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良 珉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献 给
逻辑工作者
笔者自我介绍
郭良珉：山西文水人，生于1943年，大学本科，1976年因病致残。后又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心
肌梗塞，现在家休养。
通讯地址：山西省文水县南庄镇韩弓村
邮政编码：032111
电话：0358-3083036
前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总是片面强调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与马克
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的承传关系。即使是前者对后者的误解或背离，也要说成是
继承和发展，总要把二者绑在一起。
苏东的转向和中、越、古、朝转轨改革，证明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当此之时，
人们很应当反思一下传统理论的不科学之处，正确区分传统理论与经典理论的不同， 一来使经典
理论免遭池鱼之殃，二来惩前毖后防止重犯传统理论的错误，从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基于上述目的，笔者试图理顺传统理论对经典理论看似继承、发展，实为误解、背离的理论。如有
不当，请读者尽早指正，以便笔者在有生之日改正。
因精力有限，文章写得很简略。特别是后三篇，干脆是以提纲形式写出的，有的引文也不能详细注
明出处，会给读者增添一些麻烦，特表歉意。
笔者
2001年12月
前言（二）
近日,人们使用“马克思主义教条”一词频率骤升，大有成为时尚之势。过去，人们反对的是“教
条主义”现在则是“教条”了。所谓“教条”，是指哪些“条款”，则无一有实指，似有泛指整个
马克思主义之意。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从来没有被其后继者尊重过，倒是经常被“修
正”。他们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不要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曰“教条”）。他们在反对教条主
义的幌子下，片面强化或极端化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使之变为谬误，这就是武装夺取马克
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共产主义理论上，呈梯次地多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极端化，又把马克思科
学划分的“转变时期”的一段错误地划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将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违反了
“同一律”因而搅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一连串灾难性的后
果，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严重背离了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成为可怖的不讨人喜欢的闹剧，最终不得不
自行退出舞台。
仔细看了本文后，相信读者会认同笔者观点，马克思在天之灵也许能得到一点慰籍。
笔者 2002年12月15日
前言(三)
《前言二》发出不久，收到2002年第六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其第55页介绍北京大学智效和的
观点时说：“他认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界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而是界定为马
克思讲的‘过度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既有利于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理论疙瘩，又能更好
地把握现实，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搞好改革开放”。
智见与愚见略同，愚为有知音同道而庆幸。然欣喜之余，不免有感缺憾，智氏所谓马克思讲的“过
度时期”其实马克思讲的是经济上的“转变时期”（只是提到与经济上的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政治制
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才称政治上的“过度时期”。传统理论讲的才是过度时期。“转变”与“过
度”词义差别不大，但经典理论的“转变时期”与传统理论的“过度时期”则有不同的内涵与外
延，非同一概念。因此，分别称其“转变时期”和“过度时期”以免违反同一律，利于交流思想。
否则，将同传统理论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经典理论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样，既能
以同义语看待，又是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形成新的解不开的“理论疙瘩”。
只有回到马克思对时代划分的总体设计上（参看本文第一节），才能解开“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疙
瘩”。到那时，人们将会恍然大悟：原来许多所谓“发展”和“创新”都仅仅是对经典理论的回
归！如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等，对传统
理论来说是“发展”、“创新”的理论，而对经典理论来说则是顺理成章的理论。
20003年1月9日
目录
前言 3
前言（二） 4
前言(三) 5
目录 6
第一节 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代划分不同一的问题 7
第二节 社会形态、生产力及上层建筑中“合力”的关系问题 9
第三节 转变时期财产公有的广度与深度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切定义 11
第四节 转变时期公有经济组织的两重性和“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无根据性及“全民”经济有计
划的必要性 11
第五节 关于转变时期公有经济组织内部的劳动分配问题 12
第六节 关于竞争与竞赛问题 13
第七节 人类永恒目标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关系（提 纲） 14
第八节 共产主义消费观 14
第九节 共产主义中的派别斗争与民主 16
第十节 对共产主义运动出路的探讨（暂缺） 20
第十一节 共产主义理论短评 20
(一)“劳动者主人翁”论 20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20
（三）商品生产条件论 21
（四）马克思的无奈 22
第十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代结束语） 22
第一节 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代划分不同一的问题
时代划分不同一的问题，粗看起来好象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象基本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然而，多少年来，各派共产主义者争论不休并实践不通的根源正是出在时代划分不同一上。
记得1970年春，中国党报抓住“苏修”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罪证”。大概意思是苏报载文
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对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
代表的传统共产主义理论来说，无疑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番论战，中国宣告胜利，以后就
不再见这方面的论争了--一个闪耀着经典理论光辉的火花就这样湮灭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人赞美庐山，肯定笑话百出；不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改造社会，一定问题成堆。
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终结与不知自己所处时代不无关系。
本来，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
阶段早已划分清楚。它在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第一阶段--笔者）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是
指经济上的转变时期，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没收、赎买和废除继承权等手段，将全部生产
资料变为全社会公有时的整个历史阶段。显而易见，没收、赎买等手段是一种强制手段，有时还不
得不使用暴力。因此，与经济上的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转变时期，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是这一阶段的特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不同了，那时
候不仅是一村公有、一乡公有不存在，连一国公有也不存在，全部生产资料上升为全社会公有。而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财富的“涌流”，连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准确地说是：“一种形式的一定
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以下简称“等劳交换”）亦不复存在，“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已写在当时的旗帜上。这就是经典理论所划分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三个历史阶段。
传统理论误解或背离了经典理论对时代的划分。它表面上声称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阶段，实际上却赋于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内涵。它把从夺取一国政权到该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城市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小段历史阶段称之为“过渡时期”，而将其后的一村公有、一乡公有和一国公
有这些非全社会公有的历史阶段划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把本属转变时期的一段划入社会主义社
会，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延大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使两者成为口头上的同一关系实际上的包含和
被包含关系。用上述两种理论来衡量现实社会，那么，象前苏联、东欧及当时的中、越、古、朝等
国，对于经典理论来说仅仅处于转变时期，而对于传统理论来说则已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传统
理论把不同一的概念当作同一的概念看待，导致其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特有的范畴引入转变时期的
错误，如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剥削，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等
等。理论与实践张冠李戴，不相协调，使得理论不但不能指导实践，反而掣肘实践。实践要发展就
得把那些掣肘实践的理论解释为于实践无害的东西或采取“不争论”态度与之“和平共处”，以求
暂时缓解转变时期的实践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实践不但得不到理论
的指导，反而要背上那些与这不相适应的理论包袱艰难爬行。
二十世纪末，中国走上改革道路。为了给改革奠定理论基础，首先就是从时代划分入手，把社会主
义社会划分为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就是转变时期之一段，所谓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样一来，那些本
属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有理论就不能掣肘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人们就可以在现阶
段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了。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共产主义”更确
切）理论（以下简称“特色理论”）。
为把经典理论、传统理论和特色理论对时代的划分说得直观明了些，特借助下列图表：
经典理论 资本主义社 会 转变时期 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阶段 高级阶段
传统理论 资本主义社 会 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 会
特色理论 资本主义社 会 过渡 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 会
初级阶段 高级阶段
由上表可见：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同一概念，转变时期与过渡时期也非同一概
念。但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转变时期外延之和则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与过渡时期外延之和。这说
明传统理论在划分时代问题上不是误解了经典理论就是背离了经典理论，犯了“穷过渡”的急性
病，早产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含第一阶段）是整个世界范围的事变，一国甚至一个国
家集团都不能率先进入。
特色理论从实践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把社会主义社
会中本属转变时期的一段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划分，排除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亦即共产主
义第一阶段特有理论对现阶段实践的掣肘或干扰，使实践有了能与之相结合的理论。特色理论的这
一划分与其说继承发展了传统理论，不如说纠正了传统理论，回到了经典理论的立场上，坚持、捍
卫了经典理论。
然而，上表笔者对特色理论在时代划分上的理解，未必被一些特色理论人士所接受。他们避谈经典
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差异，企图兼收并蓄地把两个“老祖宗”的光环和枷锁都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
们“根据”中国的“特色”，对社会主义作了看似十分详尽但却十分模糊的界定，，不知其认同哪
个“老祖宗”的划分。在转变时期，由于各国条件不同和事变的忽然性，各国的共运都会有自己的
“特色”。但是，经济上的转变时期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度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则不可能有
例外。人们认同哪个“老祖宗”的划分或干脆另搞一套，应当旗帜鲜明，否则，越“创新”越乱，
甚至造成致命的混乱，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混淆不清。最近，有个曾任中央体改委官员和专家
的人通过媒体说：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有国家所有制，资本主义也有国家所有
制，因此，国家所有制并不能说明什么。
应该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全民（全体国民）公有制。它的财产直接来源于国有企业生
产者对社会所贡献的部分劳动（主要是“六项扣除”的第二项）和集体农业对国有工业所贡献的
“剪刀差”。它的用途主要在于解决国民或社会的自由、公平和进步问题。它的发展趋势是全部生
产资料归全社会公有的全社会公有制，也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不是全民公有
制，它的财产直接来源于资产阶级所交税费，其唯一用途是满足国家机器运作所需（对内安抚和镇
压无产阶级，对外侵略和反侵略）。它的发展趋势是消亡趋势，一旦民营企业能满足国家机器所
需，国有企业即可消亡（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国计民生重要部门甚至军火工业均可私人经
营）。假如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能发展为全民公有制，那它就“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假如社会
主义国家所有制变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差别，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
了。但是在没“长入”和没“演变”之前，还是不同性质的国家所有制。
记住上表三种理论对各阶段的划分，对于理解以下各节文章很重要，因为以下各节所用概念将与本
节理顺的概念相一致。
理顺三种理论对时代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理论对经典理论的下列责难和误解。
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传统理论在批判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时，涉
及到“六项扣除”。传统理论责难马克思“受时代局限”，没有把“国防费用”列为一项。所谓
“国防费用”，是防止它国侵夺本国土地财物的战备费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全社会生产资料归
全社会公有的社会，是没有国家、没有战争的社会，哪里需要“国防费用”！显然，需要国防费用
的是现阶段，准确地说是整个转变时期。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起止时间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起止时间如何，若准确理解经典理论的
话，它只与转变时期相适应。因而也只能与转变时期共存亡。传统理论由于误解和背离了经典理论
对时代的划分，使它的社会主义社会横跨转变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于是将该专政延伸至共产
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皮不存，毛焉附，哪会有无
产阶级专政！诚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分配问题上还存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需
要人们去维护，但这个法权并不需要用专政的手段去维护，人们的觉悟，社会的管理能力足以将其
保留得非常得体，直至消亡。也许，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甚至高级阶段，会出现一些有精神障碍的
人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但他们为数极少，构不成阶级，只消社会管理机关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即可
保社会无虞。
3、关于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问题。恩格斯曾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
生，但俄国十月革命偏偏在一个国家发生。这一事例，成为传统理论最早责难经典理论的依据，也
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依据。诚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预
言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而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
国同时发生。恩格斯把本来应当运用概率去估算的、带有或然性的事变预言得那样肯定，遭致失
误，实在是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一失误在整个经典理论中所占比重实在微乎其微，甚至给人以有
违于其基本理论之感。这种感受一时难以说清，在弄清下一节所论问题后，或许自然会迎刃而解。
第二节 社会形态、生产力及上层建筑中“合力”的关系问题
经典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形态，但生产力并不是引起社会形态变更的唯一原因，上层建筑
的“合力”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依此推出，相邻社会形态所赖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是交叉关系而
非全异关系，即在某一生产力水平上，既可允许现存社会形态继续存在，又能允许新的社会形态建
立其上。如图：
原始共产 奴隶制 封建制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第一阶段 高级阶段
O A B C D E F G H
上图数轴表示生产力水平，它从零开始直至无穷。弧线与数轴交于两点，两点之间的一段数轴所表
示的生产力水平即为相应社会形态所赖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由图可见，AB段为原始共产社会和奴
隶制社会的交叉段，CD段为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交叉段。依此类推，GH段即为资本主义社
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交叉段。之所以存在交叉段，其原因就是生产力并非引起
社会形态变更的唯一原因，而只是提供了变更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尚需上层建筑的“合力”也具
备。而这个“合力”是由革命阶级的推动力、反动阶级的阻力、中间阶级的既推又阻等无数个“分
力”合成的。由于革命阶级的努力而使“合力”呈促变力的，可以促成社会形态变更；由于反动阶
级腐无能，阻力减小而使“合力”呈促变力的，也可以造成社会形态变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本理论。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
谈谈上文章中恩格斯的预言问题。恩格斯没有把“合力”考虑进去而单以生产力水平为条件预言哪
样的国家首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并非其周全和成熟的想法。相反，俄国“十月革命”并未出经典理
论之外。它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无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
“分力”中的阻力减小而使“合力”呈促变力的情况下发生并取得政权的。
夺得政权的胜利，仅仅是进入经济上的转变时期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并非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但传统理论不懂转变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区别，把它们混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传统
理论把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误解为在一个国家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
段）。这个革命的胜利，使传统理论头脑发胀，撇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极度迷恋上层建筑领域的
革命。这种现象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1956年，中国刚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则又宣
称于1962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资料的“一平二调”好象进入了单
一的社会公有制（实为一国公有制）；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工的变革更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
们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找到了财富“涌流”的捷径，浮夸谎报成了衡量每个人革命觉
悟高低的尺度……这种“穷过渡”的“公产主义”只维持了一年的时间，即把中国拖入饿殍遍野的
深渊，不得不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训尽管如此惨痛，但传统理论
仍不能从其唯心主义恶梦中警醒。它除了把罪过归咎于只长草不长苗的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外，更主要的是归咎于“苏修”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等替罪羊。于是六十年代后期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共产主义就公
产主义”这一似是而非、反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理论又卷土重来。“割资本主义尾
巴”、“堵资本主义路”等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嚣尘上。十年的“革
命”，把国民经济得濒于崩溃。
邓小平力排传统理论对生产力的漠视，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大政方针；江泽民则把“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列为“三个代表”之首。特色理论又一次纠
正了传统理论的错误，捍卫和发展了经典理论。
到此为止，社会形态、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中“合力”的关系问题已经理顺。然而使人意犹尽的是，
对两种长期困扰人们的观点也想顺便予以理顺。
一种观点认为象苏联特别是象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谓建成社
会主义社会如系指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中国，任何一
国都不能单独率先建成；如系指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则是可以建成的。半封建社会的另
一半是资本主义社会，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没收、赎买等手段剥
夺资本家而进入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在实践上则是已经证明了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奴制社会（如西藏）可不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初级阶段）。并把这称为对经典理论的又一个发展。其实这是传统理论对经典理论的又一次误
解。从本文可以看到，决定社会形态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水平和“合力”，故在人们认识到这一因
果关系后，可以向落后地区输入相应的生产资料并对该地区劳动者进行培训，使之学会使用该生产
资料，因而形成相应的生产力水平，这一地区就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甚至封建制、奴隶制社会而直接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之所以称为革命党，就是它能创造条件，改变自然进程而把历史推
向前进。经典理论之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正是这个意思。没有先进国家和地区输入相应生产
力，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节 转变时期财产公有的广度与深度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切定义
在转变时期，总的趋势是财产公有的广度越来越大，深度越来越深。
所谓财产公有的广度，是指公有的规模大小，如一村公有，一乡公有或一国公有等等；所谓公有的
深度，是指所有权中使用权、处分权、占有权、收益权归公拥有的情况。四权中，使用权是主要
的，谁掌握了使用权，财产即按谁的意志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公方失去使用权的称之为浅
度公有，得到使用权的称为深度公有，四权均归公方的则称“全权公有”。
浅度公有的公方，只能向私方收取利息（贷款）或分红（入股不控股），公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只
相当于一个食利者，但收益归公，与一般意义上的食利者有质不同。在某私企中，公方虽只有很少
股分，但能调动私方全部资本为公方谋利，等于扩大了公方财产的广度，也为公方赎买私方创造了
条件。
深度公有的，要付私方利息（社会存款）或分红。公方则又象私方的代理人。但公方取得财产使用
权，使那些原为私人的财产归公使用，也等于扩大了公有财产的广度。
全权公有的，好处既不必说，但在转变时期没有纯粹全权公有的财产。浅度公有的和深度公有的在
转变时期终将成为全权公有。但无论如何，转变时期所存在的利息或分红均来自剩余价值，这是共
产主义社会所不容许的。
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传统理论会误解和曲解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不然的话，它会根据本节与
前两节给共产主义社会作这样的定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高最后的社会，是全社会生产资料归
全社会全权公有的社会。
第四节 转变时期公有经济组织的两重性和“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无根据性及“全民”经济有计
划的必要性
上一节，笔者从转变时期所有权分离的情况，论述了传统理论误解或背离了经典理论对
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本节再从转变时期公有经济组织的两重性入手再论传统理论在时代划分上的
错误和由此引起的严重恶果：“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无根据性。
转变时期，是经济成分最为复杂的时期。单就国有（全民）和众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等集体组织
而言，它们之间所表现的私有性质亦足以证明象原苏联及1956年以后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
一村一乡甚至一国公有的经济组织，对其内部成员来说，是表现为公有性质，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差不多。如在分配上，排除了资本主义按生产两要素的分配而单一按劳分配，成员之间不存在剥
削……但是，它对其它公有组织则表现为私有性质，私有社会的一切弊病如剥削、欺诈甚至战争都
可能在它们中间发生。如公社甲办厂矿雇有公社乙的成员，尽管乙的成员和甲的成员同工同酬，但
甲从“六项扣除”中第二、五、六项所扣除的产品，对甲的成员来说是归公的产品，而对乙的成员
来说则是剩余价值被甲无偿占有了；又如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战争，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
是土地不公有；至于在它们的交换中出现的一只玩具羊换一只活羊（苏蒙）等隐瞒成本，贱买贵卖
的欺诈行为则举不胜举了。
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公有，但“国民经济”却由众多表现为私有性质的公有组织所组成，显然缺乏必
要条件。在它们之间强行由国家组织计划，势必造成大鱼吃小鱼即全民剥夺集体的后果：全民产成
本仅8元的手表卖120元，与集体产的半吨小麦“等价”；全民产的一米棉布则可以与集体产的一
公斤皮棉交换……如此不公平的交换，还被说成是“剪刀差”。“剪刀差”源于《材料力学》，本
指剪切材料时剪具两刃面间极其微小的距离之差。这一概念被传统理论引入经济学后却完全变了
味。
“全民有政策，集体有对策”。于是，集体采用谎报粮棉种植面积和产量或少在粮棉田里投资投工
等办法消极应付，结果使“钢、煤、粮、棉”经常比例失调。“以粮为纲”数十年，人们挨饿数十
年。
那么，公有组织特别是象全民经济这样自给率很高的公有组织能不能搞计划经济？能，而且很必
要。计划经济，不仅能节省流通费用、降低产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保障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不至
于造成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和闲置。从政治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是防止管理人员侵吞公有财产的
有效制度。如果放任企业自行决定产销，那么一定会助长企业贱卖贵买、干部吃回扣等化公为私的
现象，企业将面临破产和利润流失等后果，竞争乏力，公有经济瓦解。
全民组织如何搞计划呢？在国内市场上，全民经济在许多部门占有优势，对那些全（民）别价值低
于国别价值的产品，要自给有余，余者用于国内交换；对那些全别价值高于国别价值的产品，要少
产或不产，缺口由国内市场补足。在国际市场上，应多产全别价值低于或近于国际平均价值的产
品，自给有余者，用于外售；对于全别价值高于或甚高于国际平均价值的要少产或不产，缺口由外
购弥补。
对用于商品交换部分的计划，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计划经济，或者说这部分计划不具客观性，它
和垄断组织的计划一样有一定风险性。但只要全民外还有其它经济组织，就会有商品交换。因为商
品的价廉物美比坚船利炮更具威力，是任何组织所抵挡不住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商品交换是因为
全球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无商品生产因而也无商品交换。假如那时有缺铁多金的外星人愿以一吨
黄金换地球人一吨铁的话，地球人也会与之交换的。
第五节 关于转变时期公有经济组织内部的劳动分配问题
经典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每个人都是公有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成员，他有关
心爱护公有财产的责任，也享受“六项扣除”中的某些好处；有些人除了成员地位外，还兼有生产
者私人地位。作为生产者私人，他仅仅有权按其所付劳动量分取“六项扣除”后的生活消费品，而
且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恩选》第三卷第11
页。以下简称“等劳交换”）一个“一定量的劳动”和一个“同量劳动”准确地阐明了数量上正比
例关系：即生产者甲在一定时间内付出10单位的劳动量，就应当得到相当于10单位劳动量的生活
消费品；乙在同一时间内付出20单位的劳动量，就应当得到相当于20单位劳动量的生活消费品。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论据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何为“按劳分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是传统理论的代表作，它对按劳分配是这样定义的：“使工作的多又好的人得到较多的社会
劳动产品”。劳动量与报酬量的关系是“多”与“较多”的关系。这显然不是正比例关系而是正相
关关系。即依上例而变更，甲付出10个单位的劳动量而得到相当于12个单位劳动量的产品，乙付
出20个单位的劳动量而得到相当于18个单位劳动量的产品。乙比甲付出的“多”，得到的也“较
多”，但不是正比例的多。在中国，按劳分配也称“多劳多得”。从逻辑上讲，“多劳多得”是上
位概念，它既包含成正比例的“等劳交换”，也包含不成正比例的“按劳分配”。从实践上讲，
“多劳多得”同“按劳分配”则是同一概念，都是劳动量与报酬量成正相关而不成正比例关系的分
配形式。最被推崇的“大寨工”，男劳力一般人一天记10分工，特殊好者记11分工，相差仅仅十
分之一；国营厂所实行的八级工资制，8级也仅仅是3比1的差距。
本文并不反对传统理论创造了与经典理论“等劳交换”不同内涵的“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两
个概念。相反，本文认为由夺得政权时的倾向于平均分配的多劳多得，随着生产率的提高，逐步改
进为无限趋近于正比例的多劳多得是与转变时期相适应的分配形式，是传统理论对经典理论的补
充。在转变时期初期，生产率很低，可供消费品奇缺，在劳动贡献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实际差距很大。若按“等劳交换”，会有很多人难以维持生计，故暂时实行倾向于平
均分配的多劳多得是不可避免的，确切地说是不得已的。传统理论的错误在于把只适用于转变时期
的分配形式，等同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形式，即把“多劳多得”等同于“等劳交换”。这
样，就使得多劳多得的分配形式失去发展方向，甚至因反对“等劳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而
致其反向发展，转向平均分配，使劳动量与报酬脱钩，甚至倒挂，提升工资失去依据，只能按工龄
即按“老”分配了：即将退出劳动领域时，工资却升到巅峰状态（而在西方，超过35岁的工人已不
受欢迎）。这种按“老”分配无疑挫伤生产者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挫伤劳动积极性，使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速度。
特色理论再纠传统理论的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倾向，实行竞争上岗的岗位工资制度，极大地
刺激了生产者学技术、学文化的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故有持续多年的经济呈两位数（或近两位
数）增长的速度。这也是特色理论又一次坚持经典理论的成果。
从转变时期有平均分配倾向的劳动量与报酬量成正相关的“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到共产主义
第一阶段的劳动量与报酬量成正比例的“等劳交换”再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用哲
学观点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天资、勤奋、机遇和兴趣等方
面的原因，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仍会有不同，某些财富又不能“涌流”。因此，劳动者在某些待遇
上仍会有不同，只是当时劳动已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劳动和报酬不再表现为义务和权利的关系而
都升华为社会需要罢了。因此，传统理论企图通过平均分配而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平均主义在数百万年的原始共产时代，曾经是维系人类共同生活、共同抗击敌害并主宰世界的纽
带，但它只与极低的生产力相适应。人类越进步，生产力越提高，平均主义就越没有存在的条件。
因此，无论是和平过度还是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平均主义都将是必须清除的障碍。否则，
就只能回到低效率的原始共产时代。
第六节 关于竞争与竞赛问题
竞争是生物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其结果是优胜劣汰。生物在自然环境下，经过不断的竞争，使
自己的抗逆、抗病、抗敌害等功能增强，智力体力增强，故而一代一代长盛不衰。否则，就要灭
绝。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财产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参与竞争，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不公平的
条件下进行，结果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相反。这种现象有碍于现代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共产主
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是为了给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创造公平条件，通过竞争提高人类的素质，以求
人类长期生存并主宰世界。
经典理论对共产主义社会有无竞争似无明确“说法”。不过，从马克思在“按需分配”前冠以“各
尽所能”来看，和从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论权威”一段中对个人权威的肯定上看，经典理论认
为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竞争。谁有什么“能”，谁有个人“权威”，不可能用仪器测出，而只能通过
竞争来为社会认可。
但是，竞争只存在于有独立地位的群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之间，而不存在于同一整体的部分与部
分之间。比如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不能展开竞争，只能由大脑统一指挥。国有经济的各部门各企
业，都是同一整体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关系，在它们之间不能展开竞争，而只能开展竞赛，以
求共同提高。这是传统理论对经典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传统理论不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
集体的两重性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只开展竞赛，不开展竞争，放弃发展机制，最终招致落后、瓦
解。
特色理论纠正了传统理论的错误，认为竞争并非资本主义特有范畴而是整个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
普遍规律，丰富了或填补了经典理论。
但是特色理论在全民经济内部的各行业企业间引入竞争而取消竞赛，势必造成行业企业间和劳动者
间信息、经验、技术等方面的互相封锁和某些方面的互相倾轧：为了挤垮对手，为了提高些许生产
率，不惜花费全民大量的“胡椒面”进行低技术改造，结果大家都在远高于国际价值的生产率下拼
死竞争，全民内部的竞争是发育了，真正的竞争场所--国际市场则可望而不可及了。假如把撒向全
国小化肥厂的“胡椒面”集中用于几十个大化肥厂，那末，中国化肥也能登上国际市场；假如把撒
向全国各汽车制造厂的“胡椒面”集中用于几个汽车厂，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能跻身“本田”、
“通用”。
第七节 人类永恒目标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关系（提 纲）
争取人类永存是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共识，通晓的公理和行动的准则。不管哪个社会、哪个阶级都
必须把它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人类的活动是否正确，最终要看于人类永存是否有利。
延长人类生存时间，拓宽人类生存空间是争取人类永存的内容。发展生产力，建立适时适度的公平
是争取人类永存的手段。
共产主义革命目标是通过共产，消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彻底的公平和自由。但它是个阶段
性的目标，不是永恒目标，一旦实现，就不再是目标，因为人类不地追求已经得到的东西。而永恒
目标是人类永远追求、不断趋近，但却达不到的目标。
经典理论批评一些把公平看得过重的人是只要公平存在，不管世界灭亡的人。可见经典理论
是把人类生存放在首位的。公平只不过是为了维系人类共同生活、共同争取人类永存的手段。手段
较之于目的总是第二位的。
传统理论片面强调公平：在分配上严重倾向于平均分配，“吃大锅饭”；在教育在重普及轻提高，
反对“宝塔尖”，目的和手段倒置；几乎在一切问题上“劫富济贫”，强行拉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
体的差距……采取这些措施的指导思想都是只要公平存在，不管世界灭亡的公平观。
特色理论“发展是硬道理”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理论不适时适度的公平
观，把争取人类永存放在首位。
鉴于上述价值观，以后的共产主义宣传，不仅要彻底的公平自由，更要争取人类永存。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与其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如说，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人
类自己。
第八节 共产主义消费观
经典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消费资料的消费过程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生
产劳动力的消费就不叫消费而叫做浪费或无效消费，是社会财富的直接扣除。
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分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谓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就是刚能满足再生产那些已
消耗掉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消费掉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只相当于劳动力的价格。所谓
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加大生产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资料的消费数量大于劳
动力价格的消费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劳动者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给任何资本家的自由（或曰“跳槽”的自由），所
以单个资本家不会拿更多的钱对工人培训和对其子女施教。因此资本主义初期劳动力再生产只是处
于简单再生产的规模，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的局限性。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
整个资产者越来越需要高效能的劳动力和与不断增长的生产资料实现相应的配置。这样一来，培养
高效能的劳动力的担子只能落到整个资本家的肩上。于是，有整个资本家纳税出钱由他们的政府推
行义务教育和劳动培训。这种费用来源于剩余价值，但直接受益的却是劳动者，等于劳动者受到一
份“额外”的工资或得到返还回的部分剩余价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象资本主义初期的
那样“无产”而有了自己的房子、汽车、存款、股票等，其原因或“秘密”就在这里。
“额外”工资使劳动者大幅度提升了劳动效能，劳动力价格也相应提升，不再是仅仅满足生理需要
的那些工资了，而是有富裕了。这些富裕，有的人不用于消费而用于赢利活动，跻身于食利者行
列。有的人消费于深造，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跻身于“白领阶层”。有的人则于语病态心理
需要，挥霍浪费。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侈糜的病态心理必将影响到其它阶级阶层，加之人类数百万年形成的顽
固性弱点，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用于无效消费。主要有：（1）为满足排场、炫耀的消费。这类人不
以对社会做贡献为人生追求的价值，却以奢侈的方式显示自己的“身份”，满足自己的虚荣。
（2）为寻求刺激的消费如这种“迷”那种“族”的消费。据传媒报导，某球迷舍弃工作，舍弃家
庭，变卖财产，整天在看台上吆来喝去寻求刺激，至今不悟。（3）为求精神解脱的消费。这类人
为保“面子”为求精神解脱，倾全部精力和财力与自然规律抗争。如某人得不治之症，其家人为尽
父慈子孝之心，倾全部积蓄“死马当活马医”，社会则捐款献爱心，最后患者花巨款又受够针刀之
苦后仍然撒手人寰……有的绝症患者不堪痛苦要求“安乐死”，社会却为“人权”.“人道”不允
死，宁花巨资维持其痛苦。（4）为宗教迷信的消费。随着科学的昌明，这种消费将越来越少，但
有死灰复燃之势，有些人以保护“文物”.“国宝”为名，把早已坍塌的寺庙重建开放，使大量财
力、人力不为提高国民素质所用，却为乞求神灵保佑所费。（5）饲养宠物的消费。人们为解精神
空虚，饲养宠物以充实生活。有些国家和地区，宠物比人还多。宠物医院一掷千金，动物比人还精
贵。（6）追求毫无价值的目标所费。为了创造一些毫无价值的世界记录，人们往往浪费很多的人
力物力。如某女士花巨资、冒生死、不顾“鞍马劳顿”，至今已创两万余小时的坐飞机旅行的记
录……。除了上述无效消费之外，更可悲的是负效消费。这种消费不但不能再生产劳动力，反而有
损智力体力甚至丧矢劳动能力。除吸烟吸毒外，还有一些不易为人们认识的负效消费。如滥补和过
洁消费，数百万年来，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已形成某种平衡或适应，微量元素过补，反会引起中
毒；人与菌群的关系也已形成某种配合和制约的关系，灭菌过头，会使人体相应功能退化，如再回
到正常环境，就会生病或难以生存，这种消费实为缩小人类生存空间之举（用于医疗目的的除
外）。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随着人们病态心理的削减，上述无效消费大都要消除，但少数还可能存在。经
典理论之所以“按需分配”而非“各取所需”就是要控制无效消费，把消费品尽可能多的用于劳动
力的再生产，特别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度的中间阶段，控制无效消费和强化高效消费的力度
也应当呈加强趋势。传统理论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社会美化成“各取所需”的消费社会，另一方面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控制在极低水平，在违反共产主义价值取向的“高积累,低消费”思想的
指导下，从1956-1978年,中国劳动者连劳动力的价格即连起码的生理需要都得不到，甚至连维持
热量都成问题。传统理论明知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却用低消费去再生产劳动力，这种
条件能生产出多高效的劳动力？其间，传统理论虽然拿出少的可怜的资金用于教育，但在在重普及
轻提高而反对“宝塔尖”的思想指导下和歧视知识分子以取悦工农分子的政治取向下，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也是能力平平。
特色理论把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半知识分子”的帽子脱掉，并把他们列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再穷不能穷教育”花大力气动员社会和个人的一切力量大兴教育，强化高效消费。相
信不久的将来，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将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诺贝尔科学奖的得
主也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零的突破。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工农分子知识化，体力劳动脑力化而非逆向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强化
高效消费把人打造成高效能劳动力的人。
第九节 共产主义中的派别斗争与民主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斗争是共运的动力，没有派别斗争，共运就没有生气，甚至枯萎死亡。
经典理论对其它共运派别只限于理论上的批判和组织上的分分合合。分则各自为战，合则共同对
敌，既不一团和气，又不为渊驱鱼，把对手逼到敌人那边去，化友为敌。
传统理论不懂派别斗争的意义，因而不允许派别存在，甚至用武器的批判代替理论的批判，残酷枪
杀、虐杀（监禁、软禁、限制自由）其它派别或将其赶入敌人营垒。列宁把第二国际及其领导人打
成“修正主义”及“叛徒”，斯大林枪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派，毛泽东虐
杀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派及勃列日涅夫虐杀赫鲁晓夫派都是传统理论一脉相承的做法，与经典理
论背道而驰。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文明社会中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它、尊重它、利用它，而不能消
灭它。尊重这一规律，就是要把派别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游戏规则”内，也就是限制在公平竞争的
范围内。这种斗争会使各派相互吸取对方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推动社会前进。第一国际和第
二国际就是经典理论广纳其它共产派别成立起来的，它推动共运稳步发展，至今不衰。相反，传统
理论消灭这一规律，消灭派别，失去竞争机制，使共运走向思想僵化，组织“左”化，群众愚化，
领袖神化，最后退化的灭亡之路。
所谓思想僵化，并不仅仅是一成不变的“萧规曹随”的教条主义化，更主要的是对部分理论片面强
化或极端化，使原本正确的理论变为谬误的思想发展趋向。例如在共产主义革命形式问题上，经典
理论主张暴力革命的同时，认为可通过普选制和议会道路和平过度，且代价最小（原始共产社会共
产贵族少数人剥夺广大公社成员共有财产均可用和平方式实现，现在广大无产阶级剥夺少数有产阶
级为何不能用和平方式实现？）。但到“第二里程碑”列宁主义时，主张“和平过度”的第二国际
被打成“修正主义”，只剩下暴力夺取政权的“华山一条路”了。到“第三里程碑”毛泽东思想
时，只要人们准备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争。把暴力革命局限
在世界大战上，也就是把“华山一条路”又窄化为“独木桥”了。又如在无产阶级战争问题上，经
典理论仅仅把无产阶级专政界定在转变时期内，“第二里程碑”则把无产阶级专政延长至共产主义
第一阶段，不过，其作用也仅仅是用以对付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等劳交换。可
见该专政虽然被延长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专政对象窄化，专政力度弱化。“第三里程碑”则认
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很“激烈”，故而无产阶级专政
“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全面专政”。
所谓 组织“左化”，就是在共运组织机体上不断割弃部分组织，使组织越来越“纯洁”或越来越
“左”的组织发展趋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不但把本为一党的孟什维克“化”成敌人，
而且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派也先后“化”成反革命派而
予以杀戮。共产国际把第二国际“化”为“修正主义”后，又在中国推广“布尔什维克化”，把苏
区十余万党政军骨干“化”为“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名目繁多的“反革命派”加
以杀戮，甚至连苏区许多创建人都不得幸免……毛泽东把彭、刘、林等派成批次虐杀后，要把中共
改造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之组成”的党。这样，党组织就更“左”了，不但要求政治态度先进
（即“布尔什维克化”）还要求出身为无产阶级分子。当时，知识分子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半知识
分子”，不在“无产阶级分子”之列，被吸收入党者廖廖。一个进步党，没有广大有教养有创新智
慧的阶层加盟，其先进性何以实现？中共成立时的五十多位党员哪个是无产阶级出身？
所谓群众愚化，就是群众认知力向朴素化、简单化、原始化退化的状态。是群众在精神被控制，在
聋盲状态中被灌以“正面宣传教育”所形成的无辨析力的认知水平。这种认知水平，使群众只知社
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却不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已被资本主义远远抛在后边；这种认
知水平，使群众只知“公平”、“平等”很体面，却不知效率、进步更重要；这种认知水平，使群
众认为领袖很英明且一贯正确，并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忠心，可惜是一种愚忠，是盲目崇拜。一旦开
放，识得外部世界即精神坍塌，于是改换门庭，从宗教邪教那里寻找“真神”，寻找新的精神寄
托。
所谓领袖神化，是以群众愚化为前提的。在群众认知力极低的时候，用千篇一律的报刊广播，用千
人一面的领导报告，强行灌输生活在虚假环境中的领袖思想，而实践的人民群众则只能从领袖思想
那里学得“真知”，凡是领袖所说所做，不可怀疑，只能照办。理论与实践关系颠倒，唯心主义横
行。共运让“神”领导，怎能“配套”？
所谓共运蜕化，就是共运蜕化变质，就是共运的时间与共运的价值取向的背离，就是在共运的外壳
中充填封建的、奴隶的和原始的那些陈腐的东西。在经济上，它严重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给
人民以应有的物质需要，在“高积累、低消费”的以财为本的思想主导下，更使人们雪上加霜，生
活在无比困苦之中。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人民越来越没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只是掌握在自认
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极少数党员骨干手中，各极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名为人民选举，实际
上只是走走过场。走过场选出的各级人大、政府，权利极其有限，充其量也只是同级党委的面具或
工具，真正掌权执政的还在同级党委那里。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就是
不要这块累赘的面具，由党主席成为当然的国家主席，也当然代表那些百分之九十五的对党组织无
选举权的非党国民，对人民形式上的选举权力也予以剥夺。在公民人生自由和言论、结社自由等方
面，宪法标榜自由，喉舌美化自由，现实却把自由消灭的彻底没有，甚至连视听自由都没有，听听
外台即获罪“偷听敌台”。辽宁的张志新仅仅对领袖的一些无关痛痒的具体做法有些微词，即被断
喉枪决。奴隶式的户籍管制使人们离开户籍所在地即得不到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不能
自由择业。人民只有被牢牢的锁在相应的农村或工厂并按计划劳动才有活路，若想“各尽所能”则
无从谈起。这是百病缠身的病态社会，是不可救药的社会。
列宁主义指导下的苏联的转变时期，年愈古稀（1917-1991）而顺应民意自行消亡。对于一个自然
人来说，古稀而终还算寿长，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则是短命的，在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共运史册上留
下不无遗憾的篇章。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的转变时期而立之年（1949-1978）不得立，在“穷
过度”、反“右派”、“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等“不断革命”中丧命，在传统理论指导下
的共运史册上留下诸多“不争议”的等待后人去填写的空白页面。波尔布特用消灭城市的办法消除
城乡差别的“左”祸，则把传统理论发展到尽头，在越共的“清理门户”中，其政权未几而夭亡，
为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共运史册装帧了恐怖的、浓黑的封底……
传统理论为今后共运提供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唯一个模式正确论”和“唯一个派别革命论”是极
端化理论，是孤立、削弱和断送共运的理论。不许派别存在是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共运灭亡的最重要
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假如第三国际能容得下第二国际，那末“二战”后的东方疆界很可能不那样
小，“冷战”时期的东方也不会那么孤立。假如毛泽东思想能容得下赫鲁晓夫思想，东方阵营不仅
可铁板一块，甚至能突破西方封锁，反制西方。不幸的是在列宁主义顽固派勃氏集团和列宁主义发
展派毛泽东派的内外作用下，赫氏在政变中被赶下台，国际共运蒙受致命的损失。
长期以来，中共因受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作《九评》（毛泽东思想成为别具一格的思想体系是在
《九评》后形成的）的影响，对赫氏偏见颇深。其实，赫氏思想是扭转列宁主义向经典理论回归的
思想，是挽救共运于“左”的悬崖的思想。在国际共运上，赫氏与西方走和平过度的道路的党派缓
和了关系，又与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缓和了关系，赫氏包容共运各派，无疑为突破西方封锁、
壮大东方阵营准备了条件。在国内共运上，赫氏不急于“穷过度”，让农民长期保有较多的自留地
以缓解集体农庄制约工业发展的局面。在劳动分配上，赫氏使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有了一定的
差别，把倾向于平均分配的“按劳分配”向成正比例的“等劳交换”推进了一步，并设奖金以刺激
和补偿劳者付出的过量劳动……其“全民国家全民党”更是对经典理论的捍卫与补充。
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60年，已历沧桑四十余年。十月革命时未被杀被逐的剥削阶级分子大
都已作古或因年老退出政治舞台，全国居民均成为劳动阶级的各个阶层。国家对内的阶级压迫职能
因无对象而趋消亡，其职能主要是管理职能。所以称它为“全民国家”或“公团”并不悖于经典理
论。赫鲁晓夫掌权时代，苏联的生产资料基本为全民公有，集体农庄的土地和大型农机具等亦归全
民所有。它比起中国后来定位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要“公”的多，基本实现了全
民公有制。共产党就是以共产为奋斗目标的党，一旦共产成为事实，成为全民的意志，共产党也就
成了“全民”的党了。共产党一旦成了“全民”的，它也就成了消亡的党。“消亡”并不等于“消
灭”，消亡的党是指在它在完成共产使命后，不再以共产为奋斗目标，而是在共产基础上转向新的
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依行业利益或价值取向分裂成新的共产主义党派组织，如“工业党”、“农
业党”之谓。这是赫设计的以行业利益组成的共产派别，其正确称谓应为“苏联共产党工业派”和
“苏联共产党农业派”，就象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应称为“美国资产党共和派”和“美国资产党
民主派”一样，是第二层次党派。假如苏联工业党和农业党能正常运作，即在公平竞争的“游戏规
则”下展开斗争，定能为苏联共运消除积弊，开创新机。比如“剪刀差”问题，在两党斗争中一定
会达成共识，取消“剪刀差”甚至实行“反剪刀差”以工业反哺农业，解决农业制约工业老大难问
题。建立第二层次的共产党各派组织并让它们公平竞争，是解决共运前进道路中实践问题和理论创
新的保障。这一举措，对于经典理论来说可能是很自然的事，但对传统理论来说则是一场伟大的革
命，阻力会很大。因此，赫氏尝试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就象巴黎公社的失败一样。
就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党派也会存在，只是其政治职能消亡了，而管理职能还会存在甚至还可
能加强。由哪种管理手段和哪种价值取向的派别管理社会，只能在派别的斗争中为社会所认可。单
个成员的正确思想不可能不经各种层次派别改进和传播而直接为社会所接受。因为任何正确的思想
都是首先来源于一个或几个实践着的人，这一个或几个人就成为最小的派别，经过派别斗争扩大到
较高派别，直至被全社会所接受。民主的使命就是把正确思想通过派别完善扩大，以最快的速度传
递到最高层次，形成阶级和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以推进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讲，派别是民主的载
体，没有派别就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民主，国家的民主更无从谈起。
纵观中共党史，不乏经验教训。南昌起义后，正式宣布国共两党处于战争状态，共产党如何武装夺
取政权上存在分歧。生活在他人经验中的九届党中央要因袭苏联经验首先夺取大城市，生活在战争
实践中的毛泽东则要“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开始，毛泽东派处于极少数派，三湾
改编后，已成一定气候，到朱德、彭德怀加盟后就扩大到了较高层次，最后到中央机关移驻苏区
时，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已在事实上被全党接受，先后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这是允
许派别存在的成功范例。与此相反，中国共运于1956年“穷过度”到社会主义后，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上层建筑‘合力’决定论”派对以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生产力决定论”派周期性的产生-消
灭-再产生-再消灭，使得中共每认识一点真理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毛派大树“三面红旗”极度
抬高“政治挂帅”的决定作用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彭德怀派反冒进，对“合力”决定论有所抵制，
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而予以虐杀。“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后，刘邓做了一些有益于恢复生
产力的改革，“文革”中又被打成“修正主义”、“走资派”予以虐杀。面对“文革”造成的浩
劫，林彪、陈伯达派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反戈，提出以后工作重点应放到生产建设上来。结果
获罪反对“阶级斗争为纲”，陈被监禁，林被逼逃，殉身沙海。直到经济濒于崩溃，连号称“天府
之国”的四川农民怕饿成“天府之鬼”而纷纷逃荒要饭时，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才
被全党接受。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合力”的重要作用，经典理论早已讲清楚（参考本文
第二节）。毛派开了经典理论的倒车。单为纠正开倒车就先后耗时二十余年，使“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社会主义踏步二十年，重新起步时，已被资本主义西方甚至被港澳台远远抛在后边。这是不
许派别存在的沉痛教训。
缺憾的是，特色理论派在处理传统理论派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特色”却仿效传统理论派的办法
对传统理论派也予以虐杀，仍然是“唯一派革命”的思路。在没有其它共运派制约的政治架构下，
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走向“唯生产力”论一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唯一目标而偏离共运方向，
生产力上去了，共运却衰落了。名为共产主义，公共财产却被“合法”或非法的化为私产；说改革
开放与打击经济犯罪两手都要硬，但后者就是硬不起来；说共产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二十
年来腐败有增无减，案犯官衔越来越高，案件标的越来越大，集团罪案越来越多，官匪勾结、权钱
交易的黑金政治正在形成，依靠公检法反腐，公检法却是最腐败的部门……
腐败现象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但象中国这样持续时间长，久禁不止且发展迅猛的情况却亘古不
见，在共运史上还是新的篇章。究其政治原因，就是没有制约腐败的机制，就是没有在共产主义的
基础上的多党派制。资本主义之所以至今不衰，就是因为资产党内党派斗争时时给资本主义注入活
力。党派斗争越发育，执政党所犯错误就越少、越小，政权就越稳固。如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
争，执政党稍有瑕疵就可能被赶下台。“水门事件”仅仅因为有违“游戏规则”，就导致连选连任
的尼克松总统下台，颇有政绩的克林顿总统，也几乎因“莱温斯基绯闻案”下台。又如党派林立的
日本，既有自民党、公民党、社会党、民主党等第二层次的资产党，又有小泉派、田中派等更小层
次的派别。党派混战使得多届政府不满任期就下台，乱糟糟象垂死挣扎的样子，但它的资本主义制
度和政策的连续性丝毫不受影响。派别斗争往往能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至于象中国这样积重
难返。假如毛泽东派、彭德怀派、刘少奇派、林彪派和邓小平派能按“游戏规则”开展竞争而不竞
杀，他们必能廉洁自律、争相创新、共存共荣，共运层次也将越来越高。令人费解的是，天主教能
与基督教相容，陀能与道共存，而这些曾为共产主义信念共奔井冈，同赴沙场，携手翻越雪山，挽
臂徒涉沼泽草地的一代共运领袖却只能互相虐杀，不共戴天。曲曲共运悲歌，汇成断肠乐章，回荡
于天地之间。
或许有人要说，自中国进入转变时期以来一直是多党合作制，有十来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单从国
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党派就至少有两个，怎能说是不许党派存在和不是多党制？
是的，新中国诞生前，就有很多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它们对新中国的建立是
有一定贡献的。新中国建立后，它们的领导人还被高薪供养起来，名为参政议政，实际只是顾问
团、智囊团或雇佣专家的角色，对外则起个宣传作用，是一些虚位党派（假如这些党派成为与中共
平等的主体，那末，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有疑问），真正掌权执政的还是中共。经过五十余
年的自然淘汰和更新，这些民主党派原先打有阶级烙印的成员均已作古，新成员则同一般公民已无
差异，同为工薪阶层。只是他们多为白领，具有知识优势，故而中共仍用他们作智囊团，对外仍起
宣传作用，以避“人权”纠纷。这些党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派，更不是共运内部的党派，起不到
推动共运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作用。党派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前进是指引领社会潮流的党派之间的斗
争，而不是已过时的党派之间的斗争。党的“集体领导”制也不能替代党派斗争的作用，更何况其
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行也不可能实行。
党要生存，就要“分裂”就要向第二层次的党派分裂。分裂是生命运动最高最革命的形式。人类之
所以延续至今，就是因为有新生儿不断的从母体分裂出来。不分裂的生命必将遵循产生-成长-衰
老-死亡的自然规律。当然，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好事。
第十节 对共产主义运动出路的探讨（暂缺）
第十一节 共产主义理论短评
(一)“劳动者主人翁”论
传统理论多处开经典理论的倒车,即把经典理论早已论述清楚的问题重新搅浑,以致有必要予以纠
正,如“（公有企业）劳动者（生产者）是企业的主人”这一论调。
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明确的阐述清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者有双重地位：
一是与其他非生产者一样的公有组织成员的地位，二是生产者私人的地位（参看本文第五节）。人
们以“劳动者”名义出面时，他只是一私人地位出面，怎能把他列为企业的“主人”？
“成员”也不是“主人”，成员的集合体才是“主人”。假如成员是主人，那末他对企业就应当有
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下岗时也应带走相应财产。
因此说劳动者或工会对企业有民主管理和监督权是错误的，若真有此权利，企业被分光吃光是完全
可能的。工会是劳动者私人的组织，它只能代表劳动者私人，为劳动者私人牟利。如劳动权力、工
资、福利、劳保等等。工会一旦有了管理权利，它就不是工会了，而是业主和劳动者共同的组织
了。
更有甚者，在某电视剧中，一个被私营企业聘请（雇佣）的党代表居然对该企业罢工工人说“你们
是企业的主人”。如此奇谈怪论，该党代表还能代表党吗？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近年来时髦的提法，也是极不科学的提法。
“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市场经济”则是反映着不同所
有者之间不平等关系，合法的欺诈，不等价交换都是市场经济的特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是不相容的，用“社会主义”去定性“市场经济”无异于“拉郎配”，更确切的比喻是在
“风”没有亲缘关系的“马牛”。
在全社会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全权公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只有用混淆概
念的办法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修正”为既包含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又包含转变时期的所谓“社会主
义社会”，在其“初级阶段”，在可能或必须有市场经济。本文第四节说过，转变时期公有组织对
其内部来说是个准共产主义组织，基本服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规律，但公有组织对其它公有组织
或对私有组织来说则是私有者与私有者的关系，服从私有经济规律如市场经济规律。如果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解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市场经济”或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
还是勉强可以的，如将其称为“转变时期市场经济”则再科学没有了。
有学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此论就更离谱
了，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明显误解。
邓小平说：“计划经济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
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而仅仅是经济手段，就是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属
性，两个概念何来“不同性质”？况且邓小平所谓“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正好说明邓小平没有赋予
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性质，而只是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地说是“转变时期”有市场经济。
由此，也可看出，特色理论不接受“转变时期”而创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纠正了传统
理论的错误，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会被人误解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只有改称其为“转变
时期”，回到经典理论的立场上才能避免误解，防止造成理论上的连锁混乱。
传统理论“修正”经典理论对时代的划分，给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以至人们在
纠正其错误时需要“发展”和“创新”，而这些“发展”和“创新”对经典理论来说只不过是顺理
成章的事：人们付出极大精力，付出极大代价，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起步的地方，何必走这么
多冤枉路？
（2002年12月）
（三）商品生产条件论
有学者说：“现在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是因为它还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但随着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必然会消灭 ”。这是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是由
生产力发展决定的。这是没有抓住事物内在联系而把不相关的事物拉扯成因果关系的牵强附会理
论。其实，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不共有的两个以上独立经济实体，它的目的或动
因是追求单位产品所耗劳动量最小化，它的原则或结果是“双赢”。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原始共产公社初期，各公社分布在孤立的各点活动，互不接触，缺乏交换的必要条件，故无商品
生产和交换。在共产公社由点汇合成线、面以后，公社间有了接触，才可能有商品生产和交换。
有了不同的所有者，各所有者间因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单位产品所耗劳动量也会在
各所有者中有所不同。设若所有者甲生产1单位产品A需1单位劳动量，生产1单位产品B需要2单位
劳动量，而所有者乙则生产1单位A需2单位劳动量，生产1单位B需1单位劳动量，甲用1单位A与乙1
单位B相交换，则甲乙各收到相当于自身二倍的效率，相当于把单位产品所耗劳动量降低到一半。
这种“双赢”何乐而不为？商品交换所能达到的效益和所具有的诱惑力比坚船利炮更具威力，生产
力再高也不能拒绝商品生产和交换。本文第四节末尾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以
为实现了全球生产资料归全球人公有的唯一的一个组织，假如那时有缺铁多金的外星人愿以一吨金
换地球人一吨铁的话，地球人也会与之交换的。
传统理论无视别的经济实体（它国）的存在，关起门来走“自力更身”、“自给自足”的封闭道
路，就是要切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条件。它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条件的认识是对的，只是
它不懂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使单位产品所耗劳动量最小化的捷径，这也是造成本当“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社会主义高速度成为低速度的原因之一。
（2002年12月）
（四）马克思的无奈
有学者说：“马克思曾经认为，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交换，也就不存在商品生产。”（《马
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２第六期１７页）“曾经”一词，道出马克思该后悔此言了，马克思应该承
认受“时代局限”，作了“误判”。
本文第一、三节所说，马克思所谓“未来社会”是指“全社会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全权公有”的共产
主义社会，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上的“革
命转变时期”和政治上的“过度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转变时期”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时期，所以存在商品和货币交换及存在商品生产并不在马克思预料之外。
若马克思尚在，他将声明不是“曾经”，而是现仍坚持他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已经不能说什么
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语词意义上看，它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而从内涵上看，则是
“转变时期”的一部分。因此，以“转变时期”取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称谓，将是科学之
举，将会消除许多理论混乱。 （２００３年１月８
日）
第十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代结束语）
人类生存能力至今仍十分脆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高
度发展的生产力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破坏力。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等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
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解决。各个利益集团对机器人的恶意应用（如打仗）很可能
导致机器人“觉醒”而反制人类；生物工程的失控更可能有意无意制造出人类不可抗的病菌、病
毒，导致人类灭绝（艾滋病毒假如能用蚊、蝇、虱、蚤等传播的话，恐怕人类就走入尽头了）。这
些破坏力将成为促使人们推翻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交通通信的便利，使整个地球就象一个村落。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与他人的利益紧密相关。社会
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协调人们的行动，平衡人们的利益，这个组织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
全球化给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契机和条件。它必将加速民族、种族的融合，宗教的消亡，国家
的弱化……因而促成劳动者全球范围的团结，做出全球范围的事变。
革命党人应主动积极投入全球化，因势导，趋利避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尽早完成向共产主义社
会的转变。
尚存同志请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