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 ，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 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
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著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
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
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著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
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 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著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邓小平的历史责任本文多处以邓小平及其事业作比较，无意否定邓的一生为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无意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提出置疑，只是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对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过高抬邓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当然，邓小平是近二十年来疯狂反毛的罪魁祸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学校曾组织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看邓小平七九年访美的记录影片。
在欢迎邓的音乐会上，当一群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时，镜头在邓的脸上停留了五秒钟；邓僵硬的、没有半点喜色的脸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让美国主人感到奇怪。过于早熟的政治意识使作者强烈地感觉到一场反毛运动将很快来临，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害者们将在“实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意志和报复的欲望。
八一年，《决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东过错的声浪 。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邓慌忙推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试图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著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而邓当时要么在法国勤工俭学，要么在中央作个小书记。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流行海内外、将邓和毛相提并论的作法更是奇怪无比。如果说毛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那么邓则是在新纪元里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毛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长期的甚至永久的，邓只可能是暂时的。邓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阳；当邓试图因太阳黑子而遮住太阳的光芒时，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这一结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毛是新中国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那么邓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条件哪？换了别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经历过“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没像毛那样制定系统的指导理论，和其它人“摸著石头过河”是他的选择。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将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大势所趋。赵紫阳任总理时曾讲“没有‘文革’的失误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彻大悟”，部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没有邓，其他领导人最终都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都会“摸著石头过河”。
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中的内容比邓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许多；但对美屈膝之后,不顾一切地大卖人心,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等，表明今 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并论，强烈暗示了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功归于邓 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两节里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并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贡献的反动性质。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四”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邓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邓小平能抱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进行保护性批评，用三、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著陆”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概念。这一概念随著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晰：原来，邓小平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异曲同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邓小平及其《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甚多。
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许会更美。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错了呢？实际上，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中华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黯淡许多。
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孔子、孙子、毛泽东则是为数不多的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伟人。当世界众多军事机构对毛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游击队将毛的游击战术作为必学内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国政治家们对毛推崇倍至，国际众多学者穷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毛看成他们的力量和榜样……，当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泽东头像，作为炎黄子孙，您能毫无感觉？那里面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