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对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我是闻名久矣。张爱萍老将军的诗句：“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更牵动了我的心。看了南街村的录像带和介绍南街村的发展过程的小册子《理想之光》，便越发使我向往了。然而迟至98年春夏之交，才算偿还了这一夙愿。
在南街村我整整盘桓了四天。在这四天中，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参观了他们的几个村办工厂和机耕队，漂亮的南街学校和幼儿园，设施齐全的居民楼，还有医院和敬老院。此外，同南街村的党委书记王洪彬、副书记王金忠以及其他干部和居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愉悦之中。现在，一座为全体居民所共同享有的、真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镇，已经货真价实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能不使人惊叹吗！能不使人感慨、折服吗！“如果全国的乡村都能像南街村这样，该有多好啊！”这就是几个朋友的心声，也是我的心声。
随着南街村声名远播，其影响日益深远。自1995年以来，每年来南街参观者二十万人，包括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仅1995年即收到各地来信五千多封。其中有些来信非常动人。辽宁本溪市小堡畜牧场一个已经退休的高级兽医师隗永海就说：“我真心实意愿去您村工作。一不要工资，二不用养老，干不动了，回本溪儿女身边度晚年。如果有人问我为的什么？就是为的理想。”我在南街村就遇到过远离家乡情愿在南街村义务劳动的人。最近一位朋友新从南街回来，我问他印象如何？他只回答了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上这些，我想决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说明南街树典型的出现，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是
植根在中国大地上的，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然而也有个别对南街村的报道说，“那里还在唱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还在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还在‘吃大锅饭’”。从这些感情色彩颇为浓烈的话看，他们对这一切是何等地憎恶！但也暴露出，他们与中国人民的情感是相距得太遥远了。
随着南街村影响的放大，议论日渐多起来。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南街现象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分析。我想不管怎么说，唯物论者总要先承认客观事实。至少在如下三个问题，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
（一）这里真正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据南街村的介绍说，南街之路是逼出来的。15年前，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他们也像其它村庄一样，把两个村办企业承包给了两个“能人”。几年过后，结果是承包人发了财，群众吃了亏。大家开始大骂村干部不负责任，告王洪彬的大字报直贴到了县委门口。这样一向受到群众尊重的王洪彬不能不反思了。经过酝酿讨论，他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讲明了收回企业承包权、对土地实行自愿上交集体经营的想法，支部成员一致赞同，群众听了拍手欢迎。从此，南街村又开始走上集体致富之路。自1984年开始，经过群众奋发努力，辛勤经营，年产值达到70余万，此后每年即响箭般地连续上升。1985年130多万，1986年320多万，1987年730多万，1988年1400多万，1989年2100多万，1990年4100多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亿，1993年4.2亿元，1994年8.02亿，1995年12亿，1996年15亿，1997年16亿。利税从1984年的7万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8000多万。从以上数字看来，这是何等神奇的速度！简直是一步一重天，一年翻一番。问题是这种神奇的速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南街，同样是南街的人，搞承包制搞得山穷水尽，天怒人怨；而一旦走上集体致富之路，却蓦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了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由于承包制只是个人或少数人得利，大家吃亏的办法，是群众所不欢迎的；而集体致富的道路则是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的。因此才能激发起极大的劳动热情。南街村的事例，对先进生产关系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作了最生动的说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物质文明同精神本应是相辅相成地向前推进的。但是令人遗憾的，在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是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却滑了坡。甚至有的地方，不惜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上的攀升。结果造成了社会风气财坏，拜金主义风行，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病都滋生出来。而在南街村助人为乐成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睦关系等等，仅就治安一项来说，也是使人艳慕的。连续十余年，村没有发生一起较大的刑事案件；全村800余户，没有一户安防盗门的；全村26个企业都只有门楼没安大门；村里30多个建筑工地也没有围墙。事实上南街村已经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南街村的人莫不感慨良多，盛赞这里是“桃花源”，是喧嚣的大千世界的一块“净土”。然而，王洪彬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说任何地方都不是真空，南街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经过许多斗争和艰苦工作的结果。我以为他的话比较符合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都要从南街村正确的方向和艰辛的努力中去寻找答案。
（二）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
大家都知道，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是南街村的特点。按照南街村的说法，也就是工资制加供给制。从1986年起，随着南街村生产的发展，就逐步增加了供给部分。从1986年到1994年，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了14项公共福利。如煤、气、食用油、面粉、节假日改善生活的食品；以及儿童入托、学生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切费用均由集体负担；文化娱乐、人身保险、防疫、医疗费、计划生育、农业税、农村各项提留均由村里负担。这就从基本的生活保障上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忱，使南街人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兴建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两室一厅，74平方米。室内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54厘米平面直角“长虹牌”、“北京牌”大彩电，高档家具齐全，卧室摆好了席梦思床、高低柜、床头柜。炊具有双芯液化气灶、抽油烟机。卫生间设施齐全，每周供两次热水。仅每套居室配套下来就近8万元。这些居民楼都已按人口多少，免费分给村民。我曾亲自到这些居民楼中座谈访问。室内设施确实漂亮，决不次于北京一些处级干部的住房。谈起话来，主人们自然称心满意，眉开眼笑。我们也到幼儿园和南街学校去过。幼儿园办得决不在我们大机关幼儿园之下。南街学校孩子们的食堂，更漂亮得使人感到惊愕。那一排排定做的、不高不低的桌椅，都是明光锃亮的钢制品，开饭时每个孩子都在自己固定的座位上免费就餐，餐后还有专门洗涮消毒的设备。在这里上学，家长不再有任何经济负担，不仅学杂费全免，连校服和课本都由村里提供。在这里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和辍学的。南街村的孩子简直生活在天堂了，使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上不起学、买不起书的苦孩子，真是感慨万分。
南街村的敬老院和该村的免费医院面对面住在一个院里。老人们出门就可以看病，或者不出门，只打一声招呼，医生们就可应声而至。从这些细微处都可以看到领导人的用心。老人们分别男女，每两人一个居室，以便互相照顾，衣服被褥定时有人拆洗，所以都很整洁。大厅里放着一个大彩电，这是他们共同活动的场所。这里多半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在一起亲密相处，颇象一个家庭。我们去敬老院访问的时候，他们正在就餐，吃的是白面馍和河南人爱喝的胡辣汤。同他们谈起话来，他（她）们都感到无忧无虑，生活得自在，并说“这是托党的福，托彬的福！”他们说的“彬”，自然是指王洪彬了。南街之行，深感“幼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已不是空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从现有南街村的分配制度看，基本上仍是按劳分配。但从通常按劳分配的观念看，其基本的生活资料方面按需部分也许会使人觉得稍许多些。不过，这是有理由的，王洪彬等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理解自然比较深，农民比较实际，不喜欢空泛的道理。按王洪彬的话说，就是“搞一些有形的东西，把先进的理论与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逐步把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到群众当中去。”当然最根本的前提是南街村生产的发展，使他们已经具备了坚强的实力。试想一个三千多口人的农村，年产值达到16亿元，还不能在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给以必要的满足吗？果然这样的实践效果很好，不仅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而且鼓舞了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相对的私心也减少了。南街村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从这里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有效的分配制度，却遭到某些人的讥笑，说他们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某一时期，确曾猛批了一阵“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说“一大二公”不好，难道“一小二私”就好？是不是“越小越私”就越好呢？如果这样，我们不仅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还要退回到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去。其次，把毛主席在世时的分配制度笼统地说成是“吃大锅饭”，也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是正确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只不过级差不大，也许这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为了批倒这个“吃大锅饭”，有些人公然说，工人吃工厂的“大锅饭”，工厂又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试问，工厂的大锅饭、国家的大锅饭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领导人从家里带来的吗？难道不都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吗？其实，现在看来，某些人之所以把“大锅饭”批臭，不过是为了在分配制度上大大地拉开距离，在人民内部制造人为的鸿沟罢了。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刺激人的私欲才是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内在驱动力，这同我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社会发展的思路完全南辕北辙。至今这种拉开距离、扩大差别的作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隔阂和对立，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看来毛主席的看法是有远见的。
我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多兴办一些社会集体福利事业，使群众多得到一些实惠，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同书上，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在这本书上，毛主席对有关“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论述。一方面他肯定教科书所说的“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个原则是对的；一方面，他又指出教科书“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提法有“带来个人主义危险”。也就是说，他不赞成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和凝固化，还要着眼在社会的发展。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中也说：“他（指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按照现在南街村经济发展的情况看，比之人民公社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现在的条件下，其按需分配稍稍多一些，是符合毛主席论述的精神的。
（三）这里没有腐败
腐败问题，至今已成为全国上下最难办、最头痛的问题。公众相聚，朋友相见，没有不涉及这个问题的。多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过，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现在就腐败问题泛滥的深度和广度说，确实已大大超过了那个时期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尽管上下都想了很多办法，又制订了不少法律条文，虽不能说没有收敛，但何时能够有一个基本好转，还是很渺茫的。而在这种情景下，南街村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没有腐败！
人都知道，南街村干部的最高工资是250元，被称为“二百五干部”，他们正是有意来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傻子精神”。我曾对王洪彬同志说，“你们这一条，倒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因为巴黎公社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工人最高的工资。当年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从根本上切断一切升官发财的道路。南街村的做法，是有意无意符合这种精神的。现在南街村的一些技术人员工资有的上千元，不是远远超过干部的工资了吗？
当然仅仅依靠这一条，想保住干部的清廉自持是不够的。因为今天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他们的干部不可能不同外界接触，其形形色色的诱惑是不可免的。于是他们又规定了一个“外圆内方”政策。在外面受礼可以，吃回扣也可以，但回来后都必须如数上缴。“一丝不苟干南街村事，一尘不染做南街村人”，就是他们的口号。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也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除了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不断提高干部、党员的觉悟之外，还找到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这就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群众对干部的公开监督。这也正是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如何避免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问题。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1994年南街村的整风。由村党委带头动员全村群众，动真过硬地揭查挖自己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随后王洪彬首先在全村200多名党员干部的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他说：“以权谋私方面，严格地讲，我身上确实有。我让大家住楼里，结果我又盖了三间房子。因为啥盖？因为父母亲搬过来了，原有的三间住不下，我想再盖三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前十几年没少惹父母生气，没有行孝，现在自己四十多啦，再不行点孝，父母都七十多了。所以我以权谋了个私。……另外，官僚主义方面，近两年我认为比过去严重了，这个问题我身上很突出，今后要下决心解决。“在王洪彬的带动下，其他党委成员也都纷纷作了自我检查。然后把所有录音分发给下属支部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不过关的，还要继续查挖，直到过关为止。最后将查出的问题，分别进行批评教育、退赔和处理。这次整风收效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干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对巩固与发展南街村事业，起了重大作用。南街村之所以能够消除腐败，保持干部的清廉作风，这是有决定意义的。我想，这对全党也有借鉴价值。
这篇短文，远不是对南街村的全面论述。但仅就上述三项成就来说，南街村也不愧是二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佼佼者。尽管从经济水平上说，有如南街村者不乏其例，而上述三项做得如此完美，却是很罕见的。这样来看，南街村完全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中最优秀的典型之一。
当然，勿庸讳言，南街村是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为目标相标榜的。依我看，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完全不必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共产主义。我听说不久前，日本也有一个试验共产主义的村庄－－山岸村，曾派出代表团到南街村访问。既然资本主义国家都允许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更可以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了。二十年来，我们办了许多特区，何不也办一个这样的实验区，以百花齐放精神使其各现异彩呢？一些人对南街村横加指责，简直荒唐之至，把南街村说成是极左，不是把“左”抬高到天上去了吗？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共产党人鞠躬尽瘁追求的目标，全人类，尤其是中国人是决不会放弃这一理想的。我奉劝某些人，在闲暇无事的时候，静下心来，对南街村的成就以及获得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深长思之，这是大有好处的。
（原载《南街村报》1998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