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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博弈

以下是从前博弈在网络讨论中写下的东西，不成熟，有缺陷，请多指教：

有些概念看来必须澄清，为什么国企和集体企业就一定是低效的代名词呢？我们去看有关于建国初期的记录，那时的国企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明显以非常快地速度超过了民营企业。我们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这难道不是国企高效率的功劳？那个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高涨的建设年代背后有着非常明显的“公”字印记。从百废待兴、千疮百孔到生机勃勃，井井有条，中国只用了几年时间，在这期间，私营工商业虽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他们在运做过程中同样也表现出一些消极的东西，倒买倒卖、囤积居奇，不正当竞争，无序竞争，包括现在的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却集中地体现在民营经济身上。要不何来“三反”与“五反”？在那个时代，国有企业，人民当家做主人就是高效率的代名词。至于国有企业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成因很复杂，总的来说与体制僵化，缺乏创新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并不仅仅是公或私的问题。你的认识，代表了很多人目前的认识误区，即国有会必然导致效率底下，私有是效率高的必然选择。

说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失策的，首先就忘记了这种模式曾经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功。刚解放的中国是一个处在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落后国家。现代化不是买来的，从人的素质到经济基础，我们都很薄弱。况且还面临着西方的封锁，后来更加上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不是台湾，不是韩国，私人资本通过积累的方式有形成健全的工业体系和工业部门的可能吗？——去看看印度。国有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有计划有步骤有速度地发展自己，完成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无法解释的高效率，同样，苏联从战后的废墟成长为超级大国，也有类似的因素。

问题在于很多人会犯走极端的错误，跟阁下的性质一样，走极端，认为这个表现不好，就一头砍掉，说民营经济无法与整个经济体制相配合，就要放弃。

积贫积弱的中国，即需要下猛药，也需要好好调理，这个关系，好多人认识不到，包括毛泽东。而我们理应比毛更高明啊！可是我们作到了吗？阁下又提到了：“国有企业的存在意义，只在于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适合的发展机遇。”。朋友，当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毛泽东虽然不是神，我们又何尝高明到哪里呢？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路，不一定就不存在。毛泽东建立的国有经济体系，既然可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挥出高效率，在当今的环境下，只要通过寻找合适的方法，建立健全激励与创新机制，路子总会有的。——必须找这样一条路，否则我们的民族工业前景堪忧啊！因为虽然我们需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给他们相应的地位，优化竞争环境。但是就目前为止，他们的最有活力的主体仍然是面向外国的出口加工，而那些需要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部门仍然需要国家的投入和风险担保，只有国企才最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不能总充当世界工厂。

关于效率，毛的体制并不仅仅是僵化刻板的必然结果，它完全有可能重焕生机。做个比方吧。早期的计算机系统是被大型机垄断的局面，所有数据存放在一起，作为终端的用户权限很小，结果呢？造成大型机的事务繁忙，而终端用户有工作不去自己解决，拖沓懒散的作风，而且用户界面GUI也生硬僵化，不适合处理变化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反应。然而即便这样，也比过去的那种完全依靠个人，各自为政，沟通困难，信息传递不便，行动无法有效协调的信息处理系统要强的多。大型机的时代持续了一端时间以后（因为它毕竟是一场革命），由于发现了大型机的各种弊端，PC机（如Apple II 和早期的IBM PC）应运而生了。经过算法的改良和物理内存容量的提升，构成现在的客户机/服务器系统，PC机取代了原来大型机的终端，它灵活，界面友好，能够游刃有余地自己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这是一个有效放权的过程）。而服务器部分地替代了原来的大型机的角色，一些需要集中处理的信息存放在这里，而且通过与个人计算机的连接（硬件与软件）来共同作出决策，进行信息处理，这样，就把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既有统一调度，又有灵活应对。当然，经济技术仍然在进步，我们不能过于短视。毛所建立的经济体系直至目前为止，仍是我们的经济命脉，这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想推翻就能推翻的，它仍有发展的前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就看我们珍惜不珍惜它，是让它白白地流失，通过非法途径私人化，给民营经济创造机会；还是开动脑筋，搞活它，打出一片新天地，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现在，大型机系统仍然在某些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朋友，如果我们改革的决策者和实践者都抱有和你一样的看法，那我可是真的非常悲观了，我们的改革要走弯路，国家建设要走弯路，改革将有可能把国家往二流甚至偏安于三流国家的水平上引，这样的改革，群众还会支持吗？

George Hegel，一位当代并不著名的哲学家，提出想象中的突破分三步发生：
1.命题：首先提出一个观点，称为命题。
2.反命题：第二，考虑对应的观点，称为反命题。这一点通常是阻碍性的，因为命题与反命题都有优点，但它们显然是不可调和的。
3.合成：最后（尤其在戏剧性的突破中）基于两个旧观点的结合，一个全新的观点产生了，新观点把两种旧观点合成到了一起——合成命题和它的反命题。
但是找到这种合成的途径是困难的，需要有心人的眷顾，毕竟，貌似冲突的两种观点又怎能不被人抱上非此即彼的态度呢？朋友，我说不破不立、有破有立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发动群众，阁下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我的观点，抗洪我们发动了群众，可腐败与官僚主义就不是洪水猛兽了吗？就不能发动群众“抗洪”了吗？凡事不应简单化，发动群众的途径与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从思想和制度上破除官本位……毛的方法过猛，那我们为何不能创新，而动不动就以文革为借口打压草民们的“中民主”要求呢？如果把法制建设与“大民主”结合起来呢？可惜，现在的政府不敢了，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从伤痕文学之风开始，反思成了批判，让人民百姓认为现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们心安理得地以资本主义为导向走腐化堕落与所谓的“民主化”道路，从成克杰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所以，把毛主席的所做称作一无是处，不仅错误，而且危害很大。毛泽东建立的经济体系，是当时的需要，在当今有发展的必要；他在文革中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方向，有合理性和前瞻性，可以在抛弃一些明显与实际相脱离的左的错误前提下，予以借鉴。

无产阶级的反思（一）——国有与民营的机械唯物主义论（2）

“国企在先天上就不能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竞争”——每当我看到类似“先天”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给爱迪生下定义的老师，那个看不起小爱因斯坦的教授，他们往往说：“你天生就不是干什么什么的料！”；而那些认定人类永远不能象鸟儿一样翱翔蓝天的人自然也对莱特兄弟不屑一顾，他们很早就把界限划定，认为万事万物永恒不变，从此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抛诸脑后，用权威的姿态掩饰自己的无能。

阁下用目前存在的表象去断定国有经济的本质，得到的结果自然无法摆脱掉当今的某些认识误区。自然也无法作到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突破”，下面仔细分析一下阁下所列举的情况是否就一定为国有公产的本质：

1.“国企的产权理论上归国家所有，但风险责任无法落实到真正的责任人，所以管理者不必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也就没有责任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仍是以私人产权为主的家族经济为主，这样的经济体制确实能够做到以上阁下所主张的情况。但是当企业试图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的时候就面临发展的瓶颈，因为毕竟资本积累无法与资本积聚的速度相比。此后，西方在建立金融货币信贷信用体制以后，使得公司制逐步取代了家族经济形式。这样，所有权可以与经营权分离。但是这种经营体制最大的弱点就是对金融信用体制的依赖，而信用体制虽有法律法规的提供的保证，但是同样更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契约理念，一旦这种体制发生动摇，将势不可免地构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崩溃。在早期这种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确实出现过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资本主义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等例子，这一点请看邱吉尔所著的《大英帝国史》（写的不错，有气魄，当初与毛姆的小说一样是我的所爱）。问题在于即便是当今高度发展了的信用体制本身也有崩溃的危机（比如美国刚刚出现的一些征兆）。所以，现代经济学在有关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非常热，（北大的张维迎教授的报告不错，有机会应该听一下），借助于博弈论这种数学工具，我们可以继续分析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经理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对抗与合作关系。讨论如何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体系，通过产权治理的途径，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方式，使得各方利益（包括大股东，中小股东，与公司经营者）在对抗中获得均衡，形成实质上的合作关系。从纯理论上来讲比较晦涩，而且在近年来的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是在实践上已经初露端倪，比如现在对大型国有企业独立董事的设立。至于信用体系的构建我们能否作到推陈出新，将国家信用与个人、集体信用有机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系的优点呢？我目前只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看上文的原始信息系统===>大型机为主导的管理信息系统==>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策略一例。

2.“国企很大程度上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政府官员很少是理想的经济管理者，而且官员有任期限制，为了政绩往往进行短期行为，所以经常看见那些国企的投资打了水花，曰交学费。”——这在前面一段中我已经提及，方法即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对于一些掌握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放开搞活的方针，实行“政企分开”，用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去支撑这样的国有企业，通过其他的配套创新体制完善之，比如独立工会和社会保障体制，基于市场与社会福利的人员流动与用工制度等等，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就象我以前所说的，你目前看不到的路，不一定就不存在，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以往人们的认识水平上，自己不去动脑子，找路子。结果也就是照抄西方，永远比别人落后，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有学习，又有创新，还有大胆尝试。我承认，目前的这样的改革是有很大困难，国家的情况很复杂，地方上的各种势力和低效的官僚体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改革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而不是什么国有经济的本质特性所至。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干部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更多地是替自己的那一亩二分着想，该放的不放，不该放地狠劲放水，让很多宝贵的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同不法商人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更严重地问题出在干部身上的低素质与低效率，毛泽东时代所确立的好的作风，好的工作方式，好的出发点，什么群众路线，全被丢掉了，还像模像样地拿着拼凑出来的一点“政绩”高唱学习“三个代表”的“心得”，所以作为改革国有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配套之一，就是干部的任免选拔考核制度，民主监督与参政制度等等，说句实话，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就不过关啊！他们总是在嘴头上高喊“三个代表”，自己在心里面却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确认无疑。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在开放搞活的旗帜下变的虚弱无力，自然也无法通过动员群众以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的形式制约官僚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他们当官的都这么想，还指望群众能积极吗？——那就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都快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不早打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

3.“是企业就会有风险和赢利，国家理论上不需要赢利”——这句话的逻辑硬伤是很明显的，我们把国有企业中注定要掌握经济命脉和国家战略资源的企业除去，来思考一下企业的存在价值与目标，企业的目标是赢利，但是所有企业的竞争和赢利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卫保证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成功完成企业改制以后，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上的独立主体进行竞争，经营者的个人信用与国家信用形成双重担保，经营者以他的能力与经验为依托，用他个人的信用为担保，以他的个人利益为激励，为企业出谋划策，理论上是可行的。同时，由于国家信用的渗透，采用委员会与听证制度，可以为企业的未来自主发展提供保证。并且还可以在特殊时期，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特殊的作用，在一些市场力量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比如市场动荡与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如侵略大的自然灾害等等情况下，通过启动紧急应对机制，对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甚至干预。当然这些需要法律的保障，比如现在非得要搞出个《民法典》。（搞可以搞，但是在改革中间，很多东西也要不免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还是免不了改来改去，觉得还是有些冒进，改倒不是什么问题，就怕会对改革的进程形成误导。）总的来说，好比一个赌场，获利的永远是庄家，庄家也是投钱的，但是里面不管怎样尔虞我诈，优胜劣汰，庄家就是庄家，他投入的钱有过损失，但最终还是要赢利的，因为他投的钱总的来说是分散地，可以从总体上有效规避风险（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有关概率的论文，你也可以参考投资学里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赢利以后呢，可以有社会整体福利的保证，可以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有效率并且比较公平的分配。可以避免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所以，“国家理论上不需要赢利”，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解释国家怎样发展为何发展这一问题。

4.阁下的第四点我在前面实际已经作过解答，单列以下一句话：“我们要看到建国初期国企的成功，但是如果折算一下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益，就不见得会比民企高。”——我要正式地问一句，阁下有作过这样的分析吗？你不妨把当时的数据找来，亲自作一下投入产出分析，现成的投入产出模型很多，宏观经济模型尤其多，以至于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试图研究针对企业的投入——存量——产出模型苦于无法找到相应的数据。当然，我们可以把建国初期建立的企业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继影响，比如熟练工人技术储备，以及对其他行业的乘数效应排除，也可以忽略目前国企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压力和社会功能这一事实，还可以算上资金的时间效应。不妨亲自去调查计算了解分析……你会得到比较客观的答案。

以上说了很多关于经济体制的问题，有些乏了，但是我仍要呼吁一下，尤其是阁下，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支持者，那你就首先要具备对新事物，新方法，新理论的强烈兴趣，对创新有强烈地认同感，而不是对于西方所谓的那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经济学家言听必从，否则，我们现在的改革就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复辟的也不是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变态资本主义，某些经济学家，比如什么张五常之流，他的话，姑妄听之，信则
无产阶级的反思（一）——国有与民营的机械唯物主义论（3）

“国企在先天上就不能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竞争”——每当我看到类似“先天”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给爱迪生下定义的老师，那个看不起小爱因斯坦的教授，他们往往说：“你天生就不是干什么什么的料！”；而那些认定人类永远不能象鸟儿一样翱翔蓝天的人自然也对莱特兄弟不屑一顾，他们很早就把界限划定，认为万事万物永恒不变，从此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抛诸脑后，用权威的姿态掩饰自己的无能。

阁下用目前存在的表象去断定国有经济的本质，得到的结果自然无法摆脱掉当今的某些认识误区。自然也无法作到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突破”，下面仔细分析一下阁下所列举的情况是否就一定为国有公产的本质：

1.“国企的产权理论上归国家所有，但风险责任无法落实到真正的责任人，所以管理者不必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也就没有责任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仍是以私人产权为主的家族经济为主，这样的经济体制确实能够做到以上阁下所主张的情况。但是当企业试图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的时候就面临发展的瓶颈，因为毕竟资本积累无法与资本积聚的速度相比。此后，西方在建立金融货币信贷信用体制以后，使得公司制逐步取代了家族经济形式。这样，所有权可以与经营权分离。但是这种经营体制最大的弱点就是对金融信用体制的依赖，而信用体制虽有法律法规的提供的保证，但是同样更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契约理念，一旦这种体制发生动摇，将势不可免地构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崩溃。在早期这种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确实出现过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资本主义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等例子，这一点请看邱吉尔所著的《大英帝国史》（写的不错，有气魄，当初与毛姆的小说一样是我的所爱）。问题在于即便是当今高度发展了的信用体制本身也有崩溃的危机（比如美国刚刚出现的一些征兆）。所以，现代经济学在有关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非常热，（北大的张维迎教授的报告不错，有机会应该听一下），借助于博弈论这种数学工具，我们可以继续分析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经理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对抗与合作关系。讨论如何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体系，通过产权治理的途径，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方式，使得各方利益（包括大股东，中小股东，与公司经营者）在对抗中获得均衡，形成实质上的合作关系。从纯理论上来讲比较晦涩，而且在近年来的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是在实践上已经初露端倪，比如现在对大型国有企业独立董事的设立。至于信用体系的构建我们能否作到推陈出新，将国家信用与个人、集体信用有机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系的优点呢？我目前只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看上文的原始信息系统===>大型机为主导的管理信息系统==>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策略一例。

2.“国企很大程度上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政府官员很少是理想的经济管理者，而且官员有任期限制，为了政绩往往进行短期行为，所以经常看见那些国企的投资打了水花，曰交学费。”——这在前面一段中我已经提及，方法即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对于一些掌握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国有企业之外的企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放开搞活的方针，实行“政企分开”，用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去支撑这样的国有企业，通过其他的配套创新体制完善之，比如独立工会和社会保障体制，基于市场与社会福利的人员流动与用工制度等等，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就象我以前所说的，你目前看不到的路，不一定就不存在，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以往人们的认识水平上，自己不去动脑子，找路子。结果也就是照抄西方，永远比别人落后，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有学习，又有创新，还有大胆尝试。我承认，目前的这样的改革是有很大困难，国家的情况很复杂，地方上的各种势力和低效的官僚体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改革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而不是什么国有经济的本质特性所至。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干部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更多地是替自己的那一亩二分着想，该放的不放，不该放地狠劲放水，让很多宝贵的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同不法商人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更严重地问题出在干部身上的低素质与低效率，毛泽东时代所确立的好的作风，好的工作方式，好的出发点，什么群众路线，全被丢掉了，还像模像样地拿着拼凑出来的一点“政绩”高唱学习“三个代表”的“心得”，所以作为改革国有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配套之一，就是干部的任免选拔考核制度，民主监督与参政制度等等，说句实话，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就不过关啊！他们总是在嘴头上高喊“三个代表”，自己在心里面却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确认无疑。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在开放搞活的旗帜下变的虚弱无力，自然也无法通过动员群众以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的形式制约官僚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他们当官的都这么想，还指望群众能积极吗？——那就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都快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不早打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

3.“是企业就会有风险和赢利，国家理论上不需要赢利”——这句话的逻辑硬伤是很明显的，我们把国有企业中注定要掌握经济命脉和国家战略资源的企业除去，来思考一下企业的存在价值与目标，企业的目标是赢利，但是所有企业的竞争和赢利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卫保证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成功完成企业改制以后，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上的独立主体进行竞争，经营者的个人信用与国家信用形成双重担保，经营者以他的能力与经验为依托，用他个人的信用为担保，以他的个人利益为激励，为企业出谋划策，理论上是可行的。同时，由于国家信用的渗透，采用委员会与听证制度，可以为企业的未来自主发展提供保证。并且还可以在特殊时期，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特殊的作用，在一些市场力量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比如市场动荡与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如侵略大的自然灾害等等情况下，通过启动紧急应对机制，对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甚至干预。当然这些需要法律的保障，比如现在非得要搞出个《民法典》。（搞可以搞，但是在改革中间，很多东西也要不免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还是免不了改来改去，觉得还是有些冒进，改倒不是什么问题，就怕会对改革的进程形成误导。）总的来说，好比一个赌场，获利的永远是庄家，庄家也是投钱的，但是里面不管怎样尔虞我诈，优胜劣汰，庄家就是庄家，他投入的钱有过损失，但最终还是要赢利的，因为他投的钱总的来说是分散地，可以从总体上有效规避风险（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有关概率的论文，你也可以参考投资学里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赢利以后呢，可以有社会整体福利的保证，可以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有效率并且比较公平的分配。可以避免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所以，“国家理论上不需要赢利”，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解释国家怎样发展为何发展这一问题。

4.阁下的第四点我在前面实际已经作过解答，单列以下一句话：“我们要看到建国初期国企的成功，但是如果折算一下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益，就不见得会比民企高。”——我要正式地问一句，阁下有作过这样的分析吗？你不妨把当时的数据找来，亲自作一下投入产出分析，现成的投入产出模型很多，宏观经济模型尤其多，以至于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试图研究针对企业的投入——存量——产出模型苦于无法找到相应的数据。当然，我们可以把建国初期建立的企业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继影响，比如熟练工人技术储备，以及对其他行业的乘数效应排除，也可以忽略目前国企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压力和社会功能这一事实，还可以算上资金的时间效应。不妨亲自去调查计算了解分析……你会得到比较客观的答案。

以上说了很多关于经济体制的问题，有些乏了，但是我仍要呼吁一下，尤其是阁下，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支持者，那你就首先要具备对新事物，新方法，新理论的强烈兴趣，对创新有强烈地认同感，而不是对于西方所谓的那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经济学家言听必从，否则，我们现在的改革就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复辟的也不是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变态资本主义，某些经济学家，比如什么张五常之流，他的话，姑妄听之，信则

无产阶级的反思（一）——国有与民营的机械唯物主义论（4）

我的长篇大论无非有三个目的：一是经济的，就是要决策者认清自己的职责之所在，尽快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改制来摆脱当今的困境，而不是通过人为搞跨国有企业来搞所谓的“私有化”；另一个目的是政治的，矛头所向是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被人为阻碍的改革从某种角度上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私有化”阴谋。再一个是基于系统科学的，我对未来国民经济体系构建的展望，这种展望既考虑历史，也展望未来，适合我国人均资源匮乏，竞争力不足，需要国有经济的有效参与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平台，是我的主张。使用的论证方法里面没有语录（如果有，谁的？），也不是东拉西扯的，抽象的“理论”，里面有经济学内容，也有管理科学，具体的甚至有一些经济控制论以及人工神经网络和优选论等前瞻性的内容。还有很多被视而不见的例证，我以为“旁征博引”是好事，并非什么“东拉西扯”，如果你不知道来源也无从理解，我也没有话说。当然，既然让你不舒服，肯定还是有原因的，大概是替已经见了马克思的老人家说了几句好话。而阁下一上来就开始扣帽子，是耍无赖，这样不好，当然，如果你认为真理肯定就在你那边，那另当别论。

1.中国的统计数据，尤其是当时或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统计数据，一旦照搬西方的统计和会计准则，结果肯定是非常奇怪的。你引用1995年的数据更是有故意误导的嫌疑，如果这样，你也不妨引用1985年的数据，同时把这两年的数据不妨也拿出来。中国国有企业覆盖面很广，并且集中在第二产业，可以说如果仔细地追究国有企业的“资产”来源与“负债”来源，绝对没有那么危言耸听。而且，国有企业所负担或过度负担的各种社会职能也被人为忽略，而国有企业所长期提供给企业职工的各种福利，“企业办社会”办出来的托儿所、学校乃至医院又怎样被评估为“资产”和“负债”呢？这些社会职能所消耗的是“资产”还是“负债”呢？它们的规模又在多大程度上占用了企业资源呢？我并没有否认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企业“改制”也正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水土不服”才被提出的。这种“改制”既是要“减负”——摆脱原有沉重的社会负担，同时也是“武装”——形成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与企业制度，形成对国有资产有效监管的机制。所谓的“政府办企业，企业办政府”是片面的阐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应该是“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

2.可笑的是，即便你认为确实1995年“国有企业的实有资产也就1万多亿。”，——同时却提出：“如果再扣除建国以来全部国有企业职工应付未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也应视为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实有资产基本上等于零。”——加减法怎么能这么算呢？并没有证据表明“建国以来全部国有企业职工应付未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就等于1万亿，而阁下却又添油加醋地说“从整体上讲，早已资不抵债了。”。这种对问题的阐述和定性，是真正类同“四人帮”的手法。

3．所谓的我提议“武装国企”就是发钱给国企，是技术改造，典型的指鹿为马，这招也用的不怎么的。当然，还得指出，翻一翻这两年的经济蓝皮书，里面谈到“技改资金”的时候，一般都注明了是对关键领域内的支柱产业，并非一碗水端平，也并非是到处播种。

4．毛泽东时代在缺乏人力与物力的情况下建立工业基础，农业对工业的补贴确实存在，民主人士所谓“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的抱怨也的确有，不过毛泽东之以“小仁政与大仁政”的道理解释过。我所谈的也并非是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你这也是断章取义。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等等都得益与当时工业发展的成就，否则中国的农业可能还会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对农业的补贴，体现在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价格控制，也体现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江湖治理改造上面，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完成的这些成就，有效地保障了乃至现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反，这就是对农业的真正意义上的补贴。不依靠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这些都是水中花、镜中月。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并不是简单依靠市场调控就能在短期完成这些成就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农业发展，仍然是建立在当初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的，比如现在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

无产阶级的反思（一）——国有与民营的机械唯物主义论（5）

下面谈关于经济的本质与就业

无论现代经济还是古代经济，其本质就是一个——即如何对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是经济学还较少涉及经济的“目标”，即为何要经济？为什么而经济？古典西方经济学里把效用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效用满足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石。满足人的衣食住行等需求，如何满足好人类的这些需求，就成为研究并运用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目标，而效用理论实际上仍是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比如度量，群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等等。

从这个角度和层面上，通过把众多事实割裂，把经济元素抽象，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唯一力量，构造一个类似真空环境的自由经济体系，就已经能够从理论上解决所有问题了，在这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无须任何干扰，简直是真正的“共（同）（生）产”主义大同世界。

然而现实世界不是这么完美的，首先就因为国家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生产技术水平的壁垒，资金的壁垒，等等把自由经济存在的基础破坏的面目全非，垄断的自然形成也让自由经济无从下手。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学说诞生伊始，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体系就开始动摇了，然而自由经济理论毕竟是阐述了一些经济的基本而朴素的一些规律的，所以虽然在实践上已经不那么吃香，但是它的合理内涵仍然有着无尽的生命力。建立在比较现实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由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涵，而是理智地承认国家在经济体中的作用，后世发展他的理论为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的理论，该理论让美国成功摆脱了上个世纪2、30年代的经济危机，然而当经济危机过后，当生产与消费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却被迫转入幕后，而实际上建立在修正过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甚嚣尘上。但是事实总是要教育人的，经济实践中不考虑自身情况，被理论牵着鼻子走有可能会破产，东南亚经济危机已经证实了这种前景，早先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现在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同样也是一个范例，当然，这些例证指出的其实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有什么过错，因为它们有缺陷总是难免的，毕竟它们并不代表经济学发展的极至；而是证明了如果不根据本国情况，忽视本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当前地位，去跟超级大国、强国等搞自由竞争，充当什么头脑发热的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不仅可笑，而且危害很大。

所以我不主张在中国宣称什么“自由经济”，同时也不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我在前面所论述的是另外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因为我一再表述在经济发展摆脱短缺状态的前提下，让市场力量发挥正常作用是必要的。同时因着公有制的基础，这种经济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市场自发性力量，能够在特殊情况下形成比较强的应变能力，所以它有着某些摆脱“必然”的“自由”因素。

目前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在以前已经阐述过了，重新废话实属不宜。在因着前面的道理，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也属于需要有效配置的资源，从长期来看也是“稀缺”的，之所以出现“失业”盖是由于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把单个企业比做鱼塘，劳动者就是鱼塘中的水，鱼塘产出少了，就没有必要在维持这么大的水域面积，这些多余的水域面积就算是“失业”，所以问题最终还是停留在鱼塘的产出上，如果能够提高产出，那么也就可以减少失业。现在的情况是鱼塘被扒，这就更难办了，你凭什么不试图提高产出就开扒鱼塘呢？这些多余的水又有哪些容器可以盛下呢？民营企业现有的小鱼塘能够盛下这些水吗？当然不成。发展民营企业的小鱼塘？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民营企业的成立也要资金技术。扒鱼塘的能充分提供吗？其实摆明了就是让这些失了业的自己解决生活问题，除了少数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民营企业又能帮的了他们多少？资金技术不是凭空里来的，需要时间，需要积累。而他们干了一辈子也未必能给自己挣出这么些东西。

所以解决问题最迫切最燃眉的一点就是提高“现有鱼塘的产出”——现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一门心思开始想着扒房子拆机器变卖地产，再乘机从中巧取豪夺，这不仅显示出了政府的无能，更暴露了一些官员的本来面目——靠搞垮国有企业中饱私囊，为向原始资本主义过渡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以前早就指出的失业问题的解决途径。那些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步入正轨就被宣判死刑，还没有真正开始融入市场经济就被认为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就要被搞垮，只不过是用来掩饰政府的无能罢了，因为那些已经成功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就是对这些政府官员们的最大的嘲弄。所以这个悖论也就很清楚了，国家应该有效干预的时候它不负责任地瞎干预，为了竟然还是以后的“不干预”，这说的过去吗？国家在应该积极支持企业改制的时候，地方政府和行政官员的无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管”、“卡”、“要”盛行，相反却形成企业改制的误区和阻碍，最终出现大量失业，实属不必要和不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别有用心”。决策者失去耐心和信心，也必须被看作助纣为虐，无论如何，这无法做为他的政绩来宣扬，即便是他要下台了。

所以我的原话“解决失业率的问题，在当今就是要制止国企的下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落井下石，同时采取手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一项本应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的，可是在很多地方，没能切实执行，原因很多，主要出在各地区，各部门人的身上。”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无产阶级的反思（一）——国有与民营的机械唯物主义论（6）

宋代陆贽有言：“吝少失多，廉贾不取，溺近迷远，中人所非”。

排除掉各种错误，毛的经济思想卓有成效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认识到了上面的话，在毛时代，国家初步建立了健全的工业体系，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但是人们的平均寿命却得到了很大提高。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一位老教授曾经非常诚恳地“教育”我，说他最佩服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确实是消灭了黄赌毒，那个时候一旦有什么传染病，所有人无论贫富，都能享受到快速有效的治疗和照顾，他惊诧共产党竟然真的一夜之间就把妓女和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确实是气象一新啊！他以为我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不屑于以上的一切，所以我说他是“教育”我。

前段时间翻书，看到了某位另类摄影家的一些以记实手法反映目前低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作品，无比震撼！其中有专门的章节反映一位叫小V的妓女的生活，有一张照片讲的是她的男友为仍在床上的她穿内裤的场景，旁白是：“她很累，所以没有力气自己穿裤子；但是她也很高兴，因为今天总共接待了13位‘客人’”。

如果有人需要证实，我可以提供这本书的书号与书名。而这就是我现在的落差之所在，我所不能容忍的和我所不得不容忍的，你可以开导我，但是千万别把什么“大分化，大重组”摆出来，我曾经反对过一位支持文革者的网友的同样逻辑的话，他说：“文革是一场大运动，是革命，打破点东西，伤害点什么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类似这种逻辑，我是一概反对的！

我的时间很紧，以后几个月估计也没空了，某些人可以接着用所谓“先天缺陷”去为那些无能官僚辩护，为“水到渠成”的“私有化”辩护。国有企业最终被他们搞跨是完全可能的事，在我认识接触的一些厂长官僚中，叫嚣“私有化”最响的人是他们，贪污腐化的也是他们，反正私有化搞成以后对我也没影响，所以无所谓，只不过本着良心说几句公道话罢了。 贬低毛泽东的经济成就，在当今也是风尚，所有抱着这等态度的人莫不是以他们所谓的“新思维”为荣，自以为与世界潮流接了轨。“今是而昨非”，幼稚。当初熊彼得让他的弟子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让弟子们谈感受，弟子们知道老师与马克思不一路，就痛批一通，结果反倒被导师羞辱。相反，熊彼得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两种态度，反衬出什么叫“肤浅”，什么才是真知灼见。

无产阶级的反思（二）——国有企业困难的背后隐藏着的实质（定论）

国有企业困难的背后隐藏着的实质

国有企业的困难，实际上并非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而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在的“全球化”、“市场化”狂潮中没有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所至。

现在的官方文件中一般都不讳言1993年的那场经济过热所带来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棘手问题，然而却颇有意味地指出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而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也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如果考虑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至从93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总**师一度犯下的“洋跃进”错误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求某些人提出85年数据的原因。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后起的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南朝鲜、台湾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历史经验，也有一致之处。

现在谁都懂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的本质则是弱肉强食。人人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吃。这就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人吃掉，这要看竞争力量的对比而定。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说，如果在竞争中不深谋远虑，不知己之所短，敌之所长，则无疑乃一介匹夫，必败无疑。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掂量中国将会面临哪些对手？中国与它们相比是弱还是强？这些对手都有哪些长处和短处？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加入WTO是否会拆除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能否在防御工事拆完以前变得象对手那么强大？中国只有这样考虑才能体现务实主义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小龙小虎们都遭了殃。但同样遭殃，受伤害的部位不同，恢复能力也不同。小龙们，其中特别是南朝鲜和台湾，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有可能重新恢复竞争力。但小虎们就惨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它们的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后，才能恢复竞争力。但这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回顾小龙们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由于中国大陆与北朝鲜的存在，美国需要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因此允许它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而单方面地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治出发给予的特殊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这就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像南朝鲜、台湾一样成长为“小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南朝鲜、台湾的发展经验，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出口导向战略，而是来自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南朝鲜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尽头，南朝鲜之所以受到金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的义务，相反迫使南朝鲜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使南朝鲜的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有了一个关于党应当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新概括，以后又将它载入了修改后的宪法与党章。奇怪的是，人们现在一提起这个基本路线，记得的通常只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却完全忽略了载入宪法与党章的这一新概括中明确无误地包括着的以下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片面宣传与解释基本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全面贯彻与保卫宪法、党章的总纲中的基本条款（它们是统率其他具体条款的）的工作遇到了大的困难，以致分不清什么是遵宪和违宪的根本界限，对于大量违宪现象的蜂拥呈现，从上到下竟无人提出要依法予以严肃追究。实际上，许多违反基本路线、党章与宪法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原则的重大决策，就是由一些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人们自己做出的。

参考：不公平竞争的政策条件对国企的杀伤力

“进入1990年代，以银行资金支持企业扩张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经济增长点定位在"招商引资"上，内部潜力没有了，所以开始进行调动外部积极因素的工作，这个过程被人称为"合资合营卖土地"。所以对外开放必须上升到新的高度，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就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和权威的表述，大量的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对外资进行开放，土地批租和出让成为新的潮流，每个地区都大量跑马圈地，建设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无一例外地这些建设资金继续来自银行。这个过程固然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坏帐，但是这个时期的更重要影响是优惠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的全面推广，因为招商引资需要这样的吸引力。作为招商引资政策的必然性后果，原来还具有生存能力的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地遭遇不公平竞争，国企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洋重复"在优惠政策的帮助下挤跨了"土重复"，更多的企业进入难以为继的困境，银行的坏帐进一步增加。

作为中国主流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鼓吹国企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是中国银行坏帐的生产基地，是不可能具有市场赢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应该坚决地予以发卖，而且在亏损企业无法出手的情况下，要先卖赢利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靓女先嫁"。按照政府高官的说法，这一次是改革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要坚决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对工人要买断工龄，对企业资产要全面出售，实现"产权明晰"。

作为一个常识，企业经营一定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技术（含软的方面—-合格人员、硬的方面—-技术装备）、资金和市场。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人，只要是企业主有一个真诚关心自己利益的态度，企业就一定会自动具备各种经营要素，而且还宣称这就是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听起来好象西方没有从来发生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一样，今天在西方还是资本家们自己在当家作主。

以前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经济学，总是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过程，产生了金融寡头。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词汇，叫做已经完成了"金融深化"的过程；反过来中国因为落后，或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无知和耽搁，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不完善，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和建设过程，所以企业经营者要到哪里去寻找资金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呢？好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都还用不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给他们发工资，是纯粹的消费者。

出于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强烈向往，和"与国际接轨"的真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比西方人士更加信奉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坚持不懈地宣称：政府必须放弃干预、银行也要谨慎，市场竞争都无一例外是"孤胆英雄"的奋斗结果。中国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唯一重要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所有企业都将会欣欣向荣。甚至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缺陷，都会在一夜之间解决，企业会自动地从市场上，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必须的支持。

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市场体系，足以支持本国企业整合必须资源，顺利进行生产和市场活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第一步都是从国家充当经济发展的资源整合力量而开始的。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外围国家追求发展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说服人们相信，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中国贫穷和落后的唯一原因，如果不改革这些，中国不仅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而且将永远没有实现富裕发达的可能性。

至于在中国企业失去了财政扶持之后，又没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生产和竞争的问题，反正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问题，他们毕竟不受企业雇佣，他们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的教授。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国企还是私企，都共同面临着缺乏社会支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软硬两个方面都存在，在软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主流舆论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追捧，对国货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舆论打击；在硬的方面主要是企业没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可以依托，没有渠道或者没有低成本的渠道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实际上适当的消费理念应该是与自己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但是主流媒体告诉人们消费是越先进越好，并对国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影响。在主流舆论的宣传下，进口产品几乎成为"先进""品味""个人成功"的代名词，以"价廉货实，耐用持久"为特点的国货，本来应该成为国人低收入情况下的首选，但是最后变成国人"心不甘情不愿"无奈选择，国货成为"穷""没有品味""落后"的象征，只要是有条件甚至是创造条件都要买洋货。笔者在推销生涯中往往遇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买进口设备，出了问题我个人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已经买了最好的产品；但是如果买国产产品，出了问题领导和同事就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收受回扣了？"应该说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国货被宣传成为只有配合回扣才能卖出去的垃圾产品，就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功劳。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是：中央电视台在报道国家领导人接见海外大公司要员时，提供的公司背景资料惟恐不详细，好象怕别人取笑他们无知似的；对于江总书记朱总理在各地参观的"某工厂"，是从来不屑于提名的，惟恐给中国企业做了免费宣传。从精英阶层的嗜好和趣味出发，宣传消费主义而不是提倡适度消费理念，中国主流媒体为中国国货在国内享受"边缘化"的地位，实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极端缺乏资金的支持，一些经营得非常好的公司，也无法实现顺利发展。"乐百氏"和"娃哈哈"最后出卖股权给洋人，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内在缺陷所致。如果一个企业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若资金年周转次数为3，则这个企业需要17亿元的流动资金，否则就会遭遇到周转困难。娃哈哈在出卖时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但是没有机构肯于给娃哈哈提供相应的流动资金支持。乐百氏和娃哈哈的出卖，就是表明了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在迅速发展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从"无锡邓斌"和"北京沈太福"案件中，也可以看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巨大缺陷：已经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没有合理投资渠道，但是金融体系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引导服务。

今天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力的硬差距方面，背后金融体系的欠缺无疑是头号问题。许多合资企业和国企相比，在管理制度执行和工人素质两个方面根本没有优势，有优势的是国外的雄厚资金背景和分配上的倾斜政策。根据笔者的经验，在合资企业的实际执行中，最终实行分配倾斜政策最积极的也只针对销售部门、高层管理人员和少数技术骨干。
在中国掌握改革理论和舆论的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群体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因此陷入崩溃，那么他们也已经是劳苦功高，因为正是他们在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上，力挽狂澜，为全中国人民延缓或者是推迟了这一可怕的进程。对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以国家力量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市场支撑体系虽然还没有建立，但是在原则面前决不能盲目让步，不得已而求其次，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

最近20年的改革过程，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势力急剧膨胀，权钱结合日益紧密在有序进行之外，其他一切都在消解和混乱之中，一切足以整合资源的力量，都逐步消失。今天银行已经是自身难保，而且20年来宏观战略失误和失控导致大量坏帐的恶果，被主流经济学家解读为银行内部管理不严，宏观失误被宣布为微观问题，国家已经据以对银行业进行极其严厉的管制，以至于今天银行只对购买国债感兴趣，银行已经无法承担集中社会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的角色，财政和国家政权所承担的资源整合角色在1980年代就已经停止。实际上今天已经没有人乐意去探询这个问题的答案：由谁担当、又有谁足以担当整合中国社会资源（人、财、物）的重任，去推动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也许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寄希望于跨国公司。

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几乎所有的高层知识精英都是依靠财政发工资的，这与美国有非常强大的企业研究阵营，以及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接受企业集团的基金支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这也与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不足有关）。在最近的20年中，中国的改革政策理论就是这样一群知识精英所把持，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旧时代依靠地租生活的地主老财没有什么不同，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思想在整体上也体现的是纯粹的消费者立场，没有生产者的角色意识。这不仅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反映在国家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制订上，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强制性标准都必须划在我国的整体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能够涵盖国家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全部产品数量，但是我国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无不以"等同或等效国际先进标准"为底本。

在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标准所制定的水平的现实中，在穷人的需求没有能够被国家管制强制取消的情况下，企业在标准之外肯定具有广泛的市场生存空间，对于这样一部分企业，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么装做不知道，不闻不问不做任何管理和引导工作，要么在法律依据充足的情况下进行整肃，但是实际市场需要仍然存在，企业也仍然是地方财政的支柱，作为一个平衡的结果是，企业可以存在，国家相关部门不加任何基本的管理，如果权力部门认为必要是可以进行乱罚款和乱摊派的。最后企业认定政府专业部门不过就是为了乱收费而已，因为标准的制定没有考虑社会现实，连带政府专业部门也失去了任何权威，破坏了政府形象，即使过分的企业受到查处，也会认为是自己倒霉，或者没有打点好有关领导，而不会真心诚意进行反省，因为企业非常清楚国内的绝大多数同业都是达不到强制标准的。

其实这种在制定技术标准的过程中"超英赶美、好高务远"的行为，也体现的是一小部分富裕的纯粹消费者的嗜好和趣味，并不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需要，相反是大大偏离了中国的经济现实，完全没有考虑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最后形成的经济现实是：一方面假冒伪劣盛行，打假若按照技术标准进行则不胜其打；另一方面是许多企业生产活动没有可以指导的条例和政府辅导；三是政府技术管理部门（如技术监督局、标准局等）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最后也没有相应的权威。今天还是他们那些纯粹的消费者在那里谈论如何实现改革深化，并把中国向现代化道路上快速推进的。

作为一个通例，全世界的知识精英群体都会比政府要左一点，因为政府是周旋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对优势利益集团的立场难免要额外照顾；只有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是特殊的例外，20年来坚定不移地抨击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还不够右，今天中国一些政府高官的公开讲话，实际上连美国共和党人都绝对是不便于公开说的，但是我们的知识精英仍然嫌政府还不够右，我个人完全不知道这些主流知识精英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在中国财政支出中，教育、农业、和国防是受益覆盖范围最广大的，而基建则是国家长远发展潜力的投资，国家投资的行业也是受益范围最大的，这四项在毛泽东时代在财政支出中长期占3/4以上，最高还曾经达到9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今天的这四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所占比重只有20%，仅仅和财政收入中的债务收入部分接近。今天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增加工资，实际上就是继续强化"吃饭财政"的地位，也必然进一步缩小在财政支出中受益的人口范围。

虽然今天财政在GNP中的比值有所下降，但是这只是"白财政"的数据。从本质上讲，财政就是依托国家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过程，那么在"白财政"之外还有"灰财政"和"黑财政"存在。"灰财政"就是政府机构公开进行国家明令制止的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达到了朱熔基要用"费大于税，民怨沸腾"来形容的程度；而"黑财政"则是江总书记所说的"拿权力与金钱做交易"，是权力资本化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所引发的民愤也极大。有人估计说"灰财政"和"黑财政"的数量甚至大于"白财政"。今天以国家权力参与分配的社会财富份额并不小，但是受益范围却极为有限，这样使得财政的功能和性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国家政权和政府形象，受到非常大的不良影响，税收工作中的难度增加，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和主动性积极性下降，偷税、逃税、骗税乃至暴力抗税的案件急剧增加，税收征管困难上升，征管成本提高。

而且巨大份额的财政收入既不能让广大民众受益，又不正常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流入私人的腰包，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和包袱，从1990年代至今，在国内发生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国家税收仍然节节攀升，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由于中国工业处于边缘化地位，没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虽然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西方国家不算是很高（仅指"白财政"部分），但是对比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这个负担已经极其沉重；而且中国财政的受益人口太少，不能够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企业仍然必须承受大量的社会负担。 ”

结语：看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濒临崩溃边缘，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制造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浪潮，难怪美国的右翼保守思想家爱德华也承认，“全球化竞争将人们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言重新成为现实”。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在各类全球化组织和协定的帮助下，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迫使各主权国家争相为它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攫取着各国的资源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