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J 摘自: 木子论坛
一、绪论
谈到中国目前贫穷与落后的状况，人们总是归咎于历代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自责于国人的慵懒涣散、固步自封。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凌辱、备受欺压，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固然是因为落后挨打、懦弱遭欺。但在这个血泪的教训之外，不能不找出外部的原因，分析敌人的险恶，为当世之人作一明示。如果我们对近代历史稍作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由总体经济实力居于世界前茅的清朝落到今天的贫困状况，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直接原因。
从一八七四年日本入侵台湾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的七十一年时间里，日本通过武装侵略从我国掠走了巨额财富。不仅如此，其肆意破坏造成我城乡损失惨重、生产停顿，残杀我无辜平民三千万之余，更消耗我财力于军费开支。战后的中国尸横遍野，满目创痍，成为一片废墟。而日本虽然战败，但其根本未动，又得到包庇，不仅其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拒不认罪赔偿；而中国屡经浩劫，国力虚亏，无以为继，虽经国人多年奋斗，怎奈根底已薄，又遭急于求成之挫，迄今无法脱贫。当此日本欠债不还而自肥，更仗其钱势多行不义之际，对日本欠我的铁债和血债，实不可不一一清算，一一索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列举日本对我国的掠夺，算一算这笔铁账，从而揭示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 二、日本对中国七十年的侵略与掠夺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侵略是在周密规划下进行的。日本殖民中国，迁都大陆的设想早在丰臣秀吉时代即已构思，只是那时无力实现。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开始，到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折》的征服世界的五步计划，日本把征服中国大陆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先决条件。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先是通过武装侵略，勒索巨额赔款，以为其进一步工业化获得原始资本，同时达到使中国经济崩溃、内乱四起的目的；然后则趁中国改换朝代百废待举的时候，以精锐之师对我国土进行武力征服。其全面征服中国的实施方案是，一方面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肆意摧毁我国的城市乡村，更为恶毒的是，对我平民任意残杀，试图以血腥恐怖逼我投降归顺。关于日本残杀平民的罪恶，当另文揭露。这里略分三部份讨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与破坏，第一部份是日本通过战争勒索的赔款，第二是日本对我资源掠夺与对劳动力的榨取，第三为日本对我国的破坏。
1、日本从我勒索巨额赔款
日本对中国的勒索主要是甲午战争后的马关赔款和八国联军的赔款。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海军覆没，日军屠城旅顺。一八九五年日本逼迫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取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并勒索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后因俄、德、法干涉，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但又索取“赎辽费”叁仟万两白银。这一笔总数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日本年收入的四点五倍。此后，日本将９０％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一八九六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十年扩军计划，４０％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而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在此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之际，中国人民不得不作绝望中的挣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血肉之躯“扶清灭洋”。一九○○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日本充当了主力先锋，血腥杀戮我人民之外，从北京与天津掠走库存白银共五百万两，将清皇宫内的珍宝文物洗劫一空。之后又攫取赔款白银约叁仟万两。至此，中国已彻底破产，再也无钱财可供榨取了。而日本则开始其侵略的下一步，即占领中国全土。
2、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
一九一四年，一战刚刚开始，日本即占领山东。次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意图将山东、东北、内蒙作为其殖民地，并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警务等等。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日本多次派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无辜军民五千多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世称《田中奏折》【注一】的“满蒙积极政策”。奏中列出征服全世界的五个步骤为：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田中奏折》论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该奏折提出，“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具体实施方案上，“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不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在战略上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预言“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奏折进而提出了详细的实施计划。从那以后，日本就循此计划一步一步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从而实现《田中奏折》中的第三期步骤。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借口“日僧被殴”，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省，入山海关，进兵华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以几十万军队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当年底，南京沦陷。日本很快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军退守重庆、西安两线，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时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
3、日本对我资源的掠夺与劳力的榨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其后又占我华北、中原、华南大半领土，将我大好河山作为其进一步侵华的军事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在东北，日本占领煤矿四十多处，以及铁矿、金矿、镁矿、油矿等等。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以一九四三年一年日本对我国铁砂、生铁、煤炭三种矿产的掠夺量为例，即分别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吨、一百八十一万吨、五千零七万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日本从东北即掠走煤二亿二千三百万吨，生铁一千一百万吨，钢五百八十万吨。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关东军从东北农民手中强征“出荷粮”三千六百万吨，其中一千一百三十万吨运回日本。
日本对我资源的掠夺是以对数以千万的中国工人劳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的取得的。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日人的残酷折磨下，大批劳工死于非命，这些死难者的尸体日积月累，形成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仅东北地区被残害致死的劳工就有二百多万人。如在阜新矿区，日人掠走煤二千六百万吨，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十三万人，平均每采集两百吨煤，就留下一具矿工的尸体。日本从抚顺取煤二亿多吨，造成万人坑三十多个，死亡矿工近三十万人。在鸡西煤矿，日人制造万人坑七处，修建炼人炉五座，残害矿工十万余人。在东北以外，仅在大同一处，日本取煤一千四百万吨，即制造万人坑十四处，死亡矿工六万多人。现举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煤矿“方家柜”一处以证日人残酷。在一个土坡上，２００多平方米的地方，就有矿工尸骨１７９具。这些尸骨上有的双腿绑着铁丝，有的身上有很深的刀斧伤痕。据幸存工人说，很多人不是累死、俄死、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折磨而死。在坟地附近有一座炼人炉的旧址，至今可见一层厚厚的骨灰－－数千具尸体，甚至没有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烧成灰烬。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煤矿一处发生井下瓦斯爆炸，日本人用红砖堵死井口，三百多人活活烧死在井里。四九年后，人们将封闭墙打开，发现二十多名已逃到井口的矿工就惨死在墙后面。一九四四年四月东城矿一号井将要发生冒顶事故，采碳所日人却不许工人逃出，结果二十多人被压在煤层下面，其中十几人死亡，余者都受重伤。…资料表明，方家柜矿工平均年龄为三十点五岁，工龄一年以上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份矿工在半年之内就被日人折磨而死。以上仅举方家柜一例。在其它地方的情形，可以推知。日人对生病的工人不但不医治，反而强迫出工；对病重的，即让其饿死，甚至活活抛到万人坑里；工人稍有懈怠即横加杀害；每当矿井事故，日本工头不是抢救工人，而是封闭井口，制造惨案无数。如大同煤矿一九三九年一次水淹事故，二千多工人只有六人逃出；又如，一九四○年初，河北井陉煤矿瓦斯爆炸，日本矿长下令封闭井口，一千二百名工人丧身火海。
日本为修建各种军事工程强征大批劳工，而且往往在工程完成之后将工人杀害。如为修建与苏联对抗的巨大工程，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每年从东北和关内抓来几十万劳工在关东军工程部指挥下强制劳动。工程完成后，为恐泄密，将劳工分批杀害。仅其中七项工程就杀害中国劳工近三万人。又如在七三一部队细菌研究中心主楼完工之后，日人将三千多名工人全部杀害。又如，一九四四年，日军在今呼兰浩特附近的兴安岭“筑城工程”之后，将伍仟多工人全部杀害。
在日本太平洋战场失利之际，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力不足的问题，东条英机内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颁布《关于中国劳工遣入日本的决定》，一九四四年日本次官会议作出《促进中国劳工遣入日本国内的决定》，从中国十多个省市强征数万劳工到日本服劳役。这些劳工命运之悲惨，不亚于沦陷区人民。如在鹿岛组花冈矿山服劳役的九百八十四人，就有四百一十八人死亡。在木曾谷水力发电站的一千七百一十五人，在九个月内即死亡一百五十六人。在三菱美贝煤矿一九四四年劫运的二百八十七人中，死亡二十九人……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船运劳工３８，９３９人（日外务省报告记载为３８，９３５人），除途中被虐死的，抵达日本的有３８，１１７人。这批到了日本的，前三个月即死亡２，２８２人。据日外务省战后统计，３８，９３５人里共死亡６，８３０人，伤６，９７５人，残废４６７人。 日本为加强对东北农民的统治与压榨，将大批农民圈入所谓“集团部落”。每一“部落”平均居住一百三十多户，只设一个出口，出入进行搜身检查，实际上就是集中营。日人共建“集团部落”一万多个，制造了广大的“无住地带”。对中国人民原有的住宅田园一律加以摧毁，对拒绝迁入的则加以杀害。在“部落”内，日本宪兵、警察、特务实行恐怖统治，居民不得三五人成群，不准串门。夜间不准关门，而日兵则随意出入，无数妇女被强奸轮奸。“部落”中劳役繁重，疾病流行，食物缺少，冻死、饿死、病死和被杀害的人数极大。抚顺县一九三七年即死亡全县人口的３０％以上。
4、日本对我的抢掠与破坏
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作战”。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更加猛烈。日军的破坏方式从其华北方面军一九四○年十月下达的“扫荡”令可见一斑：“凡是敌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以达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的目的。在这样的“扫荡”下，根据地人民损失极为惨重。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即发动千人兵力以上的大扫荡一百○九次，使用兵力五十万以上，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两年，日军更对华北解放区进行了千人以上的扫荡一百七十四次，几乎是前两年的两倍。如四一年八月，日军五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历时两个月的扫荡，仅在北岳区即残杀四千五百多人，烧房十五万，抢走烧毁粮食五千八百万斤。又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冈村宁次以五万大军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捕杀我平民五万多人。抗战八年期间，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七个根据地共有三百一十八万人被杀害，二百七十八万人被抓走，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二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九亿斤、耕畜六百三十一万头、猪、羊四千八百万只，损失农具、家俱二亿二千二百七十万件，被服二亿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件。
日军每攻占我城市，毁灭屠杀之外，便是将我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如在无锡、芜湖、南京、武汉、上海等地，日军将我工厂、机关、商店的设备钱财等尽数掠走，或运回日本，或留作己用，而对一般住家，更行明火打劫之能事，并设邮局以方便日兵向其国内汇回所抢得赃款。以无锡为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军侵入无锡，除屠杀市民外，对全城进行有组织的洗劫。将各商店、机关抢掠一空，纱厂、铁厂的设备及产品全部抢走封存，以运回日本。然后放火焚烧城区，使无锡繁华的市区、名胜古迹变为废墟。再以南京为例，据英记者田伯烈（Ｔｉｍｂｅｒｌｙ）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记载，“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被占领的还是未被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被日军劫掠一空”，即使美国、英国、德国的使馆和大使住宅也未能幸免。“城市商店，所有货物、器皿、珍宝任意抢劫”，“每把抢劫到的东西装上大汽车，他们的长官也在相帮照料，仿佛在搬家”。而一般中国市民则往往在被抢之后遭到杀害。如在市民邓志陆家，日兵抢获银元三百块，金镯两副，金戒指四只，现钞九千元，然后将其幼子与母亲杀害，将家中其它财物抄走或捣毁。一座繁华的南京城，日军在彻底洗劫屠杀之后，更放火焚烧，毁灭罪证，大火三十九天不灭，“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据不完全统计，日军造成南京市财物损失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再以内蒙王爱召古庙为例，此庙占地五十亩，有正殿四十九间，法轮殿八十一间，内有佛像宝珠金器文物无数，为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心。一九四一年正月，包头市日军对王爱召洗劫三日，将所有珍宝文物抢走后，在各建筑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大火持续半个多月。一座宏伟壮丽的圣殿化为灰烬。日本在其侵略战争中，占领我城市九百三十多座，我８０％的大城市被占，被破坏的工厂共三千八百四十家；日军对广州、上海、重庆、苏州、兰州、贵阳、成都、西宁等城市狂轰滥炸，其对象多为学校、医院、名胜古迹、居民住宅、商业区等非军事目标，其目的正如日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吉本贞一所说，“是予敌军及一般民众以精神威胁”。但仅计日军造成我财产的损失，就是一笔巨额的铁债。
以上仅举数例，但由此可见日本在其中国占领区的每一处，无一例外地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与破坏，其犯罪行为的模式是：先抢掠易搬运的公私财物，然后焚烧摧毁工厂建筑房屋等不动产，屠杀我平民之余，并强掳民工充当劳力。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灭绝性的政策。通过实行这一政策，日本掠夺了巨量的资本与生产资料，并且无偿地获取了中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破坏，使我失去继续生产的能力，由于基本生存环境如住房等被摧毁，即使在战后，我人民也不得不先着力于重建家园，而不能全力进行生产，新中国成立后，不得不以三年的的时间进行恢复；再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支付巨额抗日军费开支而造成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抗战结束后的大通货膨胀就是后果之一。这一系列后果的综合，导致了今日中国的贫穷状况，换言之，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 三、日本的侵略与掠夺造成中国的贫穷
1、日本是中国贫穷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从正面来总括地说明这一点。自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几乎缩减为○。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剩下的只有两样东西，即土地与劳动力。而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资本。由于没有资金，新中国在成立后的数年之内，只能依靠农业产品来供应工业化所需资金，而以手工农业的低生产力来支持昂贵的工业化，是极为困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购买的所有工业设施，无不以农牧产品实物支付。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人饭碗里省出些粮食来付帐的。其艰辛可想而知。而用这样少的资本又能买到多少机器？多少工厂？今天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７０％多，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技术、中国人学不会使用机器，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资金发展更多的工业。即使在已有的工业中，平均每人使用的资金也很少，因而人均产量也低。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度的增长率，由于起始资金几乎为○，因此即使再过五十年也无法达到美国的现有人均水平。这也许是一个初中生所熟知的道理，却往往被“有识之士”所忽略。
2、“大跃进”和“文革”不是中国贫穷的原因
有人把目前中国的落后状况归咎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看法完全失之偏颇。“大跃进”始于一九五九年，止于一九六一年，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大跃进”的主要问题是：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幻想十年之内“赶英超美”，导致浮夸风盛行，基层干部欺骗政府，夸大农业产量，因而政府征收过量粮食，引起饥荒。在这期间，虽然大炼钢铁造成二十亿元的损失，工业增长并无明显减锾。“大跃进”后，虽然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导致相当的停顿，但国民经济继续增长，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在核技术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文化大革命”由一九六六年五月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虽然称十年动乱，但真正的社会大动乱在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下令后就已告结束，而且卷入动乱的也以学校、机关等非生产人员为主。实际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虽比目前的１０％略低，但也保持了７％－８％的年增率。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三十年间，中国的ＧＮＰ年均增长率为８．０％，与任何其它国家相比都不逊色。当然，由于中国的经济比例失调，在七八年前重工业投资一直占总投资的５０％以上，而农业投资仅占１２％，轻工业则更只占５．８％左右，引起消费商品不足；另一方面，个人收入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恩格尔系数（即居民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由一九五七的６４．７％到一九八一年的５９．０４％（城乡加权值），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结果是，尽管ＧＮＰ以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提高有限，而由此造成的人民生产积极性的低落也使中国的经济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改革后进行了各种调整，如重工业投资比例降至４０％左右，而轻工业增加到８％－９％，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ＧＮＰ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１０．５％。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估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政策错误而损失的ＧＮＰ增长倍数。为此，我们假定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八三年本来可以一直保持１０％的增长率，那么由于各种人为因素损失的增长倍数为：（１．１＾３０）／（１．０８＾３０）≈１７．３／１０＝１．７３。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大跃进”与“文革”，一切风调雨顺，中国目前的综合经济实力也顶多比现在高○点七三倍，中国也仍然是一个大穷国。由此可见，中国贫穷的原因不是文革。
对那些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根于政府的失误的人，以上分析值得认真体会。在那些人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日本一样富裕了。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善可以无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单个投资者，也许可能在一夜之间获一笔横财，但这种情况不过是资本的转移而已。作为一个国家，除非以武力夺取它国的财富，或者通过欺骗（如以平均一个玻璃球换印第安人十块水獭皮），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抛开经济的所有细节来回答经济增长的问题，归结于两个参数，即初始量与增长率。根据这两个参数，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国家未来的ＧＮＰ，而反过来，根据一个国家现有的ＧＮＰ与其过去的增长率，可以推知其过去的某一时间的ＧＮＰ。初始量很难改变。要提高增长速度，当然有各种方法，如吸引外国投资、借债投资、发展外贸、引进技术……，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７％－８％左右，即使不作详细数学分析，也可猜知这基本上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