸣明看着有些拘谨,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很认真,不时拿笔做下记录。

据丁加强的代理律师李春兰的回忆,陈鸣明在庭上有两次发言,一次是宣读答辩状,另一次是最后陈述。

丁加强说,当天在陈鸣明做最后陈述时,他不时点头表示赞成。见到记者,不善言辞的他一字一句地复述了当天陈鸣明的陈述,“我认为丁加强通过提起行政复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是到法庭去闹,或者堵路,至少通过法定程序反映自己的诉求,我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

“我觉得他说得对。”丁加强笑了笑说,副省长出庭肯定会维护农民的利益。

和许多“民告官”案件一样,这起案件也是因征地拆迁而起。

丁加强是遵义市遵义县泮水镇青丰村村民。2015年6月,因贵州省白黔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需要,丁加强的部分土地及苗木被征收。

丁加强认为土地征收依据即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办函〔2015〕34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白黔高速公路工程(遵义境)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系违法,遂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审查后认为原告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因不服贵州省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丁加强于2016年2月以省政府为被告,向贵阳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

等待两个月后,4月11日,该案在贵阳市中院第一次开庭。

让丁加强倍感意外的是,对方竟是贵州省副省长出庭应诉。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那是一个副省长,得管多少人啊!”

庭审持续了1个小时。结束后,陈鸣明主动上前,和原告丁加强握手示意。丁加强对陈鸣明说,“谢谢您”。

据贵阳市中院介绍,此案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二是省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是否合法。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包括陈鸣明的最后陈述。在这段陈述中,陈鸣明吐露心迹,“我们的工作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司法的监督。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出这个庭,主要是表明这个态度。”

法庭上,谈及这次出庭的目的,一直紧抿双唇的陈鸣明抬头报以微笑。

近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陈鸣明,对方以事务繁忙为由婉拒了采访。在回复给记者的短信中,他表示,“法治政府建设我们会努力。”

临时顶上来的案子

庭审当天早上9时,作为原告代理律师的李春兰走进法庭,当看到庭上出现的媒体和坐满人的旁听席,她有点懵,“是不是走错了?”

在询问工作人员后,李春兰得知,对方派出了贵州省副省长应诉。这出乎她的意料。在她将近7年的行政诉讼律师生涯中,法庭上见到的最高行政级别的被告是副处级。

李春兰跟丁加强说,你太幸运了,我从来没开过这种庭,这个案子有希望。据丁加强讲述,此前,李春兰曾告知他,要做好上诉到贵州省高院的准备。

事实上,丁加强的案子本不会由陈鸣明出庭应诉。

贵州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处一处副处长曹灵江,作为被告人代理参加了这次庭审。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副省长出庭一事,已酝酿将近一年。原本要出庭的案子也是定在4月11日,因为当事人撤诉未能开庭,便将同在11日开庭的丁加强诉贵州省政府一案顶了上来。“因为陈副省长的时间已经定了下来。”

去年5月1日,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在曹灵江看来,这是副省长出庭的一个契机。“陈副省长很主动,说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就去出庭。”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了今年。

在这次庭审前,曹灵江和同事去向陈鸣明做了两次案情汇报。

第一次是在4月6日左右,汇报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曹灵江记得,听完汇报后陈鸣明说,这个案情还是挺简单的。接着,陈鸣明问,庭上哪些环节由他回答。最后定下来,陈鸣明负责宣读答辩状和做最后陈述。

第二次汇报时间稍短,用了二十多分钟。根据曹灵江的讲述,主要是细节上的对接。比如,进法院时是坐车还是步行?以什么身份进去?最终陈鸣明敲定细节:步行进去,和普通当事人一样正常走安检通道。

庭审的情况也与往日稍有不同。曹灵江说,行政诉讼案情一般不复杂,平时这种庭审一般都是40分钟左右就开完了,因为答辩状都是没有全文宣布的,只择取主要内容向法院陈述。这一次领导有要求,要把这次庭审做成示范版,而不是省略版。

曹灵江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庭审结束后,陈鸣明仔细阅读了庭审笔录,并指出记录错误的地方请予更正。“我感觉是一点作秀都没有的,所有环节都很正常。”曹灵江说。

官司的输赢

4月15日,新京报记者在遵义县泮水镇见到了丁加强。因为和副省长当庭对峙,47岁的他成了镇上的名人。

不同于舆论对于副省长出庭应诉的关注焦点,他还在心心念念着自己被工程队推掉的紫薇苗木。

丁加强的手机上仍保留着铲车铲掉苗木的视频。时间是2015年12月19日,丁加强接到电话,工程队正在强行推掉地里的苗木。他连忙赶到现场。当时,一辆红色的铲车正在工作着。

视频显示,丁加强和铲车驾驶员交涉了几句,但未能阻止铲车继续推掉地里的苗木。

丁加强说,2012年,他开始在46亩土地上投资种植紫薇苗木。后因高速公路征地,他有20亩地被占。

在其苗木被强行推掉之前,当地政府曾与他商谈征地事宜,但因补偿标准问题他没有同意。

4月15日下午,丁加强带记者来到被征收的土地处,这里已无苗木生长过的迹象,有铲车正在现场施工。

现在,丁加强正在家中等候,但他并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他希望能够有人找他调解,但庭审之后尚未有官方和他联系。

“我知道民告官很多都告不赢。”丁加强说,但是如果败下去,家里的生活怎么搞?

不过,丁加强和李春兰对庭审的结果持乐观态度。李春兰认为,副省长参加了庭审,不管结果怎样,这个事儿应该能解决。因为副省长肯定要知道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不会不了了之。”

案件的另一方,贵州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处一处副处长曹灵江对新京报记者说,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于胜诉。

她透露,在选择副省长出庭的案件时,曾考虑过是否选择从法律上分析认为胜诉几率大的案件。权衡之后,大家认为胜诉或败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副省长去出庭了,他对这个问题是有科学的态度的。”曹灵江说。

此次庭审的审判长,贵阳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霍守明对新京报记者说,不管再高级别的领导出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已作出,该行为是否合法都是无法临时改变的。

“副省长既然能够出庭,体现了他对法治的尊重,对建设法治政府的信心。”霍守明说,我们将会根据案件的事实和依据,公正判决。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是要上网公开的,要经得起媒体和社会的检验。”霍守明说。

“告官不见官”背后

在副省长出庭应诉引发广泛关注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告官不见官”的现实。

黔南州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科科长罗勤琴说,看到陈鸣明出庭应诉感觉有点意外。尽管她认为,按理说行政负责人出庭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许多官员不愿出庭?罗勤琴曾在法院工作20年,在她看来,官员不愿出庭有两个原因,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往往担心到法院出庭没面子,二是官员在思想上转变不过来,感觉和老百姓不太对等。

曹灵江也表示,从主观上来说,许多官员怕输官司,怕丢人,会觉得上法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她强调,原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说作为被告就是错了。

曹灵江认为,告官不见官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行政负责人出庭作出规定,二是行政机关负责人确实存在工作繁忙的问题,三是很多行政机关负责人缺乏法律知识。

作为行政诉讼方面的律师,李春兰每个月都要参加4到5个庭审。她曾经遇到过一次临时“退堂”的官员,在某省高院参加一次行政诉讼案庭审时,一位副处级官员本来要出庭应诉。但是因为该高院准备在网络上直播庭审,该官员到了法院,却没进法庭。

庭审结束后,李春兰主动找到对方沟通,对方的回应很冷漠,说你按照法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新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尽管写上了行政负责人应该出庭的规定,但也留下了口子。没有法律规定,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另一方面,行政负责人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出庭应诉,也是多位受访法律工作者和专家的一个共识。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姜明安认为,官员出庭应诉,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复杂的案子。

姜明安还提出,官员出庭的时候不能像傻子一样不作声,必须提前了解案情,做好功课。

事实上,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官员出庭“意思”一下的情况也存在。罗勤琴表示,以前有领导干部出庭,往往是坐在那里表示一下意思,答辩状都是代理人代为宣读。

“行政负责人出庭的案件本身就不多。”李春兰说,在她经历的庭审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基本上都不说话。只是人去了,就是履行这个职责,跟原告也基本上不会有交流。

贵州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唐林表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普遍存在“消极应诉”、“出庭不出声”、“不研究法律关系、致力于社会关系”的现象,有的简单依赖聘请律师应诉。

姜明安则发现,现在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中,有的领导干部出庭会通过写条子、发短信的方式,对法官的审判进行干扰。

“法院在审判时倾向行政机关的情况仍然较多。”姜明安说,因为大多数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实现完全独立。法官在审判时会有担忧,因为他的升迁包括法院的财政等问题都由当地党政系统管理。如果让政府败诉,可能会出现问题。

正因为此,学界也有不支持行政负责人出庭的声音。姜明安记得,有一次他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开会的时候,为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这个规定,还曾经有专家互相争吵起来。

但姜明安表示,他支持行政负责人出庭,这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法律意识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的裁决执行。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旁听席上的市领导们

与往常不同,4月11日,丁加强诉省政府一案的庭审上多了两拨人。一拨是扛着摄像机、拿着笔记本的媒体记者,另一拨是从贵州各省直部门和各市州赶过来的,分管法制工作的副职及相关领导干部。

他们是被专门请来的。为了见证和学习这个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案例。

在曹灵江看来,这次庭审给相关领导干部们上了一堂法治课,主要是为了形成示范效应。

罗勤琴则更加直接,她说,听到陈副省长要出庭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副省长都出庭了,市长和县长还能不出庭吗?

多位受访的官方人士均表示,官员是否出庭应诉,主要还是由其自己决定。

在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这个问题上,贵州曾遭遇过舆论质疑。据《人民法院报》报道,一份来自全国人大内司委的报告显示,贵州全省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足1%,内蒙古法院在2013年审理近2000件行政案件,行政首长出庭的只有8人次。

面对新京报记者,曹灵江否认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她提供了一个新的数字,从2015年4月30日到2015年年底,贵州省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为27.2%。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数字并非针对同一时间段的庭审情况做出的统计。

“也是为了扭转一下这个局面吧”,曹灵江认为,陈鸣明出庭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贵州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唐林介绍,2015年4月30日,贵州省出台了《贵州省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办法(试行)》,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

这一办法与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同,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时间为去年5月1日。

唐林还提出,需要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约束机制,比如对市、州行政机关一把手,是否可以规定在任期内至少出庭应诉一次,以防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形同虚设。

据曹灵江介绍,贵州省政府法制办将对今年的行政负责人出庭情况进行考核,这将作为依法行政考核的一个指标。

罗勤琴也表示,这个考核对行政机关和其一把手都有影响。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也会从这里面得到体现。而实际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考核是其是否能够晋升的条件之一。

姜明安也提出了组织部门应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考核的建议。他还观察发现,目前各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有个别地方做得很好,但多数地方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还是很低。在他看来,这个跟当地行政主官的法治意识有很大关系。

“副省长出庭肯定要带动不少人”,姜明安说,就算是“作秀”也有好处,我希望官员多作一些这样的秀。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贵州贵阳、遵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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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尊法已经是社会的常见现象——按照现在的搞法,真正全面法治可能没有或很难拿出具体实现的时间表——法律制度不在一些官员的眼里,这是法治的最大障碍,而执法者违法或乱法甚至借改革开放之名破坏法律尊严,有些官员公然用自己的无知把权力使用与法律规范约束抛弃了——行政官员不积极响应法律的基本要求,其实就是行政不作为——这里报道仅说政府官员表明应诉的态度——如此低法律意识,怎么可能执好法呢?不知李克强的政府形象以后要不要提高自身的应诉率到99.5%呢?!不要只抓经济忘了还有法律约束——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恭维他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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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各个方面抛弃了毛泽东思想,造成中国内部矛盾激化,这里放上《反对自由主义》,供大家对照实际检验自己及他人,看看今日社会的领导者还是过去的领导者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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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原文
2012-03-24  zengps  + 关注献花(1)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并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种货色齐全,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放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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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副省长应该是共产党员,应该对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当做宝贝一样珍惜吧!??实际上我个人他这样一类的领导干部,根本就不看这样的结晶——我想各级书记们也是如此,不信请人民日报记者去调查一下,看看是否如此?!人家扔掉了宝贝,却要处处创新更有超越性的宝贝——这就是今日上层的意识形态或基本的弃毛结晶的意识或作派——谁能说这样现实不存在?!!一方面人家说要接受监督,另一方面,人家工作繁忙不接受采访——这样的领导者能管住多少人呢?其实他连自己也管不住,怎么可能管住他人?不知8000万们看了这里内容会怎么想——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会来此网站看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不法者的最大愿望——百度对本网站的虚无化早已超越了基本的诚信限度——多少人晓得我们这个网站,连左翼网站导航都难以找到此站——也就是权力层正在封杀这个站点的社会影响——这就是他们反毛弃毛的明证,也是社会多数人扔掉真正结晶的明证。至于8000万们又如何,全赖自知之明了——就看知耻后勇勇不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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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得知有民告你,也就是说民对你不满意了,你却还不予理睬,哪里还像个官呢?你们忙都忙些什么让民称赞你的了?一些左翼网站只批所谓的精英,却从不批官员藐视法律、践踏法律问题,如此下去怎么获得民众的真正信赖?当然人家有各种规矩不得不韬光养晦起来,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对照这个反对自由主义的这个结晶,我们左翼网站还算左翼吗?我们每个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有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显然愧对毛泽东思想,愧对马列毛,辜负了马列毛的期望——这就是今日中国劳苦大众不幸根源之一。
有人说法不禁止则可为,这话好像对,但是真分析起来,却不那么对。因为公众良俗也得遵守,对应不同层次或组织的人各种纪律和职业道德还的严格遵从——况且法律的滞后性,尤其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更加严重的滞后性,已经严重破坏了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岂是一些官员来法庭应景那样态度说的过去的吗?!
还有人说上面的一把手抓下面的一把手很重要,但是唯独不见其扩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监督最重要——因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是远大于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带来的效益,但是人家就是不准真正的社会监督的实施——我不知道这个副省长大人究竟同一把手们是怎么商定这个监督问题的?实际把群众路线扔一边了,还在说监督,还是不要把领导与监督相混淆吧!权力是不可以关在看不见的笼子里的,而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运作,且这个权力的根本必须属于中国人民及人民的军队,不然人家还会自行其是或我行我素,就像中国政府总理管辖的农业部那样不负责下去——我这样说可能有攻击政府部门嫌疑——但真正有嫌疑的却是政府的那个部门——毛时代都能有老爷部,现在老爷部还能少哪里去?民妇骂毛,毛主席还要问个为什么?李克强会不会问个为什么呢?我不晓得,总书记会不会问个为什么?我也不晓得,8000万们晓得吗?不妨宣传给我们这些攻击政府的有嫌疑的人吧?中央的真正权威究竟该怎么立?难道不该用群众路线来立吗?!对不起了,我没有给一些人脸面,尤其是像陆昊那样的一些人,不能留情面,否则人民就会遭殃!但是纪检干部们留情太多了,而法律对薄熙来的失察不留情面则是法律滥用的表现——这就是我当前对中国的现状的认识,认识不对的尽管批评批判就是了。
最后编辑free21e 最后编辑于 2016-04-24 10: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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