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俄国现时的一种社会情绪
李慕箴
痛惜俄罗斯精神殿堂的坍塌
1998年7月，俄罗斯作家杜金采夫以80高龄辞世。这位曾以《不是单靠面包》和《穿白衣的人们》两部长篇小说攻讦过苏联社会的作家，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对“新政”寄予厚望。然而事与愿违，满目疮痍的现实使他痛心不已。他在逝世前曾对新闻界说过：眼看一种邪恶的力量使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殿堂坍塌，他心急如焚，内心有难以言状的愤慨，他对俄国现政权持这种否定态度，使得晚景无限凄凉。
在当今的俄国社会，对国家解体、民族危亡、人民遭难感到痛心的知识分子，决非杜金采夫一人。早在1993年9月21日深夜，当得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之后，苏联时代的著名作家维亚·原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声枪响，震惊了俄罗斯大地，文坛舆论哗然。对他突然自尽，除了表示痛惜之外，人们疑窦丛生。这个声称“不接受苏共和现行制度”、为苏联解体高唱过赞歌的自由派战士，为何要选择一种自戕身亡的结局？人们都在思索。
康德拉季耶夫在70年代末期初登文坛，已届花甲之年，是后期战争文学的著名代表。他的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如《萨什卡》（1979）、《伤假》（1980）、《相逢在列斯坚科》（1983）、《阿霞的大尉》（1984）、《叶尼卡》（1985）等。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蛊惑之下，他成为戈氏“改革”的拥护者，对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可是，后来的现实却使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渐渐发生危机。私有化政策造成社会剧烈地两极分化，普通老百姓处于赤贫境地。休克疗法的结果，国民经济加速了全线崩溃。通货膨胀像一只巨兽，张牙舞爪地向他猛扑过来。他倾毕生心血苦苦积蓄起来以备养老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向往的“新生活”变成泡影。苏联解体刚过两个月，他便怀着被欺骗的愤懑，在《萨什卡在今天的白宫旁》这篇谈话中，抨击政府机关的争权夺利，怒斥各级官员的特权统治和自私贪财。他痛心疾首地陈述：再也不能为目前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这种“改革”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暴发户，却使社会上最无保障的领养老金者、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日益贫困。康德拉季耶夫对当权者的失望，与对往昔的怀恋交织在一起。他声称作为一名老战士，过去曾为“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街道、自己的村庄、自己的莫斯科、自己的亲人而战斗”，目睹今天的社会现实，他感受到无比的痛惜和委屈。他大声疾呼：“要保护人民中生活最少得到保障的阶层，首先是他自己的同龄人——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们。”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存在许多偏见，但他作为一位老战士和爱国者，仍没有失去正直的良心，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从苏联解体之后两个月开始，直到1993年9月21日自杀为止，康德拉季耶大批评当局的言论越来越尖锐，语气越来越直言不讳，情绪越来越悲观失望。他曾经真诚地相信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及其“改革”，等到他弄明真相的时候，已经国破家败，他只好怀着痛苦和失望了此残生。
在目前的俄国，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反映了现时俄国的一种社会情绪——不满现状，但又后悔莫及。
呼吁拯救俄罗斯的精神文化
苏联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曾经追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自由派人士发现，在当权者弹冠相庆的同时，民间哀鸿遍野，怨愤遍于国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稳定，相反，正在把国家推向全面的崩溃。蒙受欺骗之后产生的失望感和愤懑情绪，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 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开来》而蜚声文坛，后又发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的作家阿纳尼耶夫，痛苦地发现今天俄国“正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人们想要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新政权使国家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无限忧虑。剧作家罗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了1993年面对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他内心无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场。过去听人说苏联的解体“是反革命的胜利”，他曾予以嘲笑，而如今觉得此话确实有理。
批评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的争论中，就置身于自由派阵营，在“改革”时期又追随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咒骂斯大林。他也对“改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深为震惊，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机体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深层的大问题是精神危机。”他表示不与自由派合流，不愿意沿着过去的道路走下去。到苏联解体后，他这种负罪感发展成一种对立情绪，誓与新的当权者保持距离。1993年，拉克申在《结局·死胡同·危机》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听到了掘墓声。但安葬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感到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正在给这一切做着临终祈祷”。拉克申具有民族自尊心，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把这二者视为关系民族兴衰的大事。因此，“改革”以来文化事业面临“灾难性的困境”使他心急如焚。拉克申的醒悟使自由派人士感到恐惧，对他的言论开始讨伐和围剿。拉克申在这一片讨伐声中于1993年7月23日离开人世。
对“改革”投以嘲笑和鄙视
自由派营垒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改革”深感失望之后，背弃了自由派立场，开始用冷静的眼光批判“改革”之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并嘲笑他们昔日的盟友。在这类知识分子中，充当先锋的却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哲学家、小说家亚·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代因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而屡遭批判，最后被开除党籍，1978年出国，定居于德国慕尼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伊始，他并没有像国内的自由派人士那样立即附和。恰恰相反，在一些具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时，他反而站出来慷慨陈辞，驳斥反共谰言。季诺维耶夫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作“灾变（kaTacTpOHKa)”，这是他创造的一个俄文新词，各取“灾难”和“改革”这两个俄文单词的首尾部分合并而成。他批评“改革”的鼓吹者，不从俄罗斯的国情出发，硬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生搬硬套到俄罗斯来。他嘲讽道：这如同让俄国的“鱼”像西方的“鸟”一样生活在陆地上，并吁请俄国正直的人们抵制这种“灾变”。
亚·季诺维耶夫不仅否定苏联的“改革”，而且严厉谴责“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之流。季诺维耶夫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了金钱、名誉，为了获得西方的青睐，而不惜卖身投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闻人物”、“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巨额演讲费和稿酬施舍给他们，并不是慷慨赠予，而是另有图谋。这些甘心情愿出卖俄罗斯的“犹大”，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季诺维耶夫指出：“如果不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及其集团破坏苏共和整个国家的活动，不考虑到他们的投降和叛卖政策，人们就不能理解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实质。”也许是季诺维耶夫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和创痍，所以他对于苏联解体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特别鄙弃。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特征：“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经济制度强加给俄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他不无揶揄地写道：目前在俄国建立的是“一种畸形的东西”，它把“共产主义的碎片、对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模仿、封建主义的复苏、合法化的犯罪和手工业方式”结合在一起。他哀叹俄罗斯未必能够恢复原有制度的强盛，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划时代现象”。
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时代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替受审判的政治犯辩护和在国外发表低毁现实的小说而屡次受处分。 1974年出国定居于巴黎。他是国外侨民作家中著名的反共人士。苏联解体前后，马克西莫夫从巴黎远眺国内政坛的变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嗣后叶利钦建立的制度，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他于1993年在俄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今天的俄罗斯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的骗子和窃贼的天堂，商人和赚外汇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样、而知识分子为了维持生活却不得不去跑汽车运输……他厌恶这种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堕落，不愿意用自己的存在给这个制度增添合法性。特别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马克西莫夫与俄国的当权者和文学界的自由派彻底决裂。当他看到42名自由派作家呼吁总统镇压反对派的公开信后，气愤无比，说他们只不过是钻进文学和文化艺术部门的蝇营之辈。马克西莫夫对他们除了鄙视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原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被指控持敌对的反苏立场，又把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于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被判刑7年，刑满释放后旅居法国。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期，他是文坛的红人，曾经是首届俄语布克奖的评委。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由派的亲密盟友，与传统派作家进行论战。但是，叶利钦炮轰议会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使西尼亚夫斯基清醒过来，重又对当局“持不同政见”。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叶利钦挑起了十月流血事件，认为他应该进修道院去祈祷，以求得宽恕自己的罪行。在对待现行制度这个问题上，他“准备庇护自己昔日的对手”。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实，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块时，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笔者不赞成他们过去对苏维埃制度的低毁，但欣赏他们今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与那些昔日享尽了社会主义的特权、荣誉、金钱、地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一变，摆出一付早就是反苏反共义士的架势，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曾经为之高唱过赞美诗的苏联历史的自由派作家们相比，倒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较为客观和诚实。
痛斥投机者的恶劣行径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把投机钻营、见利忘义、沽名钓誉视作最卑劣的行径。在论及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少作家指出，这是钻进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叛卖的结果。
文学批评家杰德科夫在苏联时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改革”开始后，曾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时过不久，他悲痛地发现这种“改革”正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在他1994年去世之后，《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9、10期刊登了他的日记。其中许多段落是怒斥今天的投机钻营分子的。如1992年6月9日的日记写道：“我以惊奇的目光发现，今天许多号称民主活动家的人物，他们似乎活到55一60岁时才猛然醒悟。于是我内心产生疑问：你们这些勇敢的人过去在哪里呢？莫非你们那时没有觉醒只是认为那种生活称心如意，并且竭尽所能去适应今天被你们骂得比谁都凶狠的生活准则？……你们是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善于沿着党和其它阶梯往上爬。”这一席话说得鞭辟入里。今天俄国的民主派们，在苏共掌权的情况下又何尝不是满口马列言词；如今他们正和昔日的对手一起，在诋毁他们过去顶礼膜拜的信仰，而把被他们一本正经地痛斥过的种种观点推崇为今天的生活信条。这种投机分子的嘴脸，令人可憎可恨，只能嗤之以鼻。不幸的是，恰恰是这种人，被视为今天俄国知识界的精英，是“改革新思维”的弄潮儿，是追求“真理”的勇土！
季诺维耶夫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把“苏联最高领导的叛卖政策”当作重要一条。在他看来，西方的战略是选择“从思想、道德、心理领域”“实施对苏联最主要的打击方向”。西方“利用俄罗斯本身的手段和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意图，遗憾的是，们俄罗斯生了许多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热心地为西方服务来扼杀俄罗斯和消灭俄罗斯人民。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帮手了。”这段话说得何其明白！这是痛苦的真实，但人们醒悟恨晚。
杰德科夫在1992年6月21日的日记中，在评述叶利钦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时，认为这是“叛徒”和“政治妖怪”自我标榜，“他讲话无论就实质而言，还是就语言、语调和面部表情来说，都令人厌恶。”对于这些背叛者来说，信仰是不必要的，人格、国格不值分文，这种人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识破了他们，应该说这是俄罗斯人的幸运，今后有可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怀念昔日的辉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经历了祖国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私有化政策造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炮轰议会使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幻灭，车臣战争又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家庭悲剧。社会迅速地两极分化，昔日的官僚鲸吞国家资产而成为新的暴发户，机关、工厂、军队因发不出工资而怨声载道，失业大军不断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许多人把今天的俄罗斯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相比，他们痛感否定过去的一切是自吞苦果，怀旧情绪在社会蔓延。
文学评论家尤利·布尔金60年代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起在《新世界》编辑部工作，“改革”年代也甚为活跃，他在回忆刊物这几十年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写道：“依我看来，现在是我们祖国历史发展中一段最为黑暗的时期，我们60年代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均被一笔勾销，被糟蹋殆尽。结果，我们从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历史现实，跌人到另一种几乎是更不堪忍受、更无法摆脱的现实之中。”
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形成的“回归文学”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何其猖獗，特别是把30年代的社会现象诬陷成各种灾难的根源。对此，俄国知识分子也在开始清醒。《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巴科夫，思想也在变化。他在一些文章中认为：“不管过去有过什么问题，忘记过去的人民是没有前途的。”他反对否定十月革命，仍然认为这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他反对歪曲卫国战争的历史，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贡献。他对今天有的作品美化卫国战争中的叛国投敌分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既有过失败和阴影，但也有过光明，这个时代是抹杀不掉的。”这是小说家维·斯米尔诺夫在痛定思痛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当今俄国的生活悲剧，促使昔日持不同政见的人物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苏维埃时代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反对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季诺维耶夫在《真理报》著文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我不打算为共产主义辩护，但我确实认为这个时期非常好。即便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后人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的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业绩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6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谈到了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梅德维杰夫认为，他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导致了苏联的毁灭。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能着眼于该人物为国家的强盛和历史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评价历史的尺度，要比那些对西方虚假的“自由与民主”趋之若骛的自由派人士公正得多。
并不多余的忏悔
让我用两段仟悔者的自白来作结束，以便进一步说明现时俄国的这种社会情绪。
季诺维耶夫在痛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时，深感自责他说道：“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还表示：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会不择一切手段，去找那些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的人复仇。
马克西莫夫也作过与季诺维耶夫相近的忏悔：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俄罗斯社会迅速资本主义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仅使正直的俄罗斯人痛恨，也使过去那些向苏联制度泼过污泥浊水的人悔恨莫及。这种忏悔，虽为时恨晚，但并不多余！只有体验过国破家亡、民族垂危悲剧的正直知识分子，才能发出如斯肝胆之言！
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情绪，正在折磨着现时的俄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