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自己的偏见，正如宗教一样，今日西方科学的目的是解释物理的宇宙，宗教的目的是解释精神的宇宙。短期间，双方都不可能改变对方的基本宇宙观。双方交谈的目的也不在此。避免偏狭的想法、专断的立场以及盲目的骄傲，才是神学家，科学家等人敞开心胸，持续对谈的目的。

    但要维持开放的对谈，还有障碍要克服。科学家必须承认科学界有藏在骨子里的傲慢，神学家也不能再视科学与科技为对宗教的侮辱。

    佛学者瑟曼以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对话为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他这样解释双方长久以来筑起的藩篱：

    科学家认为科学无定观，纯粹是根据实证来检验事物。但其实，它有定观，它的定观就是认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是重要的。他们不肯训练学生以哲学方式思考，只学各种各样的方程式与技术。他们就是拿老鼠接上神经传导线。这是错误的教育，必须改变。

    另一方面，宗教界的人也需要训练换一种方式思考，不然就太偏执于有神论了。

    宗教和信仰应该分开成两回事看待，早年基督教的修院思想家像奎诺瓦（Quinoas）、波那凡屈（Bonaventures）等人，都很愿意有点弹性，不是那么简单的奖善罚恶想法。

    瑟曼形容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教，是介乎西方科学与宗教思维之间的中道。“古印度有所谓内科学，指的是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项是科学的王与后。他们有详尽的植物学，生物学与医学体系，比同一时期的西方进步得多。”他们的科学家都要受严谨的内科学训练，“因为那才是关键科学”。这就能解释印度人发展出瑜咖，并且“演化出比西方精致许多的心灵思维方式。这一点西方得多学学，但是西方以及我们整个的教育体制，都还是充塞着希腊罗马，欧美的那一套，好像舍此之外再无其他似的，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科学的傲慢

    科学式的思考很容易沦于傲慢，其结果是科学家对某些事视而未见，拒绝与外界作广泛讨论。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就是个例子。宗教界谈起人类基因组不宜更动时，他总是嗤之以鼻：“演化就是这么残酷，谁说我们的基因完美到神圣不可侵犯？我真想知道这想法是哪里来的，这压根儿就是蠢。”这想法，当然是从宗教来的，只是不能用科学方式来证明就是了。

    生物学家柯西，用与沃森同样傲慢的语气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研究一下，是谁说我们不该玩弄胚胎。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他们在哪？我们都已经能操纵种系向左向右了。以前我们拿胰岛素给糖尿病人，他们就能生孩子，结果是增加了人口中的不良基因数，没有人真的会不给基因不良的人救命的药。”

    沃森甚至不赞成各方聚谈：“谈原则，可以谈得没完没了，可是一般人要的只是不生病。只要我们帮他们不生病，他们就会站在我们这边。”

    连有些生物伦理学家都被科学的荣光照花了眼，而看不出神学家可能有助于提供较宽广的历史视野。“整体来说，宗教对遗传学是持很保守的态度，”生物伦理学家佛莱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座谈会上说，“最糟的是，宗教让人害怕、消极，任由大自然和基因玩俄罗斯轮盘赌，结果对子女产生不良后果。”

    西方科学界最傲慢之处是以客观自居。科学家或生物伦理学家常看不出这点，但是要让双边对谈有好结果，就必须指出这点。历史学家古金说，危险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假“客观”之名，强要我们接纳其观点。当这“客观”之名用在活物上、用在人类自己身上时，这危险就更大。“这时候敌人仍然不是科学，”他说：“也不是科技，是坚持理性秩序，坚持控制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态度才是敌人。”

    除了崇拜客观以外，科学家自己也常把追求知识与应用知识划分成两回事，化学家西曼相信，虽然每个人多少都要为自己的工作成果用在何处负责，科学家基本上只是生产知识，“而知识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它一旦出生，就难以控制，”他承认，“科学这行的本质是属于公众，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好事和坏事。在科学家看来，这是无法管制的。”西曼又说：“即使人家要让我们来管制，我们恐怕也不乐意。。”

    先进细胞科技公司总裁韦斯特（MichaeI West）博士同意“所有科技都可能被滥用”，但他相信我们应看到好的一面。他断言：“大家只要了解这些细胞可以用来治疗细胞问题导致的任何疾病，从帕金森氏病到糖尿病到心脏病，所有的忧虑就都会摆在一边了。”正是这种对科技的武断信仰，以及把追求知识和应用知识分而论之的态度，让神学家们怀疑科学有没有能力规范自己。

    神学家施赖弗认为需要较广的视野和一些约束。“简单说，我们能做的事不见得是该做的事，”他相信：“科学家不肯接受这态度，因为科学家认为自己追求的只是知识，只要有知识在那儿，就去追求。如果这知识只限于实验室内，那没有关系。但我们在谈的这科技非常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施赖弗也表示了他对公司基于利润，生产基因科技的关注：“实验室中的一项发现（尤其是已经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能让人赚大钱。它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开发它（以及资助它）的人自己会得利。我们的社会是自由的，应该容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需要负起责任，约束一下自利，为人类共同利益，设些限制。”

宗教：愿为科学之友

    当部分科学家对其成就表示自负自满之时，宗教领袖却对科技与科学采取谦卑的姿态。神学家们以比较明智的态度来到对话桌前，部分原因是宗教过去抗拒、否定科学，颇失颜面。耶稣会士基南栩栩描绘：“你知道耶稣会士做过什么糗事？那时候我们非得在教宗和伽利略之中选一边站。我们选了教宗，结果失去信誉。”

    微生物学家西尔佛以一贯的批评语气说：“到头来教会接受了伽利略。他们花了2oo年才明白这事不会削弱教会。梵蒂冈开始的时候多么顽固，现在你听听看，教宗最近的宣示多么可悲。教宗现在接受了进化论，接受了遗传工程，只要是用在治病上。”天主教会过了快400年才承认伽利略是对的，过了快150年才接受人类是演化而来，但是不到10年，就接受了颇有争议的基因疗法，包括改造基因，世界真是变了。

    “我不认为宗教的纪录良好，”犹太长老葛林伯格承认，“宗教若想积极介人，不能总是持猜疑态度。”相反地，他说，宗教应该做个参与的观察者。愿帮忙的朋友。“我认为宗教的首要任务是鼓励，尊重和奖励科学和科技。换言之，我认为很多宗教长久以来对科学大有戒心或是被吓着，总是抓科学的小辫子。”

    有些神学家，像伊根牧师，很清楚过分武断的陷阱：“宗教界的人要分清教育和灌输的差别。我要说宗教领袖应虚心学习。他们得花时间阅读期刊，研究问题，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宗教人士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能只从宗派的角度，而要能搏采众议。这样，人家容易听进去得多。”

    总主教斯莱很愿意学习基因知识。他说：“这方面真正震撼了教会的，是演化与创世之争。现在，神学家看待遗传学，已经不再从保守立场，而是博闻广知之后，从相当适当的角度。我自己就不仅研读神学，也读遗传学方面的论文。”

    伊根牧师、神学家施赖弗，犹太长老葛林伯格，佛学家瑟曼、大主教的多尔福林格、耶稣会士菲茨杰罗、回教长老沙歇迪纳以及总主教斯莱等人，全都积极研读遗传工程学，伊根牧师强调，神学家不需要逐字逐句根据圣经来看待遗传学，“我们不是要拿出圣经来对照看有什么不符之处，圣经里没有‘试管授精’或‘遗传工程’或‘代理母亲’这类词语。我们要做的是抓住思考原则，想办法把这原则用在新的方面，而不是要（具体地）回答问题。我很庆幸生在这个时代，要面对这许多崭新的事件。”

支持对话

    早就有人努力促成科学家与宗教领袖对话，但一直到现在，美国才有了支持对话的气氛，1999年5月，“天普敦基金会”颁发“宗教进步奖”100多万奖金给物理学家巴伯（Lan G. Barbour），奖励他40年来支持神学家与科学家的对话。巴伯除了是科学家外，也拥有耶鲁大学的神学学士学位，他强烈主张众家讨论遗传工程，并相信神学家一定要参与辩论，谈谈人的尊严与个人价值等问题。“科学能告诉你可能做到什么，却绝对没法告诉你什么是人需要的。”巴伯的意思似乎是说，科学家应该尊重神学家的智慧，这与犹太长老葛林伯格主张神学家尊重科学与科技是如出一辙。

    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开始流行把科学的发现归功于神。英国剑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斯（Stephen Hawkings）与劳伦斯巴克莱国立实验室的天文物理学家史慕特（George Smoot）都是。就连“人类基因解读计划”负责人柯林斯也承认对于他的基因发现有一种宗教的敬畏感。“演化科学知识与造物主上帝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冲突，”柯林斯说：“上帝难道不能以演化的方式来造物？因为创世论的缘故，在我的生物学领域中，一般人总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头脑都不清楚，像我这样的科学家，自承信教的时候，同事们就会议论纷纷：‘这家伙是怎么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教授？’”

    但是佛学者瑟曼猜想，宗教信仰与科学目前只是共存而已：科学家觉得自己有宗教信仰没什么不对，宗教领袖则大爆炸理论与创世说兼容并蓄。“这种宗教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情形在西方已经很多年了，双方因此难以对话。但基因科技这事非常非常值得谈。我们必须进行多种宗教会谈，而且要让东方各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助一臂之力，”这样才能真正收对话之效。

    西方宗教与科学之间要和解，必须超越个人信仰，科学家要接受神，或接受教宗对迦利略的道歉，不然彼此相安无事也好，东方与西方的神学家、科学家、各门学者、艺术家与政策制订者，都应该多作公开对淡。

    “神学家应该受邀参加。社会学家应该参加。哲学家应该参加。科学家应该参加，”那稣会士菲茨杰罗建议，“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不是某一特定的学科可以独家提供的，也不是某种特别的方法可以得出来的。必须由各方面整合起来才行。这样，我们是谁，要往哪里去，要建立怎样的社会这些问题，才会有比较完备的概念。过去，整合的工作往往是由某个哲学领域的学者们，例如形而上学家来做，他们尝试提出人生大惑，建立大致理论，但是本世纪开始出现非常强大的科技，因此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质问、来探索这些人生大惑。”

人生苦难

    在我们的访问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忧虑是，今天大家专注于改善人的身体，延长人在世间的寿命，相对的便不那么关心道德、伦理与灵性上的追求。大多数东方和西方神学家，以及部分生物伦理学家，都认为这是短视近利、值得优虑的。

    “不管美国人的健康有了怎样长足的改善，大家总觉不够，”黑斯丁中心（Hastings Center）生物伦理学家卡拉汉（Daniel Callahan）说：“我们的预期寿命和整体健康都在持续上攀，但是我们对于何谓健康的感觉却改变了，我们对健康的期望高得出奇，好像我们根本不愿意吃一点苦。”

    苦，不仅是身体上的。印度学者拉奥认为灵魂的苦难与心理的折磨不下于肉体之苦。遗传工程也许可以改善全人类的身体健康，老年与死亡的到来却不能延迟，人生在世的苦恼也不会舒缓。”人总是要老、要死，这就带来痛苦，所以我们要认清生命科学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健康改善不是一切：你要怎样运用这健康的身体，才是比较重要的事，生命科学在这点上能教你什么吗？”

    回教学者兼生物伦理学家沙歇迪纳相信，苦难虽可怕，却在提醒：我们是人，永远是人。“我们忘记了受苦也是一种教育，有其深长意味，它是在提醒我们的脆弱、我们的血肉凡躯与短暂生命。我们想用科学来控制的苦与难与老，都不在我们掌握之中——而且它们并不是坏事。世俗文化似乎视苦难如邪灵，力图征服它、打倒它。苦难其实如警钟，是上天在示警，提醒人类不要被物质与消费的欲求所牵绊，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克服一切。”

    他也担心科技给人虚假的希望，其实科技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解答，“这样做并不能帮人消除恐惧。”他认为科技不断给人新的希望，好像人类将能克服苦与难。他讲起一个患癌症的女人的故事，“她向医生诉苦：‘你是我的医生，我要你缩短我的生命，因为我受不了了。’其实她真正的苦是在人际关系上，她觉得生活寂寞。没有人对她说：‘我陪着你，支持你，照顾你，做你的精神支柱，’科技告诉她：‘我们可以改善这情况。’但科技不能改善她真正需要的，科技不是人类追求心灵平静的唯一解答，我很怀疑科技的进步能带领世人得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总主教斯莱谈到基因疗法的局限。“人生在世，是灵与肉合为一体，有一天灵与肉要分开，到那时候，不管基因疗法怎样对付我的肉体，都不能帮助我的灵魂。”

    印度教的拉奥更进一步，他说，最重要的是灵魂。不是肉体。拉奥相信“人的改善不是透过操纵器官，而是运用心的潜能，因此，不该太看重肉体。肉体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灵魂之窗，但重点应该在心理，道德及精神的演化。”

    总主教斯莱觉得人类在愈来愈顾影自怜式的重视人的生命。“圣经没有说人命是最可贵的东西，神的意志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变得太抬举自己了。”他主张回返比较传统的基督教永生观念，而反对现代社会中借着医药科技逃避死亡的执著。“我们承认人命重要，承认需要解除苦难与疾病。但我们总认为人生在世，只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好归往永生。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侵袭，会生病，在这样的时候，教会的主张是要治疗。我们要祷告治好身体的病，也祷告治好情绪与心理的失常，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逃避死亡当然更不是我们所要的。”

    几十年来，美国人把生命中最属灵的两项经验：生与死，付诸医护人员之手，原因正是避免死亡。我们信靠医学未拯救或延长子女、父母及爱侣的性命。现在该问问自己，在这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需要找回什么。

    基督科学派主张祈祷可代替治疗，该派的塞勒佛且认为若失去这一替代方式，就像掉进空寂的黑洞一般。他说：“这是两种不同途径，是不是？眼前我们既见到大家对精神层面的兴趣增加，也见到科学的发展像火车冲出轨道般失控。”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教授凯斯（Leon Kass）是生物伦理学的另一位先驱，他用比较广泛的方式来解释这概念：“难道我赞成无知，受苦和死亡吗？难道我主张在基因科技这只母鹅下金蛋以前就把它杀掉吗？当然不是。”凯斯说：“但我坚持基因科技与遗传工程这新行业里的人，要把人当人看，注意其整体意义。”

    犹太长老葛林伯格建议，宗教可帮忙了解遗传学当中的人性背景：“我们得多想想宗教可以在基本价值观上作什么贡献。我相信宗教不应否定这个科学过程，而应善诱善导大家尊重每个人的独特，尊重各种各样的人类才能、潜力与成就，这才是宗教真正能贡献的地方。”

    宗教让我们觉悟：我们是灵性整体的一部分；个人的生命是安插在永恒持续的宇宙当中；生与死的精神层面绝不低于医疗层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而可贵的，不管它多么不完美。科学，在对DNA有更深入了解后，奇妙地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基因整体的一部分；所有的生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艺术家曼格拉诺一欧维尔把科学与宗教的理论联想在一起：“遗传学告诉我们，万物同源，神话里的夏娃，说不定真的有哩。”

节选自《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新华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