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现象面面观
作者：焦辉东
十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反腐败的许多规定和政策，看起来都不错，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怎么样呢？别说对犯罪案件的查处，单单就拿那些构不上犯罪、属于“违犯”范围的事来说就很难查处。中央曾制定了一项关于不同级别干部乘坐轿车标准的规定，目的是节省财政支出、杜绝奢侈浪费之风，但是结果恰好相反：原来已配备豪华轿车的干部恰好利用这规定更新旧车换新车；原来未配备豪华轿车乘坐一般水平轿车的干部，就利用这个规定购买了较高档次的轿车；原来有些出于廉洁自律考虑不配专车的干部，其下属就根据这个规定为其配备了专车。
这种情况加起来反而使国家财政支出大大增加，造成换新车潮流风靡全国，各级别官员个个心安理得，不少官员更是金屋藏“轿”，进官场合按标准乘车，办私事乘超标准的高级轿车，好的规定和政策，变形成是不好的规定和政策。这个结果令中央、国务院也大感吃惊。还有，全国每年官员的吃喝、招待、送礼、出国旅游花掉的公款达数百亿元之巨，国家定的许多制度一到下边就走了形、变了样，官员们干的哪一样事都有冠冕堂皇的招牌、都有左邻右舍、上上下下的庇护和照应。这“对策”可真象变化多端的孙猴子一样，都钻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了，真领人防不胜防。
十二、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有些地方已发展到了明码标价、无所顾虑的地步。在不少地方，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而形成“市场”，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上，而后等待官爵。在交易中，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如果不能直接找到一把手，那么也可以通过行贿其他领导，最后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以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曾几何时，想买官当就如同到农贸市场买菜一样方便，只要你能“舍得了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十来万，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也有径直向领导班子集团“购买”的。例如1997年岁末，广东省纪委、监察厅、组织部曾查处的发生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卖官案，就是典型一例：个体户蔡登辉用了43万元，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大字不识几个的蔡登辉摇身一变成为乳源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之又迅速由乳源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
今年52岁的王虎林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九品县令”，然而就是这样鱼鳖虾蟹式的小吏也能翻江倒海。在1999年的中国官场中就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短短一个月内就卖官鬻爵、“突击批发”官帽278顶。以至在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阴沟翻船。原因竟然是，他在当县委书记时，得知自己将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就赶紧安插心腹，部署嫡系。9月13日，胡乱“批发”官职王虎林被撤职查办。
河南安阳也曾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且不说此地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第一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鬻爵案，实际上在王新康之前，安阳市就先后出了两个腐败市长，两位正厅级高官皆因卖官鬻爵前赴后继、琅铛入狱。早在1991年朱振江被任命为安阳市副市长后，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贪婪的欲望，“该出手时就出手”了。1994年他被“扶正”调任鹤壁市市长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到1997年3月案发被刑事拘留时止，朱振江被查实受贿后协助行贿者提拔升迁共18人，受贿款额达223万余元，结果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年后，杨善修又紧步朱振江的后尘而走进了大牢。1994年，杨善修升任安阳市市长时，在电视上对着安阳人民好一顿廉洁公正的表白。然而，当了市长后，他的卖官行径几乎到了明码标价、来者不拒的地步。在接受别人贿赂后，他竞敢力排众议，明目张胆地将素质低下、且因违法乱纪被免职的原安阳市内衣厂厂长许某任命为林州市副市长。经河南省反贪局查实，杨善修共受贿人民币339万元，美金3300元，受贿后提拔干部18起，其中处级以上10起，科级干部8起，另外有10起权钱交易行为。
卖官鬻爵这种丑恶现象，目前大有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迹相。买官卖官，极为严重地侵蚀了党和国家的肌体，它像温疫一样扩散传染着。不少从贪官手中买官的人，一旦官爵到手，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本钱”。许多案例说明，行贿的官员必然会受贿，从贪官手中买来的”官”，必定是贪官！
十三、豪夺巧取，蚕食鲸吞
机关内外相互策应，官商之间联手协作。社会上一些会钻营的人，为谋私利、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各种渠道在党政机关或经济管理部门拉“关系”，找“靠山”，而我们的一大批干部和管理人员受利益驱动，见利忘义，也急于在社会上寻找“合作伙伴”。于是乎便有了“官商结合，危害国家”的腐败行为。一方钻空子，一方开条子，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你“开车”，我“放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里里外外“一家亲”。
在当前的一些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是凭借手中“可用性强”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地掠取国家和集体钱财，或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保命钱”，可谓“明目张胆”、“明火执杖”，与暴吏、强盗无异。有的则利用其独特的职位，如银行业个别信贷员，填制假汇票、报表，用电子计算器、电子货币清算系统，进行隐蔽作案，不用说外人，就是内部行家也很难发觉，有的案犯从银行或客户户头上划出几千万元到股市炒股，无人知晓，直到年底或突然大盘查才知钱库“亏空”。还有些单位，个人充分发挥“一支笔”的作用，根本不管什么财经、会计准则，只要领导签了字，吃喝嫖赌、购买私品全可报销，假发票可报，空白纸“打白条”也照报不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估计，全国每年被贪污贿赂分子“巧取豪夺”的钱财以数百亿元计。另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公布的数字说，前段时间，国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每天被“黑洞”吸蚀或外流资产价值达数亿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一些部门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人为造成的。
十四、小蛇吞象，五毒俱全
有的腐败分子出于敛财的嗜好简直红了眼、发了疯、中了邪、豁了命！广东化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曾胜，他每月工资不足千元，然而在他家的房间里，除了一叠叠的存款单、信用卡之外，那成捆成捆的人民币、港币堆积得象一座小山，有许多甚至连银行的封条都没开启，景象壮观、叹为观止。然而，就在他接受纪委审查时，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又疯狂索贿受贿100多万元。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要评选中国官场的第一“赌神”，我看非马向东莫属。作为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虽然可以在辽沈地面上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政坛其实也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而已。他之所以一夜成名，创下了贪官另一项“腐败纪录”的，是缘于他的狂赌：1999年6月底，马向东特地率领2名手下高官到澳门豪赌，一夜之内就输掉3600万港币！并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其间的精彩、疯狂与刺激，用语言文字实在无法形容。据调查，马向东在澳门赌场2年累计输掉近4000万元人民币。据了解，澳门豪赌一案只是马向东全部贪污受贿事实的冰山一角而已。相信，待冰山浮出海面时，一定会让国人再震惊一回。
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利，刚刚上任短短半年多，贪污受贿额便高达2020多万元，平均每天鲸吞10万多元。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郭子文1993年6月走马上任，上任不到100天就获赃款近200万元，平均每天2万元。
十五、敲诈勒索，形同强盗
一些党政机关、经济金融或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掌权者，利用职务之便，在审批项目、贷款或其他业务过程中，暗中讲条件，公开勒索。某金融单位在放款、拆借时，领导人竟从中明确规定将一定比例的“额外利润”归已所有。某县公安局长批办“农转非”指标，索要贿赂明码标价，而且分一般价、优惠价、内部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谓是遵循“双轨制”、“三轨制”原则。
腐败现象“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但归结起来，可根据腐败现象产生的主体，却万变不离其宗：一是各级“纯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腐败现象。这些人虽不直接与钱、物打交道，但他们手中有领导决策权、宏观管理权，因而易产生腐败行为。二是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性、关键性部门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失职渎职现象。如银行、电信、交通、电力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中的违法案件。这种类型的腐败又被称为“行业不正之风”。河北雄县电力局副局长李某酒醉饭饱之余，到一家大酒店跳舞，遇该酒店已被包场遭拒，便下令停电，殃及大半个县城及十几个乡镇。结果，李某被撤职、留党察看。三是公检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受贿、索贿、借“法”压人欺人现象。四是企事业单位居重要工作岗位和直接管钱、管物、管事的人员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管理体制的发展和权力的下放，众多的企事业单位既送礼贿赂、“创造”其他腐败者，自身又接受他人的“糖衣炮弹”。说来说去，腐败的特征可用四个字概括，即“权钱交易”。“权钱交易”也是面“双棱镜”，案情无不与钱财紧密相联，纠缠不清，脱不开经济犯罪。
过手三分肥，无权不谋私。这似乎已经成了无处不在的“常规”。不如此，反倒成了不识时务的傻角。四川农村一村民组长黎老汉向村党支部提出辞呈。他提出的辞职理由颇具讽刺色彩：文化程度低，不会陪领导打麻将，而不陪上级部门来人打麻将，就会影响关系，事情难办，只好愤然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