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迈过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正满怀希望迎接新世纪来临，期盼着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但是，我们要想将美好的憧憬变成现实，还应居安思危具有民族忧患意识，认真正视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有人也许会觉得，国家安全乃是领导人关心的大事，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其实不然，它不仅同中国命运和国家安危，还同每一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都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国野蛮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无疑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人们在表示震惊和愤怒之后，心中不由也产生了种种困惑，感觉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格局，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处的位置，隐约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潮流”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趋势。为何冷战之后世界仍然不太平？为何千僖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前夕，却在喜庆时刻出现了不吉祥的凶兆？为何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北约宣布新干涉主义战略居心究竟何在？为何李登辉发出分裂国家的狂妄言论？
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的狂轰滥炸，人们感到了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应尽快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拥有更先进的飞机、军舰和巡航导弹，保卫祖国统一和领空、领土不受侵犯，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和幸福安定生活。军事战争题材一时成为热门畅销书籍，《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超限战》纷纷面世，走俏国内市场人们竞相购买、阅读。随着台湾海峡骤然出现紧张局势，人们开始关心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将会采取何种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中国能否成功抗衡美国威胁维护国家统一。
但是，中国面临的威胁难道仅仅来自战争吗？难道仅靠更多的高科技武器就能保卫国家吗？中国人在警惕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隐蔽的“软战争”，甚至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此时此刻正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软战争”比较军事进攻的“硬战争”，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为现实的威胁。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于贫穷软弱的旧中国，可以凭借着“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抗衡直接军事威胁，美国不会轻易冒同中国爆发战争的危险。
越南战争惨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转而实行“缓和”战略的时期，其研究国际战略的智囊纷纷提出，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手腕，继续遏制并且伺机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扭转不利于美国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作为重新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政策武器。这些主张绝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而是亨廷顿之类国际战略大师的杰作，后来果然化成了厉害的“软战争”利器，变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暗器”。
倘若说核武器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种“软战争”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金融命脉陷入瘫痪状态，廉价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外债陷阱”，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惨遭“休克疗法”破坏，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充分显示了这种“软战争”的巨大威力。南斯拉夫有铁托时代的武装抵抗传统，又有拥有核武库的俄罗斯背后撑腰，为何美国不怕重蹈越战失败的覆辙，也不惧俄罗斯拥有核武库的威胁，敢于粗暴军事干涉炸南斯拉夫呢？其实，美国是先以隐蔽的“软战争”开路，削弱了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工业实力，控制住了其国民经济命脉和政府高官，迫使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危机动荡状况，长期暗中扶植科索沃的武装分裂势力，然后待时机成熟后才发动“硬战争”，重新运用越南战场上的野蛮狂轰滥炸，悍然提出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国际战略，赤裸裸地公然谋求建立世界霸权秩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曾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辱，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记忆犹新，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国会发动一嘲没有硝烟的软战争”，其破坏威力甚至超过令人恐怖的核弹。近二十年来，西方主动改善对华关系表示友好姿态，善良的中国人早已不念昔日旧恶，相信曾捕杀自己的豺狼改邪归正。因此，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颇为出乎善良中国人的意料，内心中难免产生种种困惑和不解。作为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我非常理解善良同胞们的心情，自己也曾有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只是经过漫长的留学和研究生涯，才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潜在威胁。
八十年代初，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那时很羡慕西方的市场经济好处，但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却令人惊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实力均衡”，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战略手段或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秩序。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当时我出于善良中国人的天性，认为追求和谐发展乃是天经地义，曾积极为“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辩护，倘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但是，美国教授却说“理想主义”并非不好，只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从来不把它当回事。于是，我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共鸣”。后来，我又赴美国长期留学，专门研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有意躲开讨厌的国际政治理论。我除了进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选择了一些专业经济学课程，如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更多接触到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状况，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和福利状况。
八十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触的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他们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却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促使我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令我对它产生了很大怀疑。
留学归国后，我研究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采取了不盲从和适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只是认为这些改革药方不符合国情，从未批评这些药方是“蓄意误导”。我曾撰写关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文章，虽然批评美国推荐的激进“休克疗法”，却从未指责过美国搞阴谋蓄意进行破坏，也未将其同美国的国际战略联系起来。直到后来接触到美国出版的《胜利》一书，才迫使我从骤然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开始将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种种情形，提高到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９６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八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式，特别是采用沙塔林制订的“五百天计划”，也知道索罗斯积极资助参与了拟定计划过程，甚至还知道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特殊关系，八十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国政府据之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将这些种种可疑迹象，同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仿佛怀疑别人就是自己的罪过。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还居然在该书序言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被害者。现在面对着彼得?施瓦茨的无情嘲讽，我开始对潜在威胁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担心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中国身上。施瓦茨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面对这样训练有素老师的坦率指点，的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心大意，明知别人被害却不担心谋杀威胁，也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
经过彼得.施瓦茨的指点迷津，我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经济研究，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问题，借鉴各种学科甚至侦探破案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可疑之处。有趣的是，以前学术研究感到困惑的问题，许多始终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从新视角思考反而变得清晰明了。以前我常常暗自纳闷，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
现在拜读了彼得.施瓦茨的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如追求国家自私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缓和理论”，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也就昭然若揭。其实，不需要妄加任何的猜测和推断，西方战略家已清楚吐露了战略动机，公开宣称将中国视为重大战略威胁，甚至公布了自己搞阴谋破坏别国的前科，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还担心怀疑别人就会冤枉好人，那么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
彼得.施瓦茨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曾作为美国雇佣的大批专家之一，参加了策划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难道中国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们，却不耻于分析西方策划地缘战略阴谋，陶醉于作书斋学问传播西方规范理论，而不顾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面临威胁吗？我深深知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不理解和观点偏激，担心如此怀疑别人会冤枉西方国家，担心怀疑西方推荐药方会影响改革开放。由于轻信了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人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报刊上常常有为美国辩护的论调，如“金融危机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的”，“索罗斯只是为赚钱何罪有之？”，“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令人敬佩的是，许多美国著名学者却看出了问题，还敢于站出来为亚洲国家辩护，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的药方加重危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尼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地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所谓规范药方危害如此之大，实在难以再用种种借口来遮掩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９８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
显而易见，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不是偶然失误加重危机，而是明知故犯火上浇油。近年来，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大陆，国际货币基金不顾社会强烈批评的所作所为，不幸更加证实了我以前的分析判断。尽管美国暗中策划的“软战争”谋略，属于政府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从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维方式和战略动机，从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灾难，可以感觉到这些智囊大师的宏伟谋略，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正化为横扫全球的“软战争”攻势，显示其威力的证据几乎俯拾皆是。
八十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给中国人造成了“冷战后天下太平”的错觉。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反映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大使馆，令我深深感到威胁正在逼近国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励我融汇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这本书，无论如何也要警惕美国制定秘密战略，采劝软战争”办法来对付中国，绝不允许美国人再出版一本书，炫耀“瓦解中国秘密战略的胜利”。
我隐约感到美国的隐蔽经济战炮口，正暗中瞄准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要害，威胁着广大人民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凡是误吞西方推荐经济改革药方的国家，尽管它们远隔万里彼此国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体系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工人失业猛增造成社会动荡。八十年代，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荣，但是，９３年市场转轨热潮后，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广泛流行，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伏隐患，这似乎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值得经济学界重新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潜伏隐患，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债拖欠数额巨大，企业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难，社会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等等。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结果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样惨遭武力干涉肢解。
撰写本书不是为煽动反美的民族情绪，而恰恰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中美交流，防止像俄罗斯人那样盲目崇拜美国，遭到欺骗之后产生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曾对美国满怀热情，但是，由于改革六年以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乃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须知道，善良的人可以原谅公开的敌人，却难以原谅暗中欺骗的朋友。倘若中国人受到“软战争”伤害，中美关系必遭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人通过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应该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避免上当受骗更好维护自身利益，扩大国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更好实现改革开放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