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美国革命共产党机关报《革命工人报》
李·沃内斯托（Li.Onesto）
上海红旗 译
在1996年2月13日，随着数千名武装起来的男女群众揭竿而起，尼泊尔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和光荣的阶段。在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以下简称尼共（毛））的领导下，尼泊尔发动了一场以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殖民主义为目的的人民战争。经过3年的持续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并且在尼泊尔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革命的根。由于信息闭塞的原因，这场革命并不为世人所知，为了让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知道这场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革命工人报》特派记者李·沃内斯托深入尼泊尔境内，跟随尼共（毛）的人民军一起踏遍了整个尼泊尔，随军采访了尼共（毛）的总书记，战士和支持斗争的积极分子以及尼泊尔普通公民。以下就是对尼共（毛）总书记普里昌达（Prachanda）同志的采访纪实。
“我们坚信这场斗争是摧毁数千年来奴役压迫制度的桎梏，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国家的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是尼泊尔通向光明未来的光辉大道。”
选自尼共（毛）在1996年2月13日向全国散发的传单
4年前，尼共(毛）在尼泊尔发动了一场崭新的人民革命战争。在斗争开始的前两周，在全国范围内几乎爆发了5000次直接行动。包括武装袭击农村警察署，发动使贫农取得耕地反对封建地主的土地革命，以及严惩了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是极其鼓舞和振奋人心的。相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尼泊尔革命不得不面对“三座大山”，他们的目的是推翻依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体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铲除半殖民主义制度。尼共（毛）运用了毛泽东著名的“持久战”战略。在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指导方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斗争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最近的四年中，尼泊尔政府采取了反革命的镇压运动——约有超过1000人被捕和牺牲。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尼泊尔的革命运动依旧在蓬勃发展，许多贫苦的农民在战斗中锻炼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优秀战士。尼泊尔人民军是在游击区内组建的，并深深的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在人民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革命根据地，象在尼泊尔西部的罗尔帕（Rolpa)和汝库姆（Rukum）地区，地方反动势力和政府军警被人民军赶走，政府军甚至连�
记者：全世界要求革命的人民都想了解你们在尼泊尔的斗争情况。你是否能介绍一下尼泊尔革命开始时的客观局势？为什么党认为在尼泊尔开展大规模武装革命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们斗争中的正确指导方针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你们觉得这种斗争策略有成功的把握？
普:首先，我想从意识形态上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尼泊尔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认为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如果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话，革命的客观形势总的来说，大体已经存在。这是我们从理论基础中得出的结论。并且，通过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量阶级斗争，人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尼泊尔进行人民战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尼泊尔是个又小又穷的国家。全国有超过8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且绝大多数人民生活贫困，受压迫程度深。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封建剥削制度，在农村中很盛行。而尼泊尔的工业化程度很低，即便是那些仅有的工业基础也是掌握在依附于印度垄断大资本的买办阶级手中。因此我国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人民为了自身的独立发展，为了生活幸福而始终长期不懈斗争着。但是由于斗争中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领导，更由于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党的上层领导危机。因此每次革命斗争高潮到来后的结果，往往都是上层领导破坏群众革命运动，向统治阶级妥协，向党内修正主义者让步。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发生在尼泊尔历史上的一件事。1815年，尼泊尔和英属印度军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虽然最终尼泊尔以失败而告终，但尼泊尔人民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了英雄勇敢的反抗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武装斗争中，人民武装力量充分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术。成千上万的群众包括妇女和老人都纷纷拿起武器英勇的同侵略者作斗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人民抵抗力量在许多地方重创了侵略军。但是，以封建君主为首的尼泊尔上层统治阶级却最终向侵略者投了降。
最后，尼泊尔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苏格里协议》。许多原属于尼泊尔的领土被划入了印度的版图内。从此，尼泊尔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当英国人离开印度后，尼泊尔则又沦为了印度民族扩张主义下的一块殖民地。近百年来尼泊尔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在伟大的中国革命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鼓舞下，尼泊尔共产党成立了。
记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促使尼泊尔共产党成立的主要因素嘛？
普:是的，非常巨大的因素。而且，与此同时在印度，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泊尔共产党诞生了。党开始的工作重心在广大农村，而且在党成立3到4年后，终于出现了一场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但是，运动的领导层我们党的总书记却向国王妥协，放弃了武装革命道路，并向政府保证以后只进行“和平运动”。从此，党的整个领导层向修正主义道路靠拢。而以后在尼泊尔发生的多次武装革命运动，都被修正主义路线出卖了。每次修正主义路线葬送人民革命运动都是党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直接影响了尼泊尔，文化大革命深深鼓舞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和广大群众。同时，我们也受到了印度纳萨尔派（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革命运动的激励。这些原因促使在加帕（Jhapa）地区的青年共产党人首先发动了一场反对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以后重新建党进程的发端。与此同时，尼共的四大开幕，会议主要讨论了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问题的议程。但是在重新组党和如何领导群众发动起义的问题上我们的政治路线还是不明朗。这个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争论了10年。我们党现在的领导层产生都是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结果。
就在同一时刻，在我们党内还存在一场重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是和拉马（Lama）派的斗争，我们坚决与之右倾道路进行了不懈斗争。第二次是与达姆（Dumdum)派以及M.B.辛（M.B. Singh）的折衷主义道路进行斗争。M.B.辛最终分裂了党，自己组建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这些修正主义者始终以所谓的“折衷”性的“中派”自居，我们果断的和他们进行了斗争。而我们的正确路线是最终在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与M.B.辛的斗争中，我们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正确观点。
记者：你所说的这些事具体发生在什么年代？
普:是1986年，那年我们最终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在此之前，只有秘鲁共产党这样阐述过。我们也读了一些来自秘鲁共产党的文件材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也争论了4到5年，争论焦点在于：为什么说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是毛泽东主义？最终经过一年的商榷，我们党采纳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化，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结果。我们以此重新阐述了人民战争，政治和军事路线的观点。与此同时，尼泊尔的阶级斗争发展形势，斗争环境的成熟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深入，使我们看到了在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成熟。
在你所提的关于革命主客观因素的问题上，我想说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观点，一个受压迫国家的革命客观形势往往总是在一个或部分地区先成熟起来的。一个国家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所以，只要这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可以发动武装斗争并且能够持续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对被压迫的国家来说，主观上的准备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理论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这就牵涉到一个党，一个革命的共产党，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思想的关键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方面，具备革命主客观条件国家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战胜修正主义，重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思想的政党。这是这些国家必须得以解决的思想理论问题。
而帝国主义国家就往往不是这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问题不是革命的主观因素。理论因素决定的斗争战术和路线也不是主观因素。客观上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残酷剥削和控制，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主要重点是不断揭露整个体系的黑暗面，那里的党应该做好革命的各方面准备，并且要有意识地去推动和制造革命形势。一旦革命的客观形势发展到成熟时，就可以轻而易举使之总爆发。我们想这条革命道路应该能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象尼泊尔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超过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现代技术工人和无产者工人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有些人说，在象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中革命形势是不成熟的。就像我国的修正主义者们总是说，尼泊尔没有客观革命形势。他们还说，尼的主观革命条件还不足以开展武装斗争。我们谴责这种观点。修正主义说的不是事实。对于象尼泊尔这种类型的国家来说，主观理论上的准备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就是基于上述观点来看待尼泊尔革命的形势。
在斗争的初始阶段，我们必须设法认识尼泊尔的整部历史和具体国情：主流思想文化是什么？群众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整个社会关系是什么？各派政治力量的具体情况是什么？阶级状况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斗争前所作的最后理论准备。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尼泊尔革命的一些特殊的性质。尽管尼泊尔是一个小国，但从另一方面上来说它却并不小。从地理上来说，你可以依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一两天内到达印度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在尼泊尔，你却不得不步行许多日子才能到达。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这里比美国还遥远。 记者：对的，我已经从中直接得到了许多经验。
普:所以，虽然尼泊尔是个小国，但是这里的山区地形却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发动人民战争。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尼泊尔上层阶级长达200年的反动专制统治已经促使全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抗浪潮。而这个专制政府严密控制的暴力统治机器以加德满都为中心，遍布了全国每个角落。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群众阶级运动以燎原之势在整个尼泊尔遍地开花。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全体尼泊尔人民都会卷入这场伟大的运动中。
尼泊尔的东部，西部和南部都与印度接壤，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以西马拉雅山脉为界。在尼泊尔的整个南部地区从东至西是一个广阔的特莱平原。全国的大部分耕地和森林都分布在那里。而整个北部地区却是山区，那里的居住人数超过了尼泊尔总人口的半数。特别是西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地区天气十分寒冷。从以上的这些地理状况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尼泊尔不是一个“小国”。 我们还仔细研究了尼泊尔的民族问题。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两千万人口中有20到25个被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这也是尼泊尔国情的特殊情况。我们研究了所有这些问题，批判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民族政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给予这些被压迫民族以自治权。现在，民族自治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党纲。
我们也研究了尼泊尔的主观革命形势。我们的运动现在遍布全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从历史，地理和文化角度来看更适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民受统治阶级压迫比较深，又远离加德满都的中央政府，所以是革命的重点地区。 记者：是否能详细阐述一下西部地区作为革命重点的物质条件上的基础嘛？
普: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忽视了西部的经济发展。
记者：为什么？
普: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在西部投资无利可图。其次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强烈的社会等级制观念，而西部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原因，在18世纪末，现在的西部地区并不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统治之下。后来，当这块地区逐步自东向西并入尼泊尔时，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取得绝对统治，而是与地方政府达成妥协，给予了他们的一定自治的权力。所以说西部地区并没有被统治阶级完全控制，中央政府的政令对西部地区人民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所以你会觉得看上去有点像中国人。那里的人们都是非常忠诚和勇敢的战士，这也是西部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最后关键的一点是等级观念和封建传统制度在那里人民中的影响比较弱。 记者：是不是封建传统制度在尼泊尔的被压迫民族中影响都比较弱？
普:是的。不过，实际上，当你到东部和中部地区去时，你就会觉得那里的封建制度影响程度非常深。
记者：但是在罗尔帕和汝库姆地区我不大看到庙宇啊。
普:确实，那里的庙宇不多。由于在那里居住的一些民族传统中保留着原始的家庭民主制，这已经是那里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了，甚至连封建父权制在那里影响也不大。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期在那里工作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觉悟。
记者：修正主义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是不是很弱？
普:非常弱。我们党正确路线在西部地区的坚决贯彻执行，使修正主义没有一点市场，革命的趋势在那里不可阻挡。当然这里还包含着其它一些原因，譬如说，交通不方便，缺乏电力，以及通讯设施不完善等等这些都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这里是发动人民战争的主战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把人民战争仅仅局限于西部地区，因为那往往会有利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统治阶级对我们革命的扼杀。
我们看到了在全国发动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观有利形势。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应该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人民战争，并且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首都地区。城市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但不是武装斗争，而是一些革命的宣传工作。另外，我们也应该在印度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生活着7百多万尼泊尔人，印度也是我们开展运动的重点地区。我们为人民战争制定了一个计划，由于尼泊尔的形势不完全等同于菲律宾，土耳其，秘鲁以及其它展开人民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个计划有着我们本国革命的特点。虽说我们的计划同秘鲁共产党人的斗争计划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还是有不同之处。秘鲁共产党人是在选举站附近地区发动运动的，他们袭击全国每一个选举站。但是我们在计划第一阶段，数千名战士是在全国各个主要地区发动运动的。这也是我们通过对尼泊尔历史，地理和文化形势的仔细研究，最终决定走上这条道路的。
在尼泊尔，有超过全国总人口数72%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我们总是向广大人民宣传：多党制并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幸福，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骗人把戏。在三、四年后的今天，群众终于明白了：“是的，毛泽东主义者们说的完全对！”就在我们发动运动之前，我们曾经组织过一次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民主大会，我们在大会上宣布我们即将进行一场人民战争，但是统治阶级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人仅仅是说说而已。”
记者：我读过你的一些著作，你认为为了发动人民战争应该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路线上与修正主义进行决裂。这是一个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区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关键。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内为发动人民战争而对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路线进行的一场必要的变革。你能不能谈谈你们党是不是也曾进行过类似的变革以发动人民战争？
普:这个问题你提的非常重要。首先，这个观点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理解后提出的。有些人认为事物发展是个演化的过程，一个不间断的发展，是进化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毛泽东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真正过程是不持续的，是有矛盾性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历史和社会，人类的思想这些发展过程都是矛盾斗争性的结果。我们在发动人民战争前恰恰抓住了这个理论上的关键。 记者：你说过要进行一场飞跃。
普:对的，进行一场飞跃。在我们党内，对于每一个同志来说，飞跃才是思想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修正主义的党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总是教育人民说，关键问题是改良，改良，再改良。改良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但我们认为飞跃才是最终的革命。
我们谴责修正主义是庸俗的“进化论”。我们要求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断摧毁旧制度，就是思想上的飞跃。在运动开始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大的争论。当我们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时，我们党内争论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思想上质的飞跃作用。毛泽东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起关键的是在第二阶段，即感性认识在人脑中应起突变（飞跃），最终得到符合逻辑的概念结论。我们尽力用毛泽东关于认识的二阶理论观点教育全党。同时，这也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而在此之前，有些错误观点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也是改良和渐进主义的一种。但当我们重新阐明了这个问题后，我们党内又有了新认识，新信心，新气象。
当我们草拟了运动的发动计划后，党内又爆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开展人民战争的争论。与此同时，我们也间接地参与了国会选举活动，有11名党员进入了国会。9名在众议院，2名在上议院。这在我们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应。这也是右倾势力对我们的一次大的挑战。为了使党的思想再一次飞跃，我们同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以及种种右倾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关于许多同志是否公开身份进行工作的问题上，我强调了以下几个观点。我们11名进入国会工作的同志可以公开身份，而我们主要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地方和地区上的领导同志绝不能公开身份。除了负责国会工作的机构外，其它党的组织一律转入地下。
由于我们党长期受到“和平主义”，议会道路，机会主义等等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在运动开始时，党内有人提出先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做“实验”，看看统治当局的反应，而不要一开始就宣布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反驳道：“这是革命嘛？这也是改良主义，而且是一种阴谋路线。革命武装斗争不是阴谋。革命斗争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而阴谋主义不是真正的革命。”还有些人提出在进行人民战争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国会中的斗争，使国会斗争不受人民战争的影响。他们还声称国会斗争可以有助于人民战争的深入开展。这部分人在后来运动开始后，要求我们在斗争中退缩。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逻辑：“我们可以开展人民战争，但是除了罗尔帕和汝库姆地区以及在那些我们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地方，因为议会斗争中的胜利会有助于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我们也谴责了这种观点逻辑，我们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记者：你所说的这一准备阶段是不是在1995年？
普：对的，主要是1995年。在这段时期，我们谴责了所有类似上述这些歪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它们都不符合尼泊尔主观和客观的形势。而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毫不保留的宣布：我们要在尼泊尔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尼泊尔人民取得最终的自由和解放，摆脱帝国主义残忍压迫统治的唯一途径；在全国范围内散发我们发动革命的传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行动。我们的观点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有些人攻击我们是“左倾冒进主义”。虽然这部分人没有公开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辞，不过迄今为止这种倾向依旧存在。
在人民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关于“人民战争”的大讨论。所有的报纸，所有的电台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些问题：什么是人民战争？什么是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党仅仅在一个月中就成为了全国争论的焦点。
为了总结这一个月来的斗争经验，我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我们认为这次斗争是对全党，全体组织起来的群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经深深震撼了全国人民。党对斗争第一阶段计划的成功贯彻充分证明了在尼泊尔开展人民战争的正确性。敌人已经开始镇压人民了。但我们不会被逮捕，枪毙以及烧杀抢掠所吓倒。我们正着手开展第二阶段计划。
记：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这次人民战争准备阶段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普：好的，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在整个准备阶段，我们始终得到了国际同志们的帮助。起初，国际革命运动委员会(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简称RIM)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兄弟党的宝贵经验。包括秘鲁共产党人的路线斗争经验，还有土耳其，伊朗以及菲律宾同志开展斗争的经验。我们还得到了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同志们的帮助。我们利用出席一次南亚会议的机会，还直接与“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简称PW）和“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er,简称MCC)等印度的同志们就人民战争问题展开过讨论。这些帮助对我们进行斗争都十分有益。
国际上同志们的帮助始终贯穿于斗争的准备阶段，贯穿于斗争的初始阶段乃至现在。大家思想上的帮助和讨论使我们党和群众更加明确了信念，受益非浅。更使我们明确了尼泊尔的革命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尼泊尔人民军就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军的一个支队。我们在斗争的准备和初始阶段中，经常把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与国际革命运动委员会交流，尼泊尔的革命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尼泊尔共产党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了。这些不仅仅是理论上地阐述，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为了借鉴和参考兄弟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在“人民战争”和“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到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实地考察了那里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群众革命运动。 同时，我们的斗争也鼓舞了印度的革命群众，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现在正遭受挫折的秘鲁人民战争（秘鲁共产党主席冈斯鲁（Gonzalo）被捕，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机）。在南亚会议上，我曾经说过，在当前形势下对秘鲁的帮助已经不仅仅是革命道义上的支持了。我们在尼泊尔发动的人民战争已经被充分证明是对秘鲁共产党人，国际革命运动组织以及全世界一切革命群众的巨大精神支持。而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和来之不易的帮助。
昨天我读了你写的那篇关于在尼泊尔旅途报道的文章，给我的影响很深。你不但提到了在尼泊尔的3年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同时也看到了敌人的反革命镇压行径正在不断升级。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非常重视你所提及的这一形势，这种窘迫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最后，你也强调了国际革命力量应该始终警惕这种形势的出现，并且应该互相帮助坚持发展人民战争，以对抗反动政府的统治。
所以我不得不说，国际主义在尼泊尔人民战争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你在尼泊尔的采访考察活动本身就是非常具体的活生生的实例。你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来过一次尼泊尔”，而是具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你在尼泊尔活动的本身对整个无产阶级挣脱反动统治阶级桎梏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是一个主观能动因素，发扬了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即便你离开了尼泊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依旧会在这里生根发芽。 我们从你对这场革命运动总结的经验中得到了许多启示，而且当你结束这次采访旅程，把你的采访报道公布于世后，全世界的革命组织以及革命群众也都会从中取得宝贵的经验。你在这次采访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你克服了它们，我们非常欣赏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工作。
记者：在许多地方同志们都和我谈起过，在人民战争开始之前，党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还告诉了我，对与旧生活必须的决裂，对做出必须的牺牲，对转入地下，对离开他们的工作等等，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许多激烈的思想斗争。由于需要做出较大牺牲，在部分党员中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站了出来坚持斗争。新的人从群众中挺身而出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你能谈谈决裂的过程以及在开始人民战争以来最近的三年里党的组成的变化吗？ 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的，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开始人民战争之前就意识到在开展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党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认为可能会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党员离开，但是会有其他新的同志、新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党。我们认为这也许会发生。我们事先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它的发生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因为我们党内有太多小资产阶级倾向与太多知识分子气。在这巨大的转变之后，党怎样承担起人民战争的问题，我们已经作好了处理它的心理准备。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各中央分局以及重要的地区委员会里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这个将会发生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的问题。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准备那它将成为一个大难题。但如果我们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它将无法撼动我们。这是一个方面。 在开始人民战争的计划中我们有袭击警察部队、地主、土豪劣绅的军事计划。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在首都进行破坏活动的大计划。因为在那时，我们不想造成一个一次打击之后知识分子都离开我们的局面。我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不希望首都与其他城市的知识分子离开党并停止为党工作。但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在农村地区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在农村巨大的转变开始了。一些人逃走了，一些新人挺身而出。成千上万的人转入地下。在罗尔帕，一个月之内数千人转入地下。在汝库姆，在加加库特（Jarjarkot)，在塞延(Salyay)，在卡里库特(Kalikot)，不仅是党员，群众也转入地下。这种情况在发展着。因此，在那些农村地区转变的进程非常迅速。
但在有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城市里，转变的进程却非常、非常缓慢 ，就某些情况而言，可以说是令人不满的。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感到不满。就拿在人民战争刚刚开始后发生在首都加德满都的例子来说吧。那里政府到处镇压，到处在逮捕同情我们的艺术家、记者、教授、演讲者。在那时，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无论我们去哪儿，人们都会说：“你不能呆在这儿，警察会来的。”在各区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恐慌。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在那个关键时刻，他们是那样的胆怯，是那样的恐慌。他们甚至不敢为我们提供一个隐蔽之处。所以在22天里我们不得不在城市里连续不断地转移。
但我们得到了来自罗尔帕、汝库姆、果卡(Gorkha)、新都里(Sindhuli)、卡贝里(Kabre)那些农村地区的报告：在那儿，群众与革命骨干都充满着信心。那里人们的心情是：“是的，我们已经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作。现在新的生活开始了。”在农村地区群众运动高涨着，我们得到了新的群众的支持。但在城市里，知识分子们犹豫不决，他们被吓坏了。我们看，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哪个阶级认为我们现在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城市里开展思想上的斗争。
记者：城市里无产阶级的表现怎样？
普：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比较好。在那一段紧张的时期里，劳动者、工人是城市里帮助党、保护党的力量。我们全尼泊尔劳工组织的工人们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没有被吓倒。他们的感觉是：“好的，这是一项新事物。”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妇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那一恐怖时期里，加德满都的妇女是另一支勇敢地支持我们、掩护我们、帮助我们转移的力量。在那时妇女们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得到了来自学生们的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在那个时候学生们并不感到害怕，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这是我们党为尼泊尔进行的一项新的事业。这样的想法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因此主要是劳工、妇女和学生帮助了我们。而那些有着高深的哲学修养、丰富的理论知识、等等的知识分子却在动摇着，从而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
一年之后，我们在农村地区看到了更加巨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了，党的影响在新的地区传播着并发展了新的组织。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由于恐慌，逃到了印度、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方。其他留下来的人变得更坚强了。在同一时期，农村的妇女起来了，涌现出了成千的革命骨干。真的，过去默默无闻的人成了英雄。开始人民战争之后刚好一年，我在罗尔帕、汝库姆、加加库特、塞延呆了一个月。我看到，我们的党也看到，新的事物在发展着。人民群众不仅在和警察、反动派或封建代理人战斗，而且正在打碎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枷锁。一个全面的文化革命在人民中进行着，婚姻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在农村地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开始领会了毛泽东关于落后的农村地区将成为革命的基地——真正的基地的远见。在罗尔帕、汝库姆、果卡、新都里、卡贝里，我们看到了新社会的种子，看到了鼓舞人民的榜样。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在革命运动中，群众都为他们的罗尔帕和汝库姆感到骄傲。我们看到，变化不仅发生在党和群众组织身上，而且发生在所有的人民群众身上。封建压迫的枷锁、主要的封建关系被打碎了。
记者：是的，特别是在男女之间。
普；对，男女之间，的确是这样。我们的党正在努力发展妇女干部，这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们现在正一步一步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涌现出了许多革命女战士。在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把男同志与女同志编在一个班、一个排中进行战斗的计划，并且一切事情都应该像这样由男女同志一起去做。我们正为在男女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而工作。新的关系、新的社会、新的事物。
在西部地区，刚开始在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难题与挫折，因为成千上万的群众看到这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在中部与东部地区就不是这样了。那儿党内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当党处于攻势并获得胜利时，他们会说：“哦，对，应该这么做。”但当遇到挫折与受到镇压时，他们会说：“哦。不，不应该这样做。”中部地区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许多党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那里小资产阶级有着富裕的经济条件：每个家庭都有土地、有电、有公路、有教育设施。许多党员都来自这个阶级，因此他们身上有着动摇性。
但在这三年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中部地区也发生了转变，文化上的、思想上的。一些极好的领袖与骨干从这个地区成长起来了。这是我们正在看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新事物成长起来了，一些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沉沦了，但广大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了，而且我们正尽己所能的把担子交给新的同志。这是我们党的方针。我们不仅在地方上，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努力地这样做。在最近的四中全会上，我们从地方上选拔了真正进行武装斗争的七位新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你还记得你在罗尔帕遇到的那个负责特遣部队的同志吗？
记者：是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普：那个同志，就是刚刚在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的。有许多像这样的同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一些老同志将会落后于形势。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所带来的挑战，一些同志不能整个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仍旧像过去那样思考，这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党努力把担子交给那些在三年人民战争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同志，这有助于党保持正确的路线。
领导权绝不能交到任何机会主义分子手中。我们非常慎重地发展新的领导者，我们正在发展的力量非常热情，非常令人满意。我们看到已经有超过700名的烈士。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前进。这个过程伤害不了我们，反而帮助了我们。 当统治阶级开始他们的基罗—塞拉2号镇压行动时，我们认为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的队伍中会产生动摇。但最终的真实结果是并没有多大动摇。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动摇。但在西部地区，大部分人没有动摇。相反信心更强了，战斗更果断、更自信了。广大群众没有动摇，我们为我们党队伍中的普通群众感到骄傲。在中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动摇，那里有一些动摇的倾向。在首都，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动摇。但仍旧有许多来自劳工、妇女和学生的好同志。非常好的，忠诚而又坚定的同志。
在这人民战争的三年里，还产生了另一种变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蒙古族、特莱族以及极西地区的人民——非常同情人民战争。他们感到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也是人民战争的一个巨大胜利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个大失败。在开始人民战争之后，许多新的被压迫民族的组织发展起来了，比如马加民族解放阵线（Magar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记者：对，我见过那个组织的一个领袖。
普：在特莱地区有塔鲁、特莱、莱族、林布和塔芒的民族解放阵线。在首都，有纽阿卡拉那个民族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很活跃，比如最近成功的“让加德满都关门”运动就是他们发起的。这个新的组织是由党发起的，并执行党的计划。这个进程是一项受到支持的新事物。反动统治阶级感到，如果这些力量发展壮大的话，将会对他们整个体系产生巨大的威胁。因此他们试图愚弄人民。他们试图对被压迫民族做出一些让步并说将为他们做一切事情。他们诽谤毛泽东主义者说：“他们想要分裂国家。他们想要分裂蒙古族。他们想要分裂莱族、林布族、特莱族。他们想要分裂每一个地方的人民。他们是分离主义者，他们将使国家解体。不要追随他们。”这就是他们想要 散布的宣传。但人民不相信他们。人民群众知道，我们正以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观点，慎重的态度去解决民族问题，我们的方法对被压迫民族来说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没有人，甚至是被压迫民族统治阶级中的人敢反对我们的方针。他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主义者的方针是正确的。有许多国会议员说：“是的，毛泽东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方针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还未能使一场巨大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浪潮发展起来，所以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新事物已经得到了被压迫民族的支持。这是支持人民战争并使人民战争获得胜利的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
记：人民战争要消灭敌人，但它也要进行建设。三年人民战争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广大群众开始组织人民的政权。毛主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向我们表明持久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也是训练人民群众用新的方法管理社会的过程，是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训练人民群众并开始改造社会和他们自己的过程——甚至是在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你能谈谈在革命阶段人民掌握权力的重要性吗？
普：我们在开始人民战争的文件中就已经提到：人民战争不仅意味着摧毁敌人，而且意味着改造我们自己、改造广大群众。卡尔·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通过15、20、50年的内战来不仅摧毁敌人而且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自己适合去掌握新的权力。我们引述了这些话，我们还引述了列宁关于内战将带来极其复杂的局面的话。为了面对这一局面，党必须能够掌握权力。我们也引述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人民战争不仅是摧毁敌人的过程，而且是清除我们自身的污垢和所有我们的坏习惯——那些坏事已经跟随了我们很长时间——的过程，清除这一切也是人民战争的目标。刚一开始，我们就努力把这样的讯息告诉人民群众。我们努力地向这个方向培养党。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数量十分弱小的国家，在加德满都和其他城市工作的工人还不能完全摆脱落后的习惯。
因此在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国家里，持久的人民战争也是形成一个新型的革命党的过程的一部分。没有这种革命斗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将不可能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存在。我们训练人民这样思考。我们说：“破”不仅是“破”，“破”也是一种“立”。正如毛主席和其他伟大领袖所说的：不破不立。但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在开始人民战争之后，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破”是最重要的，“立”是第二位的。而当我们夺取并真正行使政权的时候，在那时，“立”就将会成为主要的问题。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仍旧存在着不破不立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人们通常认为战争是极大的破坏，战争是很坏的事，它杀人，等等。但人们不懂得战争也是一种伟大的建设。正义的战争能有力地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我们也努力地去这样教导人民群众并培养革命骨干懂得这一点。
我们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知识分子的天然倾向是：我们必须学习一切，我们应该阅读一切，我们必须做这一切，然后才能进行战争。这种倾向一开始就存在。但我们说，不，这不是毛泽东主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不符合科学的认识论。问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同志说：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小米。我们吃小米。我们有一些步枪，并且我们打了仗，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切。打什么不打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去打了，于是我们学会了怎样去打。
我们也努力地这样去做。
你问关于人民政权的问题。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开始人民战争刚一年的时候，曾出现过一种权力真空。但在那时我们还不能够有组织地去行使权力。我们还没有完全击败警察。这就是那里的局面。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政府的乡村发展委员会的主席被赶走了，而警察的力量仍旧很强大？
普：对，警察仍旧很强大。那儿不再有乡村发展委员会主席在工作，但警察局还在。这是开始人民战争一年后，那里出现的一种特殊局面。在两年后，权力问题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从而出现在议事日程上。我们开始研究行使权力的问题。我们讨论我们能在哪一个级别上组织人民政权。两年或两年半后，我们看到在主要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当地警察被基本上打败了。他们不再到村子里去，他们不敢进去。他们只能呆在办公室里、呆在警察局里。甚至有时连警察局里都不敢呆，而去睡在警察局外面。他们会在警察局里放一支蜡烛或一盏灯笼，当毛泽东主义者来袭击警察局的时候，他们躲在外面的森林里，这样的事曾发生过。我们的游击小队成功地运用重点埋伏与重点袭击使警察感到恐怖。他们被打败了。那时，村庄里既没有什么乡村发展委员会也没有什么警察。
但起初，对于怎样行使权力，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计划，去解释，去执行。在两年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权力真空发展着。我们的同志应该去行使权力了。他们还不理解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以及我们需要行使权力。但他们必须去做这一切。群众要求这样做。在群众中有许多纠纷需要去解决，有婚姻、教育、土地——主要是土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诸如此类。有一段时间，当我们在研究农村发生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游击队指挥员成为了政治领袖。权力掌握在游击队指挥员手上而不是区委书记或地委书记手上。群众把游击队指挥员当成他们的政治领袖。游击队指挥员发表演讲、袭击乡村封建代理人。他穿着制服去做一切事。一度，大约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然而我们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是毛泽东主义的原则。这不是游击队指挥员的过错。而是由于党没有很好地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是自发的。于是党中央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统一战线的问题和明确权力的问题。
记者：这是开始人民战争后两年的事？
普：两年半。自发的行使权力两年后就开始了。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在西部，而且在东部的一些地方以及中部的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实际上权力是由游击队、人民军和人民群众自己所掌握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记者：那么党关于组织人民政权的全面计划与战略还相当新喽？
普：这一切真正开始于四中全会之后，那时我们说：我们正在建立根据地的道路上前进。我们有了一个组织人民政权的明确的计划。
记者：这是在1998年末？
普：对。但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基本的设想——我们应该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行使权力。有基本的设想，但没有完整的计划。而且在我们的计划完成之前，真正的权力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你已经听说过，我们的同志向商人收税，成立了人民法庭、分配土地，组织集体耕作、处理离婚、结婚——人民群众所做的一切。起初，我们并没有教人民群众——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怎样开始行使权力。这不是被上面所命令的。人民群众自己，通过人民战争的过程，通过斗争的过程，使新型的人民政权诞生了。这一切都是由他们开始的。
就在整个过程开始之后，我们完成了通过建立统一战线，组织群众团体和由群众选举领导人来组织人民政权的计划。我们说我们应该遵循“三结合”的原则（领导集体由党、军队和统一战线的成员联合组成）。我们认为需要更多地研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组成革命委员会和运用“三结合”的原则。我们现在正处于起步的阶段；一切都还不完善。但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当人民看到这一切时，他们认为他们有了权力并感到自豪。人民大众感到现在我们掌权了：我们能够分配土地，我们有集体耕作，我们能够离婚，我们可以安排自己的事情，我们能够打破所有的枷锁，我们能够向商人征税，我们能够管理森林。我们可以自己做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乡发委”、没有什么警察。我们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我们的游击队在这里。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这些。而这种伟大的感受是人民战争胜利的基础。这是敌人所不能摧毁的基础。
这种伟大的感受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广大群众中。在东部和中部，这种感受也正在发展着。但在那些地区敌人的情况十分有利。政府能够到任何地方去镇压人民。因此存在着困难。但就是在那些地区人民也逐渐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中部地区，夺取了许多公顷的土地和成千上万品脱的谷物并把它们分配给群众。而这个过程使人民感到：“是的，这是我们的。”
记者：从组织人民政权这方面来说，一个较少发展的领域是土地改革以及在农民中发展更多的集体生产的形式。对于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土地问题和农村中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社会革命的关键。作为人民战争“立”的一部分，党对农村的生产关系革命的设想是什么？
普：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土地革命。基本上，这次革命的主题是土地。但在尼泊尔，情况并不典型，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在特莱地区，有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我们必须夺取土地并分配给贫农。但在整个山区，就不是这种情况。那儿只有很少的财产。并且没有什么大的地主。因此在那些地区我们的主要计划是发展集体耕作和使生产关系革命化。怎样发展生产，怎样提高产量是这里的主要问题。小块的土地意味着农民的生产率很低。通过集体耕作可以使生产更科学并可采取各种提高产量的措施。但我们不能立即就组织集体耕作。就土地所有权来说，是由农民私有的。但生产过程将是集体进行的。我们努力在我们的地区中这样做。而且，主要是在我们较发达的地区，集体耕作已经确立起来了。
记者：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那是怎样发生的？
普：在较发达的地区我们已有了一个计划并开始执行。比如罗尔帕、汝库姆、加加罗特、塞延的一些地区——塞延比较少，主要是罗尔帕、汝库姆、加加罗特的一些地区。首先我们夺取了居住在加德满都的那些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的以及这种类型的土地。我们夺取了这些土地，但我们并不将其分配给农民。因为将这些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分给农民将无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经济水平。所以第一种是从地主、高利贷者等手中夺取的土地。第二种是其他类型的土地，比如为集体所拥有的公共土地。而第三种是农民个人所拥有的土地。这就是那里的三种类型的土地。我们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将会成为集体所有——为群众所集体拥有。那些土地将成为群众共同的土地，所有农民都将在那些土地上工作，而土地上的收获将会成为当地共同的财产。
记者：那些土地上所生产的粮食将如何分配？是否作为集体基金？
普：对，作为集体基金。那些土地的收获将作为群众的集体基金，用于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迄今为止我们是这样做的。而能够耕作的闲置地或公共土地——我们努力地集体耕作这些土地并将收获在群众中集体分配。集体分配是按照做了百分之多少的工作，按照工作的小时数来分配的。在那些土地上各家工作了多少小时——收获将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
记者：所以有一套计算农民工作量的制度而且人们对按工作小时数分配粮食非常信任。
普：对，的确是这样。在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和群众在斗争的地方，我们正开始组织集体耕作。保留私人所有，但耕作是集体进行的。这已经在生产过程中显示了其优越性。
记者：也就是说比如有五个农民各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将在土地上共同工作。工具、牲畜是集体所有的吗？
普：牲畜、工具、土地——按照土地、按照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工时，按这个比例，按完成工作的比例，来分配他们的产品。通过这个方法我们能够提高生产的质量。这是我们在发达地区所做的。但在较不发达的地区，在中部、东部地区，我们试图推行一种临时交换劳力的制度。比如在雨季，如果你的人力较少或没有充分的劳动力，从而不能很好的耕作，其他农户会来帮助你。我家会助你，而你家会帮助我，我们会帮助他。在那里的农户中有这样的传统。
记者：这种传统还存在吗？
普：那儿有这样的传统，而现在我们正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发扬这种传统。通过更有组织的方式，我们正开始发展不同类型的集体耕作以及通向集体耕作的各种措施。我们正努力组织这种类型的耕作，而它使农民能够联合起来。他们正在做这一切事以打破封建枷锁，而这也是改造文化的一所大学校。当所有的家庭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跳舞时——那么将更加公社化。
在特莱，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那儿没有强有力的斗争。在特莱，在平原地区，游击行动在继续。那儿有大地主，那儿有国王的土地、有王后的土地——有许多大资产阶级的土地在那里。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是夺取地主的粮食，还不能夺取土地。我们能夺取贮粮。这使群众能够懂得人民战争的重要性、革命的重要性。他们逐渐会看到：“对，这是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的群众基础也在特莱地区发展着。
记者：一个我想问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党的发展根据地的第四个战略计划。你能谈谈现在的进度和根据计划下一阶段所要完成的目标吗？
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四中全会已经概略地叙述了，解决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为制定发展根据地的计划，我们首先努力阐明根据地理论，因为在南亚有一种军事经济主义的倾向，一种军事经济主义——一种修正主义，军事修正主义。
记者：这样的武装斗争毫无远见吗？
普：确实，鼠目寸光。这条路线存在印度。有些游击队伍总是喋喋不休他们的游击区，但是他们这样说了二十五年，仍然没有一个系统的看法，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系统的看法。我们明白游击区与根据地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试图搞明白这些问题，因为根据地对漫长的人民战争而言是一个战略问题。没有了根据地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战争，没有对根据地战略上的认识就无从解决人民战争中的一切问题。
游击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人民群从非武装到武装，从涣散以致没有力量到团结一致形式反抗之伟力阶段的过渡性问题。因此对正经历这一阶段的人民而言，游击区是过渡性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事实宏观战略的问题。我们不应混淆游击区与根据地。我们的主要战略是去寻觅进而觅得最终建立根据地。首先我们在计划中就阐明了这一点。其次，我们具体的斗争环境不允许我们马上建成根据地，我们并不打算在第四个战略计划中建成根据地，由于时机并未成熟。我们正集中精力建立根据地，我们在政治、思想军事上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立根据地，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建成根据地，我们处在根据地的草创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记者：是否区分长期根据地与临时根据地？
普：不尽然，我们不用长期与临时来加以区分，我们处在根据地的草创阶段，我们不提“临时根据地”它可能是临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这要取决于人民的力量也即我们的军事能力。
记者：拿什么来区分根据地呢？刚才你说是草创阶段，那么建成一个根据地又是什么标志呢？
普：建成一个根据地的标志，从军事角度看，就是我们在那时是有了击败敌人的军事能力，只有到了我们能搓败来犯之敌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目前可能是具备根据地的雏形，但我们不敢说它是巩固的，我们看毛泽东就不常用长期与临时来区分根据地，他常说的是“巩固的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根据地”与“根据地的雏形”，这三种形式是毛泽东经实践概括出来的。因而为了拥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不得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但在此之前我们所拥有一块很不巩固的根据地，我们同敌人作战，一段时间内他们不敢再来，我们就拥有了这块根据地，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了，我们还得同他们作战，因此这块根据地是不巩固的，一段时间时它可能有点像游击区，待到我们捕捉到战机击败了敌人，它就又得到了巩固。这种草创期的根据地有一个由不巩固到巩固的过程。所以我们才称之为草创嘛！你问建成一个根据地是什么标志，我想其一是有强大的党组织，所谓强大，也就是说那里的人民有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领导，其二是那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良好的群众基础不仅意味着对革命的支持还意味着拥有丰富的人民战争经验。这才是良好的群众基础的真正涵义，需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但我们并不冠以“人民军”“人民解放
记者：也就是你们将不被称作“人民军”？
普：理论上我们是人民军队，但作为正式军队的名称，我们不说“我们是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我们拥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但并不把它称作“人民解放军”现在我们有组建连队的目标，我们现在编制到排为止，你所看到的那个别动连就是连方向发展的雏形，当我们有连的建制时，当我们有两个、三个、四个连同时各地都有几个排，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讲这就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是又一标志，建成根据地的标志，要建成根据地，国内国际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之间有大的矛盾，他们彼此争斗，同时不稳定的印度政局将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最终要同印度军队作战，有这样的可能，我们考虑过印度军队，当印度士兵或千上万地涌入时，那将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我们不怕印度军，毛泽东说得好，坏事往往会变成好事。
记者：你们将从那里取得大量的枪支。
普：是的，他们会给我们很多枪支。那么多人投入这场战争，这是国家间的战争，将是重大事件，他们将横生许多麻烦，没那么容易让他们对付，但也许他们很愚蠢敢于这样做……会的，他们也许被迫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做傻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说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我们则主要对付印度，印度的扩张主义。印度政局的动荡必然激化统治阶级间的矛盾，而在尼泊尔的人民战争中我们拥有强大群众基础以及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样的时机我们可以捕捉到，到那时我们宣布建立根据地，有自己的政府，当我们宣布建立根据地时，很自然地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我们设想罗尔帕、汝库姆、加加库特、塞延成为解放区后，我们就宣布成立尼泊尔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府是革命的中抠，我们还将有各根据地，游击区，一些准根据地，还有一些其他地区，只要有一个根据地宣布建立，尼泊尔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宣布成立，当然我们并不说我们已建成了根据地。但是斗争实际是你在罗尔帕、鲁卡、看到的那种根据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练兵。我们也收税，也借了老百姓的庭院，我们控制了森林，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班排与别动连，警察不敢进入这些地区，这是根据地的雏形，也就是建立根据地的阶段。
记者：让我再明确一下，你刚才说一旦根据地建立，尼泊尔人民共和国也将成立，也就是说她的成立在你们夺取全国政权之前？
普：我们并未拟定很细的计划，照我们一般想法，当能在我国一个地区率先宣布建立根据地，其他地区亦将效仿。像在东部与中部地区，革命形势就会呼之欲出，到那时我们在西部才会出现真正的解放区，有了那样的形势，我们就可以在加德满都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组织盛大的群众运动。我们正是这么想的，当然没有最后决定下来，我们总在想，在尼泊尔我们可以这样试一下，因为党中央有革命统一战线，以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地方上也要有这样革命统一战线。我们是这样来定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在地方上应起到整训军队积蓄力的作用，在中央则起到宣传鼓动革命群众斗争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式运用于人民共和国，作为宣传上的保障，政治上的保障，粉碎敌人的保障，唤醒民众的保障，中央一定要有一个政府形式，在这个政府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以前，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形式——革命统一战线。
记者：宣布成立新政府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因为你们将要求得到国际的承认。
普：是的，国际上的承认，我们为之奋斗。在我们的四中全会上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政府呢？不，时机并未成熟。我说的不成熟也就是说还不到时间提这个问题，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过程，我们相信最终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府主席，以及各职能部门。我们还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布，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我们将不仅仅解放一两个地区，关注首都邻近的一两个地方。在尼泊尔当我们解放了一个地区并宣布新政府成立时，这只是作为我们在西部的一块根据地，我们还需制定一个详明周到的计划以备全国解放之用。在我国的其它地方包括未来的根据地、游击区应该会有群众运动的高潮。没有了这些高潮没有群众不屈的斗争，我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因为于此同时，印度也正觊觎着我们，警察集中力量的消灭我们，这样成千上万的群众将被反动政府屠杀。
记者：因此根据地的建立有待于人民战争在全国的蓬勃发展。
普：是的，我们的设想基本如此。
记者：大概你能给我大致地讲一下，在人民中建设全新文化的问题吗？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沿途中震动我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对党的事业牺牲奉献的精神将在未来不屈的人民战争与唤醒人民革命意识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其二，如何进行既反封建传统又要实现社会关系革命化的文化运动？
普：在前一问题上我想说，激发人民的牺牲精神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当今的环境下没有牺牲，没有流血，还想闹革命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在一穷二白的老底子上改造整个社会，因而才产生了牺牲流血的问题，正如你在西部看到的那些烈士，人们愿意成为烈士，人们认为烈士是受到尊敬的。有了这样的觉悟，我们才一扫了封建的、个人主义的，流行于现社会的一切陈腐观念。当你和那些同志去生活在一起时，那些烈士的家庭，烈士的兄弟、母亲、儿子，他们心中正进行着文化革命。我们中的一个同志牺牲了，我们纪念他，以他为光荣，以他为骄傲，他的父母双亲会这样想，我的一个儿子死了，但我还有千千万万活着的儿子。这是多高的觉悟，这是多么伟大的变化。那些父母说“每个人都是我的孩子——那些年青人就是我的儿子。”封建的、个人私利的，宗派小集团的思想都在革命的人民中消失了，我们鼓励这样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鼓励这样的牺牲，我们引之为荣。因为我们知道，在当今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准备着牺牲，毛泽东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可能每个人都死掉，一半的人死了，一半的人活，活着的人会赢造新的世界。毛泽东绝不是不负责任乱说的。他所说的精神不是指那千百万人该
记者：接下来的问题事关人民战争中妇女的地位，如何砸碎对妇女的封建压迫，从中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历程来看，在政治与思想斗争间有辩证的关系，要改造人们的思想，必须改造现实的社会，经济上的家庭的关系是妇女牢牢的枷锁，这使妇女不能与男性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只要妇女还负有照顾孩子，料理家庭的责任，这些事必然阻碍他们为社会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所以全新的社会必须找到全新的形式来解决这对矛盾。阶级斗争是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人们的思想旧观念的改变，作用于社会制度从而要求发展新的革命的制度，我指改变生产关系，然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反过来促进了思想的转变。我想你大概可以说一下这个，在尼泊尔的人民战争中你们已经做了什么，哪些还需要做的更多，包括提拔妇女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担当起她们的革命重任。
普：开展武装斗争前，妇女问题并没有提上我们党的议事日程，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在我们的社会男权及封建关系已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常识上我们同意妇女问题是重要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这些事，但具体地说，严肃地讲，武装斗争前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地看待妇女问题，因为我们不重视，许多妇女同志没有在运动的最前线，有一些妇女的同情者组织者，但始终没有花很大精力发展女同志。开展斗争以后问题才明显地暴露出来。我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在开展斗争的头一年，我们的女同志在斗争最艰苦的区域作出的牺牲太大，她们的军事才干、英雄主义、奉献精神都令我感动，当我看着他们奔赴战场时，我们党内对妇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在我们党内多多少少已经在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妇女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理解妇女问题：什么是妇女问题，它在实践与理论上的重要性，它对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从实践的观点看，我想说在被压迫民族中，没有非常强烈的男权统治，事实上在那里存在着平等，在有些民族中女子被看得很重，妻子的地位远远高于丈夫。
记者：你主要指的是哪些民族？
普：主要是蒙古人，马加人，还有一些是罗尔帕与汝库姆地区，在这里并没有多少男权统治，女人离婚很容易，女人如果再嫁，村落里的人不会把它当成坏女人，传统不同嘛，我们以往是越来越多的女战士、女干部都出自这些民族。我们还要尽最大努力把那些女同志吸收到领导层。武装斗争前在区委中没有多少女同志。现在有了，在罗尔帕就有三、四个女同志们在区委，有的女同志在领导着整个党委，指挥着整场战斗，她们正做得很好，也有的女同志是新同志但作为区委书记来进行革命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你在看到在东部有一个区，区委书记就是女同志，在另外一个地区靠近印度边界，也有一个女区委书记。现在各个区委共有40到50个女同志，这样我们领导层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妇女的领导质量，我们还要把女同志提拔到地委一级，尽可能地提拔到中央委员会来。在被压迫民族还有许多把劳动妇女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潜力。
记者：对于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妇女家中还面临那些实际障碍呢？比如，我在四地采访时，我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妇女有亲戚帮她们带孩子，但这并不是解决的办法，有没有考虑过把家务与育儿社会化？
普：这一点是妇女同志确实面临的，我们也可以说是整个党面临的，主要是如何照顾特别小的孩子，我们的女同志怀了孕、有了孩子，就有一个谁来照顾的问题。一些女同志坚持工作，但照顾孩子的实际问题成了工作的障碍。在主要的地区，我们党试着这样做，如果女战士有了孩子，她将被安全地安置在老乡家里六个月，她不能回自己的家，她在群众之中并力所能及地做地方上的革命工作。六个月之后，她就可带着孩子随部队出发，别的同志也能帮她带孩子，这样我们的女同志又可以去演讲去组织斗争了。千百个妇女同志正是在这样做。待到孩子长到一岁，能被当地群众或群众组织照看时，做妈妈的就可以放心离开。现在当地的党组织正在组织集体育婴的工作，目前这个问题被提出，有些地方就计划建立育儿所，派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来完成这件工作。当然计划还未最终订出来，还在商讨之中。党没有直接要求，但却鼓励男女同志，夫妇们不要孩子，最好这样坚持五到七年，因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暂时问题。我们解释了原因，这也是一种牺牲，不生孩子是不得不做的牺牲。也确定有很多夫妇这样做了。但不生孩子又引出了另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尼泊尔太落后，没有健康中心，也没有医生。
记者：你是指没有避孕措施。
普：如果妇女怀了孕，又引出人工流产的问题——她们想人工流产，但多次的人流，妇女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记者：看来控制生育是个很迫切的问题。
普：太迫切了，我们告诉同志们暂时不要孩子给革命帮太大的忙了，但一有孩子，我们就要组织群众解决这样问题，有了孩子的母亲在未经组织批准上去看望自己的孩子，被反动警察捕获，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西部地区被监禁的很多妇女同志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因为她们离开了安全地区？
普：假如她们离开了组织控制下的安全地区，她们将被敌人抓获。有在这样的现象，对女同志而言，我想说还有另一个大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发展领导干部……
记者：文盲对妇女是个大问题，对吗？还因为很底的理论水平，受教育水平，直接阻碍了她们进入高层领导。
普：是的，又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地方一级组织当地的教育系统来给女同志们开设教读写的夜校。这件事正在进行中，这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五年、十年、二十年来让她们会读会写，我们一定要教会女同志去读写，有些女同志现在已经扫了盲，我们尽量大可能把她们提拔上来。但文盲是个大问题，我们还要努力提高群众的读写能力。
记者：在我结束访谈前，你能简要地说一下你个人的背景吗，这样别人就能更多地了解你。您的政治经历？是什么塑造了你的革命思想、革命行动。尼泊尔以及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对你有什么影响？
普：我出生在中部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是博哈拉（Pokhara）人，那地方太穷了，我的家我父母从博哈拉那个山区搬到了特莱——契宛（Chitwan）地区。我的童年、中学是在契宛渡过的。28年前我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我大约17岁，那时是群众运动的时代。学生运动、反对印度民族扩张主义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这些都持续地影响了我，这个时代伴随着印度买办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影响到我。当然最为影响我，指引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上的革命包括所有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我。28年前我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成为了共产党员。以后我党经历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的四大上我经识了现在的一些革命同志，在两条路线中，我接触的那些同志比我成熟得多，我们相互切磋相互讨论、争执。那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如火如荼，20年前有一场播及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我的地区，规模巨大的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爆发了。这也为我提供了发展思想的社会环境，同时在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更激烈了，我继续走革命的路线，那时我们正进行着论战，为此我的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努力学习国际共运历史，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想提高了。
记者：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很重要。
普：我有一个基本的信条，我憎恶修正主义，可以说是痛恨修正主义，我从不同修正主义者妥协，我同修正主义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党的正确路线是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确定下来的，我憎恶修正主义，我痛恨修正主义。
记者：我想更多地听一些您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尼泊尔人民战争的重要性评述。你是怎么想的，从两方面讲可以吗？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影响，尼泊尔人民战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普：客观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尼泊尔人民战争之间是具有辩证的关系，照我们的理解也是我个人的理解，新一轮的革命高潮与世界革命即将开始，因为帝国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有的人说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统治比二战前大大加强了，有许多变化的征兆，人民运动在全世界兴起，从经济文化政治上看，我们认为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将要到来，这是事实。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就像毛泽东说的，将有50到100年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从实际的角度看，尼泊尔人民战争将有利于加速这些革命高潮的到来。它将有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主义将是新的革命浪潮的指导思想。秘鲁的人民战争正在光大毛泽东主义，其他地方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抗击修正主义，高举毛泽东主义的旗帜。我们的党与她所领导的人民战争正在加速这一过程。事实上，在毛泽东逝世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无产阶级的力量变得很弱小。尼泊尔是个小国，党是小党，但我们遵奉的一个大的主义——毛泽东主义。我们的人民战争是星火，燎原的星火。我们已经看到经过这三年人民战争，印度的共产主义者与印度群众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新德里呼喊：“尼泊尔人民战争万岁，我们支持尼泊尔人民战争”，现在在有共运领导人以及想于奉献的同志们在尼泊尔人民战争热忱真诚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坚持我们人民的战争，最后我想说，即使我们身处逆境，但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们共产主义者要敢于迎战，敢于胜利！ 欢迎读者转载转贴，请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