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与农民相结合是造就人才的有效途径
陶 冶
毛主席提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已经褒贬不一，甚至是罪恶的历史了。然而我却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毛主席逝世后被“反正”了其必要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该抹掉的，也是无法抹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造就人才的有效途径，现在应该重提、鼓励、恢复乃至列为国策内的持久大计。 一 何谓“知青” 所谓“知青”乃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因为被人们用常了，就符合汉语形成规律之一的“约定俗成”原则，可以列入《词典》了。在文革之前本没有这个词汇的。就是“文革”也是个简称，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简称，用的时候应该加上引号的。但是由于出现的频率高了，不仅成了人们常用的口头用语，也要在书面出现的。开始还遵照汉语的规律加上引号的，后来就被省却了。当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书面发表时，也省却了引号，于是就等于默认了，也就沿用下来了。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所谓“春晚”，是春天的晚期吗？绝对不是。春晚也就是晚春，跟早春对等的。如果不是晚春，那就是早春了。可是，怎么能让人想象成或理解成是“春节文艺晚会”的意思呢？但是，由于央视主持人就这么说了，下面也跟着这么叫了。其实“央视”也是该加引号的。什么叫“央视”？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简化。可是，在用这个简称的时候却还要加个“台”字，那就成了“中央电视台台”了。真的多余！而央视主持人就不伦不类地创造了不少不合汉语规范的词汇，或者使用了不少不合乎汉语语法的词汇。比如“很阳光”、“很专业”、“很男人”等等。“阳光”、“专业”、“男人”都是名词，名词前面是不能加副词修饰的。如果要动词化，那就要说“阳光化”、“专业化”、“男人化”了。试想“专业”跟“杂业”和“业余”对应，能说“很杂业”、“很业余”吗？也许我是太挑剔、太苛求了。但我还是早就发表了《汉语该规范了》的文章。我这样掰扯就是为了说明“知青”一词的来历，而不是故意咬文嚼字，显示我有什么汉语功底儿。因为有“约定俗成”这个语言规律或原则，我抗拒也是无效的。就像“策划”原本是贬义词，就是密谋一件坏事，说“策划于密室”；可是现在却是褒义词了，还成了一个行当的名词了。电视剧就标有“策划：某某人”你能抗拒得了吗？只好任由它吧！另外有个成语“饮泣吞声”，学生总写成“忍气吞声”，我们批改作业就给纠正。可是后来逐渐地也不接受了。现在的成语词典里就两个同在了，你不承认也得认可。“知青”一词能被认可也是这样的。 “知识青年”其实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标准还不够，就把“知识”放前面以特定这部分人。又因为都属于青年人，就合称“知识青年”了，于是就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了这个特定称谓和词汇。如果我不把它说成或理解成“青年知识分子”，那么还能说“知中”、“知老”吗？，也就是说能把中年知识分子叫“知中”，把老年知识分子叫“知老”吗？绝对不该的！所以我就认为所谓“知青”就该还原于“青年知识分子”。 其实“知识分子”中早就有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称谓了。那么怎么就不该有“中级知识分子”和“初级知识分子”呢？现在教育系列的职称中不就分高、中、初了吗？我想，对于“青年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为“初级知识分子”。不就是差个“分子”的称谓吗？所谓“分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把它列为相关于人的名称的时候是要加单立人旁为“份子”的。如“先进份子”。“积极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等，后来由于汉字的不断简化，就不分“份”和“分”了。因此，我又把知识青年理解为初级知识分子。 能称得起为知识分子的人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历史上把有知识的人称为“秀才”，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优秀，是优秀于普通人的才子。那么优秀在哪里呢？就是优秀于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他们的文化和知识怎么来的？就是读书读来的。当时上学不叫上学。因为还没有学堂，就有私人办的学馆，就是读书的地方，叫私塾。读了私塾就有文化有知识了。于是被看成秀才了，就有“秀才不出门，便（遍）知天下闻”的夸赞了。可见当时就把这样一部分读书人看成跟常人不同的知识分子了。至于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洋学堂，就有了优级生，也就是现在的高小了。如果能达到高小毕业，那就是一般人之外的优等人才了。至于后来的中专、大学当时都还没有的。仅仅在国家几个要地出现了所谓的“书院”（如四大书院）。再后来京城才有什么“学堂”，如“辅仁学堂”。那是从知识分子队伍里选拔出来进一步深造的学子，深造的结果便成了更不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把他们称为高级知识分子了。 建国初期，农村人多是文盲，读书人（小学）很少，就是读过私塾的也才相当于初小文化，那就算是脱盲了。所以，就让我们当时还是高小的学生回家做“小先生”教邻居的长辈人识字，也就是上冬学（因为农民冬季农闲），或者叫夜校。长辈人能认识上千字在家能记个账本了（当时还没有报纸），出门能认识标牌了，也就可以了。如果能像我们读到高小毕业那就是农村的圣人了。所以，农村很需要这样的“圣人”啊！于是，我1954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习（可能是前一年）高小毕业参加劳动的姚念金，动员我们回家当农民。但我才12周岁，自然没有我的份，我属于17周岁以下的，该升学的那部分。可是等到我1957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国家提出“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号召，学校把这个称为“劳动教育”，鼓励有志青年放弃升学，回乡务农。这个时候我15周岁了。在农村15岁的孩子该跟大人一起下地学干活了。对于个人家，是积蓄财富好让孩子独立，为娶妻成家做准备。对于当地，那是发展生产力了，而且是有文化有知识的生产力，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打基础。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啊！有了1957年那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是为了1958年的大跃进做准备的。 事实上，在大跃进中，全国兴修的6万座大小水库工程中，就有我们那茬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在少有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带领下，搞测绘，搞设计，带领施工，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有的还真的成为水利工作者。工程结束后，这部分新生力量被安排到不同岗位，有的到基层政权单位工作，大量的是到小学校当教员。1958年文化教育也大发展，各类中专都恢复招生，高等院校招生名额大于报考生的名额，只要报考了都能上大学。我的两个同学就以同等学历的名义考入东北师大。他们当农民参加了一年劳动，对获得的继续学习的机会格外珍惜。就是我们被安排工作的青年，也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无比热爱，认为比从事农业当农民享福多了，都能以单位为家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二 城里知青下乡的兴起 城里知青下乡是怎兴起的呢？网上有人（冯都）说： 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起了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所以又有人认为知青下乡始于50年代，发展到60年代，到70年代达到顶峰期。而我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到农业第一线跟农民结合的思想在毛主席心里早就孕育成了。不然的话，他不会在延安期间就把从苏联回国的长子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让他当农民，风趣地说“上劳动大学”。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未掌握治理国家的执政权，也没进入城市，这就谈不上解决城市人口闲散居民的问题。但是建国了，问题就不同了。尽管国家需要人才，可是培养人才就只有上大学吗？何况 农村确实亟需有文化的人。在我们接受劳动教育号召的第二年就出现了个邢燕子。
1958年，17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她没有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下到当时的宝坻县司家庄村。她先是组织成立幼儿园，解放妇女劳动力，后来干脆带领女共青团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在我国农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曾先后5次受到主席的接见、13次受到总理的接见。她的事迹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成为下乡 知青 的代表人物。由此看来，她是新中国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插队“知青”。
有开头的，就有后来者跟上了。不仅仅是初中毕业生了，高中毕业生也有志愿放弃上大学而回乡务农的了。
1961年5月，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无独有偶，1962年高中毕业的侯隽 也放弃高考 ，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 坻县 窦 家 村 （今属吏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
毛主席向来重视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办法，中央就这样因势利导形成了一种到农村务农光荣的气氛。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不仅仅是什么粮食短缺的问题和农村缺劳动力的问题了，而是要拿农村当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校了。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应运而生的。促成这个运程启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备战备荒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军事战略了。 当时美帝国主义仍然以扶助蒋介石为名，觊觎我们，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始终不忘反攻大陆；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跟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也对我们虎视眈眈，甚至在两国边境陈兵百万。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老人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各大小城市都设立了人防机构，大搞战备设施，修防空洞。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容易首当其冲，况且城里人也不完全都有业可就，就成了吃闲饭的闲散人口。于是就开始疏散城市人口，到农村务农当社员。口号是“我们（泛指无业的成年人和孩子已经成年的家庭妇女）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样一来就给本不缺劳动力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带来了负担和压力。要安排这样的城里人居住需要房子，还要安排他们出勤。而他们没干过农活，多不顶整劳力用。可是他们都是成年人，又不能给他们不如老社员的待遇，就得照顾了。这也是城乡联盟的体现。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 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
林彪 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
大庆油田 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那个年代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的年代。这个指示一公开发表就在全国各地、各界、各行业贯彻落实了。军队就不用说了，是他们发起的。学校的学生就开始学工，开办工厂，以便给学生做学工基地。后来就把这样的工厂叫做“校办工厂”。为了集中领导，县教育局还专门成立了“校办工厂领导小组”，设立了“校办工厂领导办公室”。干部就由县委开办“五七干校”，让机关干部分期分批轮流到五七干校学习，同时参加一定时间的田间劳动。他们离开办公室，什么也不缺，工资照发，待遇不变，就是吃集体食堂、住集体宿舍。当然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要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表现，以求真正的无产阶级化，更好地干革命。文革被全面否定后，说这是迫害干部，让他们蹲牛棚（指牛鬼蛇神挨整的地方）。孩子们就不懂了，牛棚就是牛圈，怎么能让人住啊？真是那样，岂不是惨无人道了！ 后来就发展成走“五七道路”，让一些干部，也包括领导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是带着全家到农村居住。老百姓称他们为“下放户”，政府把他们叫“五七战士”。他们还挣工资，吃粮食卡片供应的粮食和油。国家提供资金给他们建房子住，不需要付房租。公社有会议他们去参加，没有会议就参加劳动；但不能要求他们跟社员一样，只是象征性地分派点儿力所能及的活干。比如温家宝他爹就干养猪饲养员的活。这个活有手就能干，而且猪也不知道反抗，是个轻巧活，体力壮能干出大力气活的社员是捞不到的。如果是双职工夫妻双双插队的，女的根本不出勤，可以在家莳弄菜地，也就是园田，吃菜不花钱，还能养猪养鸡改善生活。毛主席目的就是让干部队伍与劳动人民群众密切关系，与农民、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好地执政为人民服务。现在看就是防备变质和蜕化。这有什么不好啊？ 伴随干部走五七道路，城里的学生怎么办？就成了新问题。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城市里的中学就滞留了三届（1966、1967、1968）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知识青年的最崇高的理想，共和国同龄人大多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已经结束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就由军代表挑头和老干部、造反派头头三方面三结合而成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掌权执政了。大量的造反派，也就是造反大军不能都进革委会啊。那怎么办？城里的企事业单位没那么多，消化不了啊。从疏散城里的闲散户和干部插队落户来看，还得到农村去。老人家认为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的压力，在“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被普遍接受后，1968年12月毛主席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1600万知青奔赴农村的高潮随之而来，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县和公社都相应成立了“五七道路办公室”，把走五七道路的插队干部和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作都统起来了。 知识青年毕竟不同于下放干部，他们刚出校门，还未立业，在家是要靠父母养活的。国家让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要替他们付学费的。给他们建宿舍，有东西两头的男女房间。都是通房大炕，分着住，吃同锅饭，还过学校时候的集体生活。因此社员们就叫他们“集体户”。他们虽然轮流或者专人做饭，生产队也按出勤给记工分。生产队领导和社员群众拿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所以，当“五七战士”归队，知青返城的时候，社员和他们都恋恋不舍啊！当然，有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也有承受不了的，就打退堂鼓当了所谓的“逃兵”。但大部分承受了，坚持下来了，看做是对自己的人生是个宝贵的锻炼，由此形成了决定一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茅盾说：“书本的知识而外，尚须从生活的人生中获得知识。”贝多芬说：“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咱们中华民族有句名言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没有经过历练，不会有所作为。大凡成功者不能例外。
三 个人的失与得
从个人来讲，城里的下乡知青就是离开父母离开家，自己独立生活受点儿憋，遇到难处要自己解决。再就是在外面不如家里温暖自在，多受管束， 缺少自由。尤其是在城里没干过的活计也得干，不会干也得学着干；不愿干也得干，再苦再累再脏的活也不能不干。否则不是集体观念不强，没有上进心，就是拈轻怕重、偷懒耍滑。失去了娇气、堕气、懒气，可是却磨练了意志，历练了毅力，获得了坚忍做人的志气、承受挫折和打击的勇气、敢于承担责任和拼争的雄气。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但还未定向或定型的青年来说是十分可贵十分难得的。 别人的我不说，先说说我自己的。 我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15周岁就回乡务农。地里的活，尽管星期天时在菜地里也多少干点儿，但随整劳力跟大帮干成趟子的铲地抱垄的活还是不行，因此就是费劲巴力跟上趟了，也不给我满分（10分工），就跟家庭妇女一样记8分。而妇女歇二气儿后的活就不干了，回家做饭了。我却是要一刻也不耽误地干到底。所以我心里不平衡，说我活干得质量不好给我去的分，我还觉得耻辱。后来我就跟生产组长（负责派活的打头的）要求去草栏子里给牲口铡草。铡喂马草的活是由一个比较上岁数的熟练捋草的整劳力往铡刀床子捋草，铡刀把上安个铡刀拐子，就是一根木棍中间有个窟窿套在铡刀把上。我和另外一个人各把一头，共同用力往下摁铡刀，这样就把草切下了。捋草人捋得好，我们铡的草不能长过寸。开始不协调，但很快就协调了。这样一天下来我就能挣满分了。因为跟我搭档的人是整劳力，再给我去工分没理由了。 我就是这样上进的。首先是不服输，其次是要自强，肯学习。
1958年4月份，共安水库开工了，生产队要派工，我就报名了。水库工地就是用独轮车推土，开始一推就倒了。我看人家推起来就跑，我也推起来就跑。为了省鞋就脱光脚。先是挎上车把间的带子，后来带子也摘掉了，就用俩手把着。我推起一车黄土飞快地跑到地方借着惯性一撒手，车就扣过去了，也就把土卸了。很有意思，就跟玩似的。我不仅挣满分了，而且还常常受到表扬。到8月份，作业区（也就是公社里的一个生产队）领导非让我去小学校上班不可，那是实行军事化的时候，我不得不去当民办教员，还跟社员一样，不挣工资。这样我就整整干了一年农活。这一年，我的个头猛猛地长。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一年级和二年级都是头排座，跟老师一起吃粉笔面子。到三年级下学期我才得以坐到二排。2012年8月4日4个平行班同学聚会了81人，我是最高的。同学们谁都没想到半个世纪后，他们都仰脸跟我说话了。我的个头就是那个时候长起来的，我的铁脚板儿也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至于，农活的熟练程度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耐力、毅力等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的。当时批评学生“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这没我的份儿。我老闺女的孩子到我这个年龄时问我：“姥爷，土豆是什么树上结的？”我们笑过后也觉得孩子没下过农村，太可悲了！
现在教育方针已经没了，只是“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至于怎么教育学生不提了。这样一来，就只能追求升学和升学率，把出国留学当奋斗目标。至于能培养或造就成什么人就不管了。现在出国的大多被资产阶级洗脑了，返还回来就反动了。而大量的是不如意的，别说毕业后找工作难了，就是在就学期间遇到点儿不顺都承受不起。身体缺乏体力和耐力，思想缺乏革命意志和观念，就是为自己活着。意志薄弱到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程度，离家出走的，喝药的、上吊的、跳楼的接连不断层出不穷。所以，这种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封闭式教育简直害死人，可以说这才是垮了的一代。 我们那个时候经过和农民在一起劳动的锻炼与磨练，尽管文化知识一时长进不大，但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了正确的主见。做人怎么做、活着干什么，自己是清清楚楚，一旦立下志向就终生不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乃至打击，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得意还是失意、成功还是失败都能正确对待。真可以说练就了“金刚之身”。说到这里不妨把话扯长了。 虽然考中了高中，未能去读，但我始终不忘在职进修。因为1958年实行军事化吃大食堂，吃饭不花钱，工分不分配了，等于白干了。现在知道了，那是刘少奇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结果。这样，我是民办教员，就跟社员一样，什么收入都没有。想“拿身子当地种”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愿望落空了。我自己长大了，可是衣兜里没有一分钱。就在作业区领导强迫我当小学教师前，有个长辈人到县城建百货站，他把我带去看看。可是他什么也没办到，连话都没说上。有个跟他一起干活的人说他家要起土豆子，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我就去给人家起了一天土豆，给我1块8毛钱。现在我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梅河口火葬场西边和热电厂之间的坡上。我就用这1块8毛钱跟那个刘爷爷一个被窝住了一宿后，买了3毛钱的火车票回家了，向妈妈交了1块5毛钱收入。之后就再不出去了，所以作业区领导用“你若不去学校干，以后有啥好事儿也没你的份了”一吓唬，我只好就范了。而跟我一样的李宝库和傅大千同学就被东北师大录取了。我得不到信息啊。在小学校当“孩子王”本不是我的愿望。1957年所有中等专业就留个四平师范，其他都不招生。我毕业考试10门书本课程9门5分。学校决定保送我上四平师范。可是当时都把师范学校叫“吃饭”学校。不仅仅因为吃饭不花钱，而是认为“饭桶”才读师范。意思是学习不好的才读师范。我想，这样的学校没出息，毕业了也是“饭桶”，况且说毕业后还是标准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员，我从一上初中，就瞧不起小学教师了，我再读3年书还当“孩子王”怎么能接受啊？可是我一旦干上了，就跟学生有感情了，一年后转为正式教员得到了每月22元收入，交给父母就觉得自己对家里有用了。
1962年上级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合乎标准的小学教员，县里成立了教师进修学校，让我们都参加学习。别人是应付，而我是得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就如饥似渴地学啊。两年后中师结业，正好省里成立了吉林函授大学，我就继续读下去了。可是读函授大学不是县教育局指令的，是自身行为，单位是不支持的。为了不让领导和同事们知道我在上班课间学习，就在办公桌上铺上教案装做备课，把抽屉拉开打开书本看书；等有人靠边了，把抽屉关上眼看教案和参考书。就这样坚持学习。等到考试了，正赶上中心小学做观摩教学。全公社的老师都必须去听课。我就跟中心校教导主任请假，教导主任不敢准假；我就去跟校长请假。校长外号叫李大眼珠子，他看了我的考试通知书一翻愣眼睛说“不行！”我拿来通知书撕碎了撇在他脸上转身就奔火车站了。从此我落下了“只专不红”的“落后教师”的结论。因为他们认为，中师结业了就符合教师标准了，用不着进修大学了。而我要进修大学就是不安心小学教育工作。好在这个校长后来被安排到戴帽中学当校长，他的女儿就读四年级（文革期间小学5年中学4年），他让公社把我从县文化馆（已经被县文教局借用安排到文化馆做临时工作）要回去，教他女儿所在班的语文课，他才承认我进修大学中文系是应该的。
因为我已经背上“落后教师”和“只专不红”的劣名，什么评先进涨工资就不考虑了，至于党员积极分子就更谈不上了。文革开始就被当成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代表人物“打入另册”了。1968年文革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主持文革的党支部书记为转移斗争方向，就在教师队伍中深挖阶级敌人。我父亲伪满时去过劳工当了分队长（类似生产队打头的），领10来个人一起干活，吃住都一样的。日伪倒台了，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在著名的塔山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他躲到老百姓家换了衣服，八路军打扫战场的时候，人家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们走，他说“我家有老婆孩子，想回家”，人家就发路费给他，他就回家了。就这段历史污点他们就开挖了，想打成历史反革命。整个老农民不是目的，目的是整我。我自然要反抗的。由于性急，报纸都没粘到一起，就让孩子妈妈把报纸对上摁在托儿所的炕上，我就用秫秸瓤子蘸墨汁写了《强烈抗议》大字报贴出去了。结果让人抓住了，立刻召集紧急会议杀气腾腾地针对我了。到会场才发现是我写的大字报中“败坏他人名声”的“人”的一捺画到报眼处毛主席戴帽子的头像上了。于是就说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要把红太阳抹黑。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让我向毛主席请罪。之后就带我到操场上跟地富反坏分子一起挂牌子批斗。 我大闺女才4岁，从托儿所出来看见了，回去问她妈妈“爸爸怎么了？”之后批判会一次又一次的。在外面斗完了，回室内还开大会斗。我不认为我反毛反党。我说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把我父亲从国民党反动派营垒里解救回家的，否则我就没爸爸也没这个家了。但是怎么说也没用啊。他们成立了专案组，抄了我家，把我的日记、函授作业、文艺习作都拿去审查。等到清理阶级队伍结束转入斗批改时，教育战线出了个“王侯经验”，主张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贫代会派代表管理学校，就把我们10对夫妇教师（其中一方有问题）打发到所住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想从教育队伍开除了我们。说头一年给开工资，还吃卡片供应粮，下年就跟社员一样了。我想，我原本就是社员，农活我都会干。我当农民也能养活老婆孩子。于是回家第二天我就出勤到生产队上班。生产组长（打头的）问我能干啥活，我说什么都能干。冬天刨粪怎么用大镐，怎么用力震才能下大块，我干得跟社员一样。 第二年刚开春，水田要翻地，拖拉机过后要赶紧把冲破的池埂子补上，需要有人跟着。早上，水下是冰地，当时还没有水田靴子，就是光脚劳作。刚开始拔得慌，可是过一会儿就麻木了不觉得凉了。生产队给准备了烧酒和麻花，用来驱寒。我不会喝酒也得啁一口，到肚子里火辣辣的觉得暖乎一点儿。就这样到1969年“解放归队”时仅仅干10个月就挣了3000多工分。而有个姓李的，是另个大队的，其父大队支部书记，他一天活也没干。我挣的3000工分也没用了。但是，这10个月我又上次劳动大学，我可以说是真的毕业了。因为这次接受的教育太深刻了。有个比我只大1岁的社员哥们安慰我“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他颠覆了“人比人得死，活比货得扔”的老说法。无论遇到什么险恶的情况，一定不失信心，更不能绝望。活着就有机会，努力就有希望，奋斗终会成功！ 归队后，公社就抽我参加宏伟电灌站的爬山水渠的修建，由赵姓五七战士跟我办油印《战地快报》。他字写得好就负责划钢板，我就写简讯、画速写画拉洋片搞宣传鼓舞士气。年末县里就召开双先会，我们公社三兴大队支部书记刘景山获得县委表扬成了模范典型。这个典型人物以前县委来个人要写事迹材料，正好我就在三兴小学教书，而来的县委干部是我函授大学同学，他找我一起采访搜集素材，由我执笔写了长达万字的事迹材料（相当于文艺通讯）带回去交差了。这回公社党委决定成立个文艺宣传队，就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这个支部书记的模范事迹。带队有文化馆来的吕姓五七战士担任，导演是个于姓高中毕业回乡青年。因为在审查我的时候发现了我写的习作，认为我能写剧本，就把我弄去做编剧，所有演出材料都是我负担。我就晚上趴在土炕上写出了独幕话剧《挖山凿井》和其余演唱节目，凑合了1个半小时全公社逐个生产队巡回演出。一冬的巡回演出结束了，1970年春节后县里举办全县文艺调演，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调参加演出。就这样我被县文化馆发现，借我去工作。但是不久就被公社要回来到三兴戴帽中学教高中语文。把这个毕业班送走后，公社终于同意放了，被县文化馆借调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征文活动。从此我踏上了文学路。如果没有生产队里的摸爬滚打，是经不起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锤炼和淘选，我也不会走进县城转业到文化战线的。因此我不记恨整我的人，更不非议文革。 在县文化馆我一边接待和辅导文学青年，一边阅读文学名著，对于当时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作品几乎篇篇不落。还经常以毛主席《讲话》精神为指导举办文学培训班，由已经小有名气的同事（俗说的成手）和上边来的作家、编辑讲课。我是组织人员自然场场不落。有时候还去地区和省里参加笔会和座谈会。因为我有深厚的农村生活底蕴，熟悉农村人物，1975年5月我的所谓作品就见报了。从此融入了文学队伍。这年年末，县里成立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也是有意培养接班人。而我对当单位领导并不在意，我是奔着体验和深入生活参加的。我们工作队是由文化系统和商业系统组成的。当过社员干过农活的只有我一人。在与社员“三同”的生活中，同劳动我做到了，我可以跟社员上趟子干，铲地抱垄社员们落不下我，而且质量也不差，不伤苗也没有盖巴锄。我发现有的小青年把炕沿高的苞米苗砍倒了批评他们没有不接受的。在我包队的社员眼里我就是个庄稼汉，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因为我不但会刨粪、点种、捋粪、扶犁杖，我还会扬场簸簸箕。这个大多年轻人是不会的。称赞就是鼓励，我一点儿不觉得苦和累，反倒觉得很有兴致。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和全体社员一起伤心落泪。集中到公社吊唁伟大领袖的准备工作比如回县里拿哀乐录音带，我都没到家看看。当所谓“英明的一举”成功后普天同庆“十月胜利”时我迷茫了。我认为天变了。尽管我喜爱音乐可就不喜欢那个《祝酒歌》，从未唱一句，所以后来听说作者死了我一点儿不为他惋惜。至于再后来的《春天的故事》我更不爱听，厌恶极了。还有个《走进新时代》，本来曲子很好，就那么一句歌词就让我恶心得想吐。“唱着春天的故事让我们富起来”，是那样吗？既然富起来了干吗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发展“养汉经济”）敞开国门让“八国资本联军”入侵啊？既然富起来了干吗出卖国有资源让国内外私人开发啊？既然富起来了为啥还出卖土地、出卖国企、出卖能源、金融、铁路等动脉领域，乃至女性啊？连人们不不可少的引用水都出卖了，就差空气了。我老家土地没有可卖的了，国企已经卖光了，贪官吃不着肥肉了，就开始“啃硬骨头”要卖医院了，而且能上央视被“新闻联播”节目宣传到国内外。你说怪不？更奇怪的是遭到职工群众抵御后，本是总工会主席兼市人大副主任的工人领袖却质问职工“你们为啥不同意？3年之内体制不变不行吗？”当年在王珉的“国退民进”的指示下，梅河口就首当其冲被祸践惨了，直到引发了“7、24通钢暴动”，他们才不得不收敛。就这样空前的恶性群体事件，国家不仅不追究其祸首或罪魁，而且在“不热”总理的麾下，省两个主要领导竟然安然无恙，一个挪窝到辽宁，一个回京进了农业部。倘若对照现在韩国总理郑烘原引咎辞职以谢罪做法，有啥脸在任职的位上“善始敬终”啊？值得庆幸的是王珉的梅河口代理人田矬子最近已被“双轨”了。
1975年末到1976年末，我们工作队主导任务是批邓的唯生产力论和普及大寨县。但是到1977年至1978年初第二次工作队的任务却是落实中央1号文件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我们就没法干了，社员散心了，我们也觉得“助纣为虐”了。我包的生产队在场院就可以把稻谷磨成米分到各家各户。劳日（10分工）值都超过1块钱，而李炉公社李炉一队都能分到1块5。这在当时是全县最高的。我说文件里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说法，主张“照办”说是文人的弱点愿意咬文嚼字。县里就要求“一刀切”非分不可，你还有啥“狡辩”的？社员都哭啊，干部也想不通。脱谷的大磙和磨米的机器怎么分啊？简直是败家子儿！我们憋憋屈屈违心地对付到撤点儿，虽然我没干亏心的事，但违心的事情也承受不得。由于我对这个历史时期有切肤之痛，因此我对小岗典型深恶痛绝，对解散人民公社、摧毁集体经济的行径认为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农民犯下的一大罪恶。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抨击他们，一有机会就肯定、宣传仍然坚持集体道路的典型。我要为人民公社招魂，为9亿农民兄弟鸣冤。
我写了长篇电视报告文学《郑培民》后又写了《皇天后土》。我之所以对主人公纪英林那么热爱，就是他类似陈永贵；红石岭大队是当时富得流油，粮食收入和副业收入几乎对半了。他们扛到1984年劳日值都达到3块6毛5了。社员的收入比岭下公社的干部工资还高。但是地县领导为了不“落后”，硬是强行给分了。我能理解主人公心情的，我写他躺在自己改土造田培育的9块方田的沃土上哭天喊地、撕心裂肺地哀号，我都泪流满面啊！没有我的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我写纪英林怎么辅导知青干农活都是我自己的做法。主人公看了我的表述都服气的。初中的时候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想像魏巍那样当战地记者。可是我到应征的年龄，因为教师免征我未能入伍。读了《小二黑结婚》，我就敬仰赵树理，觉得他写农民写得像写得好。我要做他那样的作家。等读了鲁迅的《润土》就想学鲁迅，读了臧克家的《有的人》就想当诗人。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想长大也写一本书。当小学教员的时候我觉得田间的诗歌比郭小川的上口，就想学田间。后来读了《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就觉得没生活是写不出来的。等我学了《现代文学》读到丁西林的独幕话剧《三块钱国币》时就想写话剧了。其实都是异想天开，没有生活阅历和底蕴写啥啊？由于一心想编剧，1966年5月我第一次去省城长春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的招生面试。面试时让我读段报纸后，让我唱首歌曲，我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那个男老师跟旁边的女老师点点头，女老师说“形象不错”。她上前撩起我耷拉在前额的头发，看看我的脑门儿，说：“你学表演吗？”我回答是想学编剧。她笑了，“你怎么想学编剧啊？”我说我已经自修大学中文系了，7月份就毕业。老师们互相议论后让我等通知参加文化课考试。我自觉得胸有成竹了。可是回来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所有大学停止招生，我上正式大学学做编剧的梦想破灭了。文革摧毁了我这个梦，但是却也圆成了我从事文学的初级梦——做了县文化馆文学创作辅导部的主任。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劝我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因为我有4个孩子，在我当农村工作队的时候已经扔了两年了，孩子妈妈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只做临时性的工作。我实在不忍心把家撂给她。我若享受正式高等教育，不仅带着工资，还有出差补助。那我就不会止步不前了。我也可能跟王立群和易中天等一样如日中天了。但是我不后悔，至少我能保持个完整的家，我不会像易中天那样充分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过来诬蔑、抹黑那个时代，跟反毛分子为伍。尽管我未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但我有了足够生活积累。到北京后，在大学、在中直机关、在报社和杂志社都干过，编辑、记者、副编审也都干了。想写一本书的愿望退休后也实现了。虽然还未达到赵树理的标准和高度，但我已经是尾随其后了。我要感谢农民兄弟，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指出一条与生产劳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成材之路，感谢农民兄弟对我的再教育！至于热爱农业劳动的习惯我一直带到北京来。我在《人民论坛》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在我住的小区后面还开垦了5片小荒地种玉米、花生、南瓜和蔬菜。当把种子下地后，我就盼着下雨，当小苗出来的时候，心情特别高兴，到收获的时候那个满足啊，成就感不亚于我发篇文章。但是种了4年后，我老伴儿怕我挨累，在我外出时自做主张都送人了。等我知道后人家已经播种了，也没法往回要了。好在我都分享到他们劳动的果实。那个时候，我肚子也不大，血脂也不高，关节也灵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真正理解了劳动是人生一大需要的道理。
四 国家的舍与获
国家为开展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
任何一个事物，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就有不同的观点。对这场伟大的知青下乡与农民与劳动相结合的潮流或者称为运动，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现在有人把知识青年当年上山下乡当作财富，当作青春期的冶炼，当然更多的人把它当作混沌时代，当作蹉跎岁月，可就是这段经历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从1946年到1960年出生的大部分有着知青的经历，他们当中尽管有种种磨难，种种坎坷，但他们当中不乏成功人士，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地方官员，凡是这个年龄段的大都有知青履历，可见恶劣的环境有造就人才的土壤。 不比不知道，现在看
当年留城知青为何鲜有成功人士。主要原因是缺乏奋斗精神。留城的同学在家里呆着，没有工作又脱离集体，又缺乏锻炼，精神萎靡不振；就是后来安排到街道所属的集体企业工作，没有个好身板也不会有好的发展。也有部分留城知青分配到国企的“大集体”工作，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少有重用。其次是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没有下乡是顶替父母早退进了工厂，他们从学徒开始，就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像知青在农村战天斗地还怀揣着伟大的梦想。这部分幸运的留城知青有种感恩的思想支配，一是感谢父母，二是感谢工厂，骑着自行车带着饭盒上下班，他们很自足，热爱工作岗位，兢兢业业，辛勤劳作自始自终，也就很少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三是没有生存压力放弃求学机会。恢复高考留城的同学大都已经成家立业，很少有更高的追求。而返城的知青由于工龄短工资低，连住房都没有，分配在外地的更困难。他们意识到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所以恢复高考时，他们大多搭乘末班车。未能得以深造的也不甘心，就在工作岗位上参加函授学习，充实了知识长进了才干，在“下海”的诱引和“下岗”的无奈中都能应付。而留城的，已经习惯和满足了现状没有远大目标了。所以我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应该走这样一条人生路。这是成功之路，也是成材成器的必由之路。 说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具体例子： 我的初中毕业回乡劳动当农民发展起来的（仅我所知道的）就有跟我同桌过的王家君，他在农村入了党就被重用了很快当了公社党委书记。1985年我们梅河口市升为地级市，他从外地被派回老家担任正处级领导了，我才知道他步入政界执政了。后来大市降格，他被调到省城一个单位任职了。 跟我一起回乡参加劳动当农民由民办教员起步的齐连福，由于公社缺做共青团工作的人，跟学校要人，中心校领导不想放走教课好的班主任老师，就把他和跟我曾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赵清利放了。人家俩人到公社很快就入党了。而学校还没有建党没有党支部，也就不能发展党员，你干得再好也是白丁。由于他俩都当过农民，下乡包点很有便利条件，容易接近群众，又能总结材料，很快就提升了，先后到县委办公室和团县委工作，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等到1985年县变市的时候，前者升为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后者升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大市降格后，前者先被调到到通化市任副市长，后调任四平市副市长直到退休。 至于跟我们一起回乡当农民的高中毕业生，大多被安排到中学任教，多发展成校长或教育局的领导干部。有的后来步入政界高升，也有的调到省里。 我在《皇天后土》里写了个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家住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北区那金公社那金大队。回乡不久就担任大队会计。组织问题解决后就调到那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由于他在公社干部队伍中是少有的高文化水平的人才，岭下公社有个红石岭纪英林的典型，经常接待县、地、省乃至国家领导人，就把他从那金公社调到岭下公社任党委书记。纪英林兼党委副书记。纪英林被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但仍不想离开红石岭大队接受提拔，纪英林就把他培养的集体户户长、大队副支书给公社党委书记做副手了。两个知青做搭档，再加上有纪英林这个仅次于陈永贵的典型人物，上级组织很快发现并重用了他俩。前者从县委副书记干到地委副专员，不久就调任吉林省省委副书记，之后到外省任省委书记。他就是现在的政协副主席苏荣。后者就是白城市总工会主席王德坤（人是可变的，至于以后会怎么样，不影响我做例证）。 就全国来看，无论回乡的还是下乡的，那例子就多了！ 邢燕子是下乡的、郭凤莲是回乡的、王宏斌也是回乡的。 政坛最典型的是习近平。若没有下乡的经历也不见得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说家传基因好，那“红二代”多了；即便发展到这步，与人民群众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感情。 在文坛上显露的作家，如梁晓声（他对知青生活的描写和看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等，在艺坛显露的如姜昆等，在讲坛显露的如王立群等就更多了。
在医坛上，著名的小针刀疗法创始人朱汉章也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被安排做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从针灸开始，引发了用小扁针剥离骨组织的创意，1976年发明了“小针刀疗法”，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骨科疾病等疗效显著，使一亿多患者节省了650亿费用。经过近28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善的诊疗规范，治疗的适应症范围扩大到内科疾病、外科疾病、皮肤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儿科疾病等。1984年，小针刀疗法通过江苏省卫生厅鉴定，通过培训方式在全国推广。倘若没有跟农业劳动和跟农民的结合，他不会有这个学习机会也就没有这样的试验和实践；没有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也不至于发愤想出少花钱治多发病，为看不起病的劳动者解除病苦的中西医结合的新疗法，获得了华佗金像奖。
由于在恢复高考之前有过“工农兵学员”的一段，多是根正苗红的，就说“白卷先生”张铁生现在看，也决不是废物点心，也可以称为青年知识分子回乡务农的一类典型。
在工农兵学员里，不是下乡知青，就是回乡知青。尽管他们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但也出现了不少人才。 我身边的回乡知青杨明森就是我们文化口推荐上大学的一个文学青年、从公社团委书记岗位起步的。由于事态的变故，虽然想培养他们做县教育局后备领导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他从《吉林教育》调到《中国教育报》，后来调任《中国环境保护报》社长兼环保部宣教部部长，相当于地、局级。 还有和我一起办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担当导演的老搭档于振声，是在我没离开家乡之前，在梅河口站前广场一个杀人犯执行死刑的公判会上，我才看见他是代表通化市中级法院宣判的宣判员。后来听说干到通化中院某个庭长的职务退休了。 从于振声口里得知杨立新升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兼职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杨立新也是回乡知青。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前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二级大检察官陈连福也是回乡知青。 这些人都是我的老乡。 至于下海经商，知青队伍中发展成老总或老板的就更多了。就连下乡到红石岭大队，因为年小体弱，被纪英林照顾做幼儿园教师的女知青赵静萍现在都成了广东省佛山市知名企业家了。如果没有下乡的经历和历练也不见得发展到这步。 总之，我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农村大学校走与劳动、与农民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不仅没错，而是很有必要。是治国的一策，是高明之举。不仅不能否定和放弃，而是要予以肯定和发扬。但是，人民公社被毁弃了，农村集体经济没了，再向农村放人也没法接纳了。如果想继续走这条路，就必须恢复集体经济，发挥人民公社的功能，什么“三农问题”就应刃而解了。但是网上也有好多人非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这样的国策，他们看不到或不承认我说的这些好处，说国家付出的比收益多了，是赔本的。他们就用现在市场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比例做衡量标准，从经济方面考虑，看不到造就人才的政治收益和社会效益。还有的说女知青被生产队乃至公社干部奸污了，损害了身心，致使家长很不放心，甚至担心受怕。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国家毫不手软，凡是奸污女知青的，无论是强行的还是利诱被动接受的，只要达成了一律枪毙。试问如果按照这样的办法处理，“改开”后的36年，能有百万甚至千万的女学生、女青年沦为“三陪女”、“包二奶”、“小三儿”乃至“性服务者”吗？网上说一个东莞就有10万卖淫妹（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肯定不少，属于全国之最）。这样的社会现象是“改开”后“创新”的结果，根子在于“私有化”。一些非毛、反毛分子竟然假装看不见，却用当年中央三令五申制止或惩罚的罪行，大肆否定和诋毁知青下乡的决策，不是跟走资派头子所用的伎俩一样吗？ 值得一说的是我的一位同行叫李庆霖，因为儿子下乡有困难了，仅仅花8分钱给毛主席发封信（被称“告御状”）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全国知青类似问题也获得解决，于是他也被誉为“知青之父”）。倘若现在，就是发亿万封这样的上访信有用吗？想要自己的错误路线延续下去“一百年不动摇”，就必须装聋作哑、熟视无睹来个“不争论”“只做不说”。这就等于要想盗铃就只好掩耳；要随地便地只好认为周边无人；要自投罗网或者跳崖，就得闭上眼睛。所以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要造就新生资产阶级就必须否定知青下乡；要推行私有制，就必须搞垮公有和集体经济；要想搞垮共产党，就必须铺就贪腐的温床大量孳生腐败分子，反过来说共产党不能执政和一党制不能治贪，以便推行多党执政好让他们上台名正言顺地跟美国走，甘当附庸。 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诬蔑或者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没意义了。因为农村早就不是当年的农村了。分田单干了，下乡奔谁啊？建立集体户没条件了，插队也没队可插了。他们把事情干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为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合是造就人才能成大器的有效途径！ 2014年4月26日为参加海口举办的“中国梦 知青情座谈会”发言而写 2014年5月1日为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延安讲话”以及“关于知识青年下乡指示”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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