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是说四人帮反对大寨吗？究竟谁在反对大寨破坏大寨？
重访大寨：1987年（戳破恶右多年欺骗中国人民的无耻谎言）
重访大寨：1987年
□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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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于2004年5月15日去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长期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下面把他90年代初的一篇著作《The Great Reversal》介绍给读者。韩丁这篇著作的主要观点，我们未必同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数次深入调查中国农村，在80年代就提出了很多有预见性的见解，直至今日，他推理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重访大寨：1987年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个仅有80户居民的小公社把贫瘠的、饱受雨水冲蚀的山坡地变成了肥沃平整的农田，而且有着可与衣阿华州相媲美的灌溉产量。大寨的农民种植苹果树、胡桃树和桑树，他们养蚕、蜜蜂、鸡和猪，他们建了一个砖窑、一个豆粉条加工厂、一个矾土矿，他们还用农作物卖出与商店经营的收入所得为每家每户建了坚固的石头房子，他们给孩子和成人以教育，并给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障。
毛死后，有些人开始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新指定的干部们从国家领取工资，把集体修建、集体劳动积累下来的土地承包给家庭进行私人生产。官员们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据新华社最近的一次报道（1987年9月17日），现在的大寨证明“责任制”比从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不幸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报道的主要观点。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到过大寨，有五次是在集体合作时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时候及进行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中几次访问时间很长很深入。最后一次是1987年6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则留到了八月。
结论：1979年以来，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视集体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充满偏见的比较
当前的报道从如下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
——总收入的激增。总收入从1978年的185，000元增长到1986年的650，000元。
——人均收入的激增。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86元增长到1985年的650元。（然而，1986年由于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另一个煤矿，可自由支配收入跌到了608元）。
——新的赚钱的企业和工厂的创建。1986年它们创收超过490，000元。
对这些说法的仔细考察将揭示出事实和它们所刻意遗漏的东西。
首先，所有给出的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
人民币从1978年开始大幅贬值。如果我们取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数据已经从1978年的1.6元兑换1美元跌到今天的3.7元兑换1美元。这些官方汇率很可能并不反映人民币的真正贬值程度。黑市汇率已经接近6-7而非3.7。这些数字也未考虑美元自身的贬值。
如果拿人民币所能购买的有代表性的零售品来衡量，贬值也是相当明显的。一元钱今天所能买到的商品不足1978年的一半。在山西省，几年前玉米9分钱1斤，今天已经达到2角4分1斤了。官方报纸（11月9日的《中国日报》）的数据说1985年到1987年间，物价上涨了27％。为了使数字在整个范围内具有可比性，1978年的所有数字都应翻番，或将1986年的所有数字减半。
其次，分田前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
分田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集体化时期，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按改革前的价格计算这些至少要相当于每人每年50元。尽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点福利，但占总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
此外，在评估集体化时期的工资水平时，必须要考虑每年实际上都要加入积累基金中的新创造的流动资产，还要考虑每年花费几个月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这些新增资本包括高产梯田和坚固的防塌的家居石窑。土地无法立刻就给与回报，但却能确保未来收入的更高水平。虽然很难给这些资产定价，但从每亩地上消耗的劳动力、从每亩肥沃土地出产的谷物的现金收入和每个窑洞的现金价格上，可以估计这些至少又相当于每人每年50元。
要做一个有效的对比，就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186+50+50=286，然后修正通货膨胀因素翻一倍，结果是572，接近今天的人均收入650元。
为了公正，今天大寨增加的集体企业的资本也要计算到人均收入的数字里面。这些当然这会使统计结果有一个很可观的增加。但是由此引起的增加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在过去，人们在冬天通过赚工分的劳动也创造了许多新资产。而今天所有的集体劳动，如修路、修梯田、开垦新土地、扩展水利灌溉、增加新的企业，都要付工资。
工分赋予参与者的，仅仅是从集体总收入的一个部分，即用于分配的部分中获取与其成比例的个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全部劳动力所耗费的工分越多，每一工分的所值就越少，因为这些劳动并不能在今年创造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劳动一个冬天，每个参加劳动的农民与其他不参加基建的农民相比，可以从总分配基金中获取更多一些的份额。但是这些劳动并不能增加当年分配基金的总量。分配基金的总量是由收获的庄稼的价值，加上副业生产创造的价值（减去产品的成本费用），减去为福利而准备的基金、为将来的储备基金和用于投资的资金而形成的。这后面的两项内容通常结合在一起作为积累基金。
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必须从积累基金中支付，即把财富从公社转移到个人。随着固定资产的升值，积累基金中的流动资产就要减少。而且，工资收入本应计入人均收入，而过去并非这样。
在过去，所有的生产费用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清楚的帐目，在留出福利基金、积累基金和分配基金之前，生产费用要从净收入中先行扣除。今天，由于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私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生产费用的详细帐目。没有人会自愿提供任何信息。在1986年的630，000元的总收入中，有306，000元到了个人手中，这个数字除以504，得出了这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08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费用必须要从这306，000元中扣除。村里支付了种子、肥料、杀虫剂、水、电和耕种（如果用的是拖拉机）的费用。农民仍然拥有自己的工具，很多村民都有农具和牵引牲畜，八户农民有四轮拖拉机，六户有卡车。这些个人所有的工具、牲畜、拖拉机、卡车都有折旧，需要修理（耕畜需要兽医治病）费用和运转费用。其中一些费用，如燃料可能已经计入成本，但是其他的如草料，肯定还没有计入。所有这些都要从一个家庭的净收入中扣除，这样所报道的改革后大寨的人均收入就要缩水了。
1983年前后村级帐目上有一个微小而意义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开始给村党支部书记发工资，这免去了村级财政的这份负担。由于大寨的村民都不愿实行私有化政策，1982年12月政府派进来一个干部，来推行国家改革工作组的决定。从那时起，镇里就开始给村支书发薪水了。现在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每年可以拿到700元，还有接待来宾时的每天3元的补助，到1987年8月为止单是这种补助他就已经拿到270元以上。而这位支部书记一直使用着一块土地，他还从庄稼上获得一定的收入。
在大寨人的观念中，国家给的薪水在这些靠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与那些靠艰苦的体力劳动过活的单个农民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让拿着国家的工资的人来治理他们的村庄，农民是很不喜欢的，这也给改革罩上了一层阴影。
无论怎样加合或者平衡上面所说的各种差异，1978年与1986年的收入差别显然没有现在的报告中那些用经过筛选的数字和不可靠的统计方法所得出的那样大。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想比。劳动力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质变。1978年村里有大约200个劳动力，1986年超过了250人，但还不足以供给所有的企业，于是村里从外面寻求帮助。集体化时期的大寨很少或者不雇用外来劳动力，而实行承包制后的大寨在赢利最多的副业、煤矿和几乎各个地方都雇佣了数量可观的非本地劳动力。三分之一的矿工是从其他村里面来的，75人中大约有25位。这样劳动力就不仅增加了50人而是75人或者更多。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形势推断，就可以想象还有外来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厂、果园里和卡车、拖拉机上工作。保守的估计，从1978年至今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足有40%。
劳动力的扩张显著的增加了大寨的总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为虽然外来工人把工资带回家里，但他们的剩余价值还留在村里。总收入的这一部分增加了集体所有的积累基金，长远来看也会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人们将从新的资本投资中得到更多的工资与津贴奖金。山东一个雇用外来矿工开采金矿的村庄，现在已经正在为所有的村民建造价值万元的房子了。
第三，当新的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更大的提高的同时，其他的集体化时期的工程已经在衰落，甚至破产。事实是，如果没有煤矿，大寨的收入按通货膨胀修正以后，要比1978年还要低好多。
当前的所有报道的起始点都是1978年。那一年大寨的总收入是185，000元。1983年第一个煤矿开始投产，给总收入增加了几十万元。到1986年，产出的煤卖了350，000元。从总收入（假设为630，000元）中把它减去，就得到其他方面的收入计280，000元。再把这个数字减到二分之一已修正通货膨胀，就只剩下140，000元，比1978年的总收入还要少45，000元。即使这些修正有些夸大，分田的成果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有些人会问，这怎么可能呢？
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从1983年以后大寨废弃了几家赢利的集体企业，同时不再继续维持曾使大寨闻名的土地高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措施。遗弃的企业包括一个豆粉条加工厂，每年能获利10，000元，其副产品支持的养猪场可以获利20，000元；一个打铁和焊接的工厂，每年获利7，000元；一个酒厂，每年获利5，000元；还有一个养马项目，使用其他地区的牧场，每年能获利40，000到50，000元。这些总共每年92，000元的收入就再也没有了。曾用于豆粉条加工的巨大厂房和周围的猪舍现在都空荡荡的矗立在虎头山的山坡上。
虎头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包括曾经用于养蚕的许多桑树，还有许多的胡桃树、柿子树，现在看起来，即使没有被遗弃也被忽视了。
由于官方的说法是在过去大寨只注重粮食生产，所以今天的村里的领导人介绍一些早已经建立而还在生产的企业的时候，也说得仿佛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这也是改革的成果一样。这些包括：从前每年赢利2万元的砖厂（韩丁一家1971年在这里工作过），盈利1万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厂，还有用于在公路上运送货物的拖拉机，年盈利1万元。
真正的新企业，除了煤矿，还有一个面粉厂，一个采石场，外加一些私人跑运输的拖拉机和卡车。新的卡车与拖拉机带来大约7万元的收入，少于关停老企业所带来的损失。
下滑的农业
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农业滑坡是严重而显著的。除了因果园扩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国人把它划归副业），作物产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使大寨闻名的密实浓绿早熟高产的玉米和高粱。今年六月大寨田地里的作物生长水平反映出私有化给土地带来的管理技术和对种植责任的巨大差异。我发现作物的颜色、秸秆高度、种植率、萌芽率和作物管理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不得不断言今天的承包户无法达到十年前的集体种植水平，统计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官员者喜欢提起1983年改革第一年的粮食产量。这的确是一个大丰收，亩产668公斤，总产量破纪录地达到达508吨。问题是历史上这个产量是经常接近甚至超过的，如果不是总产量，那么也是亩产量，但是再也没有被重写过。1983年天气非常适宜，土壤在集体护理几十年后已经非常肥沃了。从那以后，天气就没有那样好过，承包户对于肥料、种子质量和其他关键投入漫不经心。产量从此下滑了：
1984 420公斤/亩
1985 470公斤/亩
1986 (大旱) 420公斤/亩
1987 (大旱) 157公斤/亩(估计)
集体化时期，大寨也经受了干旱的年份。1982年就是其中一次。好大喜功的某些人喜欢把这一年的310公斤/亩的产量和1983年的668公斤/亩相比较。然而，在1975年大寨作为集体公社的时候，平均亩产578公斤；1976年亩产591公斤；1977年亩产690公斤；1983年亩产506公斤。即使这些数据被夸大了，像批评家现在说的那样，他们也不可能去掉太多。我在1977年和1978年去看过庄稼。这是我在山西看到过的最好的庄稼。为公平起见，应当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坏年份跟坏年份拿来对比，而不是把最坏的跟最好的相比较。
从7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早期改革开始，昔阳县的作物产量由于大寨这个典范的带动下总体来说一直非常好。我经常注意他们，钦佩他们，甚至惊讶于山坡梯田上能够产出那么多粮食。1983年私有化以来不仅大寨村而且邻近区域，曾经以高产闻名的地方，都每况愈下。举例来说，这是石坪和南垴的数据：
石坪
1973 314公斤/亩(旱年)
1979 461公斤/亩
1982 211公斤/亩(旱年)
1986 170公斤/亩(旱年)
1987 很少(旱年)
南垴
1977 493公斤/亩
1979 444公斤/亩
1981 255公斤/亩
1982 255公斤/亩
------改革以后
1986 224公斤/亩
1987 很少(旱年)
过去几年不仅产量下降了，而且基础设施，包括梯田，田间道路，灌溉系统都恶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来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间的通道去年的六月被消蚀得厉害。一个个体农民承包了道路维修的工作，显然他并没有认真履行合同。在全县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达到总数的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着种植区域的减少和产量的下降。
煤矿的随意开采在石坪已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许多井变成了枯井。如果没有“西水东送”——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时被中央政府严厉地指责——当地早就没有水了。
待拯救的煤矿
至于大寨，随着许多原有规划的放弃，土地产量的下降和基础设施的消耗，官员们能够拿来炫耀的，不过是几个新建的私营卡车拖拉机运输公司，增加了25%的果树种植面积和两个煤矿罢了。然而，由于大多数果树都是许多年前种植的，而且现在已经达到结实年龄，那么1983年的改革就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东西了。这样就只剩下煤矿这一项，目前大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有的卡车拖拉机加在一起总共有90,000元的收益，果园（新的和旧的）有110,000元收益。但是单是第一个矿井就有350,000元，使采矿成了分田后经济中的第一要素。在1987年，打了第二口矿井，预计产量最后会比第一口井更大。煤矿开采在未来肯定会在大寨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但是那些官员们可以合理地把这作为政绩吗？如果没有私有化的政策，这些都不会出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大寨早在公社时期就开始开采煤矿了。60年代早期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开始一个煤窑的建设。一个恶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继续。村子忙于土地的基本建设，无法抽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因素促使暂时放弃了开采煤矿的努力。70年代勘探人员在昔阳县发现了矾土矿石。大寨于是开挖了一个矾土矿。生产队员成功地工作了几年，在当地矾土市场瓦解后就放弃了。为什么市场会消失我还不太清楚，但这的确影响了许多矿。对大寨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1987年大寨领导给我的报告，第一口新矿井是1980年开挖的，比改革开放早几年，但是煤矿投入生产是在1983年，正是分地的当年。煤的开采及时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然而，农民们依然作为一个集体在矿上工作。他们把它当做公社的计划，植根于过去的公社传统，仅仅由一个叫梁炳良的私营企业家承包罢了，两年后所有一切都私有化了。官员们怎么能把煤矿作为自己的政绩呢？
有些人也许会辩解说，在集体体制下大寨不能够雇用外来工人在矿井工作，因而不能扩大规模使矿像今天这样有效益。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作为合作制他们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只要跟一个或者更多的邻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
官员们也许会辩解说，1979年以前国家宣布了所有煤矿的所有权，降低了本地采矿的积极性。这或许是真的，然而早在1979年之前昔阳县的许多公社和村子已经开采了煤矿和矾土矿、采石场、石灰矿。如果国家政策阻止集体开矿，那这项政策也几乎是无效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国家政策改变了。没有任何的分田到户政策，也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为了鼓励、推动和自主集体开采当地资源，国家不需要执行农业私有化的政策。
两个截然相反的经历——60年代挖煤的失败和大寨今天矿业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个昔阳县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的基础设施的进步，而不是分田的政策。60年代，大量的煤矿埋藏在阳泉市的周围，从石家庄到太原铁路主干线上的小镇。当国家开办了大型煤矿，为华北和华中的脆弱的工业提供煤矿的时候，昔阳南面的道路还是那么狭窄、弯曲、不平。高昂的运输费用压抑了昔阳大山中的开矿者的积极性。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大的单位已经几乎采光了阳泉的煤矿。买主寻找新的矿源。国家已经建了一条进入昔阳的现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现在正在建设一条到达并穿越小镇的铁路。昔阳的煤炭销路很好，而且相对方便运出。我认为，对于大寨村民采矿来说，这些积极因素远比分田政策起的作用大。
诽谤的背后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如此持续的歪曲大寨的真实情况呢？
官员们用“实事求是”的口号维护自己的权力。 然而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触时，事实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今的政策需要干部来挑战毛时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抛弃它。报告应当表明“责任制”比集体制更有效率，不仅是在那些明显停滞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应当首先包括位处山西丘陵地带的毛时代的典型公社。
诋毁大寨的故事到了这步田地就跟“实事求是”毫不搭边了。大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帅”、“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先公后私”作为原则的典范。大寨的成功，并不是如官员们现在所宣称那样，是由于国家补贴和军队的人力支持，它归功于大寨人民的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和合作精神，归功于陈永贵的天才。如果合作化运动在中国普遍取得大寨那样的成功，整个农村改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在70年代，中国30％的村庄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中间的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后30％农村的回答。这些地方实施责任制以后，很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的农村居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转扫清障碍，官员们发现他们必须毫不含糊的抹黑、诋毁、破坏所有代表正确方向、发展良好的农村样板，或是干脆不提它们， 把这些样板打入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冷宫，使其影响完全消失。后面这种封杀的方法对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适用的，但对像大寨、张庄这样的公社则不起作用。这样，在分田的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上产生了不寻常的矛盾，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集体经济可以很繁荣兴旺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真理，这个在中国早期剧变中频繁提起的词语，成为了这些人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样在改革后这么长一段时期里，真理在雇佣劳动问题上也是牺牲品。在否认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之后，一些人继续否认：农村中一些农民通过雇工而富裕起来，其中包含着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长时间忽视改革以来大寨煤矿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那里一个农村可以剥削另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措施对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应该把中国未来的其他讨论先放在一边，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而年复一年，官方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仅仅不断重复，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是完全没问题的。其他人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赶上来。
最终，态度发生了大倒退。87年以后，不再对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的雇工问题进行限制，在发展的现阶段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论上所有的这一切，官员们都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辩护，同时为一种新型的企业正名——私营而非个体经济。个体经济不过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类似于夫妻店，当这种经济形态雇佣的人数增加时，就会逐渐转变为私营经济。
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认，不必再逃避，只要公开的支持这种长期以来已在全国迅速蔓延的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就行了！
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对这些官僚而言，也不像前一个阶段那么重要了。因为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实践上是否安全可靠。混合经济带有天生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毛为什么在过渡阶段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将管理权完全承包给私人，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经理决定买卖等一切生产行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和主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公有制将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决不是不证自明的。与经济的私有部门的扩张同时进行的，是对生产资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优惠政策，控制的越多，优惠也就越多。
在这样新措施下，所有的经济部门中都产生了大范围的两极分化，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现状是不稳定的，它正朝资本主义倾斜——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自从1983年实施承包制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得到100元。此外她和她丈夫还可以得到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镇上扣除了这笔钱，用于偿还镇上给她家的那台彩电——而她从中实际得不到什么。新闻媒体经常吹嘘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电视、家用电器，却没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购买的。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总结了大寨过去和现在的教训，人们不能不对大寨的现状感到巨大的讽刺。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私有化政策使现在的大寨，几乎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的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尤其在昔阳县这样有非农业资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区。而越来越清楚的是，分田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
1984年的农业大丰收后，1985年粮食产量下降了3000万吨，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迹象表明，尚未公布的1987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可能还要大幅下降 。
1987年10月31日的《中国日报》上，引用了邓小平的话，他认为90年代的其他领域都将取得顺利的发展，但他唯独担心农业生产。其他领导人最近纷纷引用这段话，抱怨改革的负面结果——农田水利工程大量损坏，耕地面积迅速收缩，土地肥力下降，农田抵御灾害能力下降，还有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共机构日益衰弱。《中国日报》报道说，问题的根源是“农村积累基金机制的不完善……我们过去以为农民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农民积累能力是多么的脆弱……农民近些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了非生产用途上，例如购买消费品和盖房子。”
大寨的今天生动的说明了这些问题。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最令人震惊的是，以往交售公粮的比例甚至高于“北大荒”机械化国营农场的大寨，今年（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收获的粮食却不够当地人的口粮。
1987年，大寨种植了506亩玉米，估计亩产174公斤，总计88吨。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吃玉米，大寨的农民卖掉玉米换取小麦，两斤玉米换一斤白面，88吨玉米脱干变成了82吨玉米粒，换了41吨白面。按照每人每天消费0.7斤白面，大寨的504个人一年应消费大约64吨多一点。这样，按照官方的数字，1987年大寨的短缺23吨白面。那么这会不会形成饥荒呢？不会。因为每年他们都瞒报粮食产量，把一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以此度过歉收的年份。今年，很多家庭就仍然在吃1983年大丰收后储存的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知道每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呢？答案是政府并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过是，作物产量下降了。对大寨人而言，这无关紧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于副业生产。在煤矿中，一个人每天可以赚9块钱，矿工不必再种谷物，他们可以直接用钱买。但如果粮食减产遍布全国，形势的危险就会显然了。
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这是缭绕在官员们心头的恐惧，也是责任制的软肋。在中国，粮食生产绝非副业。正如毛所经常指出的，它是“纲”。当你担心90年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时，你担心的实际是大约8亿人的主要活动和基本生活来源，以及超过10亿人的食品供给。你担心的是经济的命脉。在这方面还不得不听听中国农民的声音。而他们现在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选自韩丁《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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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进驻大寨，逼迫分田到户
作者: ziliao
日期: 2008-02-13 00:45
“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直是大寨党支部带领群众高高举起的大旗。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了“搞个体”的口子，大寨人特别是老年人难以接受，他们怕走“回头路”，怕吃“二遍苦”。
《中国农民报》1981年4月5日刊登报道《大寨人正在挣脱‘左’的枷锁》。文中讲到，年初，大寨开始联产到组。梁便良不同意。他说：“退！退！退！昨天破了口子，分成三个队。今天再变成六个组，下一步不就退到单干了吗！我入社时什么家底？不就是土改分的十亩地，一条驴腿和一条牛腿吗？现在什么样子？大家都拍拍心窝子想一想，集体化哪条对不起我们？大锅饭吃不得，二锅饭也不行？”
后来，梁便良的思想转变了。贾进才的思想也进了一大步，他说：“批是批，干是干，不能泄气。咱大寨怎么能跟党扭着脖子干哩！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产量”“，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是大寨人常说的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寨的“车头”常换，影响到火车的正常运行。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郭凤莲调出大寨，大队长贾长锁担任了支部书记。第二年，全国各地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大寨党支部反复研究决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当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四十万公斤，虽然总产比去年没有多大增加，但小麦、谷子和豆类比例比上年增加粮食成本也降下来了。原来村民们没有一项家庭副业，这年有十四户养猪，一半农家养兔四百多只，农户养鸡四百五十只。这是大寨人几十年没有见过的门前“鸡叫、兔跳、猪跑”的景象。
一九八二年，因为作业组之间发生种种矛盾，村干部调解不下来，加上村里又办起了煤矿、砂石厂，干部觉得领导精力分散，就决定返回“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回潮受到昔阳县委和大寨乡党委的批评，派人劝说也没有制止住。大寨又回到吃“大锅饭”的体制下。
这年十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大寨，要求分田到户。对此一刀切，大寨支委们想不通，村民们也想不通。那时候，大寨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二元二角钱，一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口粮二百五十公斤，细粮占40%。因为集体家底厚，社员住房不要钱，看病、托幼儿、孩子上学、用自来水、看电影等“五免费”已经享受多年，当然不想拆散集体。工作组讲，全县许多眼睛都盯着大寨，大寨不动，工作无法开展。贾长锁说：“这样吧，也不要让领导为难，你们分就分，先把我撤了吧！”现在回头看，上级领导硬要大寨“分田到户”也是一种刮风，没有从实际出发，违背了大寨人的意愿。贾长锁忙了三个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以后，撂下了支书的担子，县委将原大寨推荐在清华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赵素恒从县水利局调回大寨担任支部书记。
赵素恒上任后，对大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后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依然注意发挥集体经济的实力，积极为农户提供各项生产服务。赵素恒带头劳动致富，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1984年全家收入了八千多元，人均收入一千四百多元。在他的带动下，有六个农户买了汽车，七个农户买了拖拉机。1985年6月赵素恒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他走得太早了，差两岁才到五十，英年早逝，刚挑支书的重担两年多，可惜！
1985年8月，赵存棠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干了不足两年，他主动辞去职务，原因可能是“老陈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不想再担任干部了”。1987年1月，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高玉良担任了大寨村支部书记。1988年，按广东人说应是个“发发”年，可大寨却背上大债。他们向国家贷款二百万元在虎头山建起了一个化工厂。按照设计，每年可以生产六百吨氯化苄，产值可达四百二十万元。投产初期，产品供不应求，时间不长，产品滞销，销售价低于成本。更严重的是污染问题，厂址在大寨村头上，给植物生长与村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不过几年，化工厂倒闭了，留下一片断垣残壁，记录着大寨人种粮食的手办工业交纳的一笔巨额学费！
阵痛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局外人是很难说清楚的，也许，它将始终埋藏在大寨人的心灵深处。
（摘自段存章著《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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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存章：刘式“四清”在大寨
作者: ziliao
日期: 2008-02-13 15:21
虎头山虽小，政治风云际会。1964年11月，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晋中地委在昔阳十二个公社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团，大寨也要搞四清。陈永贵去北京前，一再嘱咐村干部要和对待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热情接待，积极协助。谁知工作队进大寨后，专拣对干部有意见的人“扎根串连”，搞得神神秘秘。“鸡蛋里挑骨头”，硬是挑出一个“假骨头”，说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工分不符合规定。这一下陈永贵火了，据理力争，吵得脸红脖子粗。正在这时，天下了一场大雪。阳泉来了一批人要上山参观。虎头山被大雪盖了，参观的人上不去。工作队只好请陈永贵派人上山扫雪。陈永贵说：“我还再敢犯这个错误，扫雪就得记工分呀！”工作队队长只好再与陈永贵商量，总算派人把路上的积雪扫了。
工作队召开揭问题会，有一个社员站起来说：“十个指头都长在我的身上，咬咬这个指头我感到心疼，咬咬那个指头也连着我的心哪！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我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说罢，离开会场。
就在大寨干部接受“洗手洗澡”（检讨反省）之时，陈永贵开罢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回到大寨。按往常习惯，老陈从外边开会回来，干部和社员不断登门，听这听那，问这问那，有时一坐大半夜。这次回来，老陈觉得不对劲，没有人登门，耳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他在屋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又拿起旱烟袋不停地抽，一直不见有人登门。夜深了，老陈躺在炕上，才听见外面有人轻轻敲门。他把门打开，支委们一个一个悄悄地走了进来。有个支委说：“咱们最后见一面啦！”陈永贵送走伙伴们，自己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他想不通，在北京开会期间，他曾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这次“四清”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为什么没有回声呢？！
陈永贵认定：“鸡蛋里是没骨头的，谁挑我就和谁抗一抗。”工作队叫他谈话，提出主要谈当前生产问题，陈永贵说：“要谈，咱先谈‘四清’再谈生产！”陈永贵和四清工作队当面锣对面鼓闹起来了。
第二年二月中旬，根据周总理的安排，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昔阳县委派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七人进驻大寨，原来工作队撤离大寨。
1965年5月21日，康丕烈等三人联合向中央和华北局写的报告送到山西省委。中共山西省委以（号文件下达，并加了批语。报告题目是《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寨联合工作组‘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批语中写道：“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此《报告》还认为，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来大寨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缺乏经验，不敢大胆地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做法”，引起了陈永贵等人的怨气。
这种“怨气”变成“文革”中大批判的路线觉悟。陈永贵在大会小会上常讲，前一个工作队是代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个工作队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寨人是在自觉地维护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就连毛主席生日宴请陈永贵那次，陈永贵说过他先去见刘少奇，刘少奇坐在办公室不热情，当见到毛主席握着他的手非常亲热，这反映了两个司令部对他的态度。
（选自段存章著《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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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破乱人捶：大寨占了国家的便宜吗？
作者: ziliao
日期: 2008-02-13 15:28
段存章
中国人有两句俗话，一句是“鼓破乱人捶”，另一句是“墙倒众人推”，这捶和推都是说的一个意思：扶胜不扶败，谁败谁受欺，谁败谁倒霉。
大寨红时，到处又是秧歌又是戏，赞的、捧的、吹的、敬的、送的，拥来挤去，争抢着沾边。在大寨礼堂看戏、看电影，大寨社员个个坐前排，别的村社员只能坐后排；大寨支委不到场，幕是不能拉开的，全场观众等着；退场时，也是大寨人先走，别的村社员随后。大寨人出门办事“仰头，挺胸”，高人一等，就连与大寨人盘个亲戚也觉得是一种荣誉美滋滋的。
大寨落架时，处处又是一片斥责声，踩的、踢的、压的、骂娘的、讥笑的、冷眼的、躲开的，生怕沾上边。大寨人出门坐火车不敢说“我是大寨的”，连个“我是昔阳的”也不想说。郭凤莲的小儿子当年周总理抱着照相，参观者哪个不夸，后来“凤莲遭冷遇，儿子受连累”，上学回家路上有人往身上吐唾沫，有人伸手打巴掌，世俗偏见太可恶了！
鼓破乱人捶，捶得最重，最使大寨人不能忍受的一捶，就是某报发表一篇批评大寨文章，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仅以上几项财力、物力支援，共达八十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五元。按1976年和1977年大寨八十三户、四百八十口人计算，平均每户达一万元，每人达一千七百五十余元。”“如果算一算上述国家的支援账，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除了规定的粮价外，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
这个“二角二”，激怒了大寨人，也气急了大寨人。大寨一位老汉说：“大寨红的时候，大寨什么都好，没有一丁点不好，捧上了天，还不嫌高；大寨败的时候，大寨什么都坏了，一丁点好也没有了，给你摔在地上，还使劲往泥里踩！我们大寨卖给国家的粮，每卖一斤，还占国家二角二分的便宜！这笔账是谁瞎算的？那时候，我们打了粮食，首先想的是国家，是工农联盟，宁可自己少留口粮，也要多卖给国家，谁想到卖出罪来了
这笔“支援账”严重失实。最大的一笔是中国科学院在大寨建立农业机械化试点，总共投资的那五十万元。在第二次全国学大寨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为响应号召，中国科学院安排韶山、延安、大寨等地重点试验项目。山西省、晋中、昔阳县农机、水利、工交、科技等单位联合组成了大寨农机试验领导组，试点经费五十万元由科学院分批下拨，账号由昔阳县农机公司单列，与大寨无关。经过一段工作，试验的种类八十多台农机具，有的没有成功，有的没到现场，试验成功的有二十六台，凡适应山区作业的，由试点组作价优先转让大寨，如大寨不要，再另行处理。根据机械使用时间、损耗程度折价，价格不等，从100%到20%，试点组向大寨移交的拖拉机、四轮车、脱粒机、粉碎机、水泵等二十六台机械原价四万五千零三元九角四分，折价为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元，往来账目一笔一笔记在昔阳县农机公司的账目上。这怎能乱捶到大寨的身上呢？
看来“二角二”这笔账，是一个不懂实际、形而上学的推算法。我曾听说昔阳“四清”时，工作队进驻某村清查干部损失集体财产账，一个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干部追问村支书：“你死了一头母骡，损失多少钱？如果母骡不死，一年产一头骡驹，损失多少钱？两年产两头骡驹，损失多少钱？..”他算着损失越多，支书越不怕，暗暗发笑，工作队员问：“造成集体损失这么大，你不痛心，还笑什么？”散会后，群众议论说：“马与驴交配生下骡，骡是杂交品种，还能产下驹吗？瞎算账，真是一场大笑话！”
大寨是自力更生的化身，但不能没有外援。大寨有了外援，如虎添翼，更快地发展经济，这毫不影响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摘自段存章著《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韩丁：“应该---首先讨论这一问题”
作者: yuhong2
日期: 2008-02-14 10:23
如题
“同样在改革后这么长一段时期里，真理在雇佣劳动问题上也是牺牲品。在否认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之后，一些人继续否认：农村中一些农民通过雇工而富裕起来，其中包含着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长时间忽视改革以来大寨煤矿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那里一个农村可以剥削另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措施对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应该把中国未来的其他讨论先放在一边，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而年复一年，官方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仅仅不断重复，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是完全没问题的。其他人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赶上来。”
韩丁先生确实慧眼独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了大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刚刚出现的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现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是我们有些网友却对南街村等现在已经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主的情况熟视无睹，还认为他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陈永贵：告诉中央，大寨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作者: ziliao
日期: 2008-02-14 15:21
发表者: bh1178
今天在凤凰看了五集纪录片《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沉浮录》，看到最后一集，陈永贵逝世前的最后日子，不禁有些唏嘘。对着镜头讲述陈永贵最后日子的是郭凤莲。
陈永贵在北京医院临终前的最后日子里，叫来了和他二十多年一起艰苦奋斗改变大寨落后面貌的老干部，当然他们也和他一样靠边站了，其中最年轻的是郭凤莲。
陈永贵对郭凤莲说，你回去和乡亲们解释一下，咱们大寨人是干出来的，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怎么反倒落下了一身罪名？ 让乡亲们跟着受憋屈了。
接着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你是这些干部里最年轻的，万一有一天，你能见到中央领导，你给解释一下，就说大寨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陈永贵嘱咐郭凤莲的最后一件事是，让孩子踏踏实实做点实事，别让孩子当干部，当官。这是陈永贵对郭凤莲说的最后的话。
新华社对陈永贵逝世发的通稿没有只字评价，点明陈永贵的身份只是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好像陈永贵并不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逝世后骨灰运往大寨，在大寨的村口，黑压压跪倒了一大片人，等候陈永贵的骨灰。那些都是大寨的村民还有不是大寨的人。
乡亲们给陈永贵搭了灵棚，然后想请夕阳县的领导们来祭奠，被告知拆了灵棚才能来，郭凤莲对乡亲们说，老陈带领咱们干活的时候，经常干到晚上，咱们不能夜里拆。结果第二天早上把灵棚拆掉，县里的领导也并没来为陈永贵送行。
乡亲们把陈永贵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山头上，一部分留了下来。郭凤莲的讲述令人心酸，郭凤莲说最大的遗憾是没给陈永贵开个追悼会。
这个靠自己带领大寨人苦干，成就传奇的农民副总理，就这样不为人知地离去，他一生曾经那么辉煌，走时如此寂寞和心有不甘，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错在了哪里，但是他临终却还在不停地说自己错了。
看着陈永贵二十几年来带领大寨走过的路，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靠实干创出奇迹的农民领导者，他的错或许在于不该卷入政治，但是这一切又由不得他来选择。如果陈永贵只是个大寨书记，相信他一定是个长寿的老人，快乐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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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过去苦
看见那么格外亲
马儿啊慢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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