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思想与生平”研讨会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综述 陶岳潮 董建萍 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由中国科社学会主办的“邓小平思想与生平”学术研讨会暨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7月23日至27日在承德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冷溶作了主题报告，会长赵曜、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作了大会发言，会议围绕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现将研讨涉及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邓小平的生平与贡献 与会同志指出，邓小平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发幸福不懈奋斗的一生。化的光辉一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加领导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第二阶段是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探索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伟大和贡献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最集中的概括、最中肯的评价是三个方面、三句话：从中华复兴的历史看，他是20世纪我国历史上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的一位伟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航船引领中华走上富强之路；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看，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看，他是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冷溶认为，邓小平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他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他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方法论；四是他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立场，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对于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与会学者指出，从十二大以来，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已有明确和科学的表述，且得到全党、全车人民的认同；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前进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问题在于，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看出和十六大对其指导地位的确认，人们有种种疑惑，提出诸如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是否正确有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关系（有包含论、从属论及高于论之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底有几次历史性飞跃、几大理论成果（两次飞跃两个成果，还是三次飞跃三个成果，抑或两次飞跃三大成果），等等问题，需要作出自圆其说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李忠杰指出，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论述是正确的，担“三个代表”提出后，就有个“再认识”的问题，如何照应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及“三个代表”的前后左右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总体思路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但也要看到，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与“三个代表”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有差别的”。邓小平是谁对毛泽东的继承发展创新具有突破性和转折性的鲜明特点，它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僵化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三大根本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在邓小平开辟的新道路的继续完善和前进，不存在明显的“纠错”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不是包含和从属的关系。因为它们产生的条件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主要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邓小平理论上承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主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解决执行政党建设问题。但第三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时俱进的关系，不能割断历史简单地说哪个高于哪个。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迄今是两次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同一次飞跃同属一个理论成果。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共同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同的目标（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个代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回答，无不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回答，集中起来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和新的指导思想理论的创立，是有条件的，它是时代的需要实践的呼唤不是人为的塑造。只有时代的转换、主题的变更、任务目标的改变，原有的指导思想不能用或不够用了，才有必要和可能实现新的飞跃、产生新的指导性理论。现在，中央未改变“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又说是三大理论成果，“一次飞跃产生两个成果”，尤如一胞双胎，这在逻辑上是否说得通，有待论证。 为了避免“几次飞跃几个成果”的争论，有的学者根据赵曜会长提出的理论命名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领导人名字命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理论本身命名则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连接毛、邓、江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张。首先因为，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新路形成体系，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其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经验作出了新概括（主要有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人才观、民本观以及“和平崛起”的思想，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等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旗帜，理论上，和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要求；内容上，可以涵盖过去的三代乃至未来的多少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实践上，有利于保持指导思想权威的连续性、稳定性，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也易于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和实行。 有的学者还就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提出了设想。认为这一理论体系，应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两条主线，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三方面为框架，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构成。这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主要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含“三农”问题，“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三个文明建设理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军队现代化和国防建设理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理论、外交战略理论、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否己构成一个科学体系和怎样构建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理论界普遍关注而又有不同认识的问题。 学者们指出，必须肯定邓小平理论巳构成了一个科学体系。至于怎样认识和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由于人们的认识和视角不同，有的从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构建体系，也有的从基本范畴构建体系，见仁不智各有千秋。 李忠杰提出，不能认为十四大的九条就是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如第一条，把实践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归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不准确；第四条，把精神文明建设归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也不妥。他认为，邓小平理论体系，应按1995年中宣部的＜学习纲要＞16个”关于“的表述。但这个＜学习纲要＞也有不足。如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是个关系全局性的大战略问题，把它作为”外交“理论和政策，站得不高”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学习纲要＞表述不充分，不突出。 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怎样构建更合理、更科学，更符合邓小平本人的认识和思路？赵曜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应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和主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是有一个深厚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有一个核心内容，即党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是围绕主题和主线有系列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四个不同层次内容的总和就构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他还指出，只有观点、论断，没有基本理论，不可能构建理论的科学体系；构成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主体部分的基本理论，是以下十三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军队现代化和国防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理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 学者们认为，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十分完美和完备的，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只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的，又是开放发展的。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 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好，它科学而鲜明地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特点，既与资本主义又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它是个大概念，内容上不仅包括了邓小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也包括了毛泽东的艰辛探索，还包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后人世世代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因此，在新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这一理论的特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曾从不同角度作了回答，但无完整的概括和定义。冷溶认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趔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的集中概括，因为它抓住了这个理论的精髓，指明了这条道路成功的根本。进而，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具体化为十条：1、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2、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3、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4、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5、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6、实施科教兴国的社会主义；7、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8、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9、“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10、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 五、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问题 今年中央3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要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工程。中央决定编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承担，中央党校承担的是科社教材，现巳成立了以李君如、赵曜、靳辉明为首席专家、包括严书翰、李忠杰、徐崇温等人的专家组。李君如着重谈了这一问题，他讲了三个方面： 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李君如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5年的新鲜经验。对2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我们要作“两个看一看”，一是看一看中特理论与科社一般理论相比，有哪些坚持与纠正；二是看一看哪些中特理论的基本观点能够上升为一般科社原理。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要创新科社原理，发掘现实中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重要。我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曾经搞过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结果不成功，反而给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提供了口实和机会，左的错误与右的错误从一定意义讲有连带关系。教训是难得的财富，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进行理论创新是一条可行之道。第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情况。特别要加强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及其调节成果的研究，人中寻找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生长点。 2、政党建设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李君如认为，在科社理论的创新中，要将政党建设的理论放在突出地位，特别是反映我们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新的理论内容。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与工从阶级政党的成长成熟密切相关。现实社会主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党员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有相关性，所以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理论应该在科社理论中在相应的地位。 3、新社理论创新的重要着眼点是大学生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教材主要面向大学生。我们要研究大学生眼里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编写能够吸引大学生、让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接受、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文教材，是我们进行科社理论创新的重要目的和动力之一。 与会学者对科社理论的创新问题反响热烈，大家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上升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有促进意义，这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 六、关于其他几个重要理论观点的讨论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学者们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主线和基本线索。对社会主义怎么看，决定社会主义怎么干，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就是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大贡献，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是全面的、全局性的和方向性的，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不少学者对在党章中删去社会主义本质论，表示迷惑不解，认为这不是什么“理论创新的勇气”。 二是执政党建设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是邓小平开始的探索和生前的“政治交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执政党建设这一历史性的课题。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实践中切实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林炎志在会上严肃提出“两个长期性”问题（我们党已执政55年，能否长期执政，比苏共73年更长些？我国经济连续20多年GDP年增长9%以上，今后能否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他认为，党要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党员和党组织两个关系，确立两个“义务”本位（即党对人民的义务本位和党员对党组织的义务本位）。 学者们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全局性作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反对腐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但就现状看，党内民主，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和党的作风，都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三是发展和发展观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我们历来重视发展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巳深入人心。社会发展观念在新中国经历了三种形态：（1）以阶级斗争为经纲的社会发展观（错误的发展观）；（2）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片面的发展观）；（3）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李忠杰指出，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巳经解决的前提下，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这一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强调以民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而不是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注意它的连续性，防止摇摆性。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处理好“动力机制”（市场、效率）与“平衡机制”（公平、公正）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新的平衡。 与会学者对“以人为本”的是法展开了争论。有的认为，“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是党的宗旨和最高原则，是科学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社科院靳辉明教授指出，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口号，这里的“人”是抽象的，不是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人“，这样的口号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新的争论，使人们误认为是要为20年前那场中央巳作结论的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争论翻案，因此他主张不用或慎用“以人为本”的口号，改用“以民为本”的表述更合适。也有学者认为“以民为本“是封建社会的口号，不宜采用。 四是“三农”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此都高度重视，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的理论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农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问题。但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三农”问题又成为有待花大力气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原先的邓小平理论框架中没有“三农”的地位，是个缺憾，学者们的建议：在今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定要啬和加重“三农”问题的内容。 与会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贯穿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灵魂。比如，邓小平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的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实行、重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论述和当今时代主题的界定等，无不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大家一致表示，作为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要以创新的精神状态积极参加党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陶岳潮 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 董建萍 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教授 2004年8月16日整理 [注：如上面打印有错误，请及时指出，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