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郭瞻予

反对伪科学运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的神权专制独裁，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对科学进行裁判，残忍地迫害科学家。近代以来，纳粹德国继承发扬了中世纪教会反对伪科学运动的光荣传统，成为近代反对伪科学运动的故乡。
以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法西斯暴政为背景的纳粹德国科学，背离了普遍主义与合理性等科学基本价值标准，这种背离必然要伤害科学的“肌体”，影响科学的进步。在纳粹当政期间，法西斯对科学界严加控制，“把科学看成是培养民族光荣的手段”，（希特勒：《我的奋斗》，第437页）还要建立什么“德意志物理学”，“日耳曼优生学”，宣扬“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

对普遍主义的背离集中体现在所谓“雅利安科学”的提出，以及对犹人科学家的迫害上。这种背离实质上是把民族主义引人了科学，在纳粹德国科学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是否是“雅利安人”作为科学家能否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前提条件和评价科学成果的判别标准。个别科学家也投当权者所好，积极参与“雅利安科学”的“营造”和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活动。

实验物理学家， 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斯塔克（Philipp Eduard Anton Lenard）不但是“德意志物理学”的发明人，而且极力为建立法西斯的民族化科学奔走呼号，还恶毒地攻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沦。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攻击科学的国际主义原则，声言：“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3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人写的1l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主义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是犹太精神宣扬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学生不能上学，科学家不能就业，许多犹太科学家被隔绝于“种族科学”之外，横遭迫害，不得不逃离德同。这样德国也把自己的科学封闭起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竟把一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度居于世界各国之首的德国科学事业的绝大部分优势统统毁弃了。

贝尔纳在述及这段历史时说过，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下，“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加迅速地告终。”（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转引自赵红州：《大科学观》，第275页）法西斯德国为它的科学暴政和违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主要是源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统治阶级自认为由于战败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蒙受民族屈辱，从而滋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反英情绪尤为强烈，这种情绪也波及到科学界，许多德国科学家因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主张在科学活动中以民族主义代替科学固有的标准，这样的作法受到了本国政治势力的赞赏和社会公众的支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的1914年4月，德国的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就联合签名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其中心内容是为德国的侵略暴行辩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德国皇帝歌功颂德，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德国科学文化界的所有名流，甚至连普朗克（Max KarIErnst Ludwig Planck）。伦琴（Wilhelin Cnrad Rontgen）也在其列。

而有着强烈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倾向的爱因斯坦，则对这场战争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他自己“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僧的勾当。”为了与93人宣言进行分庭抗礼，爱因斯坦积极支持柏林大学生理学教授尼可拉（G· Nico lai）起草了《告欧洲人书》，并且欣然签名，他们大声疾呼，“欧洲必须联合保卫它的领土，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在强烈的战争喧嚣声中，爱因斯坦不畏强暴，勇于为正义和和平而斗争的果敢行为，自然为当时的德国社会所不容，并因开罪于德国政治和科学界的权势人物，而为他随后在德国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当然，爱因斯坦遭受纳粹的迫害还与他是犹太人有关，因为纳粹德国是以种族主义的特殊主义作为科学的划界标准的。

“纳粹德国科学”对普遍主义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极力美化夸大“稚利安人”作为科学家的优越天赋和基本条件，把是否具备某些所谓“雅利安人”的体能，道德和“种族”适宜性与评判选择科学研究和教学职位的标准紧密地联系起来。德国教育部长赫尔·伯恩哈德·鲁斯特（Herr Bernhard Rust）在1936年举行的海德堡大学55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被描述为不与科学为友，如果科学的评价者假定不依赖于前提条件与不抱偏见是科学探索的根本特证的话，我们对这一点断然表示反对”（转引自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1页）一些对纳粹效忠的德国科学家也深受这种反动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以勒纳德为首的少数实验物理学家甚至提出了“德意志物理学”这样的荒唐口号、更荒唐的是，这种口号竟然既能取悦于政治权势人物又为充满民族主义的整个社会所接受，以致于一时间甚嚣尘上，颇有市场，这必然使德国科学界声誉扫地，同时也给全世界的科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第二，对犹太科学家以及其他非雅利安科学家的排斥和粗暴打击。纳粹侵犯剥夺犹太人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权利，有的犹太科学家被处死，大批犹大科学家逃亡海外，造成德国科技人员的严重流失，据粗略统计，反犹浪潮使“德国在1933至1938年间大约有1880位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从德国本土和奥地利流亡海外，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到1937年，在德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大约只有1932年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参见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第90页）在这场反犹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爱因斯坦以及相对论的攻击批判。
1919年，英国人体物理学家爱丁顿（Artbur Stail1evEddington）率领的为验证由敌对国家的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而进行的日蚀观测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爱因斯坦因而声誉鹊起，陡然成为四海皆知的显赫人物。这本来是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科学界的巨大光荣，但却引起了怀有反英情绪的德国政界和民众对爱因斯坦的反感，尽管爱因斯但极力回避这种意想不到的荣誉，但这种荣誉还是把他进一步推向与纳粹分子尖锐对立的境地，成为法西斯民族主义狂徒泄愤发怨的对象、，由于爱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所做的公开谴责，又由于他是在科学领域获得最高国际声望的犹太人，这使得爱因斯坦难以避免地开始受到纳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恶毒攻击，1920年2月12日，一伙怀有民族狂热思想的柏林大学的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公然捣乱，爱因斯坦不得不退出课堂，以示抗议，，此事在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后经学生会从中斡旋才得以平息下去，但是，更为凶险的反相对论的恶浪随即以压顶之势向爱因斯坦袭来。就在1920年，柏林成立了一个以反伪科学斗士魏兰德（P·Weyiand）为首的“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按：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叫做“捍卫科学尊严委员会”，由著名院士何祚庥出任精神领袖！），这个组织别无他事可做，成天打着“纯化科学，反对伪科学”的旗号四处出击，其主要目标就是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魏兰德以及他的“反相对论公司”与以勒纳德和德国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斯塔克（Johannes Stark）为首的一些人，共同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反相对论运动。他们多次组织以反对相对论为主题的集会，公开发表各种恶毒的攻击言论，魏兰德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然叫嚷要“勒死对手爱因斯坦”。斯塔克在由他主办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拒绝刊登谈论科学国际性的文章，而且自豪地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物理学的“沙文主义”。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一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 1929年，勒纳德出版了《伟大的自然探索者》一书，书中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森内尔（Hasenohri）发现的关于光能的公式代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全然不顾科学界最起码的准则，挖空心思地极力贬损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勒纳德之所以要冒着道德风险这样做。除了与他的政治和民族偏见有关以外，还因为爱因斯坦的成名对于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政治势力开始公开介人反相对论运动。爱因斯坦被纳粹分子看成是“世界观非常之恶劣”的“共产主义分子”，“犹大国际主义”分子，不仅如此，纳粹冲锋队还闯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并洗劫一空，以后又乘机查封了他在卡普特的别墅：， 1933年4月l日，纳粹头目。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ls）在他的宣传讲话中，破口大骂爱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纳粹右派学生将几万册图书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爱因斯坦的著作。就在书籍化为灰烬之时，戈培尔对纳粹学生发表演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参见屈做诚：《爱因斯坦与德国的反相对论运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4期）正是受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说明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时，对他创立相对论这一划时代的物理学贡献讳莫如深，避而不提，只是把授奖原因说成是“由于他的光电效应理论和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这难免会引起人们对科学奖励的客观公正性与纯洁性的怀疑或某种特定意义上的理解。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作为人类智力的神奇构想，在科学史上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却未能获得同样被认为是科学界最高奖赏的诺贝尔奖，无论如何这都是诺贝尔奖金颁发历史上的最为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即便如此，反对相对论的急先锋勒纳德还是向瑞典皇家科学院递交了抗议信，并且在1923年2月将该信公开发表，（参见屈做诚：《爱因斯但与德国的反相对论运动》）

纳粹德国的科学政策也背离了科学的合理性文化价值观，大肆宣扬非理性的所谓科学准则，例如，狂热的纳粹党徒到处宣传演讲，建议德国人应该“以他们的热情来思考”，这实际上是希特勒个人刚愎自用，跟随“第六感觉”的非理性思维习惯在科学界的一种引伸。尽管这种对科学合理性的背离更多地表现在思想宣传方面而不是日常管理和具体的操作实施上，但也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历史事实显示，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对本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于纳粹政府的政治极权主义。借助于这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纳粹党徒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破坏、歪曲科学的基本原则，践踏科学的基本精神，把相对论物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学贬斥为“犹太科学”，使这些代表物理学最新进展的学科很快人去楼空、濒临崩溃的边缘；把德国的大学很快就置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之下，使曾经让德国引以自豪、让世界称慕的德国大学声名扫地，大失水准，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大学中不仅有许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是根据他们对纳粹党的忠诚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能力来任用选择。结果使得学术骗子们竟能与有才能的科学家竞争并占有研究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随意践踏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并且经由科学同行确认的知识成果。例如，从1935年开始，科学家们参加国内外的任何科学会议，都要经过设在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名为科学会议中心的专门机构的批准，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加会议时，宣传部就来指定一位“领导”，对这样的领导的选择标准同样是根据他作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查官去审定。（参见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第91一92页）

历史的惨痛教训是：社会政治势力轻视科学或把科学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把科学变成了政治运动，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科学运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学停滞和退步的沉重代价。纳粹德国由于改变了那些对于科学进步最为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己，这不仅是造成纳粹在军事科学竞争中的失败和整个战争中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导致了科学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