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3日《长江日报》
在反腐败斗争中，“发现一个惩处一个！”是我们听得较多的一种说法。
然而，能否“发现”，“发现”得早还是迟，“发现”的层次与深度如何，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有的腐败分子永远不会被“发现”，有的腐败分子被发现后还要继续腐败一些年月才能被揪出来。这种“发现”结局的差异，是“发现”本身的差异造成的。
主动的发现。大凡腐败分子，无论是搞钱，还是沉湎于声色犬马，无论是卖官鬻爵，还是权钱交易，不会示之于大庭广众，而是谋之以暗室、行之于人后。但既有污行，就很难不露蛛丝马迹。胡长清的劣迹，不是在他行贿受贿之时被发现的，而是在有关部门得知他请假离境(去香港)而实际未离境后迅即跟踪追击才被揭露出来的。这样的“发现”，体现出反腐败斗争的质的要求。
被动的发现。有的反腐部门，习惯于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办公室接投诉电话、看上报材料，或者只热衷应付上级交办、督办的案件。这样有时也能有所“发现”，但他们远离第一线，主观与实际容易错位，与群众有隔膜，往往疏忽漏掉了有价值的线索。这是对反腐斗争的性质、紧迫感缺乏足够认识，往往使“发现”事倍功半，直接导致反腐败高成本、低效率。
偶然的发现。或者豪宅被盗不敢报案，或者被盗巨额财产只报些微损失，最终案件破了才由偷儿顺藤摸瓜摸出一个蛀虫；或者是A案牵出B案，拔出萝卜带出泥。但这类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因此松懈斗志，坐等好事上门。
被迫的发现。有些地方，腐败事实已是公开的秘密，腐败分子已猖獗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怨声载道，民心思治，就连村姑牧童也谴责不绝，可反腐部门却充耳不闻，照样睡得着、吃得香、不行动，有投诉不受理，接状纸不立案。群众不甘心，为了拨云见日，层层上访，级级告状，直至惊动党中央、国务院，或者引来《焦点访谈》采访曝光。事情闹到这一步，必有上级工作组下来坐镇，加之高层领导批示严词追究，再怎么装聋作哑也难以搪塞过去了，于是像姚晓红一类早已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才不得不被“发现”出来。
由此可见，“发现论”---“发现一个惩处一个”的关键词是“发现”；没“发现”便无以惩处。只有发现了腐败事实，才能惩之有据，依法定罪；只有发现得及时，才能让腐败分子尽快地露出庐山真面目，最大限度地压缩他们肆行腐败的时空，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