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言论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复制链接]

左起：越飞、李大钊、鲍罗廷。资料图

　　孙中山与李大钊交谊

　　几个月之前，也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即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之间的谈话。

　　李大钊是北方农家子弟，体格魁梧结实，说话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与领头人。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李大钊比孙中山年轻二十多岁，但很快赢得孙中山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孙中山与李大钊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在孙中山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此后，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与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布哈林（Bukharin）《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英文版。李大钊选寄了一本。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宋庆龄约在三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驱逐了。陈炯明需要借孙中山声望为自己镀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毫不吝惜地奉上“大元帅”称号。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此印即刻制于当时，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资料图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就号召解散所有“编余军队”（化兵为工）、禁赌、整顿官员作风。接着，他组成一九一七年以来在广州成立的第三个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这引来了几起军事政变图谋，原来请孙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现在又来反对他，都被孙中山用各种办法，比如在敌对派系间搞平衡、劝说、运用策略，压服或平息下去了。对于学生要求进步的游行示威，孙中山不但不制止，还加以鼓励。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至二十日，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共产国际早在一月间提出、在中国实行“各民主阶级联合”方针。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性。

　　宋庆龄后来回忆：“在一九二四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五月初，宋庆龄到达广州。几天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去城内各医院慰问伤兵，这些伤兵是在附近各县各派部队之间冲突中受伤。他们还一起到英德前线视察，以鼓舞士气，确保广州北边门户。十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

　　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八月中旬，“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以蒋介石为首，成员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

　　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向北京李大钊发去一个密讯，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中山同意，中共的领导机关与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鲍罗廷任国民党顾问

　　应孙中山邀请，列宁（Lenin）派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十月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使之成为民族与社会革命者团体。鲍罗廷当时三十九岁，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孙中山信任鲍罗廷。宋庆龄常去鲍罗廷家，觉得与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词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理论与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

　　一九二七年，宋庆龄（右）与鲍罗廷夫人法尼娅，摄于莫斯科。资料图

　　鲍罗廷妻子法尼娅（Fanny）在回忆录中谈到：“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与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他非凡人格。

　　“孙中山与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与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与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历史、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与学习外语、如何出版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法尼娅在回忆录开头写道，鲍罗廷告诉她，孙中山“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的身份，而且以医生口脗关注伊里奇的健康。孙中山称列宁为中国最好朋友。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与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情况，介绍我认识社会各阶层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中国革命者生命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与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与鲍罗廷一直守护病榻旁，孙中山把遗嘱与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

　　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股新力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在广州，由共产党人林伯渠任部长。在广州，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

　　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道路。

　　一九二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工人集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号召工会与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么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这年七月间，广州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规定，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斗争，协助平定“商团”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滙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得到香港支持并勾结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十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