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达瓦里希！ | 纪念十月革命99周年
2016-11-07 崔中修 外院马会
9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工人赤卫队和工农群众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连和平、土地和面包都不给人民的临时政府。事实上，与其说是攻打冬宫，不如说是接管冬宫，一位跑得比较快的西方记者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述他当年的见闻：
我们挤在那儿几分钟，这数百人的队伍镇定了一下，并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又突然继续前迸。这时，在从冬宫所有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楚那些走在前头的二三百人都是赤卫队，中间只夹杂着少数几个士兵。我们爬过那座用木柴所堆成的街垒，跳到里面去。当我们的脚踩到那些原先守卫在这里的士官生所丢下来的一堆步枪时，大家都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冬宫正门两旁的便门都敞开着，里面倾泻出灯光。从那座巍峨的建筑物里，听不到一点轻微的声音。
据一些好事者考证，攻打冬宫的“战斗”大概只造成了个位数的伤亡，一些人是被自己人踩伤挤伤的。守卫冬宫的士兵不愿意给临时政府卖命，武器也被抛在一边，临时政府的头头克伦斯基面临着无兵可调的窘境——吊民伐罪，顺天应人；人心向背，于此可见。这种景象在世界军事史上，大概可与二战时美军进军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军队整建制地投降相媲美。
取得胜利的革命者们打算建立一个劳动者的政权，这是一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实验——毕竟巴黎公社只是昙花一现——用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的语言来说，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是要建立一个归99%的人所有、为99%的人服务的新政权。换句话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劳动者翻身做主人，赵老爷被拉下马，再也不能作威作福，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把生产资料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按照科学的经济计划、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去发展生产，并且逐渐消灭阶级社会的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在这一过程中，阶级逐渐被消灭，资本家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逐渐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也就趋于结束，在过渡阶段的终结之处，挺立着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年轻人不用攒钱买房；码农坐在电脑前是出于兴趣而不是迫于生计；劳动者再也不会感到“身体被掏空”；黑心发大财的莆田系被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所取代；女生不会指着阔少数落她的男友，把老婆视为私有财产和泄欲工具的直男癌观念也会过时；孩子们也不必苦苦学习奥数去考什么XX附属中学，大学生们既不用像没头苍蝇一样投简历，也不用为了一份坐在格子间里玩手机的无聊实习而在沙河站排上半个小时的长队；结婚也不用猜疑对方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入土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为了遗产打起来；选举名单上的候选人清清白白，既不是钦定的投票机器，也不是资本集团的走狗，或许人们在用手机APP实行直接民主——马斯洛所说的低级需求都得到了彻底的满足。在那个时候，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才变得有意义：“在历史终结之后，再也不存在史诗般的斗争，人的激情无处安置，人感到无聊怎么办？”福山的答案是，人们通过足球比赛去释放激情，而马克思指出，到那个时候，衣食无忧的人们争着喊着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上从事批判。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既不是基督教的福音书，也不是古兰经所描绘的充满处女和美酒的天堂，更不是美国总统的竞选纲领。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逻辑充分发展以至自我否定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99年前的那一批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拼却一身剐，把沙皇和临时政府拉下了马，当时的口号十分朴素——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劳动果实归劳动者。
然而历史专门喜欢捉弄那些天真的历史进步论者，历史特别喜欢让那些热情的斗士经历呐喊之后的彷徨、斗争之后的死寂、革命之后的倒退、成功之后的背叛。世界历史绝不是一帆风顺，进步力量也绝不会事事顺心，历史的进程恰似黄河九曲，蜿蜒曲折，用官话说，便是波浪式的前进与螺旋式的上升，挫折、失败、走样、变质、背叛、复辟屡见不鲜。为地主阶级变法的商鞅与吴起都没得好死，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到了复辟王朝的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新政权也遇到了各种麻烦：制宪会议的风波，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农民的不满与水兵的叛乱，经济的调整与富农的挑战，随后更是有骇人听闻的大清洗（或曰“肃反扩大化”）与饱受诟病的斯大林模式（或曰“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民选的苏维埃沦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选举制蜕变为变相任命制（也就是领导的“钦定”），老百姓的口碑不如组织部的权位名单，巴黎公社的原则只存在于历史教材之中；工厂里的一长制使民主管理沦为空话，国家犹如一个官僚控制的大工厂，劳动者除了名义上的主人地位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主权；僵硬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管理与发展战略的失误也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的下滑，当然，厂长们还是乐于进行物质刺激，主要是“自己刺激自己”，自己拿高额奖金；领导干部成了共产主义贵族，排排坐，分果果，建章建制，制礼制乐，按等级获得特权，凭官位享受待遇，国际歌从战歌变成圣曲，官僚们只需要在大会上哼一下即可；老百姓也开始识趣起来，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才是最好的，远离政治才能避免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险，不过私底下的政治笑话确实是一针见血。最终，苏联轰然倒塌，如果不考虑8月19日那一场蹩脚的政变，苏联的葬礼和临时政府的葬礼差不多平静，数以千万计的党员并没有几个人出头。原因何在？官僚们的特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连社会主义的旗号和台面都成了他们攫取特权的障碍，官僚们在大会上唱《国际歌》都嫌麻烦了，于是他们撸起袖子，大干一场，抛弃了碍手碍脚的共产主义，私分了国家，以前的厂长变成了董事长，以前的财政局局长成了银行家，以前的公仆成了主子——面对“苏修分子”的难看吃相，连西方的知识分子都看不下去了，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评论道：“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东剧变之后，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国家所剩无几，其他幸存的国家也走上了所谓的改革之路，抛弃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于是便有了利润第一、雇佣劳动、市场经济、按资分配，当然，产能过剩、经济危机、金融泡沫、两极分化、社会分裂也随之而来。
面对这些怪现象，我们可以用一副讽刺性的对联来概括：马恩复生，定续写资本论；主席再世，必重上井冈山。面对走样、变质与背叛，90多年前那些为了革命政权与白匪以命相搏的老布尔什维克会作何感想？他们大概是没有机会反思了，因为大清洗几乎把老布尔什维克一网打尽。
1917年以来，无论是苏联的历史，还是国际共运的征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槽点和阴暗面，以至于共产主义遭到了公知大V、无脑小右、民国脑残粉甚至御用文人和党校教授的吐槽，正所谓“欲乱其国，必去其史”，什么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得了梅毒，毛泽东荒淫无度，文革是杀功臣的权力斗争，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一种类似共济会的宗教教派。
当然，这些都是没有水平的攻击，都是蛛丝网一样的存在，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足以造成思想混乱——譬如，一些人说十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破坏了所谓的程序正义，著名的袁腾飞老师还发出了“苏俄生于不义”的“高论”，然而，当1976年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用谎言和强制手段把另外四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却给予了高度评价，绝口不提什么程序正义。
又如，一些历史学家会把十月革命描绘成一场充斥着屠杀、战争和镇压的凄风苦雨，还为沙皇一家被“害”鸣冤叫屈，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1905年沙皇政府是如何用枪子对付手无寸铁的请愿队伍的，他们还忘记了，资产阶级在确立自己的统治之时，法国的断头台和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如，一些书呆子指责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将大企业收归国有的措施是一场流氓瘪三抢劫有产者的暴乱，共产主义的信徒剥夺了他人的“合法”财产，侵犯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侵犯了人权，他们似乎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以圈地运动、贩卖黑奴、殖民掠夺为代表的“创业史”，就是一部剥夺劳动者财产甚至自由与生命的血泪史，英国针对劳动者的鞭笞酷刑和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早就打破了资本人畜无害的童话。至于人权与共产主义主义的辩论，则更为有趣，似乎这些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产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产权？组织工会和参加罢工的人权和开除雇员的产权，究竟哪个更大？一旦劳动者要用一人一票决定问题的人权来对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类似问题一出，“多数人的暴政”等词汇便粉墨登场，民主和人权悄悄退到了后台。
最后，还有一些公知大V和民国粉丝指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联）政权输出革命侵犯了他国主权，他们似乎忘记了苏俄内战时民国政府也曾出兵干涉过苏俄的内政。一旦把焦点转移到当今的国际问题，这些人又开始叫嚷“人权高于主权”，为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外国找借口，给垄断资本的铁骑打到上了“王师”的旗号，而当年的苏俄，又何尝不是各国劳动人民的“王师”呢？按照“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理想，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99年前的那一场革命，仍然引发着各种历史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争论的双方，由于屁股和立场的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一次双十节或者十月革命纪念日，总会伴随着各种撕逼。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今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集团总是用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历史，立场、情感、结论自然是天差地别，同样是面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晋惠帝会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而杜甫却表达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同样是面对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封建官吏竟说出“不作安安饿殍 ，尤效奋臂螳螂”的冷酷之语，而革命领袖得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结论。
关于十月革命的种种论争，我们不再展开细谈，而这些互不相让的口水仗恰恰说明了，十月革命在当下仍然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类似吕布和赵云究竟谁厉害、千里马的奔跑速度是多少这样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绝对不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论。
在双方的争论中，自然会有揭伤疤、翻旧账、抓辫子的行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之后的历史自然也存在着列举不完的阴暗面和槽点，以及一系列不怎么人道主义的行为，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按照人道主义的基本法：商鞅变法时的“渭水尽赤”，罗伯斯庇尔时期的恐怖专政，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印尼的反共大屠杀，一个社会制度取代另一个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推翻或镇压另一个阶级，总是令人道主义者痛心疾首，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鲁迅的名言：“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抱着人道主义不放的道德先生是恐怕难以被鲁迅视为“猛士”。
有一些朋友，对十月革命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但是在被共运史上的槽点所惊吓之后，便无法以理性自持，浪漫主义消退，理想主义褪色，从历史决定论的一极滑向了历史无序论的另一极，从被热情冲昏头脑到被冷水淹没。然而，一个猛士，一个青年，自然要赞扬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地对待十月革命之后的异化、变质、倒退、背叛等等，惟其如此，才能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
十月革命及随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那么问题来了，成功的经验如何借鉴？前人的覆辙如何避免？历史依旧在向我们发问：无产阶级革命何以成为必然趋势？无产阶级革命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怎样保证劳动者当家做主，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答案不尽相同，从“被背叛的革命”到“走资派还在走”，从“文化领导权”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拉美丛林里的游击战到文化领域的阵地战，无数的前辈在探索和战斗，而现在则轮到了不愿做资本之奴的我们，轮到了不愿沉醉于心灵鸡汤、不愿受制于雇佣劳动、不愿局促于格子间与流水线之中的我们。
前进，达瓦里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