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必须要遵守科学精神，一个是严谨求实，对社会负责，少一点个人私心、名利心；再就是千万别用搞政治的办法搞科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山头，搞帮派。这样做只是玷污科学。 人体科学专业副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 何宏
我是学物理的，在学业上很顺利，26岁取得德国博士学位，29岁已经在牛津大学完成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当时有导师挽留，可以拿绿卡，可以说在常规科学领域前途光明。为什么我甘愿放弃我在专业上的前程，放弃在国外很现成的优厚待遇，回到国内专门从事人体科学这样一门极其复杂、备受争议的研究？因素很多，但我想从我的经历讲起。
我是湖北人，我的父母都是搞水利工程的。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就到了宜昌的葛洲坝。我从小就对各种东西都很感兴趣，什么猜字谜呀，可以说什么都能来点，都愿意去试一试。我接触气功是在1980年左右，完全出于一片好奇心。当时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着一些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马礼堂六字诀”等功法，我很好奇，站在那里看报纸，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久就产生过一些至今印象深刻的主体体验。比方说，体内“气”的流动。最深刻的体会，是曾经有露珠一样的东西，一直从喉头垂滴下去，滴到会阴部位。
就像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不断地落下，打碎，产生很强的欣快感。上大学时也看过许多气功杂志。从1980年到今天为止我时不时地练上一点气功，“功龄”已近20年了。
我是82级华东理工大学激光物理专业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优良，1986年被推荐读研究生。上了四个月的研究生课程之后，我拿到学校四个公费保送出国留学攻读学位的名额中的一个，去当时的民主德国席勒大学物理系攻读。我的导师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曾是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领域里主要负责人，非常有地位。我一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生吧，我始终是兴趣爱好十分广泛，比较热爱生活这样的人。性格比较敏感，有外向性、对生活比较热爱的一面，又有内省的一面。我的体验表明，这种人容易对气功产生兴趣，也容易产生气感。
我是1987年的9月去的德国。1990年的12月拿到博士学位。那年26岁，与周围德国人相比，是最年轻的博士，不久，我联系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在物理系做博士后。在英国的三年时间，我从事的是实验物理学研究，主要是在英国的碧福国家实验室里研究分析高能激光等离子体的调光光谱。当时是跨国的合作，引起很多国际大实验室的兴趣，直到英国，我都是感觉比较好的，年岁比较小，外语适应能力比别人强，单身，拿着做博士后的收入，年薪15000英镑，这条件很好了，从来没考虑过去打工什么的。这样，青春的精力一直在冲突着、在寻找突破口，跟朋友吃喝玩乐之后，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很寂寞。国外的生活虽然很好，但文化上的反差使我思考：在国外这种生活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些到国外的人也有很多失落的地方。
我在练功的时候，一入静，便可听到体内血液的流动，包括神经、脏器的真正声音。在气功界，这叫“天籁之音”，对此我请教过一个佛教界朋友，他说，你的功夫好，有“慧根”，你在前世有修行，与我们佛家有缘，他劝说我参禅拜佛，我原本很好奇，加上说过的那些反思和失落，我从气功转而对宗教发生兴趣。我也真正拜过师。这些佛教徒确确实实很善良，使我产生敬意。但我毕竟有很强的科学理性、思辨能力，时间一长，我认识到宗教说教中其实存在许多悖论性的困境，说不通的矛盾。终于有一天，大概是在半年之后，我把是和非结合到一起考虑。突然好像是把辩证法吃透了。一切对我豁然开朗。我至今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主体体验，是自我的认可。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说，别人说好的，不一定真的是好，别人说坏的，不一定真的是坏。我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真正的幸福是被需要。被这个集体需要，被这个社会需要，被你的妻子父母儿女需要，这种被需要感是你生命的所有意义，对于一个个人来讲，我可以这样生活那样生活，一切都很自由，但是你真正觉得充实与幸福，是你得到其他人的尊重。认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变得非常地洒脱。
我决定回国，我的导师很不理解，我再干一年就可以拿到绿卡了。朋友们也是不理解。我说，咱们走着瞧，是金子总会闪光，是钉子总会从口袋里穿出来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回国，只是因为太太们不愿回国。他们实际上被他们的家庭所拖累，失去自己选择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为他们悲哀。反过来，又因被他们的亲人所需要，他们也感到很幸福。我不同，我当时是单身，没这个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对生命科学本身非常感兴趣。我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是在你自己本身的认识和定位上。你可能什么都有，但你可能不快活。我想，既然你的愿望是做另一件事情，那你现在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牺牲棗牺牲你现在已经在专业上取得的地位。我博士后的研究也确实是科学的前沿。在英 国的实验室里，有来自各国的科学家，许多国家都对这工作很感兴趣。但我个人觉得，意义还不是很大。我觉得人，尤其是在中国，人们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心态问题。我开始反思老庄哲学，对世界的工业化潮流的方向开始有新的认识。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中国人将很难追赶西方的物质生活水平。如果以生活质量为标准，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在自卑、压抑的心态里，况且西方的工业化模式也有本身诸多的局限性。我们没必要按步就班地重复别人。除了这些，当时在同宗教界朋友的交往中，产生过非常奇异的几次巧合，或者是怪梦，又像是梦，又像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我的理性非常强，自制力很强的话，很可能当时就皈依宗教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就有了一种“开悟”，促使我下了这个回国的决心。回国之前，我就已经定位回去要做超常现象、特异功能方向的精神现象研究。到底它为什么会产生？有没有真实的一面？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能否沟通，是否是统一的？
至今我回国四年，在这个单位（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三年，当时我认为自己有练功的体验，又懂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语较强，思辨能力也比较强，搞这个研究肯定有优势，任何事情都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不是说先有一个假定，说什么现象存在或者不存在，然后去检验你的假设，而是从严密的实验出发，实事求是，你看出些什么问题，然后核实并探索其规律。尤其比如特异现象困扰人类的精神生活或说激励人类精神生活已经几千年了。世界上这几十亿人早晚会问“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这些问题压根没法回答。很多人因此步入神秘主义领域，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就人体神秘现象如果能找到证据，那等于说我们对现代科学的下一步发展做了推进；如果说这个现象里头整个都是幻象，是假象，或者说都是欺骗，那么对于研究人类的心理结构，研究欺骗与反欺骗，这也是非常重大的课题。在人体科学专业，我这里设硕士点已经两年了，但招不到学生。可能学生们现在很功利，他说，如果你这个现象是真的，我就到你那儿去，你能不能保证是真的？我说，那我无法保证。但我可以保证这项工作实实在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仅仅在我们国家，就有几千万练气功的人，他们有很多幻觉，在世界上有十几亿的人是宗教信徒，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为什么？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你能不能给一个科学的指导，拿出过硬的证据？你能不能出于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来做这种研究？不一定是宗教徒才研究宗教，你可以完全作为一个学者来研究宗教。不管这个现象是真是假，你都用一种客观的、严谨的态度研究，这才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这才是起码的科学精神。但按照我的人生观，幸福观，人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主动建筑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所以我从不勉强别人跟我来。
我最初回国的初衷是想用科学来解释特异现象。当时我认为，科学已经走到一个高峰了，它的下一步在哪里？科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哲学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推论。我至今认为，生命是最本质的，如果你研究的是物质的，这个层次就比你研究的生命现象层次要低。人如果能直接研究人，直接研究生命现象里的奇异现象，也许能找到科学的新的突破口。我当时的初衷就是想要找到特别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用非常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它，或借这种现象来发展新的科学理论。但是到后来看，情况与初想的差异比较大。最关键的是，我不想说也得要说，真实的现象非常罕见。到底有没有，我现在都不能做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但我也不像极端的反对派那样，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否定这件事情；也不像过去做过很多这方面研究的同志那样肯定他说：这现象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失之于偏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你也可以做分析：为什么高压批判反而激起很多人的反感，激起很多人狂热地投入；为什么很多人确确实实是很投入，包括拿出自己的很多钱，但这些很善良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而他始终不能认识这一点，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被骗。这些人身上表现的精神现象、精神分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应该由中科院的心理所与我们结合起来做工作。可惜，我们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现在还缺乏科学家的独立性。人人都有很多学术之外的顾虑。作为一个科学家，不管你怎样否定他人，你必须靠实验来否定，而不是从人格上来攻讦他人。而过去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们却有很强的封闭性，狭隘性，都是政治运动搞多了的缘故。
关于特异功能，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聪明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辩证地看问题，而笨些的人却只看到自己的理由，压根不理解对方存在的合理性，假如两边没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的标准，争论就永远没有结果。包括你说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但你不能保证明天就出来一个是真的。这就需要支持者和反对者共同拟定实验。只有这样才是民主的、科学的。过去，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好在人们的素质都在提高，现在终于有点可能性了。
再比如气功，这个功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气功派别是好的还是坏的，一般来讲，极难判断。这非常复杂。有的人是既得利益者，有的人是受害者。今天他是受害者，明天可能又因此发起来了，就像传销一样。现在这个领域没有法。到底有没有“气功外气”？到底能不能除了心理暗示之外能给人治病？我认为科学家应该负责地给出一个科学的回答。现在我们有一批严肃的科学家，包括相信特异功能的和不相信特异功能的，正在共同合作，想把这些事情澄清一些。不回答这个问题，你就无法对气功活动进行真正有效的管理。
我本人的经历告诉我，相当一些主观体验是很深刻的，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的，可能会让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宗教信徒，在这一点上，我尊重所有真诚的、正直的人，尊重那些有自己信仰的人；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我非常清楚个人的感觉是非常不可靠的，很多东西是全然错误的，得不到别人、尤其是科学界的印证，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己之见，按佛教的说法是，“我执”太强的表现，是愚蠢的表现，是要挨大和尚的打骂的。但是在人体“特异现象”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方，这种人都不少，甚至很多人还是教授，实在是缺乏“悟性”。人体“特异现象”究竟存不存在，科学界还没有定论，也许今后很长时间也不会有定论。如果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那早就应当有结论了。问题在于研究精神世界是否可以套用研究物质世界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这本身就又是不可回答的问题。
科学家必须要遵守科学的精神，一个是严谨求实。对社会负责，少一点个人私心、名利心；再就是千万别用搞政治的办法槁科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山头，搞帮派。这样做只是玷污科学。连毛泽东都会犯错误，科学家、教授，哪怕是大科学家当然更可能会犯错误，千万别把人神化。
对于特异功能研究，我的主张很客观，尽可能少一点主观偏见，主张用严密的实验，可靠的方法进行检验，既然说是科学，就应当坦荡地争取承认，接受检验。所以我是中间派。这使我在阵营的两边都有很好的朋友。我理解他们，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但我没觉得是什么包袱，谁是谁非，让历史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