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社会出现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时期的特点。
一个是山东省苍山蒜苔事件，一个是四川省宜宾化肥事件。
一九八六年，山东苍山县农民收获了大约一亿公斤蒜苔。外地到苍山的客户很多。但是县政府各机关都想利用权力捞好处。工商行政管理所提高摊位收费标准，每笔交易都要由他们过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处费。税务所也借机提高税收定金。交通局对外地车辆严加盘查，简直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提高罚款数额，以便给本单位发奖金。公路段在路口和桥梁等处设立岗哨收取过路费，苛捐杂税的大量增加，必然抬高了蒜苔收购成本，客户纷纷离开苍山。于是，大量蒜苔只好烂掉，群众对当局杀鸡取卵、赶走客户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们聚集起来，要求县委县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吓得不敢出来。怒不可遏的群众将政府办公大楼砸得稀巴烂。笔者曾经有报告文学“杀净天”描述那个事件。当时被抓起来的农民有十七人，后来放出来十五人。在采访中，他们告诉我：“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就出马仔（马仔，就是土匪）。政府不讲理，我们还讲理吗？官逼民反，我们要是急了眼，就去当马仔。”
另一个故事是一起重大抢劫案。大陆杂志《黄河文艺》有篇报告，描述铁路上的抢劫和盗窃，多数是歹徒行凶杀人越货行为，但也有不同的例子。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深夜，从内辽开往宜宾的列车上装满了化肥。当列车行至王家场时，有五个青年农民飞身爬上火车，技艺相当好。他们上车后就拿出刀子割断车上的缆绳，用扁担朝车下掀化肥袋子。下边是几千等待运化肥的农民。当时车上有十五名干警，鸣枪警告，无效。
一会儿，突然刹车，司机说有人卧轨。火车停下来。农民正在把化肥一一过秤，看来很有组织。因为人太多，用列车长的话说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不能开枪”。农民中有很多老人和孩子，都在忙着运化肥，有人收钱。列车长问：“谁是头？”有两个人站出来说：“我们是头，有话给我们商量，不关别人事。”又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个青年头头说：“什么人？农民，我们是农民真理服务队。”
农民这时都在忙着运化肥。有的人朝列车吼叫什么，很气愤的样子，好象他们不是违法，倒是列车上的人有问题似的。”列车长又问：“抢劫货车，你们知道这是违法吗？”那个中年头头说：“我们没有违法。我们种地，打了粮食先完成国家的税收和各级政府的摊派，连民兵训练都得我们出钱出粮食。所有这些，都是平价，我们不说了。可是，为什么国家生产了那么多化肥。我们却想买买不到呢？就算有一点，也是倒了好几把，剥了好几层皮了。无论我们怎样要求，都没人听。既然不分平价化肥给我们，我们只好自己来硬买。”
列车长很严肃地批评他们，但是他的声音没有老百姓高。那两个头头讲话非常严密，义正词严，完全不是那种凶狠卑琐的流氓盗贼可比。头头说：“我们两个，还有上车掀化肥的五个人，就是农民真理服务队。所有这些化肥，我们七个人一粒都不会要。事情做不利落，卧轨的人不会起来，有事找我们，和老百姓无关。”又是一阵子吆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走了。用扁担挑，用自行车驮的。用平车拉的，都迤逦而去。但是剩下的人还有几百，好象是保护那个真理服务队的，列车警卫人员对付不了他们。而且干警看上去对农民也有点同情。即使教他们下手，他们也不一定干。
最后，有人送来一个好几页纸的单子，还有一大把钱。那人将钱和单子给头头。头头对列车长说：“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硬买的化肥。我保证所收的钱一点都不会少。我们赚的便宜就是平价。我们平价缴粮，为什么不能买平价化肥呢？”说完，他们扬长而去，干脆利落。车上的警察有的还称赞他们风度潇洒。据说有个头头是大学生。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二十万吨化肥正在运往该地区，支援农民的春耕生产。
这两个例子说明：权力泛化的最终受害者是下层人民。农民如此，工人也是如此。据对北京一些工人的调查，他们除了奖金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外快。社会上各种关系所需要的额外花费越来越多。普通人对权力泛化所造成的腐败已经非常气愤。当非规范行为成灾，痞子流氓横行时，他们并没有直接走向黑社会活动。他们希望他们的愿望和利益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有公正的分配方法和竞争原则，他们不止一次地向社会发出强烈的警告。当局漠视了民众的愤怒，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更没有也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压制权力的继续泛化。社会的不公正仍然存在并愈演愈烈。当普遍的失望过去之后，人们不再等待期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智的吃智，没智的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什么也没有的，就胡作非为。这种社会现象不仅使人们不再恪守自己的角色道德，连社会的法律也变得没有分量了。玩弄职务的，玩弄职业的，和一切犯罪活动的行为方式一样：一是做，二是不要被逮着。
大陆黑社会的特点
现在大陆的黑社会主要活动是卖淫、走私、盗窃、赌博、毒品等。他们都具有如下特点：
1、与职务权力相勾结。
台湾黑社会竹联帮、松联帮、萤桥帮都有在大陆的经营项目。现阶段他们以合资办企业为主要形式，兼营卖淫、赌博、走私等。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都注意利用大陆的权力集团。台湾黑社会成员刘仲则和吴文兴为台湾和泰国某集团购买的两批各五百支红星牌手枪都是从北京C公司转手的。这个公司据说就是北方工业公司。
在经营色情商品和组织卖淫方面，政府官员也介入其中，并且充当保护桑他们投资的企业都有当地重要官员坐地分红。上海的杨浦帮为市公安局做事。福建石狮镇的党政干部多是这种生意的保护人。在云南到广东的毒品走私中，德洪、瑞丽、保山都有党政干部作黑社会的保镖。云南的一位派出所所长是在军队服役过二十多年的干部，他亲自组织人马保护贩卖海洛因的马帮过境，谋取暴利。湖南省最大的列车抢劫集团的首领就是当地村支部书记。据香港警方说，大陆解放军参与盗卖汽车的走私活动。
2、利用职业权力。
已经发现的大陆黑社会组织，最大的是四百人左右，大多数组织人数在十几到几十人之间。无论大小，他们都利用各种不同职业的人物。发生在河南和山东交界处的抢劫列车的案件中，黑社会拥有包括重机枪在内的现代化武器。当地武警无法战胜他们，最后驻军出动，激战数小时。才解决问题。事后在调查中发现，这个黑社会的成员，有当地县、乡、村镇各种职业的人。其中有干部、医生、教师、警察和铁路工人。即使从事小型犯罪活动的黑社会集团，如卖淫和偷车等，也要倚靠各种身分的能掩护和帮助他们作业的人，从大的国营酒店的老板到缉私队的警察。他们不管自己的职业规范，直接参加到黑社会活动中去，分一杯羹。意大利黑手党的很多成员，其活动和职业分离。白天卖冰淇淋，晚上作杀手。
在瑞丽，有这样的案件：一些被称为“四号客”的吸毒者异想天开，提出“进攻公安司法包围五大机关”的口号。他们所说的“包围”不是用枪械武器，而是用毒品。在他们赠送给官员的香烟中加有毒品，吸几次就上了烟瘾。女官员不吸烟，他们就把作为礼品赠送的口红中掺上毒品。不久也成了瘾。他们软硬兼施，发展各种职业的吸毒者。瑞丽县已经有四十多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加入了吸毒者的行列。这些人的加入，将会影响他们的职务和职业权力，影响那里的禁赌活动，对吸毒贩毒者有好处。
3、攫取金钱为主，挥霍性消费，基本没有政治目标。
在经济发展很多的温州，黑社会以经营卖淫和赌博为主。温州赌博卖淫的黑社会头目，发财后往往花很多钱为祖先或者自己修建很豪华的坟墓。或者偷娶小老婆，在外边养有“别室”。相当多的个体户，大都没有继续投资扩大在生产的兴趣和勇气。当赚的钱相当可观时，就将金钱用在封建性消费上，大陆黑社会缺乏道德参照和终极关怀。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人们的关怀是上帝，上帝喜欢那些一生都在不断奋斗的人。他们发财越大，越证明他们是勤劳、节俭、有智慧的人。上帝喜欢这样的人，社会的政策注意保护和鼓励这些人不懈怠地继续积累财富。所以，有钱的人并不以为自己只是为自己赚钱，而是为了上帝。他们死后往往把全部的财产捐献给教会。而不是传给子女或者自己生前挥霍。他们通常不会中止自己的生意，更不会随便将钱化在赌博、修坟、玩女人上。
大陆的黑社会集团刚刚兴起不久，在政治上大都没有目标，境界低下，通常显得很畏琐，行为没有风度。给人感觉都是些凶狠贪婪的钱虫子。他们的帮规帮法主要是怎样收集财物，怎样分成，以及抚恤和惩罚办法，内部管理方法是封建家族式的。
4、缺乏道德准则。
这一点，我们可将中国的黑社会和日本的黑社会作个比较。
日本的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帮”有两万四千多人。他们的最高的行为准则是维护传统价值和日本民族利益。离开这个准则，给多少钱也不干。凡影响日本民族利益的事，不干。凡侵犯老百姓的事，不干。凡是有损身分的事不干。他们自喻为“最后的贵族”。他们尊重规范和程序，一旦选出首领，就努力维护帮主权威。
日本黑社会讲究信用，普通人不怕和他们接近，一旦用到他们，他们都很讲义气。并不胡乱敲诈钱财。国际贩毒集团曾经以几十亿的利益诱惑日本黑社会接受海洛因和可卡因，以便代替日本本国毒品安非他命。但是日本黑社会拒绝海洛因毒害日本人。无论谁偷运海洛因入境，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报告警察。这里当然有保护自己毒品市场的用心，但也表现了他们维护民族利益的准则。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黑社会往往表现得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有奶就是娘。不要说几十亿美元，就是几十万人民币，他们也干。
日本山口帮非常注重维护首领的权威。他们的首领渡边曾经到夏威夷打高尔夫球，警察担心尚未归顺山口帮的别的帮派会挑起事端，善言相劝，将渡边送回大阪。当时山口帮其他首领认为这是对整个该帮全体的污辱，立即组织了四百辆高级轿车，包围了机场，直到警察也参与了对渡边的欢迎仪式才罢休。他们认为贵族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而中国黑社会的内部倾轧残酷而且龌龊，谁都想把首领随时干掉，没有权威。广东的十三太保，山东的海泉帮，上海的青帮，香港的新义安，哈尔滨的钉子帮，都发生过这样的内部倾轧。“给你十万，把那个小子干掉!”马上就会有人把他们的帮主暗杀。
五十块钱一砖头，九十块钱一刀子。见钱眼开，不讲信念道义。日本的黑社会，即使在三年前那次死伤四十多人的火拼中，都未曾伤害一个无辜百姓。找谁的麻烦就是找谁的麻烦。与别人无关。中国黑社会的犯罪案例中，有很多随便转移目标，乱杀无辜的事例。有时见物生心，对穷人卖猪的几百块钱也不放过。日本黑社会的主要收入是向发财的人收取保护费。但是中国的黑社会在抢劫、盗窃、卖淫、走私等犯罪中，对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毫不吝惜。中国人对黑社会有普遍的恐惧感，有的黑社会成员居然动员自己的姐姐、妹妹、妻子卖淫，只要赚钱就行。
日本的黑社会出于民族主义的极右思想，对日本人的尊严很重视。有一个日本记者被外国恐怖组织绑架，山口帮想方设法将那个记者救出来。中国黑社会中没听说过谁为了真理、正义和民主尊严而奋斗。日本黑社会从不走私重要的日本文物。中国的黑社会在走私文物上特别积极，只要有钱，将祖宗卖了也在所不惜。
从上面一些特点可以看出：虽然大陆黑社会的出现部分原因来自对公平原则的绝望，但是最先参加黑社会的这些人不是来自有高尚追求和行为规范的人。他们是由贪婪的官员、职业道德败坏者和下等痞子组成的乌合之众。
黑社会破坏着的秩序，对瓦解和动摇专制统治有类似腹泻的作用。但是它也不能给民主变革的带来任何好处。现阶段，任何依赖大陆黑社会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那无异于引狼入室。黑社会对专制制度的破坏不等于对民主制度的建设。
不论大陆社会以什么方式向民主社会过渡，黑社会都应该逐渐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