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英]李约瑟：《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
在十六世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也曾经有过很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但是，中国却没有能产生出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只是产生于西方。这个问题后来被科学史界叫做“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Problem，或the Needham Question）。近代以来，这个问题被不断谈论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是达到高峰，有关方面曾经组织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1990年，上海《自然》杂志还专门开辟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广州中山大学还成立了一个“李约瑟难题”研究基金。跨进新世纪之后，依然有一些学者在就这个问题不断发表着自以为是的高论。
然而，观学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多陈腐而少新意，大抵无非是认为中国文明是处在一个封闭的农业文明的氛围中，中国人缺少理性的求知精神，中华文化精神乃至中国的社会制度都已经腐朽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云云。这种说法自“五四”以来就一直流行着，只是，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已经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潮头，仍然还在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就显得十分无聊了。笔者以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暗含着一个预先设置的圈套，如果只是用陈旧的方法从正面去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正解。因此，对于这个“李约瑟难题”，我们似乎也需要跳出李约瑟设置的圈套，从另外的视角重新加以探讨。
--------------------------------------------------------------------------------
1、破除科学迷信寻找失落的民族精神 [我要回复]
--- zhenyoumei 发表于 202003-11-7 23:58:00 [第:69069][点击:12]
在大清帝国时代，西方的科学以及技术曾经被骄傲的中国人当作是“奇技淫巧”而受到排斥，而当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可怜地沦落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才得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一昧排斥变为五体投地地崇拜。于是，自“五四”以来就滋生了科学迷信，科学以及种种西方思想长驱直入。应当说，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当时的情境下“五四”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之必然，“五四”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一举打破了长期封建专制所形成的思想禁锢，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开放的思想平台。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五四”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五四”运动对中华文化传统采取拒斥的态度，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似乎以为只要把祖坟刨了，换上西方的新鲜血液，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和西方一样的新国家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说明来，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和愚蠢。我们引进了种种西方文化，我们甚至疯狂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讨伐，企图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变种手术，但，经过这一个世纪的冲突与碰撞，中国并没有被改造成西方式的国家，在文化上我们依然是中国人，我们依旧不变的是中国心，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八千年文明的历史，那份光荣与自豪，那份博大与厚重，早已经沉淀在我们的心灵中，让我们不能改变。
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应对一个野蛮的霸权主义时代，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和吸纳西方的文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还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无疑都是需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文明与文化呢？失去了文明与文化的根，中国人就只能是一个精神和文化上的乞丐，就只能是跪着来面对世界，就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尊严。显然，“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后遗症，就形成了肆虐一个世纪的崇洋媚外狂潮，形成了甚嚣尘上的科学迷信。
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不是把科学当作是科学，而是把科学当作是一种泊来的新迷信，只是，所有迷信科学的人，大多并不清楚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老百姓不清楚，老百姓本来就不需要清楚。政治家不清楚，政治家对于科学的态度是取决于政治考量。商人不清楚，商人只知道利用科学的口号来赚钱。科学家不清楚，因为科学是分科的，所有的科学家都仅仅知道自己的学科，而缺少对科学的整体的和历史的把握。那么，科学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楚，可以有无数关于科学的定义，但没有一个定义是没有争议的。科学的妙处也就在于，谁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是科学。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近些年兴起了一股“反伪科学运动”，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继续对民族文化实施围剿。在历史上，只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希特勒和斯大林发动过声势浩大的反伪科学运动，然而，反对伪科学也并不表明就是科学。在西方，伪科学的问题缘起于所谓“分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由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以“可证实性”作为科学的分界标准，包括理论的证明和经验的证明。后来，波谱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界标准，以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科学必须具备“可证伪性”，不具有可证伪性就不是科学。在波谱尔之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由于面临自身的困境而走向了消亡。再以后，经过历史主义学派，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例如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所谓科学与伪科学的对立主要在于范式的不同。拉卡托斯的观点就更加有趣了，在研究了科学史上大量所谓伪科学案例后，拉卡托斯认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分界的标准乃是所谓“意识形态”，他举例说，中世纪教皇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把哥白尼学说打成伪科学是因为要维护教会的利益，希特勒把犹太科学家打成伪科学是为了实施种族迫害，斯大林把一些科学家打成伪科学并加以枪毙或流放是为了节省粮食。总之，以反伪科学为名对科学探索实施残酷打击，无非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在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中，分界问题干脆就被取消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科学与非科学只是文本的不同，科学并不比非科学更加科学，非科学无非是另一种科学。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究竟是什么，只是朦胧之中觉得既然这个东东如此厉害，中国当然也要引进和发展。所以，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从西方引进了科学，科学在中国得到的推崇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地步，只是，中国不是把科学当作是科学引进的，而是把科学当作了一贴救治中国的万能的狗皮膏药来引进的，当作一种新宗教来加以膜拜，科学被推上了真理的殿堂，被当作是一件无所不能的法宝。
从这里折射出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缺少科学，而是中国对民族精神的丧失。中国在鸦片战争的落败，也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科学技术，在腐朽的大清朝统治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已经严重退化了，腐朽的统治者更加关注的并不是抵抗列强，而是防范人民的造反，因此并没有能有效地组织国力来抵抗列强。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完全失落了。那种迷信科学可以救国的论调，那种全盘西化就可以强国的论调，同样不过是丧失民族精神的表现。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心，就根本不需要迷信科学，也不会排斥科学，而可以用一种平常心恰当地对待科学。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误读，显然还与文化传统有关。西方文化的历史表现为一个不断解构的过程，形成了一种平面的离散结构，不同的文化组件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相互作用，拼凑成一个平面的松散体，这个松散体具有非中心和多元的特点。所以，西方的各种思潮变得很快，因为本来就根底肤浅，象风一样流行一阵也就完了。西方也曾流行过科学主义，很快就遭到了清算，所以，科学在西方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而是不断受到反思和批判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表现为超稳定的连续过程，这种连续的过程积淀为一个立体化的结构，构成一个自上而下多层面的完美的整体，中华文化的这种结构存在着一个深层的硬核，这个硬核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具有不同的表述，贯通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各层面，把中华文化连接成一个整体。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中华文化的硬核在表达上出现了障碍，封建独裁者总是要用强权来冒充和强奸硬核，于是中华精神逐渐被遮蔽了，由此才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五四”之后的中国人尽管非常崇洋媚外，但骨子里却依然不能改变那种传统的思维习惯，他们急于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硬核，于是，科学就被当作了一个硬核的代用品被推上了宝座。
科学无疑是有用的，我们不应拒绝科学，而需要大力发展科学，但基于中西文化结构上的差异，科学并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硬核。中华文化的硬核必须要能够贯通天地、接连阴阳、包融万法、和合万物，从而才能把中华文化连接成一个整体，而科学显然不够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
鸦片战争失败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落后，我们沦陷于苦苦的寻觅中，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向西方去寻觅，引进了从前现代直到后现代的种种西方思想，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思想都是肤浅的，对西方思想的迷恋又进一步遮蔽了中华精神，文化的自戕并不能使我们强大。事实上，西方的思想，无论是前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我们都是可以也需要吸取的，至少可以当作一块垫脚的砖头，但这些西方思想都不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的硬核，因为所有这些西方思想都远远不具有中华思想那样的高度、深度和厚度。由这里也正好说明了“五四”运动的一个历史局限性，“五四”所实现的思想开放仅仅是向外的开放，并没有实现向内的开放，并没有打破传统僵化的躯壳，把那种埋藏与我们之内心，禁锢于传统之中的中华精神真正解放出来，所以，“五四”之后的中国人依然沦陷于丧失灵魂的痛苦中。
今天，为了要面对这个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和引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模块完全可以用来装修我们已经陈旧的茅厕和猪圈。然而，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仅向西方去寻觅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向我们自心中去寻觅，寻觅我们失落的中华精神，重新去唤起那种大中华的豪迈情怀。为了要寻觅我们失落的中华精神，我们当然需要破除对于西方思想的迷信，包括对于科学的迷信。
--------------------------------------------------------------------------------
2、科学是邪恶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件 [我要回复]
--- zhenyoumei 发表于 202003-11-7 23:59:00 [第:69070][点击:11]
东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还在于形而上的路线不同。西方文明的路线是释放邪恶，以邪恶的力量为动力推动文明，所谓邪恶形象地说也就是魔鬼，魔鬼当家，虽然也可以构筑道德与法的防线来约束魔鬼，但这样的所谓文明不过是表面的文明，内心的魔鬼最终要挣脱出来并且颠覆文明。中国文明的路线则是由正神当家，对魔鬼实施全方位的打击，尤其是在心灵领域驱赶魔鬼，播种善根。
魔鬼本身是无形的，但魔鬼一旦附着在某个有形体的上面，就会散发出无限的魔力。我们知道，所谓近现代科学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个组件。构成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组件包括：启蒙主义、民主制度、新教、科学与技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等，这些组件本身不过是一些有形体，并无善恶之分，关键是要看是什么样的神来附体。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看，其早期还有正神在看守，但面对魔鬼的进犯，正神处在一个节节败退的过程中。西方文明也有宗教与道德，但西方文明中的宗教与道德不过沦落为一种形而下的习俗，表面上看上去似乎还挺显得文明，其实这里正掩隐着丧失土地的悲哀，正神悲哀地守护着最后的堡垒，其他的社会组件都已经被魔鬼所占领了。
资本主义文明的组件，无不散发着魔鬼的邪恶，所谓科学也正是如此。科学作为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件，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魔鬼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占领，科学由神学的婢女而摇身一变为资本的一条狗，随着资本主义血腥的全球化，科学不过是被资本所操纵的一件杀人的利器，一个掠夺的工具，科学最充分地体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西方的近现代类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有着进步的一面，也有邪恶堕落的一面。也正象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科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在某些方面，科学曾经代表了人类的进步，科学在一些有限的领域拓展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操作能力；在另一些方面，一当魔鬼占领了科学，科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把科学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件，历史地评价科学，科学不仅仅是指那些科学家们揭露自然奥秘的高贵的思想认识活动，而且也包括了运用科学所产生的全部历史后果，即科学的全部物化过程和后果。在这里，我们也不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二者仅仅是分工的不同，科学包括技术，技术也包括科学，完全可以把二者当作是同一个东西。
贪婪与邪恶是资本主义魔鬼的一个本质特征，如果仅仅是赤裸裸的贪婪与邪恶，那就近乎于野兽了，就不能说是一种文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被认为是一种文明，在于资本主义使用了分工的技巧，发展出了一系列组件来分担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些组件从局部看有些甚至是进步的和崇高的，可以掩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贪婪与邪恶，而从总体看，这些组件又是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的邪恶目标的。此外，资本主义野兽在血腥的扩张和掠夺之后，也在缓慢地进化，也在学会文明，也在清洗着他们身上的血痕，虽然还远远没有清洗干净。
譬如，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组件的基督教，从局部看似乎也是一种崇高的宗教，也追求善，也传布福音。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拓殖民地时，总有两支队伍，前面一支队伍用毛瑟枪血腥屠杀原驻民，强奸女青年，抢掠钱财。之后，就会出现另一支温情的队伍——身穿僧袍的传教士，他们手捧着圣经，面带着微笑，讲述着上帝的故事，向苦难的原驻民发放过期面粉。在这里，基督教究竟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呢？显然，他们不过是魔鬼的一个走卒和装饰。
科学也是如此。经过资本主义分工技巧的掩饰，科学被冠以崇高的光环，什么探索自然的奥秘啦，揭露自然的规律啦，发现宇宙的真谛啦，对自然力的驾驭啦，等等。看上去似乎非常崇高，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在魔鬼的驱使下，科学不过是资本主义掠夺制度的一个血腥的罪恶工具，是资本所豢养的一条狗，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并不直接染指血腥，科学家们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躲在屠杀者和掠夺者的身后，羞怯而紧张地躲在远处张望着。在另一些情况下，科学家也会扮演着直接杀人的角色，例如日本侵华时期，731部队的医生和微生物学家们，为着他们崇高的科学事业，就大肆从事活体解剖。
资本主义的贪婪与邪恶，正是在于把一系列不同的组件组装起来，这些组件单独看似乎并不贪婪与邪恶，而似乎是代表着进步与崇高，而当这些散件被组合成一架整机的时候，当这些有形的组件被魔鬼所操控的时候，贪婪与邪恶就十足地显露了出来。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被魔鬼所控盘了。
--------------------------------------------------------------------------------
3、中华文化精神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科学 [我要回复]
--- zhenyoumei 发表于 202003-11-8 [第:69071][点击:12]
笔者以为，中国没有首先兴起近现代科学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落后，而是因为中华文化精神从一开始就超越了西方近现代科学。听到如此高论，我知道，一定有人是要发笑了。或云：既然中华文化精神是已经超越了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中国为什么还要被动挨打呢？为什么还要在鸦片战争中悲惨地落败呢？为什么中国没有象西方国家一样满世界去传播文明呢？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够文明，而仅仅是因为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在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是屡见不鲜的。仅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几度被野蛮民族征服，如果仅仅以战争的胜负来评价一个文明，是极端片面的。我们这里是在评价一种文化与文明，所以，我们根本不能以战争的胜负论长短。在人类历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丛林法则，而且这个法则在血腥的资本主义时代几乎被演绎为一种标准，由此而造成了强权的肆虐。但，我们确信，强权的肆虐必然要走向反面，随着人类的真正进化和普遍觉醒，人类必定会建立起真正文明的法则。所谓文明，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不断从野蛮中挣脱出来的过程，而今天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
早在西方人还处在近海海盗主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全球航海，例如郑和的船队。只是中国人没有象西方人那样用毛瑟枪进行屠杀，到处强奸女青年，疯狂地劫掠财物和贩卖黑奴，中国人给原驻民带去的是丝绸和瓷器，是一个文明的大国的友善。早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近现代科学的时候，中国就一直有着自己的科学与技术。只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华文明中的科学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存在着结构性的根本差异。
西方文明是在中世纪大厦破碎之后，把许多新旧不同的文明组件重新加以组装而拼凑成的一架邪恶的机器。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本质就是贪婪与邪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非都是依靠着血腥的掠夺起家的，尽管这些西方国家现在也披上了文明的外衣，但这不能掩盖他们残暴的海盗历史，资本主义野兽把血腥的掠夺推向了全世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通过各个组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这种邪恶的加以掩饰和文饰，把海盗主义提升为一整套的高傲的帝国主义文化，用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遮羞布把资本的邪恶严实地包裹起来。中华文明则不同，中华文明有着自己的历史，中华文明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连续的大一统的文化，中华文化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个包融万法统摄万物的硬核，对于这样一个硬核，可以有多种表述，例如佛家所谓“空”，道家所谓“道”，儒家所谓“和”等等，都是对这样一个硬核的不同层面表达。因此，科学在中西方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视域的差异，在西方，科学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追求的只是确定的和有限的知识，并且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以分工的方式极尽邪恶之能事。而在中华文化中，科学并不是独立的，科学必须被放置到文明的整体中加以评估，要受到文明硬核的隐隐制约，科学不仅追求确定的和有限的知识，也追求终极与无限。由此也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文明是以海盗主义起家，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所谓对于世界的征服，科学与技术首先被当作是提高杀人效率的武器，被当作是掠夺自然的工具；而中华文明则是守持着善，秉承上天的好生之德，寻求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科学与技术也是服从于这样一个总体目标的。这里，正是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的地方，只是，在一个野兽肆虐的世界上，中华文明必定要受到野兽的滋扰。
科学缺少道德的规定性，科学被认为是中立的，但是在社会中，在科学的运用中，科学不可能是中立的，科学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后果。每一门科学的对象看似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仅仅是由于理论上的忽略，在确定性的背后还存在着非确定性。科学的逻辑非常严密看似是一致性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一致性，又产生了科学的不完全性。自然本身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科学所使用的抽象方法忽略掉许多自然之间的丰富的相互关联，这一方面正是科学的成功之处，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构成了科学的硬伤。因为在更大的视域看，在科学的运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后果成为人的异在，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驱使下使科学堕落成一种反人类的邪恶力量。
法国一位思想家说道：“科学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情况确乎如此。例如，空调制冷机可以给人带来凉爽，但这不过是把热留给了其他人，整个世界在变热，并且在破坏着臭氧层；汽车可以给人带来方便快捷，但是汽车排放的尾气也在毒害着市民，杀伤着儿童的脑细胞；现代医药可以控制某些疾病，但也在制造着另一些药源性疾病，并且导致了人本身的免疫能力的衰退；转基因技术使得农作物更加高产，解决了粮食短缺，但转基因食品又产生了肥胖症；农药可以杀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但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是有毒的，农药的残留将会永远留在人的身体里，在骨髓里积聚着；工业化可以提高生产力，但工业化最终造就的只是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天空不再湛蓝，水不再洁净，空气充满污浊，大地上满眼都是垃圾，等等。所有这些科学与技术的运用都具有两重性，从局部看，科学与技术带给人的益处是直观的和明显的，总能让人产生一定的快感，但是从另一种视域看，科学时代的人其实就如同一个SM，为了追求某种局部的和短暂的快感，就不断从各个方面对自己进行蹂躏和折磨，科学与技术的运用带给人类的危害，尽管从局部看是零碎的、微乎其微的似乎是可以被忽略的，但这些危害在不断积聚着，当终于到达了一定的临界点时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对于科学的异化，当代的西方思想家已经从各方面进行了批判，包括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尤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例如阿尔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人认为，启蒙理性衰落为工具理性后产生了新的统治神话，启蒙的本意是要追求解放，但启蒙追逐知识和理性的霸权，结果是主体性让位于逻辑，在理性的集权统治下，人的能力不断退化，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精神极度退化乃至于变态，人悲惨地沦落为理性的奴隶。在科学中，理性服务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物化，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极端对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自然被当作人的一种被征服的对象，人试图要认识并且征服自然，然而这种征服不过是把人推向了野兽，并且使自然成为人的异在。人从来也不能真正征服自然，所谓征服自然乃在于顺应自然，由于沉迷于征服自然的虚幻狂想中，科学也陷入了狂想，这种狂想催动着人的癫狂欲望，进一步导致人在精神上的无限堕落。
我们说，这种科学的自然概念恰恰是不自然的，没有能够在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狭隘、自私、肤浅、狂妄与无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与劳动者的极端对立，科学与技术沦落为资本的一条狗，劳动者成为被剥削和奴役的对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劳动者沦陷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对自然的控制力恰恰堕落为一种反人类的邪恶力量。
在中华文化中，自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和外在于人的范畴，而是充满着神性色彩的，这种神性的自然观也包含着宗教的、伦理的和美学的规定性，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情的相互关联，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自然被看作是神性的和诗性的，有生命和有意志的，也许，这样的自然才是更加贴近真实的自然本身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视角并不能说是缺少理性，这是一种不同于并且超越于西方工具理性的理性，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综合理性，当然，由于这种综合理性的超越性，这种理性也已然不是理性了。正是基于上述自然观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华文明中的科学当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近现代科学，中华文明中的科学已经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了科学，不只是用一种冰冷的科学眼光对待自然，不只是用抽象的逻辑来机械地思考自然，而且同时也是用敬畏的、感恩的、道德的和美学的眼光来观照自然。中华文明的科学所产生的后果也不同于西方科学，总是把科学对于人以及自然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去营造一种共同繁荣的空间。
或云：“你说的这根本就不是科学！”是的，前面就已经说过，中华文化精神一开始就超越了科学，既然超越了科学，当然也就不是科学了。只是这个不是科学的科学，要比科学更加科学。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科学是充满着危险的，当科学跟随着正神，科学可以造福人类，而当科学投入魔鬼的门下，科学就只能毁灭人类。只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科学的发展，当人类充分认识到西方科学囿于狭小的视域而必然遭到魔鬼的控盘，产生出的野兽性和妖魔性，并且试图从科学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检视时才会发现，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不过是一个小儿科，而我们中华文明及其所包蕴的科学才是更加高明的，才代表了宇宙的正道。
近代以来，由于野蛮民族对于中国的奴役，由于封建专制对于中国精神的压抑，由于统治者愚蠢地推行着一条纵容妖魔的路线，中华文化精神被遮蔽了，“五四”以后的中国在迷茫中产生了科学迷信，西方魔鬼大举进犯中国，正神集团处在一个悲惨的退却过程中。而另一方面，西方在进入到后现代之后，早已经对前现代以及现代的科学迷信进行了清算，西方后现代的科学观在某些方面正向中华文化精神接近着，虽然西方还没有能力收伏魔鬼，但却已经在某些局部发起了反击，显示了极大的渴望要回归到如来佛的怀抱。这种趋势也将进一步导致西方文明的解构，西方正神可以守护住某些文明的碎片，但面对强大的魔鬼却无力回天。
--------------------------------------------------------------------------------
4、中华文化精神寄托着人类的未来 [我要回复]
--- zhenyoumei 发表于 202003-11-8 [第:69072][点击:11]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工业文明所推进的虚假的文明，启蒙主义所营造的卑鄙狭隘的私人，一方面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辉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并且在不断加剧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由此而带来的竞争，也为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然而，这一切在魔鬼的操纵下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不过是在最终把人类推向死亡。西方许多正神投胎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西方世界出现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只是西方的后现代并不是什么最新的时髦，而不过依然是一种迷乱的绝望，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拯救的希望。
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安宁，而是给人类积聚着恐怖与危机。当然，这不完全是由于科学造成的，而是由科学与整个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造成的。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邪恶的魔王的话，那么科学就是这个邪恶魔王手下的一个妖精。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由于科学的作用，资本主义时代的竞争中也日益表现为对科学资源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之妖的危险性也在愈益增大。
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被魔鬼所颠覆，正是借助于科学之妖的力量，资本主义才充分地表达和实现了那种骨子里的魔鬼性，非人性地掠夺与剥削，野兽般地殖民与占领，由此把资本主义的价值推广为一种普世价值，所谓自由、民主、人性、科学、启蒙等等，听上去冠冕堂皇，骨子里全都浸透着血腥。然而，当资本主义在高歌猛进中完成了这样一种血腥的全球化过程，当魔鬼取得了全盘胜利的时候，也必然进入到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如今，科学被当作是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一个象征已经传向了全世界。然而，科学不同于中华文化中的智慧，科学不过是小儿科，是很容易获得的，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甚或恐怖组织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科学，对一个科学家的智商要求实际上比一名艺术家低得多。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在发展或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连美国那样的国家也感到了惶恐与不安。
既然野兽性就代表了先进与文明，既然有尖牙利齿就可以在世界上肆意妄为，既然可以不需要道德和秩序，那么大家就都可以修炼魔法，去追求野兽性的强权。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本·拉登也掌握了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假如萨达姆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也许，美国总统布什就不会贸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他或许会邀请本·拉登和萨达姆到他的私人农场做客，下贱地去舔本·拉登和萨达姆的腚沟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国家都在秘密地或公开地发展核武器，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所建构的野兽文明要被打破，那时，既然人类都已经普遍地成为魔鬼，人类的末日就来到了。
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制度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或许也可以说资本主义曾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最广大人类利益的代表，但是，如今关于资本主义的全部誉美之辞都已经成为谎言，资本主义的标准本身已经失效。站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潮头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腐朽了，资本主义的大厦已经动摇了，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地魔鬼化了。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歌功颂德，而是要颠覆资本主义，重建一个真正文明的世界。我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还停留在野蛮人阶段，虽然这些国家有着发达的经济和科技，但他们还没有迈进真正文明的门槛，马克思也说过，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史前时期”，我们有责任去推动这些野蛮人实现向文明的进化，我们中华民族肩负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一些西方野蛮人还不能理解中华文明，因而担心中国的崛起，这是因为他们是在以野蛮人之心度文明人之腹，或许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也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拯救。
社会上曾经有过一个传言，是说1988年巴黎会议上一些诺奖得主认为，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死胡同，人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的思想中去寻求智慧，才能寻求人类的未来。这样一个传言后来受到李慎之先生的质疑，为此李慎之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经他查过有关文献没有发现这个传言，因此断定上述说法纯属谬传杜撰，无有根据云云。李慎之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可惜已经作古，于是就另有拾其衣钵者很乐意接着来发挥，例如2003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载文，就此事嘲笑国人，说这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然而很遗憾，这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国际玩笑”，据报道现在有人已经查到了根据，诺奖获得者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海外媒体确有报道，1988年的《堪培拉时报》上曾经还专门报道过分析文章。在我看来，诺奖获得者有没有说过如此这般的话并不重要，我们也不能指望诺奖获得者真的对中华文化有多深的理解。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家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例如汤因比也说过，有很多有见地的西方思想家都表示过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前不久，一位很有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来中国访问时也说过：“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对高技术的认同，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在笔者看来，真正重要的是并不是某某人说了什么话，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制造了几代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其中第一代由于中西文化的杂交优势而出现了许多思想的巨人，可是由于杂交不育，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传到今天不过只剩下一些奴颜媚骨的爬虫。一些中国人把迷恋西方文化当作是最新时髦，沉浸于西方主义的话语中洋洋自得，不过是视撇屣如获至宝，他们至多只是在拣拾很早以前就被西方遗弃的思想垃圾，而缺少对西方思想整体的把握，缺少对西方的思想轨迹和精神境遇的深刻理解。尽管西方人比较缺乏智慧，但一直也在艰难地进化着，试图挣脱魔鬼邪恶的精神控制，用进步来洗刷他们身上的血污，当西方人终于也在某些方面接近着中华思想的高度时，我们中国人已经可怜地迷失了我们的中国心，跟随在魔鬼的背后亦步亦趋。呜呼！本文所谈论的所谓中华文化精神，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被我们中国人自己遗弃和埋葬了。
那么，中华文化精神究竟是一个什么？应当说，中华文化精神的根就是如来佛，那是一种通天彻地的力量，那种力量存乎于我们的心灵中，那种力量也根源于宇宙本身，我们只有用心去感悟。我们的先圣们曾经用心感悟到那种力量，为我们开创并留下了辉煌的大中华文明与文化，尽管今天这些根源于如来佛的中华文明与文化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了，被文字相所幽闭了。但，我们所说的那种大中华文化精神本身是永恒与不死的，那种精神也并不只属于中国人，她属于全人类，属于全宇宙的一切众生，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她终将得到呈现或者不呈现。
在佛与魔的斗法中，佛总是寂静的和后发制人的，只有当魔王占领了全部的宇宙，毁灭了全部的文明，如来佛才会出手一举埋葬魔王，并且重新创造一个文明的世界，而现在离如来佛出手的时间已经快了。我们可以期待，只有如来佛才可以拯救我们，大中华文化精神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当有一天，如果我们中国人从自心中觉醒过来，真正感悟到那种如来的力量，从而顶天立地站立起来，我们就可以重建这样一种辉煌的大中华文明，并且骄傲地向全世界去传布这样一种文明，领导着人类走进一个真正的新时代，走进一个人类未来的新文明。
在那种未来的新文明中必然也包含着科学，一种合乎天道、合乎地道、合乎人道的科学。那是一种真正的科学，那也根本不是科学，那种未来的科学会让现在的所谓科学显得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