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有１０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８０多例呈阳性──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１３０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１９９９年６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１９９８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１９９９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捱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８００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７０００多元的农用四轮拖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跟脚而来！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１９９７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１６０个人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有关部门拒不承认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５００元钱才能做确诊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