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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刺耳的警告音，电脑上出现了如下文字：“there is error at ……SPSS can not
be set up.”（出现错误，软件SPSS无法安装）。我放弃了长达40分钟的孤军奋战，拨通了鹏飞家的电话，“嗯，有个办法你试试……”他考虑了几秒钟，指导我一步步操作，直到电脑提示：“setup
has finished”我长出了一口气，要知道没有这个软件我的期末考试可就悬了。而鹏飞则打断我的一连串谢谢，告诉我几个相关的设置，以便运行更加流畅。刚要道别，他叫住我：“听你声音挺蔫儿的，是不是最近太忙了？还是得珍惜革命的本钱啊。”“嗯。”我答应着，“你也一样，这两天降温，多穿点儿吧，尤其别冻着腿（鹏飞腿有伤）。”
这样普通的对话，简单的问候也许每天都在这个城市的每对朋友间发生。而宋鹏飞———一个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18岁男孩，和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交换着彼此的关怀和帮助，平淡却温暖。
我们的第一次相识
那年秋天，我作为大一新生加入校红十字会，认识了几个很投缘的朋友：付强（男，大三）、夏洁（女，大一）、王通（男，大三）、吴丽（女，大二）。我们中间最早接触到鹏飞的是付强，他对艾滋病问题一直很关注，曾邀请佑安医院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徐莲芝医生到学校举办讲座。1998年底，付强参加了一个讨论艾滋病的电台节目，当时他说：“艾滋病不仅是患者个人的痛苦，也是对社会的考验。只有我们不再歧视，不再逃避，正确面对它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段话使得当时一同录制节目的宋希善（鹏飞的父亲）认定了付强这个朋友。第二个星期，付强就把宋叔叔请到师大来，给同学们讲述他们一家遭遇。出乎组织者意料的是，尽管事先作了宣传，但可以为了一个媒体名人跳窗砸门的师大学子对宋家和艾滋病这个话题兴趣明显缺乏，当晚只有10余人到场，且大部分是红十字会的会员。之后，我们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募捐，在校内最繁华的路段摆了捐款箱和留言本，向每一个经过的人简单介绍鹏飞得病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大家的努力呼吁使很多人在此驻足，虽然不少人只是默默观望，但也有人留下自己的心意。更有一个女孩放下50元钱和一封信，信是写给付强的，大意是说她听了电台节目以后很受触动，一来为鹏飞的遭遇，二来为付强的爱心和独到见解，她希望鹏飞能好起来，希望法律能还宋家一个公道，也希望能和付强成为朋友，一起为鹏飞做点什么。这封信给我们很大鼓舞，觉得自己并非“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全不理睬”。之后清点钱数时发现万人师大竟只筹集到3000余元，这令我们唏嘘不已。很自然的，我们开始讨论这一结果。
有人认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宋家的问题。大家献献爱心可以，但这种责任不该由社会民众负担，就算社会帮助可以使宋家得以度过难关，但面对一年15万的医疗费，这绝不是长远之计，惟一的出路是打赢官司获得医疗事故赔偿。但天下和宋家同样遭遇的人决不只一二，赔了一个就会有上千个站出来，所以这个口子万万不可能随便开……一路谈下去，往往变成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而正当多数人沉迷于这种形而上的空谈中时，付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99年1月的一天，付强和夏洁自己跑鹏飞家。那时天气很冷，他们都穿着肥大的羽绒服，帽子围巾手套一应俱全，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以致于在他们自我介绍之前，鹏飞一直以为来的是俩男孩。这次访让鹏飞多少有些吃惊，当时他从山西老家被驱逐京郊区，中断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联系，处在一种很孤僻的状态，来京五个月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房间。
后来鹏飞说起那次见面总说：“如果付强哥哥他们不来，我也许会一直就这么憋下去。北京的大学生毕竟是不一样，不像我们那边躲还来不及呢，他们却是主动来看我。”付强他们的初衷是帮助被迫退学的鹏飞补课，希望他有天能回学校，或者自学成一技之长。可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时候只是陪鹏飞聊聊天散散步，好在鹏飞自己没有松懈，一直在自学电脑。
1999年一年，鹏飞一度几乎断药，心情更加不定。付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位于北三环的学校和南三环的鹏飞家，周一次，风雨无阻。
第一次见到鹏飞
我一直对付强说想见鹏飞，付强问我原因，他说：“如果你是因为可怜他同情他，想看看一个艾滋病人是什么样子，那你不应该去。”我说，我是想认识一个朋友。于是200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和付强坐在公主坟的300路车站等待鹏飞，我们约好一起去海淀图书城。我很紧张，不住的问付强有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问题，而他总是耸耸肩，不在意的说没什么，就跟普通人一样。没过多久鹏飞来了。他是个很清秀的男孩，话不太多。上了公共汽车，付强便和他聊起最近看到的艾滋病新疗法。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说正在学网页制作，想做一个网上的艾滋病论坛，给其他的患者关怀和帮助。
谈话间，汽车经过一条河，我问鹏飞会不会游泳。他说会，而且还救过人。那是在山西的时候，有一天鹏飞放学时发现有个小孩落水，于是跳下河去救人，那孩子在挣扎中差点把鹏飞拖下河底，但终于两人都平安上岸，可是那孩子一家得知鹏飞的病之后，竟连一句谢谢也没说。我问他，你不觉得寒心吗？他摇摇头说，无所谓了，反正也不是图别人感谢你。
我听付强说过鹏飞最大的爱好是电脑，更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和鹏飞的电脑同时烧40度，鹏飞一定是先救电脑。在海淀图书城里，他对电脑方面的书爱不释手，本来选定了一本《windows注册表修改大全》，一看价钱：58元，鹏飞想了想又放回书架。他说，好是真好，可是太贵了。
临近中午，我们走出书店，路边有两个外国人很热情地冲鹏飞打招呼。我们走过去和他们聊了两句，原来是时报》的驻京记者，之前采访过鹏飞，其中一个女记者更无地为鹏飞找半年的药品（价值近8万元人民币）。后来鹏飞告诉我，他接触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要多，他们不会对他的病有所顾虑而且给他的帮助很大。
第一次到鹏飞家
第一次鹏飞家是王通带我去的。在走过几座欧式风格的商品房后，可以看到几座陈旧的灰黄色楼房，绕过写有“危楼”的那一栋写着“有问题找市长”的楼口左转，找写着“横梁断裂”的门洞钻进去，爬5层，右手边有一句话“顶板断裂”———鹏飞家到了。
两居室的房子月租金只有600块钱，“因为危楼，没人敢住，”鹏飞满不在乎地说着，“我觉得还挺结实的，就算真倒了也没关系，死了就死了呗。”屋内的布置很简单，没有什么家具。鹏飞房间里铺的彩色泡沫地砖显出一些活泼，他说那是朋友送的，甚至连鹏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
快中午的时候，鹏飞妈妈准备做饭，问我们几点了，又说家里连个表都没有。我说那就买一块吧。阿姨摇摇头说，好一点的要5块钱，有这钱我都能做出两顿饭来了。
很快的，午饭好了，一盘凉拌西红柿，一盘素炒白菜，一盘茄子。阿姨叫我们多吃，说我们还是孩子，胖一点身体才好，又说鹏飞总不爱吃饭。鹏飞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米饭，回了一句：“天天吃白菜能不烦么。”
下午，我们在鹏飞的房间里玩电脑，看他用FLASH做的一些小动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该告辞了，鹏飞送门口，说：“你们这就要走啊，走了就别再来了。”我们没有说话，阿姨在一旁说：“太晚了，人家回去该不方便了。他就是不想让你们走，这孩子也没什么朋友……”鹏飞看我们走门口，说：“我送送你们。”
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公共汽车缓缓开动，我回过头想找鹏飞的身影，但是在炫目的灯光中我什么都看不见。
（除宋鹏飞外文章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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