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艾滋病

记者　甄茜

　　河南省新蔡县，一位少女陪着她的患上艾滋病的母亲。

　　河南省新蔡县某村艾滋病死亡登记表

　　１２月１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政府、医疗工作者和民间人士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是，面对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我们远没有到说成绩的时候，来一次检讨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未来。　　　　　　　　　　　　　——编者
　　我们是否有勇气正视艾滋病现状？
　　陈建（化名）是少有的愿意直面记者的艾滋病（ＡＩＤＳ）患者。他在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马上就要出院了。　　
　　他的主治医生说，他已经进入了感染艾滋病毒（ＨＩＶ—１）的有症状期，这次虽然好了，但没几个月又会因为其他的感染而发病。
　　２７岁的陈建吸了七年的海洛因，今年３月戒了。过了清明，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两个多月，家人把他送进了南海的一家医院，但病情越来越严重，呼吸困难，人不能走路，不能翻身，９月２日，医院用救护车把他转到了广州。
　　是广州的医生对他说他得的是ＡＩＤＳ。他说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愕然，然后就拼命地想，到底是哪个人出了问题。他以为ＡＩＤＳ只有搞同性恋或者嫖妓的人才会有，他说跟他一起的几个朋友都不是那样的，共用针筒应该不会有问题。
　　陈建对记者说，报纸上不要老写外国的艾滋病了，太远了，要写就写中国的，最好就写广州的、南海的，越具体越好，他说要是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很严重，他肯定不会跟别人共用针筒。
　　然而，陈建这个简单的建议到了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却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艾滋病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他们手中那些几年间急剧上升的数字成了一只烫手的洋芋：应该报多少才不会引起老百性的恐慌、才不会影响投资环境、不会对主管领导们的政绩产生影响但又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是否有勇气正视艾滋病现状？
　　在西方国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触是ＨＩＶ—１的两大主要传播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种：非法采血。国际统一的、统计ＨＩＶ感染途径的指标有６个：注射毒品、异性性接触、同性恋、母婴、血／血制品和不详，通常“不详”的最少，但在我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指标里，“不详”的比例却很高，１９９７年５月，占３３·６％，列第二位，仅次于注射毒品，１９９９年９月，仍列第二，占２１ ·１％。防疫部门的人说，他们统计的时候，会把非法采血感染放进“不详”之列。
　　据悉，因非法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
　　河南的人说，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那里的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每一个血头至少养着几十个人，采血车一到，农民们就卷起衣袖，注射器根本来不及消毒，从这个人身上抽出来就直接插进另一个人的血管，而采血浆的，通常是把几个人的血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把血浆分离以后再回输到各人的血管。
　　大量的感染就是那时候发生的，ＨＩＶ—１不仅在输血者间传播，也传给了用血的人。在河南，一位被访的防疫人员说，虽然１９９５年国家实行无偿献血以后非法采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因为ＨＩＶ—１本身的特点，病人这两三年才陆续出现，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当人们死于艾滋病的时候，艾滋病毒的流行率可能已经非常高了
　　１０月３１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卫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截止到２０００年９月底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数字：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ＨＩＶ—１感染者２０７１１例，其中病人７４１例，死亡３９７例。而专家的估计数字是，到１９９９年底全国ＨＩＶ—１感染实际人数超过５０万。
　　实际上，因为ＨＩＶ—１潜伏期长的特点，要准确地把１３亿人口中ＨＩＶ —１感染者的数量统计清楚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一份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欧洲艾滋病计划委员会联合发表的、名为《正视艾滋病》的报告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关注ＨＩＶ— １的流行状况。该报告指出，当人们开始死于艾滋病的时候，艾滋病毒的流行率可能已经非常高了。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广东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孕妇和血站中设监测哨点，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性病门诊、妇教所和戒毒所中设哨点，至２０００年哨点积累为３８个。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７年ＨＩＶ—１阳性率比１９９６年上升１２０％，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８年上升４３０％。
　　１９９０年，广东只有两个县报告发现了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到１９９９年报告的县是４７个。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广东省处于ＨＩＶ —１／ＡＩＤＳ的传入期，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处于扩散期，１９９８年进入快速增长期。据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预测，以目前的速度，广东将于２０１０年进入泛滥期，ＨＩＶ—１／ＡＩＤＳ人数将达２１—３４万。
　　广东报告的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人数在全国排第五位，云南排第一，占全国的４３·５％。云南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官员周曙明说，云南的数字之所以在全国排第一，是因为云南在艾滋病监测预防方面在全国走得最早，监测系统最完善，提供的信息最准确，但据国内外专家的判断，实际情况云南未必是最严重的。
　　云南的哨点监测比广东早６年。１９９６年云南卖淫哨点的ＨＩＶ—１感染率比１９９５年上升２００％，１９９９年嫖客哨点感染率比１９９８年上升２６６·６％。
　　监测数据显示，云南的疫情转折点是１９９５年，ＨＩＶ—１感染已不再局限在西南部的个别地区，而是趋于全省播散，１２个地州都有发现感染者的报告。１９９６年的流行率比１９９５年上升了２２９·４％。
　　云南在地域上的传播规律是这样的，先在局部地区流行，然后到流行中心的周边地区，再沿交通发达地区扩散；人群的传播规律是，先从外来人员开始，然后是本地吸毒人群和暗娼，再是他们的配偶，最后到一般人群，如长途车司机等。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云南ＨＩＶ—１的流行完成了从散发期到低流行、经过中流行进入高流行的过程，图表显示，云南的泛滥期将出现在２００７年。其发展曲线与联合国在全球重灾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调查出来的速度非常地相似。
　　可以列举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还有河南、四川、新疆、广西，所有与流行率、感染率相关的曲线都在往上走。
　　以１３亿的人口基数，中国目前仍处在ＨＩＶ—１的低流行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全世界最大。中外专家都指出，中国现今的流行速度已经超过了非洲，如果任凭这个速度自由地发展不加以控制的话，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与印度一起成为世界的两大高危区。
　　《正视艾滋病》提出，艾滋病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单单是经济损失，而是很多年以后才突现的贫困、不平等和孤儿问题。　　
　　中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与同期发现首例艾滋病的一些国家相比迟了１２年
　　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ＨＩＶ— １病毒。它的总统莫加今年７月悲哀地说，他的国家正受到整个民族灭绝的威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另一份报告指出，ＨＩＶ—１之所以会在博茨瓦纳等国家蔓延，是因为他们被ＡＩＤＳ侵袭得最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对ＨＩＶ—１的来源、漫长的无症状期以及传播的方式都没有充分认识。直到传入境内很多年以后，这些国家的政府才能够开始实行行为干预，而到了这个时候，病毒已经在整个人口中广泛传播，病人的数量已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了。
　　后面的很多国家都在吸取博茨瓦纳的教训。《正视艾滋病》报告对全球１０３个国家政府行为干预政策介入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是，在首个ＡＩＤＳ患者发现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间的国家中，政府大约在第５年开始实行全国性的预防。而首个病例发现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间的国家，３７％的政府从１８个月后开始实行预防。　
　　中国首例ＡＩＤＳ患者发生在１９８５年，第１３年后，即１９９８年７月，中国卫生部成立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据当时的报道说，卫生部艾滋病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全方位推进的开始。　
　　１９８９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第一个艾滋病防治规划，其内容之一，是在全国１３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ＨＩＶ—１／ＡＩＤＳ监测工作。但是，至１９９９年，国家级的监测哨点仅９６个，平均一个省只有３个，虽然各省也都相应地建立自己的监测哨点，但除了云南外，由于经费没有保障，多数省市的哨点没有很好地开展工作，目前的哨点监测系统尚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疫情。
　　今年４月，李岚清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８月，卫生部印发了各相关部委在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中的职责；公安部发文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认真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工作。
　　今年１０月３１日，卫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截止到２０００年５月，有１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以政府领导牵头、多部门组成的省级艾滋病性病防治协调会议制度，１２个省制定了省级中长期规划，１３个省正在制定省级规划。卫生部新近制作了两部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将在１２月１日前后在中央电视台及部分地方电视台相继播出。这两部公益广告片的完成，使预防艾滋病系列公益广告增至６部。　
　　然而，全国６部广告片应该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数字。记者从有关资料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艾滋病教育研究机构————红丝带中心的艾滋病宣传短片是２８部。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远远落后，如果与同期发现首例ＡＩＤＳ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迟了１２年。
　　在不可能明天就把垃圾烧掉的时候，我们能否有一些折衷的办法？
　　相比之下，云南省政府在面对艾滋病的问题上是被公认为最务实的地方政府，无论在政府拨款、监测系统、非政府组织开展预防干预方面，云南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云南省红十字会与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有一个合作项目，叫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始于１９９４年。一群１５—３５岁的受过正规培训的年轻人，用各种方式结交朋友，然后在他们中间举办为期两天的免费培训班，在“打破僵局”、 “头脑风暴”等游戏过程中传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迄今为止，云南红十字会共培训主持人１６８名，开展培训班４７２期，受益人群达９１６６人，其中包括一般人群、吸毒人群和卖淫人群，该项目在１９９９年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为最佳执行项目，并在联合国南非第十三届艾滋病大会上推荐。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严厉地指出，有些地方疫情已相当严重，但地方政府却拒不承认，有的地方官员只想着怎样不使艾滋病的问题在其任内暴露出来，那是一种对人民的犯罪。广东省防疫站的有关人士也指出，地方政府的不支持，使预防工作寸步难行。　
　　资料显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是２７５万美元。根据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吴尊友的计算，光在全国４００万妓女和６００万吸毒人群中开展最简单的宣传及行为干预，一年最低的预算也要６０亿人民币，这笔经费要中央政府承包是行不通的，必须由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的共同参与。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健康工作者卡什努说，艾滋病的预防干预能否在一个地方顺利并持续地开展，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他说，在美国，艾滋病预防的经费基本上由州政府及其他机构提供，中央政府不承担拨款任务。
　　吴尊友所在的部门叫行为干预室，即在感染ＨＩＶ—１危险性最高的人群（如吸毒者、卖淫者、长途车司机等）中进行宣传，改变他们惯有的、容易导致ＨＩＶ—１传播的危险行为，如共用注射器、不安全性行为等。然而，在吸毒人群中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卖淫者人群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做安全套广告等这些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最为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不但有违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且与中国现行法律相悖。　
　　记者曾经与相熟的警察交流过关于注射器宣传与安全套发放的问题，他们认为，公安部门正在努力打击卖淫嫖娼与贩毒吸毒行为，这才是最好的控制艾滋病传染的途径，向吸毒者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与向卖淫者免费发放安全套，无疑是在鼓励吸毒与嫖娼卖淫。　
　　到底向吸毒人士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属于鼓励吸毒还是属于预防艾滋病？到底向卖淫者发放安全套是属于鼓励她们卖淫还是属于鼓励安全性行为？安全套广告到底能不能做？就这些问题记者分别致电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得到的答案是，这些问题太敏感了，他们只是执法部门。　
　　卡什努说，美国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了打击日趋严重的吸毒现象，出台了禁用注射器的法例，艾滋病到了美国以后，这条法例却成为ＨＩＶ—１传播的加速器，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有的州对法例进行了修改，有的州则开展行为干预。
　　卡什努说，最好的控制ＨＩＶ—１传播的方法当然是彻底消灭毒品和性产业，但在不可能明天就把这些垃圾烧掉的时候，我们只能想一些折衷的办法。他还说，吸毒和卖淫这些社会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是因为注射器和安全套的出现才出现的。
　　数字显示，在中国，毒品注射是ＨＩＶ—１的首要传播途径，１９９７年占５７·４％，１９９９年占７１·７％。应该怎么办？艾滋病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前所未遇的两难境地。
　　应该向ＡＩＤＳ病人伸出关怀之手，而不是在与他们的距离之间修筑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在泰国当卖淫者时染上了ＨＩＶ—１，她回到了家，但左邻右舍搬走了，她去过的商店没人再去，她进过的厕所无人敢进，她去买猪肉，肉档的老板不让她靠近，把切好的肉扔给她，连钱也不收。女孩最后在孤独与无助中死去。
　　今年１０月，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成都要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禁止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进入公共浴池、游泳池及结婚。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了，将于明年５月１日开始执行。
　　该条例的参与起草者、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汪良吉教授认为，该条例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随着成都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人员的流动性将会更大，对ＨＩＶ予以提前重视，能有效抑制它的传播。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孙刚却很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立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一项遍及全国６０多个城乡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无知达到了可怜的程度。
　　在潘教授的调查中，只有３·８％的人清楚ＨＩＶ—１的５种传播途径，８０％的人不知道ＨＩＶ—１是不会通过空气与呼吸系统传播的，他们认为打喷嚏、用ＡＩＤＳ患者用过的碗筷都会被传染。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竟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有人认为同性恋者在一起就会生出艾滋病来。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医生说，在广州，没有外科医生愿意为ＡＩＤＳ患者做手术。
　　无知导致恐慌，导致歧视，导致对立。这样既无助于艾滋病患者的诊治，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的报复行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工作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了解艾滋病，包容、关怀ＡＩＤＳ病人。“只要人们检点自己的行为，艾滋病不是一种容易传染得上的病。”孙刚说。
　　美国耶鲁大学公众健康工作者卡什努说，现在人们往往把艾滋病与堕落、道德败坏联系起来，其实，当你因为预防艾滋病而真正走近吸毒人士或卖淫者、与他们交上朋友以后，你才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和一个值得同情的故事。卡什努并不认为艾滋病的出现全是坏事，他说，它至少令人们开始关注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群。
　　陈建说，他知道吸毒不好，曾经戒过，但他不知道怎样可以令别人相信他已不再是一个吸毒者，找不到工作，朋友还是不愿意理他。
　　陈建与记者聊了两个小时，他的饭都凉了，陈建一直不愿意与记者握手，他说自己的手不干净。其实，与陌生人在一起，危险的是他，因为附着在记者外衣上的任何一种细菌，对于已丧失免疫力的他来说都可以是致命的武器。
　　他说出院以后自己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不想把自己的病传给别人。他说，自己不好，但不希望别人也不好。
　　１２月１日又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学习正确面对艾滋病的同时，我们可否也学着改变一下以往常用的、对待被我们叫作堕落人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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