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2017-01-05 09:17:26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环球时报

　　持续的雾霾天成为中国北方民众最热的话题。雾霾成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路上的最大烦恼之一。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舆论中心，北京新年前后多次在重度雾霾面前“沦陷”，加剧了全社会的焦虑感。互联网传递了各地雾霾锁城的影像，也方便了各种不满情绪的交流，进一步强化了雾霾带给人们的感受。
　　围绕雾霾产生了大量网络段子，也激发了很多严肃的思考。本文想针对雾霾的各种信息和情况做一个梳理。

　　第一，今冬中国北方的雾霾的确很严重。雾霾的生成有气象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原因，但它达到目前令我们大家不安的程度，应当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既然人类活动导致了严重雾霾，那么它从理论上说就是可治的。
　　第二，在治理雾霾的问题上，全社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方面对雾霾危害的“重视”和治霾的“决心”这些年应当说都已真实形成。“只要GDP不要蓝天”不太可能是当下某个受雾霾侵扰地区施行的政策和指导思想，追求蓝天如今在每一个大城市的政策制定中都是被突出强调的要素。
　　第三，治理雾霾比我们最初想的要更难，它看来不是政府痛下决心并采取一些坚决措施就能实现的。APEC蓝显示了蓝天的可造性，但是它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却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第四，大多数人不希望治理雾霾以我们失去现代化生活和严重经济衰退为代价，我们因此需要在不付出这些严重代价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第五，全社会必须就治理雾霾只能是一场人民战争而不能仅仅是官方和企业去迎战的行动达成共识。现在舆论场上的抱怨很多指向了政府，作为发牢骚，出出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心里不痛快，这时候拿政府当出气筒最好编段子，也最容易有舆论效果，但这不应是我们的严肃思考。
　　第六，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政府应当加强环保立法和执法，引导产业升级。民众也应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产业，践行低碳生活。要让治霾不再停留在我们共同焦虑的层面，而要让它成为一个扎实的计划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行动。
　　第七，尽管很多人着急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我们还是主张中国社会应在雾霾面前表现出集体冷静和沉着。APEC蓝已经证明，只要我们敢于舍弃，蓝天就能迅速回来。然而，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路上中国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在摸索计算中不断寻求最佳值。我们可能有时计算不准确，甚至出些偏差，但是我们始终掌握着根据形势进一步调整政策的主动性。
　　第八，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仍没有结束，同时中国中东部密集人口的碳消费陡然上升，这是中国很多地区雾霾严重的宏观原因。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围绕减少污染进行精细管理，而实现这样的精细管理既要求高水平的政府，也需要积极配合参与的民众。然而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缺陷。
　　第九，雾霾不会迅速消失，但它的确可治。大家不要气馁，一方面鞭策政府行动，一方面让我们自己行动起来。当雾霾大时，采取各种物理办法减少我们可能受到的影响。当雾霾走时，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要清楚，雾霾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治霾实际上是一场以环保为目的的大型社会改革。我们应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

2017-01-05 09:17:01  来源：中国社会学公众号  作者：汪丁丁
如果雾霾成为长期的，如北京这样的都市将发生什么?或许我仍可想象经济学家习惯于想象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前提是雾霾被医学确认为肺癌和抑郁症的长期主因——极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心脑系统疾病的短期主因——极不利于中老年人养生。
　　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于人口从密集到疏朗的迁徙过程。

　　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
　　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关于人口迁徙的各种学说当中，适用于雾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与“移民成本”的联合作用模型。所谓“pushing”就是被本国的恶劣条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谓“pulling”就是被他国的优厚条件“拉出去”的那些人。
　　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从而很容易被他国“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据报道，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每年)的水平。我估计，大源的估计无法考虑如“脑流失”这样的长期损失。类似地，我们也缺乏数据来预测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依照我的
　　另一同事宋国青常用的拇指规则，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约是家庭财富。与此类似，我估计，每年700亿元的收入损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损失——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折现率很高，未来各年的经济损失折现到当前时刻，六年之后损失的或可忽略不计。
　　上述估算仍远未表现持续雾霾的长期影响，因为这些估算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并未考虑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

　　不论如何，我们姑且承认5000亿元是雾霾导致的北京地区的经济损失。于是我们可以询问北京的政府，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
　　我很悲观，我不认为这笔钱可使北京的雾霾消失或减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
　　我们记得2015年9月的蓝天，被称为“阅兵蓝”。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据报道，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
　　这些企业养活了多少人口?或许有很多小企业，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其实，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转移支付每年700亿元给这些企业，前提是永久停产。不过，动态而言，这一方法无效，因为它可能诱致更多的污染企业到北京的政府来“索赔”。更何况，这些完全停产的企业还有“乘数”效应呢。
　　能否诱致对抗雾霾的新技术?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负责研发而中国负责制造。雾霾是中国现象，西方研发部门没有积极性研发对抗雾霾的新技术。
　　于是，中国必须，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发对抗雾霾的技术。我很怀疑德国研发的过滤雾霾的纱窗，之所以一年多没有进入市场，是否合用?
　　根据一份报告，各种口罩的抗雾霾实验，其中3M专业口罩(带气阀的)大约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目前室外污染指数500，带着这种口罩可使进入鼻腔的空气的污染指数降低至大约50，仍然不健康，但凑合活着吧。

　　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开车的中国人，更愿意继续开车，同时在车内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气净化器(几百元的那种)可降低污染指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车外戴口罩。所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他们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习惯，更喜欢户外活动）。
　　最后，我意识到雾霾在北京地区似乎有一种类似“收益递增”的趋势：严重雾霾导致更严重的雾霾。这就意味着开篇所述的第一阈值在持续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区永远笼罩于雾霾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均衡，或许是最可能出现的长期均衡。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
　　因此北京地区工作人群的必要劳保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时间在外地度假，每年这样的假期可能长达半年。
　　继续想象：由于“脑流失”，北京地区将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张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车，将从市内大巴改为跨市包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京津冀一体化，借助于政治强势，将大部分污染企业南迁。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生存困难的北方人不断侵扰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污染的南迁，很可能是一种选择。