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是重度谎言！
2015 年 11 月 1 日 • PV: 8,658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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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篇文章《文革：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不知这位作者是哪个地方的，或者说是哪个国家的，中国在文革期间哪个地方“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得说出具体的地区、时间，笼统的讲没有说服力。
笔者家乡山东省乳山市，自解放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这里从来没有“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相反，自留地、自留园、副业和集市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留地和自留园是农民除参加集体劳动外一项比较实惠的生活保障。
人民公社时，农村在大队下分成几生产小队单独核算。农村土地分集体大田和自留地、自留园两大部分。通常情况下，集体大田由生产小队经营，收获按“人七劳三”分配。即农副业收入70%按人口分配，30%按劳动力的工分分配。这样的好处是没有劳动力或者劳动力少的家庭也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自留地和自留园的多少主要看土地总量的多寡，地多的村留的多一些，地少的村少一些。自留地一般分在距村较近的地方，自留园分在村子周边，便于耕种。
当时我家1969年前有十口人，兄妹七人、父母和奶奶。有两块自留地一块自留园。两块自留地分别在北山，和西沟，两块地加在一起不足一亩。自留地一般种像芋头、黄烟、菜豆等经济和杂粮作物，有的留作自用，有的到集市上卖。对自留地的耕种主要在空余时间，记得上学时，父亲经常叫放学后到自留地拔草修锄。
我家的自留园一直是解放前老祖宗留下的一块园地。1967年，因为村里规划盖房子要用，就在距离家不足200米的南河南岸又补了一块大约2分地的自留园。记得当时正上初中，因为新自留园没有水井，父亲、哥哥和我就一起在园的西北角打了一口井，以供浇水用。打井比较简单，就是挖一个深约四米的大坑。水达到一定深度时，在中间用石块垒成一个直径不足一米的圆筒状。自留园主要种蔬菜，有时也种一些茄子、辣椒、黄瓜苗，除了自己用以外，余下的到市场卖掉。
工分的价值在当时村与村不一样，同是一个村里各生产小队也不同。笔者村里文革期间最低分值是每十分0.52元，最高时1.20元。因为当时工人工资普遍在30-40元左右，论收入的话，工分每天值1元以上，就不比工人差。因为工人需要买粮，而农民的粮食价格很低，还有自留园和自留地。
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羊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因为牛驴作为大牲畜由生产小队统一饲养室养，养猪是农民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养猪不仅仅是为了吃肉或者卖钱，在当时化肥紧缺的情况下，是农杂肥的主要来源。生产队规定每家都必须饲养，猪圈里要不定期填土及杂草以便呕肥料。那家的猪圈粪满了，由生产队统一或者个人挑出来送到粪场。先用泥土履盖以便发酵，等一段时间再捣碎送到地里。每家的粪料按车计算工分，参预年终分配。就当时而言，养猪是农民的重要经济收入。一些有劳动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年终分配时开支，而劳动力少的只有靠养猪收入。记得有一年，我家养的母猪生了十六头小猪，“出窝”（一般长成十五、六斤的时候卖掉叫出窝）的时候正赶上价格好，每斤卖一元二角钱。将近三百元的收入在当时是笔很大的财富，父亲用这笔钱买了辆自行车，又在家的东面接了间过道。直到今天每逢提起，都认为那头猪是我们家的“功臣”。
鸡、鸭、鹅都是散养的，晚上自动回到窝里。下的蛋除了自用外，许多人都拿到集市上换钱。
笔者及兄弟姐妹直到如今都不吃羊肉。原因是有一年，家里养了两只山羊，特别讨我们喜欢。每逢上山干活，都顺手带点青草回来喂养，冬天的时候吃花生或地瓜蔓。这年春节的时候，父亲托在镇上工作的表叔买了一个十八斤的猪头。因为当时的猪肉价格在七角左右，而猪头是三角钱一斤。家里人口多，买猪肉太贵，一个猪头就解决了。当时一般的猪头只有十四、五斤，因为表叔的关系，杀猪的故意割大一些。临过年的时候，有邻居找了来，提出我家的羊长成了，杀了大家分分过年，父亲就同意了。几个人不管我们兄妹在场就把两只羊杀了，给我家也留了几斤羊肉。年初一的中午，母亲用羊肉做了个羊肉汤。这里的羊肉汤只是把肉切成丁，下到有葱花姜沫的水里煮，既清淡又好吃。然而当热腾腾的羊肉汤端上桌后，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动勺子的，大家心里都在想着那两只曾经活蹦乱跳的羊。此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买过羊肉。笔者参军以后，每逢连队吃羊肉，伙房都为我们几位不吃羊肉的战友单做一个菜。
农民副业一直存在。
村里除了八个生产小队以外，还有一个副业队，主要负责村里的果园、石灰窑、砖瓦窑及农科站经营。另外，一些有特长的人还开油坊、铁匠铺，搞缝纽、卖菜种子、编织、绣花、做豆腐、做粉条等个体经营。
笔者父亲因为腿病不能在生产队劳动，就跟别人学了编织的手艺。除了编筐编篓外，冬天主要编草席。编的苹果筐子主要卖给果业队，当时一个值5角钱，一天最多能编两个。篓子除了附近村里人来买以外，主要到市场上摆摊卖。编坑席子是个非常苦的活，高梁杆要在水里泡，趁湿的时候剥开，然后用专用刀具把每个节修平。因为胶东半岛睡的是火炕，上千年以来炕上辅的主要是席子。一般家庭都是在春节前换新席子，所以一般在冬天编席。因为席子不能在高梁杆片干燥后编，容易折断。天寒地冻的屋子里只是生起一堆火炭，手里拿着冰凉的高梁杆片编席，其受罪可想而知。因为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晚上，父亲编席都要叫上已经成人的我和姐姐哥哥一起参加，为的是多编点能卖点钱。编好的席子除了附近村里人主动上门来买以外，父亲经常赶市集去卖。这是我们家当时主要经济来源。
当时的集贸市场很多，我们附近就有“一六孤山二七所（海阳所），三八夏村四九冯家，五十南黄”的集市时间顺口溜。集市上除了商品买卖和交换以外，还有各种小吃。当年笔者赶集最喜欢吃的是煎包和火烧。
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对集市粮食交易有数量限制外，大部分时间粮食是可以交易的。记得1961年，笔者还很小，因为规定每人一次买粮不得超过三十斤，父亲就带上我到四十多里地的县城夏村买粮，这样一次可以买六十斤。这是第一次到县城，还吃了顿煎包，所以印象很深。
有人可能提出在按工分分配的情况下，搞副业的人如何才能分到粮食。别的地方不清楚，在笔者家乡是拿钱买工分。比如经营副业的，一般拿钱买3600分，这是一个整劳动力基本年工分标准。把钱换算成工分，才可以参预粮食及年终分配。也有少数人干脆不买工分，用钱到市场上买高价粮吃，通常情况下并不划算。
中央多次明确保护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的积极性。
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这是中国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农户经营自留地是一项家庭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生活和市场需要，增加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国家所有的土地要上交公税，而自己所保留的土地不用交任何税。
其实真正取消自留地是1958年人民公社初期，全国刮起了一阵吃食堂风。各家各户的物资统一交集体。这个时间很短，被中央及时纠正。
1959年5月7日，毛泽东修改、批发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生要政策：一项是坚决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按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另一项是要大力发展猪鸡鹅鸭，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见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50页)。
此后，《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土地和鼓励私人种树等四个问题的补充指示》，毛泽东在审定时作了修改，在第一条指示后还加了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动力者外，要给全体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个小时的时间。”。他还指出：“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过的。”(《文稿》第8册，第205、207页)
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农村六十条”明确提出自留地经营的权利属于农民，1971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指出：“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何来文革中农村没有自留地一说！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一则政治谣言，或者说拿个别当普遍。
文革中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形左实右（比如任仲夷在东北把农民副业生产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但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犯这种幼稚病。至于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中喂个鸡、鸭、猪、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文革后“公知”们造的谣，或者说极少部分地区的极左表现，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除了1958年吃食堂外，农民的“饭锅”始终有两个，一个是集体经济的大锅，一个是以自留地和自留园为标志的小锅。一些攻击者只讲集体主义的大锅，避谈自由经济的小锅，是一种政治攻击的选择性，根本不符合事实。
文革中的中央文件找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说，“兴无灭修”和“反修防修”指的是鼓励无产阶级价值观，打的是那些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整天投机倒把的二流子们，以及资产阶级当权派。并非是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一些地方走极端或者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责任只能由具体人来承当。“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是文革后编造出来的词汇。毛泽东主导的农村道路一直是“两条腿走路”。
把个别当普遍，或者压根就是用谎言为基础进行批判，是“公知”们愚弄民众的惯用伎俩。笔者以亲身经历和记录在案的中央文件做证明，也很难改变他们的在价值取向下的忽悠。
当然，笔者老家没有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不等于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是亲身经历者，年轻人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你们家乡文革时期真的不许农民养鸡，养鸭，种自留地吗？生产队是否只有大锅饭一种？（作者：文贝；来源：中国将军政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