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纪念白求恩》发表61周年所感、所思
徐非光
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一文发表，已经整整61年了。可是，现实生活却警示我们：呼唤白求恩精神，至今并没有丧失其现实的重要意义，甚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需要了。
人们也许会记忆犹新，在白求恩逝世60周年的时候，即1999年11月，《中流》杂志曾发表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高金山同志的《白求恩大夫二三事》一文。其中有一大段特别提到他亲身目睹，白求恩大夫生命的最后时期，即1939年，在河北狼牙山区农村，抢救一个被野狼咬伤生命垂危的4岁女童小桂珍的生动感人故事。
看了这段生动描述，我们怎能不受到极大的感动！这对我们理解白求恩精神的真髓，显然是大有帮助的。
但是，在这个故事发生的61年后，我们在2000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却看到了与之形成极为鲜明对照的另一则令人痛心疾首的报道。
“（2000年）7月16日凌晨，年仅3岁的刘广南（小名毛毛）不幸严重烫伤。求治时，乌鲁木齐4家医院均以押金不足或没有床位而拒收，结果贻误了最佳救治时机，毛毛在第五家医院死去。”
这两个十分典型的事例不是形成特别的鲜明对照，足以震撼人们的灵魂，引起人们的感叹和深思吗？
一个是61年前，仅仅四岁的小女孩——桂珍，被恶狼咬伤，危在旦夕。那时正处于艰苦战争年代，医疗条件、经济条件，都根本无法同今日相比。在她生命垂危的关头，却得到白求恩大夫的及时、尽心的救治，使之“起死回生”，并且一直幸福地活到今日。她是多么幸运呀！这当然是不应当、也不会被人忘记的。
在61年后的今日，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时代，医疗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有了长足发展。可是，一个三岁的小男重——毛毛，遭到严重烫伤，同样处于生死关头的紧迫时刻，却没能得到及时救治。竟然在乌鲁木齐这样一个重要城市，被四家医院所拒绝抢救。治疗，推出门外，连下跪哀求都无济于事，无法打动他们的良知。结果，终因时间延误好几个小时，而失掉了这个小小的生命！他又是多么不幸呀！这是不是我们更不应当忘记，并深刻思索的事例呢？……
面对这样鲜明的对照，人们该不该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说明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战争年代我们曾经和能够作到的事，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代，不仅做不到，却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这种令人难以想象和容忍的悲惨情况和后果呢？如果小毛毛被烫伤后，遇到的是白求恩式的对待，这种可悲的情况恐怕是不会出现的吧？人们难道没有理由希望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回答吗？
记得若干年前，曾经有人发出过“雷锋叔叔不见了”的感叹，现在不是该发出“白求恩精神不见了”的感叹吗？这不仅仅是自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种无私的革命精神的丧失、败坏和泯灭，而且我们所看到的不也是作为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起码医德和职责的严重丧失、败坏和泯灭吗？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宗旨和职责，不是已经完全被置患者的生死于不顾的赚钱牟利的“宗旨”和“职责”所取代了吗？
这是不是仅仅是一种个别、偶然的现象，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的小事一桩呢？
遗憾的是，并不！
差不多在报道乌鲁木齐这个医疗事件的前后几天内，我们从报刊和电视上就连续看到了关于哈尔滨市一些医院，为赚钱牟利而坑害患者的种种黑幕的曝光！
其一，据《健康时报》（人民日报主办）2000年7月20日报道，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张杰等一些有良知的医生，日前向记者控诉：“回扣药沾污了‘白衣天使’”！
现在制药单位为谋取暴利，以直接给医生高价回扣的方式推销药品，似乎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惯例。这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有种消炎药叫“多龙”，定价67元一支。其中医院批零差价加扣点得利相当于药价的25％到30％。此外，医生每给患者用一支“多龙”，推销人员给医生提成12元，给药房统计处方的工作人员2元，这都是现金交易……
报道说，这样为拿回扣而用药，对病人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去年冬天该院来了一个煤气中毒的病人，按急诊常理，首先该做的就是往患者血液里补充氧气，这是目前公认的有效手段。……当时病人兜里仅有500元，大夫却拿这钱全给开了“多龙”，这种药根本不治这种病。然后，医生让患者家属再回家拿钱做氧疗。连护士都认为，这是在草营人命。还有，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人根本不存在感染，有的大夫不论青红皂白，也一律给开一大堆抗生素。一位肝癌腹水病人，入院时只有200元，结果，大夫坚持给开了两支“多龙”，这药不但治不了肝癌，还会对病人肝脏进一步造成损害。确诊后，病人再也没钱了，只好回家。一位肾功能衰竭、按理禁用“多龙”的患者，医生却一次给人家开了10天的“多龙”，让患者拿回家到附近的小医院点滴，结果越治越不好……
为拿到回扣，像这样置患者的生死于不顾，这还有一点起码的医德可言吗？这分明是在谋财害命了！
问题还在于，这种直接给医生回扣以推销药品的作法，早已经不是什么个别医疗单位的个别现象，连首都的许多医院恐怕也并不例外吧！对此，人们早已深有所感，可惜只是还没有认真调查和曝光而已。
其二，更有甚者，最近（2000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北京晚报》的报道中，都揭露了哈尔滨传染病医院六病房主任王爱华，为了“创收”，竟偷偷地将化验者的正常化验结果改为“异常”的指标，然后堂而皇之地收留“患者”住院治疗。近日，当地报纸披露了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这一丑闻。该院今年1月下旬接受了一个牡丹江市的“肝炎患者”刘存安住院，一往就是38天。待出院时，刘存安竞发现，他自己原来并非是一个“肝炎”的真正患者：而是被“承包”住院病房的负责人王爱华蓄意把“21．30”正常的化验指标前面，偷偷加了一个“1”字，成了“121．30”，才“变成”严重“肝炎”的“患者”而住进医院的结果，刘存安不仅没病住院38天，白白花了大量冤枉钱，反而经过30多天的传染，从新化验单中的指标看，却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肝炎患者了。报道说，遭到这种命运的远不止刘存安一人。
据病房的另外两位主任讲：“王爱华之所以要偷改化验单，一切都是为了医院、为了自己承包的病房、为了她自己的利益‘创收’。所以，王爱华因此成了‘创收’高手，乃至被评为先进，向全院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
面对这样严酷的事实，人们该怎样想和怎样说呢？在那里，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不是早已被赚钱、牟利、创收，甚至谋财害命所完全取代了吗？
不错，我们一直在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是，在上面所举的那些事例中，除了赚钱、创收、财迷心窍之外，还剩下什么“社会主义”，甚至还有什么任何意义的“精神文明”可言？这不是明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吗？
这就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早在民主革命、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提倡、实行、并且光辉体现过的“白求恩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已经过时，做不到、要不得和根本不应当做到呢？
我们不能不痛心、遗憾地看到，近些年来自求恩精神不仅遭到淡化和遗忘，而且正在不断遭到越来越露骨的低毁和贬损。
例如，在不久前出版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钱理群、摩罗、孔庆东等人著）中，对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就进行了十分恶毒的低毁。在该书的“代序言”中，钱理群就明白无误他说：
“《纪念自求恩》很重要，是表现毛泽东人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的这种理想讲起来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纯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而这种纯粹的精神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那位刘军宁在《毋忘“我”》一文中，更是直接针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进行了毫不隐讳的低毁和声讨。其结论是：提倡“忘‘我’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作贱，是对他人的嘲弄与对其私生活的无端介入，最终使自己成为权力机器上的螺丝钉，使众人成为权力机器的‘加工对象’。无‘我’的人是不思考、不感觉、不判断、只待命的人。忘‘我’论的背后是要人放弃生命权、把他人当做工具的政治哲学。面子上的忘‘我’必然导致骨子里的唯‘我’；多数人的忘‘我’必然导致少数人的唯‘我’，所谓‘悉天下奉一身’。”
他进一步强调：
“市场经济的最大动力及其可行性就在于普通人把自己的物质需求摆在其一切活动的中心地位。
忘‘我’论是计划经济的道德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1999年我国首都的话剧舞台上，竟然也直接针对白求恩精神，进行恶毒的挖苦和讽刺。
在《盗版浮士德》一剧的演出中、竟然借剧中人之口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人”！并引起哄堂大笑！
……
真是罪莫大焉！白求恩精神竞成了毁灭、丧失人性的万恶之源！提倡白求恩精神竟然是提倡“杀人”，成了“强迫你牺牲生命”，“对生命价值的作贱”的“很可怕的东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明了些什么？
我们不准备、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这些“奇谈怪论”作出系统、全面的回答和论证。这显然与一个时期以来的“非毛化”的思潮有关，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人们是不难作出公断的。
我只准备在这里问一下：事隔61年，小桂珍生命获救和小毛毛不幸丧失生命的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以及一个时期以来，其他一些医疗单位出现的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怪事，究竟是什么理论、思想、道德基础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究竟哪一个是丧失和毁灭了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归根结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挽救了小桂珍的生命？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毁灭了或“杀”了、“强迫牺牲”了小毛毛的幼小生命，“作贱”了他的“生命价值”，并使他失掉“生命权”？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务工作，归根结底是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而存在，还是为个人赚钱、牟利、创收而存在？现在难道不是需要从根本的价值观念上、从社会根本政策上，清楚加以解决的问题吗？难道现在不是更加需要呼唤白求恩精神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