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张立波
在《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80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于10月27日—28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到会讲话。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向会议发来贺信，预祝会议圆满召开，并希望加强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的交流，共同为促进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贡献。
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丰子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叶朗教授致开幕辞。叶朗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的初衷，指出“研究中心”力图从基础性工作做起，从系统引进原始文献及相关资料入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理解和阐释，并把这种研究与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为在新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此次举办“北京大学《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研讨会，就是这种努力的开始。
一
1．中共中央编译局王锡君研究员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和出版情况，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虽以俄文第2版为依据，但同它又有不同之处，例如增补了我国掌握的马克思的两封信，对原俄文版卷末注释等资料也做了一些修订和增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出版，纠正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误译和不足之处，统一了重要名词概念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引文的译法，增加了大量辅助性资料，因而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不足是未能以原文语种为依据，收文不全和误收，因此中共中央编译局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第1版的编译工作后，就开始着手第2版的编译工作。第2版共约六十余卷，分为四个部分：普通著作卷；《资本论》及其手稿卷；书信卷；笔记卷。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和文献，均按原著文字校订。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出过多种版本的著作，以原著文字的最后版本为准，不同版本在表述上有重要差异者，在脚注中加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过的文献，以手稿为准，原则上不做加工。第2版每卷之首均有编者写的?
2．北京大学金海民教授介绍了国外有关《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产生、版本和观点方面的研究，指出：《宣言》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委托之作，共产主义者同盟之所以委托马克思恩格斯撰写该组织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乐意接受该组织的委托，是基于该同盟的成员主要是在法国、英国活动的德国流亡者，他们不仅经历了德国的社会发展过程，而且极有可能把当时发达的英法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吸收过来，同盟正在寻求对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述。关于《宣言》的版本，当前在德国主要有沃尔夫冈·迈泽尔和托马斯·库津斯基之争，所争论的问题是《宣言》第1版究竟是23页版还是30页版。由于《宣言》的手稿全文没有流传下来，各版《宣言》也有不同，故版本考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宣言》第1版为23页版。托马斯·库津斯基在两德统一后不久谈到：“《宣言》无疑是世界政治文献中传播最广的一部著作，拥护者和反对者均一再探讨《宣言》所阐述的观点。在将来，他们也肯定会继续这样做。在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政治的意义上，《宣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宣言》可能在若干方面的观点已经陈旧，然而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现实意义。”
3．中共中央编译局杨金海副研究员介绍了《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情况，指出：从1899年《宣言》的片断文字传入中国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完整译本出版之前，可视为该书的最初传入阶段，最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自觉介绍和研究《宣言》的人是李大钊；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书有6个完整的译本问世，包括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宣言》的翻译出版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影响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和千百万党员。 4．北京大学聂锦芳博士在提交的论文《“逝去的不会是空白”——前苏联<共产党宣言>研究状况概观》中，介绍了前苏联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特别是《宣言》的收集、出版和考证情况，对《宣言》写作过程的梳理和甄别，对文本结构的探析及相关重要思想的分析，以及80年代中期之后对《宣言》的评价，指出前苏联在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全面性无可比拟，版本与史实考证方面的大量成果具有经典性，培育和造就了几代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专家队伍，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
二
虽然马克思在其生活的年代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确实从全球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首次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在《宣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该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5．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析，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不是仅仅停留于某些方面、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说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从纵向上研究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将历史发展揭示为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过程；二是从横向上研究了近代以来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的发展概括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过去我们更多注意的是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规律，而很少谈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规律，面对今天的全球化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后者的研究。 6．关于马克思世界史观的理论来源，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提出主要有三个，即：17世纪意大利维科开创的近代历史哲学；圣西门、傅立叶等为代表的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世界历史思想萌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终将必然冲破私人资本垄断的狭隘桎梏，导致共产主义，与此相应，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在今天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7．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博士和杨学功博士提出，二者的形成在时间上是重合或同序的，但从逻辑上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原则，具体表现在：1．由分工和交往的扩大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2．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的世界统一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3．“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不排斥各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且，是以后者为前提的；4．“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在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并不太平。
8．关于马克思世界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丰子义教授指出，不仅在于它提出了观察全球化的新思路和新视角，而且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应对全球化的新的思维方式，即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第一，要在同资本主义的联系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上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联系中发展出来的。第二，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发现本国社会发展的优势与弱点，从而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争取主动。第三，全球交往本身所体现的相互依赖性，往往是以利益冲突和竞争为前提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全球竞争格局，能够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出同外来文明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发展战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9．60年代的“依附理论”、70年代初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都涉及全球化问题。如何看待今日全球化的性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李惠斌研究员提出：今日全球化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不再实行计划经济，是否意味着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不发生暴力革命，是否表明资本主义的永恒？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陈志尚教授指出，从《宣言》的观点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可以看到，全球化正是《宣言》所说的世界性生产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能简单地说150年前《宣言》发表时的世界就已达到现在的“全球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展开和集中表现。进入全球化时期的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实现方式上有所调整和改革，但其根本性质始终不曾改变。因此全球化导致双重后果，一方面是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全球化也会导致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这一方面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迅速向全世界传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全球化，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全球倾销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新殖民主义战略。因此，《宣言》的革命结论没有过时，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按其制度特征和形成基础、发展的要求和条件来说，与全球化是一致的，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全球化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实际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按其发展的趋势和社会要求来说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已经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不适应全球化的，它的发展最终将打破这种制度，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可以说，全球化按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已现实地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不只是机遇，我们应建立必要、有效的应对机制，以在全球化进程中赢得主动，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文东副研究员指出，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交往和文化渗透的手段来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侵占的各种利益，巩固“中心—边缘”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配置等方面，都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它将为人类最终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创造条件。但也应看到，今日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它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展到全球，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扩散到全球，从而造成种种社会冲突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前夜”，它所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为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
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正面效应，也看到了其负面效应。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市场——世界文学——殖民扩张——世界历史这个过程的内在透视，深刻地揭示出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卡夫丁峡谷”具有了普遍性。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完整地走过了五种社会形态，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三条：资本主义的灭亡、奴隶制的解体、原始公有制的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使其自身矛盾世界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农业民族与工业民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垒。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它造成和肯定了交往的不平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负面效应的充分揭示显示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的向度。在马克思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如何得以发挥。
10．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指出，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经济还原论解释妨碍着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而这种解释又根源于人们从理论哲学立场出发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作为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反叛，属于实践哲学传统，它所主张的是一种“关系中的个体的存在论”，有可能综合地考察社会的各个视角所形成的种种不完备的观点，使之互相限制，消除各自的片面性，以形成一种面向实践的开放性的总体把握。从此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就可能使经济决定论和理性意志论相互限制、相互中介，并由此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把握。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是经济还原论，而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的互动论，由此我们能够合理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经济与政治在互动中的发展，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是由此将形成一个全球市民社会，即全球经济生活中一个相互依赖的“需要的体系”，其二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再分配能力,需要一种新的跨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治生活对之可能的回应也只能是适应与驯化两种手段。
11．关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王东教授指出，从横向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现代化和西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种共存的矛盾。从纵向看，必须看到近期现代化趋势“三先”、“三后”的历史特点：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历史起点并不一致，而是资本占先——西方占先——美国占先；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的战略目标。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既超越斯大林的“两个世界市场平行论”，又超越西方“发展中国家依附论”的“全面自主的开放观”，其主要理论生长点是：世界整体观；现代科技革命观；时代主题观；多极化与整体化对立统一的世界格局观；全面开放观；独立自主、循序渐进、稳健可控开放观。
三
《宣言》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解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如何看待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程，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12．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后的150年间，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走过的弯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对《宣言》的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宣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公正地评价了资产阶级，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批驳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并且提出基本原理的运用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发挥。 1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有时作了区分，用以标识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或在实现理想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有时又不作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二者都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学术研究中由于对此缺乏细致分析，往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演变。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只是一种运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且摒弃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名称。在1850年写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又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主义理论，把未来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此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名称就完全一样了，指的是同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并没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1917年8—9月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是把?
14．《宣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使千百万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在社会主义力量没有掌权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迫使资产阶级政权作出重大让步，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毋庸否认，苏东剧变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些原则是否仍然有效成为一个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但实践检验不等于实践效果的检验。认为有效的就是真理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实践检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能证明《宣言》基本原则的错误。一方面有中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的两极分化、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破坏，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问题的尖锐性某些时候可以缓和，但根本解决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人类的实践将最终证明共产主义理想的真理性。
15．众所周知，《宣言》的中心思想是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理由有二：一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二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造就了使这种历史必然性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问题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是否仍然有效？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指出，今天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言，资本主义应已进入成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早期矛盾和危机大为缓和，但就全球范围来说，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经济全球化正在造成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全球一体化引起国际关系的阶级化，国际关系的阶级化则正在实现《宣言》所批判的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情景。因此，《宣言》对我们认识今天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也应看到，当前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对人类争取共产主义前景的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述表现出了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它使《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不够充分，必须加以发展；第二，它使《宣言》关于共产主义实现途径的论述表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 16．对《宣言》基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密切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北京大学张翼星教授指出，人们一般把《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两个必然”和“两个彻底决裂”，或者是“消灭私有制”和开展阶级斗争，这些都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如果停留在这种表层文字的理解上，又是不全面或不深入的，甚至会导致误解。贯穿整个《宣言》的更深层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历史形态，它应当比资本主义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精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价值目标的统一，也表现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色。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宣言》的价值取向。恩格斯在1894年在应朱·卡内帕的请求，为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时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对此讲得很少，和俄国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有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俄国而来，也很少谈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宣言中曾经谈到：人的个性在砜怂贾饕迥抢锸怯械摹５钡浇裉欤行┤嘶故敲挥邪炎杂伞⒚裰骺醋髂康摹Ｃ挥凶杂桑簿兔挥忻裰鳌Ｒ岢鲂越夥牛鹬馗鋈说暮戏ㄈㄒ妗?
17．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传统及其观念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关于“两个决裂”的论述，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把这段话译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原文中的两个形容词均被译为“传统的”，这样一来，这段话就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后一个“决裂”，并不是泛指同传统观念的决裂，而是专指同流传下来的、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的决裂。马克思虽然继承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传统，主张对以前的和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但却从不对传统和传统观念采取轻易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不少东方学者由于受到传统社会的压抑，常常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激进主义的乃至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在译介、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文化态度，从而把马克思思想魔化为一种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魔化倒过来又强化了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
18．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和超越，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决不会死亡。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应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变化。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指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是用来指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倾向，而不是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来运用的。其现代意义的蕴含是在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逐渐明确起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获得了完整的丰富内涵。《宣言》的核心和精髓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价值目标的规定。对这一规定应结合今天的历史条件予以充分的解释和发挥。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现代化社会，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历史条件和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一切矛盾和问题都由此而生。必须对这一悖论的意义和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分析。
19．北京大学李青宜教授介绍了1998年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盛况。此次大会是苏东剧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名学者参加了大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巨大感召力。
四
20．对经典文本的宣传、阐释和研究，构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新的形势下文本研究要获得深化和突破，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对文本解读方法的这种反思和更新。聂锦芳博士认为，在对《宣言》的解读上，不论是过去将它的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还是现在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都显现出相同的解释模式，即：读者根据当代现实生发、概括出的观点，到经典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强化对观点的信念。这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必须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评判和感情因素的干扰，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不随意与权威和时尚趋同；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不奢望自己结论的绝对性和普遍适应性。今天我们来读马克思主义著述，不再是救亡图存的岁月急迫地需要从中寻求拯救危难的有效武器，我们虽然认同它的现实价值，但不认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这种“时间上的在后”，使我们可能会比前几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获得更多的从容，相对地更能把经典文本当
北京大学张立波博士在提交的论文《解读<共产党宣言>的方法论思考》中提出，长期以来强调《宣言》的实践性甚至是实证性，甚至把《宣言》视为革命战略的文本。其实，《宣言》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幅革命的图绘，更是一册历史的巨型画卷。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所能涵盖的，关于历史的理论叙事也很难以某种选择抑或行动来明确地、一劳永逸地证实。但理论并不因此而丧失潜能和力量，它所提供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行程。解读《宣言》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科学性和历史性的关系。科学性始终是历史的科学性，应把历史性作为科学性中的内在规定。在《宣言》提供的革命的政治修辞学中，社会公正和平等是核心，社会主义就植根于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追求。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本，《宣言》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贯彻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赋予的客观可能，而是一个有待于立足当下不断进行解读的文本，其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调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