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起来的要维持现状

---- 中国的前途能靠所谓中产阶级吗？
　　今年夏天，我到一个比较特殊的ＭＢＡ（工商管理硕士）班讲学。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学员们大都属于“成功人士”，主要是经济精英，中国知识界大都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他们。据介绍，这个班是欧共体与上海一著名大学联合办的，学员来源有三类：一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学费３５０００元；二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学费６千元；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家，学费１８万元。学员们属于前年报纸上猛炒的那类开着“奔驰”之类进学校的“老板”，我问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进这个学员班？他们的答复倒也直截了当：一是觉得这个班的名声好，讲起来“牛皮”；二是可以在这里结交一批精英，这个班的学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贵族们将自己的子女们送进一些著名的私立学校念书，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子女们将来长大成人后有一个现成的同学关系网利用。
　　这类“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见过好些，大都属于一种类型：受过一定教育，平时也读些书，从伟人传记、世界名著到网络，基本也都在他们视野之内，经济管理类书籍是阅读重点；个别特别爱读书的，还知晓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当红学者都是谁。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于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出身于中、小干部家庭，还有个别出身于农村的。不过，他们现在的政治态度似乎与家庭出身关系不大，主要由他们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决定。
　　
我讲课的内容是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及近中期走势。虽然部分“新左派”因为我不提倡“革命”，早已义愤填膺地将我踢出了“工人阶级与
下层人民代言人”的队伍——其实我本来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为没有任何工农群体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将这一桂冠赠送给我——但在这类成功人士眼里，我确实是与他们的主张很不一致。两天的接触过程中，负责接待的一位学员，某民营大公司的总经理Ｌ先生，就不断与我谈到他们跟我的分歧，我倒是很愿意听他们多谈谈看法。
　　当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分析以后，不少前来听课的人士纷纷就演讲内容问问题，那些提问我大多已记不清，只有一位先生反复陈述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他问我，中国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所有的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死同。”这位先生却认为，中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安定团结方面都很不错，虽然有些问题，但总体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很有成效，因此他总结说：“我认为，中国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前车之鉴，如果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社会动乱怎么办？”我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不要求五十年内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时候咱们都不在了，不是什么风险都不用担了吗？”听众们哈哈大笑。
　　Ｌ先生约好第二天晚上请我吃饭，还有几位大企业经理也想一起聊聊，我说我也有两位朋友Ｚ先生与Ｘ先生要来看我，Ｌ先生表示慕名已久，干脆一起谈谈。我想这可以了解中上阶层的政治态度与社会参与意识。第二天晚上来了四位“老板”，两位是民营企业老板，两位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即所谓“假老板”，这些人素质都不低，见识谈吐都属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代知识型企业家。
　　一位国营企业老板侃侃而谈，说保卫国有资产不流失，其实没用，目前正在加剧流失，剩下的也没多少好资产了，不如现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里，还可以干点事情。我对他说，问题不在于分不分家，而在于按什么原则瓜分国有资产？哪些人有资格参加瓜分？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参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参加分配。我请他解释，所谓“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权力者？如果是，那么“不知道”的人怎么办？他更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没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过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凶一点，也多少分一点给他们堵住嘴巴。”　接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十五年不要提上日程的那位先生又谈起来，他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年纪大概四十岁左右，我请他详细谈给Ｚ、Ｘ两位听听，这一次他陈述了中国现在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的种种理由，最主要是中国民众素质很低，给了权力也不会用；中国的传媒也需要管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一样，实行西方国家那种新闻自由，岂不乱套？总之，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非常好，不需要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改革，只会更乱。前后这两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看过不少书，谈得引经据典，让我们三人听得目瞪口呆。
　　Ｌ先生最善谈，也是一套一套。他先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谈了一个理论：他所到过的所有地方，第一把手是不贪污的，因为这些人有责任心，这个地方是他的；犯错误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员。他还列举他所见到过的清官，如某县委书记是如何清廉且勤政爱民，没花一分钱用在行贿上面。接下来他就直接批评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太偏激，将官员们讲得太坏了，“其实还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触到的官员，大多都是这类官员。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路干净，与贪污受贿不沾半点边。我敢起誓，我的第一桶金，还有后来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接着他谈到对江泽民的评价，他说他观察了江主席十几年，发现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不露声色就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新。我们很有兴趣，请他说说他认为“了不起”在哪里？Ｌ先生不紧不慢地为我们条陈缕析：“所谓‘三个代表’，下的定义共三层，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二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三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三个当中，最后一个是虚的，都谈了几十年，什么时候拿出来讲什么时候都落不到实处，但有道德作用。只有前两个才是实在的。那么，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我们！别说下岗工人，就是工人又怎么着？他们绝对不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说白了一句话，谁牛皮，就代表谁呗。”　
　然后，Ｌ先生话锋一转：“何老师，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反对黄色经济？农村的女孩子长大了没事干，就应该让她们到城里来，反正在乡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来城里找条路。这样讲，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对，但我谈谈好处，你看看有没有道理？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城里从事‘三陪’，假如她有三个弟弟，那么她挣到的钱，可以供一个弟弟去学会计，一个弟弟学法律，还有一个学金融。就算她没有弟兄要去读书，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里的购买力。农村家庭提高购买力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城市里的库存物质就可以送到农村里去，这样就可以带动城市的生产，提高工人的工资，然后提高城市人口的购买力，整个经济不就这样兴旺起来了。发展经济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越南提出牺牲一代少女，其实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走这条路。你看泰国不就是这样发达起来了吗？”
　　我无话可说。确切地说，是根本不想说什么。他描绘的一个“三陪女”供三个弟弟上大学这故事，我看过一篇有这类情节的台湾短篇小说，那女孩后来人老珠黄，一身无法治愈的病，衣食无着。而已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的弟弟们，没有一个愿意认她，相反都认为她丢了他们的脸，让家族因她而蒙羞，对她又恨又讨厌。这个故事阐明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有普遍性。但我却一直认为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另一些人的发展，谈起来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视了被牺牲者的尊严与人生，里面蕴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这在按人群计算价值的中国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视个体生命的西方文化里肯定不被接受。因为那里的生命价值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地珍贵。
　　至于“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我知道不是Ｌ先生的创新，肯定是他这两天提到过的某几位少壮派经济学家们介绍的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虽然他们从来就未曾撰文系统谈过这些观点，但许多人却私下听他们谈过。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从来不喜欢与人争论，记得加尔布雷斯说过，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理论。这也算是转型期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吧？　
　十一点多钟时，谈话也尽了兴。出门等车时，我对Ｚ、Ｘ两位朋友说，听听挺有收获吧？两位还多少有点不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不要民主？为什么不想深化改革？　
　我说，这点比较简单，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产生原因与英国法国不一样，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几乎是完全是附着在这体制上，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个体制，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体制消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可能。这个体制存活得越长，对他们来说获取的利益也将越大。　
　作为一位学者，我深感自己在改造社会方面的无能。但我始终认为，能够尽最大努力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认真倾听时代的各种声音，并将那个时代的“常识”揭橥于世，也算是学者一种难得的荣幸。
　　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在时代的大变革当中，我没有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世界说过假话。(何清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