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现象面面观
作者：焦辉东
十六、五九临退，晚节不保
在一批批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中，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这种在退休前紧捞一把的现象，被人称之为“五九现象”和“最后的疯狂”。这些人大多有光荣的历史，曾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在步入老年即将退下来的时候，有的存在“付出多、得到少”的心理，有的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有的疏于小节、心怀侥幸，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于是为了捞取金钱不择手段，在站最后一班岗时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一世功名毁于一旦。
59岁的广东东莞市打私办主任王兆才在临退休的前2个月，疯狂索贿赂受贿，他利用其职权先后索取和收受走私分子金钱共计人民币95万元、港币13万元。正当走私分子手拿50万元现金，在东莞华侨大厦门交给他时，被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人员当场抓获。
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周华孚在“不趁退休前捞一把，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心理的驱使下，贪污30万、索贿11万、挪用公款5900多万，公司在深圳、珠海、厦门有十几个房地产项目，他将每一个项目交由一个漂亮女人负责，他和每个女人都实行单线联系，性欲一来，就打电话令这些女人乘飞机前来陪他睡觉。
上海宝钢集团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赵超，曾为公司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在退休前“看到已退休的许多同志因消费指数上升，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才想到了自己”，因而萌生“不如趁有权的时侯多赚点钱防防老”的思想，大肆收受贿赂，最终身败名裂。
另外，广东省原常务副省长于飞，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总经济师罗京军，投资银行湖南分行原行长戴天敏，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安徽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等许多人，都是在临近退休期间栽了跟头。
十七、三十六计，杀为上策
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座落在广东省西南部、紧靠南海北部海岸的小城阳春，只是一个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小地方。即便是其他地区的广东人对阳春的了解，也仅仅定格在对阳春人民“喝稀粥、住茅寮”的贫困落后生活的习惯性印象上。然而，自１９９７年４月开始，“阳春”这个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响”遍全国。其缘由仅仅是因这里所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买凶谋杀市长案”。令人感到大为震惊的是，幕后的操纵指使者竟然是与市长曾威斌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部下－－阳春市常务副市长杨启周、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阳春市食品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杀人的动机和目的也很简单：因为正市长曾威斌的存在而影响了他们的官路和财路。他们以５０万元的代价向黑社会杀手“买下”曾威斌的人头。事成之后，杨、林等人还答应另外送给杀手一幢别墅和一辆三菱吉普，并答应让杀手以２０００万元的优惠价“买下”阳春市区内价值５０００万元的烂尾楼。
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甫一传出，世人震惊，然而个中内幕却扑朔迷离。经公安机关整整２年时间的跟踪追击和大力侦破，如今终于挖出了这场惊世奇案的元凶。这个元凶不是别人，就是被阳春人“誉”为“祖师爷”的市委书记、特大腐败分子严文耀。“树倒猢狲散”，“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谋杀市长大案”和“严文耀特大腐败案”谜底被揭穿，在阳春市各党政机关内，一下又查出一大批腐败犯罪分子，其所涉及的党政官员职位之高、人数之多、金额之大、犯罪性质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
也许，人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发生在东北辽西地区那场震惊全国的“谋杀纪检干部案件”：素有“关东警霸”之称的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公安部全国通缉要犯，现在逃）因腐败败露潜逃后，“毛家军”的余孽和爪牙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他们制订计划、买通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纪检干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血腥的反仆。
1999年7月1日凌晨7时许，阜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一室副主任陈明在自己家楼洞口刚出来，准备打开自行车车锁时，其中的一名男子突然冲上来，用胳膊肘猛砸陈明头部。陈明的身体向后一仰，另一男子乘机将陈明的腰抱住。还没等陈明反应过来，尖利的匕首已刺进了他的胸膛，陈明当即倒在血泊中。
此案发生后，引起辽宁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纪委的高度重视，“7
1”专案组迅速成立，并立即展开全面的侦查破案工作。一个月后，公安机关将特种兵出身的监狱在押犯人赵天祥和曾祥前抓获。二凶手在大量事实面前，终于交待了他们是受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中全（在押犯人）和其妻子----时任阜新市监狱办公室主任的孙德颖指使所为。也就是在二名歹徒交待了谋杀陈明的事实真相后，听到了风声的孙德颖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出逃了。1999年8月12日，孙德颖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被捉拿归案。人们相信：等待着这伙丧心病狂的歹徒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1999年9月15日，新华社发布电讯说，“辽宁抚顺县委书记李显英被辽宁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李显英同志在工作中清政廉洁，刚正不阿，体察民情，勇于开拓。由于他坚持原则，勇于维护人民利益，于今年3月26日上班途中被犯罪分子报复杀害。”新华社这条电讯稿没有说明“案犯”是谁。其实，此前的4月26日中新社的电讯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白：主犯是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的司法局副局长张永清。此人原是县公安局副局长，1998年6月被调任县司法局当副局长，仅仅因为“肥差”变成了“瘦差”，就对李显英怀恨在心，下决心要“复仇”，于是找了个刑满释放分子，于26日携枪来到李显英家楼下，在李显英行至车前准备上车时，从背后开枪射击将县委书记给“灭”了。
我们不得不惊叹世道官场的“现代化变化更新速度之快”。人们原以为只要掌握了“投上所好，逢应拍马”、“贿赂上层，理顺关系”、大不了“敢下本钱，花钱买官”这三大“法宝”就能畅行无阻、步步高升了。如今看来，这种“老土”的做法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趋势。如今的为官“理念”已越来越“现代化”了。
1999年第12《家庭》杂志上又有一个精彩的官杀官的故事：为扫清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勾结黑社会势力，亲自策划、指使他人开车撞击原安义县县委书记胡次乾，雇佣杀手欲置县委副书记万先勇于死地。导演了2起震动海内外的“官杀官”大案。胡次乾被撞得浑身是伤之后，含泪调离了安义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于是陈锦云顺利地顶替了这一职位。万先勇幸而命大，在被杀得肠子外流、倒地不动的情况下还捡回了一条小命。
大一点的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小一点的官于是就紧步后尘、活学活用。几月前，湖北省红安县就也发生了一起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红安县工商局副局长刘兴旺，在自己非正常调动人员提议被局党委会否决后，怀恨在心，竟雇佣杀手欲“灭”掉局长涂胜国。可惜的是，由于杀手醒悟得早并及时投案自首，所以，刘副局长的“巧妙”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露了马脚。
1999年初，刘提议将红安劳动保险事业局领导彭某的妻子，从农村工商所调掉到县工商局，因不符合条件遭到党委会否决，刘认为是涂从中作梗，便怂恿彭和涂大吵了一架。
当年6月刘将彭叫到家中，对彭说：“涂在工商局一手遮天，只有把他弄死，你老婆才能调回来。”12月的一天，他又鼓动彭说：“找两个杀手把他打死丢到河里，问题就解决了”。并给了彭10000元叫他雇佣杀手在县城的南门桥将涂打死，丢到20多米深的桥下，为不引人怀疑，他安排自己在案发时在办公室打牌而不在案发现场的假象。12月20日晚8时，公安人员在工商局将边打牌边等“好消息”的刘抓获。
1999年10月8日，江苏省高邮市一家国有织布厂的工会主席童永平被2名歹徒用砍刀砍了十一刀，幸好及时抢救，方才脱离危险。经高邮公安部门侦破，原来竟然是该布厂的原厂长凌振安作的孽，是他雇请杀手所为。凌振安在1999年2至6月任厂长期间，将厂里的设备分净卖光，这引起全厂所有职工包括工会的强烈反对，在职代会改选厂长时被罢免。他就对工会主席怀恨在心，于是便“三十六计，杀为上策”。
2000年3月10日，震惊全国的“小局长杀大局长”案的３名元凶：徐建设、徐化昂、张继贤在河南省商丘伏法。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局长徐建设因违法审批项目、要求调至商丘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分别遭到时任商丘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李文忠的点名批评、拒绝后，遂怀恨在心。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徐建设找到时任商丘市储运公司副经理的表兄张继贤，表明欲雇请职业杀手报复李文忠，并提供作案费用２万元。1999年１月３日晚９时许，郑州市上街区的徐化昂在张继贤指挥下，将李文忠残忍地杀死。今年１月３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徐建设、徐化昂、张继贤死刑。其他７名同案犯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月10日，河南省高院下达终审裁定，驳回徐等三人的上诉，并签发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翻开众多“官杀官”案的卷宗，很多“雇主”都对权与钱有着疯狂的占有欲，为了谋取一个“位置”、一份权力，或者为了争得一笔巨款，他们会不惜花重金、雇杀手除掉对方。这类案件在当今社会上的雇佣杀人案中占了很大比例。2000年3月中旬，震惊两广的广西隆安县副县长李绍武，涉嫌与县乡镇企业局局长黄仲原策划用36万元雇请5名杀手杀人案，已被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依法向南宁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现年40岁的李绍武，1993年12月任隆安县副县长，1995年兼任该县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黄仲原系该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兼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主任。该案被害人杨丛是隆安县环保办公室主任，为李绍武和黄仲原的朋友，停薪留职后为创办公司，找到李绍武和黄仲原借款。李绍武和黄仲原便加盟与杨合伙办公司共同“捞钱”，并使杨的公司轻而易举地从县乡镇企业基金会贷款540万元。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到法院告李、黄二人，搞臭他俩，让他们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选举换届，李绍武、黄仲原害怕当不成官，便密谋找杀手把杨丛杀掉。于是，李、黄二人用36万元从社会上雇请了5名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晚，把杨丛挟持到偏僻的地方，用杀猪刀、匕首将其杀死。遂后李绍武与黄仲原将不法巨款据为己有。
以“砍头开道”的“官杀官”丑剧，近年来愈演愈烈。河南省新乡县烟草局副局长及其女儿雇请“杀手”，将局长一家五口“满门抄斩”；海南省琼山市一副市长雇人枪杀教育局长；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谋杀正局长……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闹剧并没有结束，恐怕“好戏”还在后头。如果不信，您就等着瞧热闹吧。
十八、腐化变腐败，腐败变腐朽
那么，如何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呢？朱镕基说：“从中央做起！”；江泽民说：“动真格的。如果腐败必将亡党的话，那么亡党也要清除腐败！”。
稍稍懂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朝代的更替、帝室的兴亡，大抵是沿着一条被叫做“三腐路线”发展的。统治者胜而骄、安而逸，纵情声色犬马，沉迷于酒海肉林，于是开始了腐化。时间一长，对这种美滋滋、乐颠颠的生活就“犹感不足”了，开始追求“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从腐化就转向了腐败。
进入了腐败阶段，就象雪球滚到了半山腰，刹也刹不住，挡也挡不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能罢休。这时，不论是统治阶层中人，还是小民百姓，关心的就不再是如何遏制雪球的滚动，而是如何利用最后时机大捞一把，安排好自己的退路。
于是，很快，腐败就变成了腐朽。而腐朽和灭亡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连体儿，迄今为止的历史，还没有腐朽而不灭亡的先例。西太后的满清、蒋介石民国，是怎么灭亡的。至于夏、商、周，秦、汉、晋，唐、元、明，就更不用说了。
成问题的是，前车之覆总是难为后车之鉴，有史以来，新统治集团上台，头脑清醒的一直没有超过父子孙三代的。而且是，前三代越清醒，后继者腐败得越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毛泽东曾经颇为自豪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必能跳出历史的轮回，因为它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先富，解除了人们对钱的恐惧。但对致富之道并无界定，而是，只要达到目的不问手段如何。于是乎，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全都沉渣泛起，团结起来向钱看了。许多居官作宰的党员干部们，便运用手中权势，一头吃共产党酒席、花人民政府钞票、拿管辖企业产品；另一头吃下级孝敬、花外商赠礼、拿小民贿赂。上至中央的工作人员，下至村党支部书记，层层次次，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在搞“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把戏。腐败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简直成了“华陀袖手，扁鹊摇头”的不治之症。
党和政府也看到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危险性；民主党派的某些头面人物也发出了“在中国，没有人能打倒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很可能被共产党自己打倒”的警告。
中国老百姓都明白，如今的反腐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多么严历的命令都得人去执行，多么良好的设想都得人去实现，如果下级的党组织、一般党员不理睬中央的号召，就什么也反不掉。现在，恰恰是党内指挥失灵的现象普遍存在。记得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一条“北京市公安干警抢救被拐卖的6名妇女记实”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警察只能抢出人来就跑，而村民居然敢手持棍棒喊打喊杀地追赶。那么当地的党支部、村政府干什么去了？县乡两级的党政机关干什么去了？
从同一事件另外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党政机关不起作用的一面，北京崇文门三角地劳务市场可谓是“天子脚下”，然而，半年之内被拐卖到山西的妇女就有1800名之多，被拐卖到广东的妇女3000多人，而这却是从人贩子自供中得知的，那些没有查明的还不知有多少。北京市委有关部门为什么毫不知情？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党委的任务不就是“掌握社会动向，及时引导”吗？什么都不知情的党委还有什么用处？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处于这处状态下，反腐败斗争自然很难真正开展，更很难取得实效。
如何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呢？看来，只有两句话的办法了：一曰朱总理的“从中央做起”；一曰总书记的“动真格的”。我想，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有勇气拿出几个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层腐败分子公开枪毙几个，肯定能迅速扭转局面。既然明知“腐败必将亡党”，那就不如死里求生“亡党也要清除腐败”。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开始决心也很大，可是，打到自己娘舅头上就只好收摊了事，所以，他只能跑到海岛上“西望长安不见家”了。这段活生生的历史似乎还是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许多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今天都还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